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台江公民記者吳秉謙、吳秉澍於七月底北上訪問黃武雄教授
http://www.peopo.org/news/114520
2013年8月6日 星期二
2012年2月26日 星期日
社大十年「鳥瞰圖」
frog 不是像中國文化裡頭所說的井底之蛙。正好相反，frog 處在研究的第一線上，非常犀利、非常深入地去了解世界，儘管是局部的世界；bird 則在天空飛翔，牠看到的東西，相對模糊，但因為牠全面俯瞰，牠知道如何把不同的事物連結在一起。bird 看問題的角度，比較是抽象的；frog 則對具體而特殊的事物，提供銳利的觀察。
講者：黃武雄教授（09/05/04 志恒謄寫、筱雯整理部分摘錄。2012/02/21 黃武雄定稿）
bird 跟 frog 的差異，就 Freeman Dyson 看來，bird 是巨觀的，牠飛在空中，俯瞰地面，把不同的事物聯繫起來。frog 是微觀的，牠近距離的在小小的世界裡經營、發掘，仔細觀看並深入了解牠生活周遭的一切、牠聞到土地與花的芬芳、看到蝴蝶蜜蜂在花叢裡追逐。
就 Dyson 的定義來說， frog 不是像中國文化裡頭所說的井底之蛙。正好相反，frog處在研究的第一線上，非常犀利、非常深入地去了解世界，儘管是局部的世界；bird 則在天空飛翔，牠看到的東西，相對模糊，但因為牠全面俯瞰，牠知道如何把不同的事物連結在一起。bird 看問題的角度，比較是抽象的；frog 則對具體而特殊的事物，提供銳利的觀察。
今天政大成立了這個中心，就表示 bird要結合 frog去追尋社大的理想，為台灣的社會學習開創出一個新的紀元。學術界就像 bird，剛才政大吳校長所說的，學術界要融入，融入土地，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政大這隻 bird要進入社大領域，進入無數隻 frogs在第一線經營了十年的社大領域，一起經營民間的社會學習，bird與 frog相輔相成，本身就有非凡的意義。
政大會加入這樣的工作，教育部會支持這樣的工作，背景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多少一起參與過frog的工作。教育部吳財順次長剛才談到對社大的一些看法，包含「學校即生活，生活即學校」，讓我想起早在1998年很多社大都還沒誕生之前，他便跟當時的社教課課長、及林副縣長，幾次來找我一起討論台北縣五所社大的籌備工作，他很早就認同社會學習這個概念。
同樣的，在座政大的很多朋友們，其實也都是社大早期的創建者，例如顧忠華教授、鄭同僚教授、馮朝霖教授，幾位先生1998年就以個人的力量，在社大開課，並為社大的開拓及實踐工作努力至今。所以今天大家來在政大濟濟一堂，攜手合作，其實只是水到渠成。差別是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政大願意用體制，用institution的力量深入社大，協助社大品質的提升及全面發展，讓bird 與frog 正式結合。
最早幾年，我自己也從事frog 的工作，可是由於健康的關係，不久便退了出來。第一線的工作承蒙很多熱心的朋友們接手，繼續努力，終於有了今天遍地開花的成果。這些年我自己僻居山中，逐日跟社大的發展脫節，也因此失去了frog 對具體事物的嗅覺。
詹志禹院長與政大中心的幾位朋友們誠摯的邀我過來談幾句話，我只能從最早規劃社大時所持的bird的立場，從結構面，提出一些社大發展的困境，來跟大家討論。同時也對過去十年稍作俯瞰性的回顧，短短三十分鐘裡頭，我盡可能擇要說明。
(2009/04/24(五) 於政治大學社區學習研究發展中心揭牌典禮演講詞)
講者：黃武雄教授（09/05/04 志恒謄寫、筱雯整理部分摘錄。2012/02/21 黃武雄定稿）
一
