受邀參加「五十聚會在台大」，我欣然答應的下一刻，便意識到校門口因興建人文大樓，延宕四年的兩難。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 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2013年11月21日 星期四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花園新城桃李舘1990年代（黃武雄教授專訪，文 / 陳蘭 亭）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平靜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僻靜的台階，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賞遠景觀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基本上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 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讓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反彈，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首先要有據點，地理位置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有機會形成一種社區的力量。隨後黃老師選定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由於有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地籌募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末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黃老師努力從記憶搜尋當時出現在桃李館的朋友。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館。「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坐满了人。座中有個陌生的面孔忽然舉手發言：「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規劃， 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館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豐富的藏書，塞滿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館的時間也不同。 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型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隔籬逐漸融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館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館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任何人任何時間24小時都可以進來，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櫈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 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 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継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 27 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継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譲全國公眾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步。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不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参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被動員。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便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館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曽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館庭園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黃武雄教授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內；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 "沒有偏見" 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平靜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僻靜的台階，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賞遠景觀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基本上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 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讓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反彈，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首先要有據點，地理位置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有機會形成一種社區的力量。隨後黃老師選定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由於有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地籌募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末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黃老師努力從記憶搜尋當時出現在桃李館的朋友。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館。「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坐满了人。座中有個陌生的面孔忽然舉手發言：「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規劃， 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館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豐富的藏書，塞滿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館的時間也不同。 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型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隔籬逐漸融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館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館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任何人任何時間24小時都可以進來，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櫈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 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 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継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 27 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継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譲全國公眾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步。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不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参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被動員。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便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館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曽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館庭園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黃武雄教授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內；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 "沒有偏見" 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2013年11月10日 星期日
再怎麼辛苦也值得 (為陳定信醫生文集而寫)
近日讀藍麗娟寫陳定信教授的傳記《堅定信念》一書，對定信兄一生的努力與成就，十分感佩，立即託友人陸續買了十五本書，分送給朋友們，並鼓勵年輕人閱讀。定信兄與我同年，在台大是老同事，雖然他研究的是醫學，我做的則是數學，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讀他的傳記讓我重新走過一遍消逝的日子，重新檢視自己的往昔，並調整了一些累積多年的看法。他的傳記、他真實的一生承載無數值得深談的啟示，但寫這短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就他與我三十多年的醫病關係，取出一小切片談一、兩個觀點。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黃武雄寫於新店農舍
推薦：
《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2013.08.01 出版)
2013年8月6日 星期二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林口之夜 (寫於1985)
已經是住院第四天了。患腸癌那病人的病床今早又住進來新的病人。
幾天前從家裡出來時，對家人都說要去南部出差，唯獨對鄰居李太太才說要去住院做肝穿刺。雖然肝穿刺是輕微不過的手術，父親還是會為此整夜不眠。原先告訴李太太時，只擔心萬一家裡有急事還可以通知到我，沒料到李太太竟也以為這是不得了的大病，不然為什麼我要隱瞞父親。當她送我到後門巷口，忽而紅起了眼眶，要我自己保重，我居然也莫名地難過起來。
又是一夜未睡。第一晚是因剛作手術，一夜昏迷，第二晚則因隔壁病房的病人通宵達旦的嚎啕不停。據說是菲律賓華僑，來台灣做生意，不幸發生車禍的。哭鬧時言語還夾雜著英文。同房對床又有個姓徐的病人，因做胃鏡檢查也呻吟不休，是基隆碼頭的工人。護士過來問他痛嗎﹖他回說：「幹﹗不痛我幹嘛叫﹗」他腹部剛開過刀，該用傷口壓床，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翻身。
「還不能翻身嗎﹖」他趴在床上邊叫邊問。護士說：「不可以呀﹗不是老早同你說過，可以翻身時會過來告訴你麼﹖」待護士離開，他突然一聲：「幹﹗連翻個身都不行，我偏偏要起來走看看。」只見他霍地一起，已將點滴藥水連瓶帶架的扛在肩上，起身晃到洗手間去，一手還抱著肚子哇哇叫痛。