二十世紀重要的物理數學家 Freeman Dyson，最近在美國數學會出版的 Notices 上面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Birds and Frogs"，亦即「鳥與青蛙」。在那篇文章裡，他從近代科學的發展，來說明誰是 birds？誰是 frogs？他先說，法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是 frog，也就是青蛙；笛卡爾(Descartes)是 bird，是鳥；然後，Hilbert，也就是1900年那位在國際數學會議上，提出23個重要問題，對二十世紀數學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的Hilbert，是 bird；Besicovitch是青蛙；Hermann Weyl是 bird；Von Neumann，這個二十世紀的數學神童 Von Neumann是 frog。至於 Freeman Dyson自己呢？他自稱是 frog。
bird 跟 frog 的差異，就 Freeman Dyson 看來，bird 是巨觀的，牠飛在空中，俯瞰地面，把不同的事物聯繫起來。frog 是微觀的，牠近距離的在小小的世界裡經營、發掘，仔細觀看並深入了解牠生活周遭的一切、牠聞到土地與花的芬芳、看到蝴蝶蜜蜂在花叢裡追逐。
就 Dyson 的定義來說， frog 不是像中國文化裡頭所說的井底之蛙。正好相反，frog處在研究的第一線上，非常犀利、非常深入地去了解世界，儘管是局部的世界；bird 則在天空飛翔，牠看到的東西，相對模糊，但因為牠全面俯瞰，牠知道如何把不同的事物連結在一起。bird 看問題的角度，比較是抽象的；frog 則對具體而特殊的事物，提供銳利的觀察。
今天政大成立了這個中心，就表示 bird要結合 frog去追尋社大的理想，為台灣的社會學習開創出一個新的紀元。學術界就像 bird，剛才政大吳校長所說的，學術界要融入，融入土地，這個概念非常重要。政大這隻 bird要進入社大領域，進入無數隻 frogs在第一線經營了十年的社大領域，一起經營民間的社會學習，bird與 frog相輔相成，本身就有非凡的意義。
政大會加入這樣的工作，教育部會支持這樣的工作，背景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多少一起參與過frog的工作。教育部吳財順次長剛才談到對社大的一些看法，包含「學校即生活，生活即學校」，讓我想起早在1998年很多社大都還沒誕生之前，他便跟當時的社教課課長、及林副縣長，幾次來找我一起討論台北縣五所社大的籌備工作，他很早就認同社會學習這個概念。
同樣的，在座政大的很多朋友們，其實也都是社大早期的創建者，例如顧忠華教授、鄭同僚教授、馮朝霖教授，幾位先生1998年就以個人的力量，在社大開課，並為社大的開拓及實踐工作努力至今。所以今天大家來在政大濟濟一堂，攜手合作，其實只是水到渠成。差別是今天這樣的一個場合，政大願意用體制，用institution的力量深入社大，協助社大品質的提升及全面發展，讓bird 與frog 正式結合。
最早幾年，我自己也從事frog 的工作，可是由於健康的關係，不久便退了出來。第一線的工作承蒙很多熱心的朋友們接手，繼續努力，終於有了今天遍地開花的成果。這些年我自己僻居山中，逐日跟社大的發展脫節，也因此失去了frog 對具體事物的嗅覺。
詹志禹院長與政大中心的幾位朋友們誠摯的邀我過來談幾句話，我只能從最早規劃社大時所持的bird的立場，從結構面，提出一些社大發展的困境，來跟大家討論。同時也對過去十年稍作俯瞰性的回顧，短短三十分鐘裡頭，我盡可能擇要說明。
2010年6月16日 星期三
再談社大頒發學位 — 給社大朋友的信（2010）
Dear All,
很感謝志禹兄辛苦為大家整理出 「社大學位爭議正反兩種意見」的對照表，並據此費神擬出可行的方案。與空大合作之議，我極力贊成。
現階段對社大學位該採取什麼行動，我完全尊重大家的決定。
但對於這項延宕十多年的爭議，我讀了對照表，對於這十幾年來一直沒有對焦，感到十分挫折。贊成的方面，沒有申論社大學位與知識解放的意義，把為什麼要爭取學位的原意講明白，以致雙方的討論都停留在策略的層次。反對的一方，也沒有對十多年來，正方提出的辯護（包括我曾為此寫過近萬字），加以回應，卻抱元守一，重覆強調原有的疑慮。
就策略來說，兩種意見本來就可以相容並蓄的，這點也無人提及。
我不得不藉這機會，再來補充幾句話，希望大家再多想想，至少可為日後進一步的行動鋪路：
期望社大頒授學位之說，自2000年開始，我意識到不同路線要多元發展，就提議採「雙軌制」：
有些社大希望頒授學位，需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程序如一般正規學校之申請，其師資課程若達一定水準，則可頒授學位（以下簡稱B型社大），
其他社大照樣用現行方式辦學（以下簡稱A型社大）。
A、B兩種社大並存，無須相互箝制。
同時，在頒授學位的B型社大內部，亦可以開授：
「進修學程」（即現有各社大在開授的課程）與「學位學程」，
讓學員自由選擇。這便是所謂的「雙軌制」。
A型社大的學員，若想取得學位，可以在本校修一般生活課程及公共性課程，然後跨校去補足學術課程的學分。這樣的設計便可以兼容並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原地踏步：為什麼正反兩種說法，必須二選一，以致無法對焦？1998-2000年間，我寫過很多東西，最近請聖心幫我找出來，麻煩大家再費心閱讀。
我認為社大在「知識解放」這層面很難開展，主要是因無法頒授學位。我提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對社會批判發生重大影響力的New school，於1910年成立之初，沒有人會質疑要不要發學位。後來順理成章的發展成二十世紀左派學術的重鎮。學校有學位，才能發展出有深度的，足以與一般學院相抗頡的批判性知識。
有一種說法，社大應先發展出有深度的學術課程，再來談學位。可是，這說法是天方夜譚。
大家看過1999年汐止社大第一期的課程手冊嗎？那年在主任潘英海教授與主祕蔡金蓉的悉心規劃之下，延請中研院很多熱情的研究員與教授來支援，因此規劃出很多內容生動，又甚有深度的學術課程，這是社大辦得到的。後來汐止社大的課程規劃因北縣預算被刪而受挫，但很多課都開不成，則因沒有學位的誘因，辦學者對課程規劃失去自主性，需仰仗學員的選課才能支持。
學員付了錢來上課，大部分有他們原來的需求。
市場導向，是必然的趨勢。
本來社大開辦，是想經營出一種新文化。但如果受制於原來的社會需求，社大走向就很難脫胎換骨。不想被舊文化拖著走，第一線工作人員必需卯足全力。能事倍功半，已深足慶幸。社大經營之路步步艱辛，不斷妥協，到今天十二年了，公共課程、生活課程確實因大家的努力不懈，帶來耀眼的成就（相對於現實的條件，已極其難能可貴）。但少了知識解放，人無法回歸根本問題的思考，對社會發揮的影響，難與當前的主流相比擬，遑論予以批判。
當然，學位的誘因不只對學術課程的存續，有很大影響，對公共課程的深化，也會有很大助益。包括A型社大的公共課程，學員都會因此更多、更熱鬧。
有學位，社大辦學者對課程才能好好規劃，學員進到課堂，課開成了，才有所謂「提升課程品質」這回事。在學習者方面，學員也要有機會進來課堂，開始接觸，甚至下了一點功夫，興趣才會被激發出來。不是這樣嗎？。
七、八年前，我曾公開問過兩個尖銳的問題：
第一：如果台大社會系，電機系，或醫學系，不頒授學位，你想他們可以維持目前的水準嗎？有多少學生還會留在那裡學？多少教授還會留在那裡教？我可以很確定告訴你，大家都會走掉，這些系一夜之間，都會垮掉（也許數學系與哲學系，會有幾個呆瓜還會留在那裡，但那不是我）。所以說，希望等師資課程都弄好，再談學位頒發的事，是天方夜譚。
第二：諸位來社大幫忙工作的朋友們，很多都已大學畢業。你不贊成社大頒發學位，其中一個理由是：你期望社大學員純為內在動機，來社大學習，而不為學位。請問你當初上大學時，若那個大學沒有學位，你會去讀嗎？我問過很多人，他們都誠實的說不會，我自己也不會，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要求社大學員不拿學位？人是不是應該易位而處，論述才會持平？雙重標準似乎是不太對的，不是嗎？