隔床有個婦人，是來照顧她先生的，在新店開雜貨舖。長期照顧病人是十分辛苦的事，在她想來，最大的酬勞莫過於別人能讚賞她的賢慧。幾天來都聽她在病房裡說夫妻應該要相互扶持，尤其是有病痛的時候。每次她說這些時，彷彿忘了她那氣若游絲的丈夫正在生死邊緣掙扎。
翌晨這位婦人終於忍不住問起那徐姓病人：「你是娶某未?」徐似乎早料到這一問，故意不答理。那婦人心猶未甘，停一陣子再問一次，這時徐才不耐的回答：「娶了娶了，是按怎（是怎樣）?」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到昨天入夜，天氣轉涼，病房氣氛也跟著變得愁苦。晚餐後去大廳洗漱，便看到病人的一大群親友在廊下拭淚，聽說是頭間病房有病人剛斷了氣。回來房裡，隔床那婦人又說斜角患腸癌那病人怕熬不過今夜。果然整夜醫生護士出出入入，幢幢身影與道具在布簾後忙個不停。漸漸我亦迷迷糊糊的入睡了，卻在此起彼落的啜泣聲中醒來，醒來後一時不能再入睡，便躺著悶想。
想起阿守，如果這次他能陪我來，必然也整夜不睡地坐在床邊感受周遭生死的愁苦。那是個心地無限透明，真無一絲塵垢的青年！年前我做首次檢查手術時，他陪我來，便坐在床邊讀小山勝清寫的宮本武藏。看似消遣的書，其實是小山氏借來談他自身思想的小說。透過宮本一生及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背景，談劍與禪、情與自我，談人道主義與社會演進間的矛盾。阿守大體也受劍禪合一的感染，又觀照他自身原本濃厚的人道情感，自上次陪我來住院後直有半年不見蹤影。一天夜裡，摩托車的引擎聲在我家後門熄了火。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骨瘦如柴、滿臉鬍鬚的人形，唯兩道濃眉之下，略小卻炯炯發亮的眼睛還燃燒著生氣。他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坐在我書房竹椅，經我一再追問，才說起他正在礦區挖煤，已做了三個多月的臨時礦工。
他原來準備要考農藝研究所，為了某些心中不解的問題---我迄今不知他為何去當礦工，是那樣的工作最能磨練自身，抑或多少可以了解受苦的底層---，竟深入地裡幾百公尺的坑道去求取體驗，此後又不曾看到他寫什麼報導，也不曾聽他向任何朋友提及這段經歷，只感到他默默將那樣真實的體驗留存在他一人心中。這時刻，如果是他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聽到他將悲天憫人的感情形諸言語，但我知道他的心將終夜與那病人的親友一道啜泣。
長夜漸盡，天有點亮光，氣溫變得更低，這是重病患者最難熬過的時刻。我母親也是在這樣寒冷的清晨去世的。斜角持續竟夜的啜泣聲終於轉成椎心無助的嚎啕。
窗外雲壓得更低，電線在風裡狂舞。
(1985/01/31 以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幾天前從家裡出來時，對家人都說要去南部出差，唯獨對鄰居李太太才說要去住院做肝穿刺。雖然肝穿刺是輕微不過的手術，父親還是會為此整夜不眠。原先告訴李太太時，只擔心萬一家裡有急事還可以通知到我，沒料到李太太竟也以為這是不得了的大病，不然為什麼我要隱瞞父親。當她送我到後門巷口，忽而紅起了眼眶，要我自己保重，我居然也莫名地難過起來。
又是一夜未睡。第一晚是因剛作手術，一夜昏迷，第二晚則因隔壁病房的病人通宵達旦的嚎啕不停。據說是菲律賓華僑，來台灣做生意，不幸發生車禍的。哭鬧時言語還夾雜著英文。同房對床又有個姓徐的病人，因做胃鏡檢查也呻吟不休，是基隆碼頭的工人。護士過來問他痛嗎﹖他回說：「幹﹗不痛我幹嘛叫﹗」他腹部剛開過刀，該用傷口壓床，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翻身。
「還不能翻身嗎﹖」他趴在床上邊叫邊問。護士說：「不可以呀﹗不是老早同你說過，可以翻身時會過來告訴你麼﹖」待護士離開，他突然一聲：「幹﹗連翻個身都不行，我偏偏要起來走看看。」只見他霍地一起，已將點滴藥水連瓶帶架的扛在肩上，起身晃到洗手間去，一手還抱著肚子哇哇叫痛。
隔床有個婦人，是來照顧她先生的，在新店開雜貨舖。長期照顧病人是十分辛苦的事，在她想來，最大的酬勞莫過於別人能讚賞她的賢慧。幾天來都聽她在病房裡說夫妻應該要相互扶持，尤其是有病痛的時候。每次她說這些時，彷彿忘了她那氣若游絲的丈夫正在生死邊緣掙扎。
翌晨這位婦人終於忍不住問起那徐姓病人：「你是娶某未?」徐似乎早料到這一問，故意不答理。那婦人心猶未甘，停一陣子再問一次，這時徐才不耐的回答：「娶了娶了，是按怎（是怎樣）?」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到昨天入夜，天氣轉涼，病房氣氛也跟著變得愁苦。晚餐後去大廳洗漱，便看到病人的一大群親友在廊下拭淚，聽說是頭間病房有病人剛斷了氣。回來房裡，隔床那婦人又說斜角患腸癌那病人怕熬不過今夜。果然整夜醫生護士出出入入，幢幢身影與道具在布簾後忙個不停。漸漸我亦迷迷糊糊的入睡了，卻在此起彼落的啜泣聲中醒來，醒來後一時不能再入睡，便躺著悶想。
想起阿守，如果這次他能陪我來，必然也整夜不睡地坐在床邊感受周遭生死的愁苦。那是個心地無限透明，真無一絲塵垢的青年！年前我做首次檢查手術時，他陪我來，便坐在床邊讀小山勝清寫的宮本武藏。看似消遣的書，其實是小山氏借來談他自身思想的小說。透過宮本一生及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背景，談劍與禪、情與自我，談人道主義與社會演進間的矛盾。阿守大體也受劍禪合一的感染，又觀照他自身原本濃厚的人道情感，自上次陪我來住院後直有半年不見蹤影。一天夜裡，摩托車的引擎聲在我家後門熄了火。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骨瘦如柴、滿臉鬍鬚的人形，唯兩道濃眉之下，略小卻炯炯發亮的眼睛還燃燒著生氣。他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坐在我書房竹椅，經我一再追問，才說起他正在礦區挖煤，已做了三個多月的臨時礦工。
他原來準備要考農藝研究所，為了某些心中不解的問題---我迄今不知他為何去當礦工，是那樣的工作最能磨練自身，抑或多少可以了解受苦的底層---，竟深入地裡幾百公尺的坑道去求取體驗，此後又不曾看到他寫什麼報導，也不曾聽他向任何朋友提及這段經歷，只感到他默默將那樣真實的體驗留存在他一人心中。這時刻，如果是他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聽到他將悲天憫人的感情形諸言語，但我知道他的心將終夜與那病人的親友一道啜泣。
長夜漸盡，天有點亮光，氣溫變得更低，這是重病患者最難熬過的時刻。我母親也是在這樣寒冷的清晨去世的。斜角持續竟夜的啜泣聲終於轉成椎心無助的嚎啕。
窗外雲壓得更低，電線在風裡狂舞。
(1985/01/31 以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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