為什麼我們會舉出很多想當然的理由，來反對學員在努力學了東西之後，拿他們應拿的學位？卻不對我們自己拿過的學位起過懷疑？
我們自己是不是個不自覺的菁英主義者？
我最近寫了兩萬個字的長文「教改中的左與右」談教改的結構性問題。裡頭許多觀點是適用於社大的。
也許你不覺得「知識解放」對社大有那麼重要。好吧，我們不要用那樣「高級」的字眼，就談談「知識倦怠症」吧？這是台灣社會很嚴重的問題。對我來說，社大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改善這個現象。我們的教育工具性太強，大家都在密集的考試中學東西，畢業了，對知識也就倒盡了胃口。我們多數的菁英份子，除了工具性與專業的書之外，是不讀書的。書對我們來說只是晉身的階梯，不是打開我們經驗世界，讓我們心智成熟的媒介。……
寫到這裡，我很累了，先在這裡打住。如果大家有興趣，我日後再續。
祝安好
黃武雄 20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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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今天讓我再繼續來談學位的事。
反對社大可授予學位的一個理由：「學員要拿學位，就去一般大學修課就好，大學這麼多了，不怕沒有機會。」
這種說法顯然忽略了學員要重新找高中課本，準備考進一般大學的種種障礙，也沒弄清楚，社大要給學員的知識課程與一般大學有何差異。
社大不是要給予學員不同的東西嗎？舉個例子說，如果他們來到社大，社大能夠透過著重經驗知識的學術課程，使他們變成愛好知識，而非把知識只當作出路的工具，那麼社大便在幫助我們社會治療「知識倦怠症」。社大這個貢獻將無比重要。
社大的學術課程，可以要求大家一起閱讀、一起討論很多書：鯨背月色、卡拉瑪佐夫的兄弟們、柏拉圖、Will Durant的西方哲學史話、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羅素、莪相與葉慈的詩、安部公房、明治維新、托爾斯泰、….這些書直入人心，會改變無數人的世界觀。
現實台灣的情狀是我們的知識菁英，都是在考試教育下長大的，多數人的思維窄化了，也對知識不只沒有熱情，更且失去了興趣，只知道在概念上推理、在行動上談策略，很多人名為知識份子，其實是反智的。
有一天有某大學的教授來信質疑，他說：經驗知識有什麼特別提倡的？它只不過是學校教的知識的簡易版而已。我請他先讀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再來討論什麼是經驗知識。
台灣每個知識份子都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托爾斯泰，這是學校裡教的套裝知識。但一千個知識份子中，恐怕只有一兩個人讀過「戰爭與和平」或托爾斯泰的任何一本著作。「戰爭與和平」那本書的內容，便是經驗知識。它是有血有肉的，托爾斯泰用史詩般的文字，描述拿破崙侵俄的戰爭，藉此談什麼是「人民意志」，談十九世紀俄國的知識份子如何面對「現代化」，談知識份子與農民，上帝在俄國人民身上如何化身……。
人接觸知識，是要使心智更趨成熟，不能只把知識拿來當工具。大家或許不知道，在一九三O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普遍對托爾斯泰是耳熟能詳的，很多人都讀過「戰爭與和平」，而且成為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討論人類未來希望時的媒介。
但隔著嚴重的文化斷層，一九六O年代之後知識份子，反而對它茫無所知。當然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東西可以討論，但今日我們看不到有同一層次的東西，被知識份子廣泛閱讀及討論。
我提「戰爭與和平」，只拿來當作一個例子，並不是說今天大家都要看同一本書。其實我個人對托爾斯泰的文學並不那麼喜歡。對我來說，托爾斯泰不如Dostoyevsky，後者對人性的刻劃，深入幽微，又直逼性命底層。但我個人的這些評論意見，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我們讀了很多學校教的功課，學了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至於人類在不同時空下深度刻劃與創造出來的寶貴經驗，我們始終徘徊門外。可是這些東西才是知識真正的血肉啊
專業當然也有血肉，箇中瑰麗曲折「直叫人以身相許」，但它們終究是狹窄的，隔行如隔山，尤其很難普及於眾。社大的知識解放，就是要把知識回歸本來面目，視為人類在不同時空下的深度經驗，發展人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重建自己的世界觀，涵蓋面當然不能只在人文與社會，更應伸入科學。
科學有很多有趣而重要的東西，社大若能為台灣社會培養出科學精神，將彌補學院教育的不足，是功德一大件。台灣有很多科學的專業者，但他們經常是最迷信的一群人。原因無它，我們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只限於科學的技術，不涉及科學的精神。近年才開始引進一些較有深度的科普書，像柏拉圖的天空、複雜、大滅絕、混沌、達爾文傳、物理之美，生命的長河、…等等，其實很值得引近來在社大閱讀，打開並深化「大家」(包括學員與講師)的經驗世界。
實事求是、批判與懷疑主義，是科學精神的基礎。事實卻令人感到諷刺，正是大學裡教出來的許許多多的醫生、工程師、生化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隨著浮面的現象起舞，人云亦云，輕信一些空穴來風的玄怪傳言。兩千多年前，孔子便不語怪力亂神，儒家思想據此強調「實事求是」，及至民初，五四運動亦倡導「民主與科學」，台灣30年代的知識份子也深刻認同懷疑主義，這些精神今日反而蕩然無存，在很多知識份子身上，也一樣看不到蹤影。
學術課程，著重在知識的根本性，只有回歸根本問題，人的知識才會有啟示性的意義，也只有這時，人才能紮實的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觀，不懼權威，不卑不妄。
我所談的理想，好像十分高遠，實踐起來卻可以很務實。我只希望大家在為社大打造基礎的時候，不要自我設限，盡量讓社大的前路，有更多更遠的可能。至於在實踐上，拘於現實的外在條件，我們能做到多少，並非主觀願望可以決定，我們也不必太強求自己。
去年(2009)蒙馮朝霖教授之邀，在政大講了兩個小時的「知識解放」，記得馮教授曾拿給我一片當時錄影的CD，不知它已否放在某個網站，以便公開讓大家參考？對於知識解放，當天我有較為完整的論述，這封信所說的，只是補充當天一兩個觀點。
我很希望全促會的網站上，能把關於學位爭議的文章，收集在一起.
當大家進一步發表意見之前，先讀讀兩方的意見，讓後人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深化討論的層次。
這信先寫到這裡。近月因為眼疾加劇，必須暫時離開電腦一段時日，明晨我將外出旅行半個多月，讓眼睛充分休息。
但要發出此信之前，接到詹志禹院長轉來三重社大張琦凰主任的文章「黃教授的憂慮」，讀了深為感動。琦凰多年來為環境運動及社大付出許多心力，令我敬佩。我贊同她文中許多論點，但有些論斷，我們的看法則有出入。主要的岐異，在於兩種看法的基本切入點不同。自社大開辦，這兩種不同的切入點，就一直存在於社大朋友之間。
社大是社會運動的一支嗎？就突破台灣社會那麼強大的菁英控制來說，從社運的角度，來推動社大是必要的。社運本身是促成社會內部更甦的泉源。這也是很多時候，我不斷用「社大運動」這個語辭的原因。同時，我多次強調，社大具有培養社運人才的功能與責任。
可是，作為「社會學習」的基地，社大的擘劃，就需要更長遠的考量，更寬廣的視野，讓以後的發展保持多元的可能，在結構上必須全面關照。這也是我自社大開辦以來，鍥而不捨，一直強調需有學位，以開展學術課程的緣故。
不久前，政大成立社大學習發展研究中心，在開幕時我提到Freeman Dyson 所說的〈Frogs and Birds〉。Frogs 在池塘邊真切觀察到附近的花草蟲魚，並深刻感悟眾多生命的悲歡生死，Birds 從天上俯瞰大地，唯浮光掠影。兩者同等重要，但須相互補。(二十世紀引人驚嘆的數學神童Von Neumann是Frog，他創造了世界第一部電腦；提出23 世紀大問題的Hilbert則是Bird，對二十世紀迄今數學研究的大方向，影響至鉅。)
就一步步在現實中站穩腳步，把成效最大化來說，用Frog的觀察是有利的，但要把實踐經驗普遍化，則需更加審慎。社大理想的實踐，需要Frog的犀利，至於全面的規劃，則要輔以Bird的鳥瞰與洞察。
社大十多年來的成就，遍地開花。我一直希望各社區大學自己發展出特色，不要被我最早提出的課程架構綁住。但學術、社團、藝能，所代表的根本性(從根本問題出發，以知識為基礎，發展出批判性思考，重新解構與建構新的世界觀)、公共性、生活性，不論各社大發展出來的課程形式如何，都應該堅持下去。
琦凰從實踐中得來的看法，我很瞭解並深為珍惜。各社大有許多藝能課發展出來無數令人驚豔的成績，琦凰從這些實踐經驗出發，發現藝能課可以包羅某些公共性(其實也可以涉及學術性! 這點我一直如此確信，只是難以周延，且難以普及)，從而質疑學術課程的定義及價值。我這封信，及此前對經驗知識的論述，多少已回應了這個問題。但今天我只能談到這裡，明早必須遠行。七月上旬之後，我會繼續回應琦凰的論述。
希望琦凰諒解。也感謝琦凰給我機會，把話講清楚。
安好。
黃武雄 2010/6/16
很感謝志禹兄辛苦為大家整理出 「社大學位爭議正反兩種意見」的對照表，並據此費神擬出可行的方案。與空大合作之議，我極力贊成。
現階段對社大學位該採取什麼行動，我完全尊重大家的決定。
但對於這項延宕十多年的爭議，我讀了對照表，對於這十幾年來一直沒有對焦，感到十分挫折。贊成的方面，沒有申論社大學位與知識解放的意義，把為什麼要爭取學位的原意講明白，以致雙方的討論都停留在策略的層次。反對的一方，也沒有對十多年來，正方提出的辯護（包括我曾為此寫過近萬字），加以回應，卻抱元守一，重覆強調原有的疑慮。
就策略來說，兩種意見本來就可以相容並蓄的，這點也無人提及。
我不得不藉這機會，再來補充幾句話，希望大家再多想想，至少可為日後進一步的行動鋪路：
期望社大頒授學位之說，自2000年開始，我意識到不同路線要多元發展，就提議採「雙軌制」：
有些社大希望頒授學位，需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程序如一般正規學校之申請，其師資課程若達一定水準，則可頒授學位（以下簡稱B型社大），
其他社大照樣用現行方式辦學（以下簡稱A型社大）。
A、B兩種社大並存，無須相互箝制。
同時，在頒授學位的B型社大內部，亦可以開授：
「進修學程」（即現有各社大在開授的課程）與「學位學程」，
讓學員自由選擇。這便是所謂的「雙軌制」。
A型社大的學員，若想取得學位，可以在本校修一般生活課程及公共性課程，然後跨校去補足學術課程的學分。這樣的設計便可以兼容並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還在原地踏步：為什麼正反兩種說法，必須二選一，以致無法對焦？1998-2000年間，我寫過很多東西，最近請聖心幫我找出來，麻煩大家再費心閱讀。
我認為社大在「知識解放」這層面很難開展，主要是因無法頒授學位。我提過美國在二十世紀對社會批判發生重大影響力的New school，於1910年成立之初，沒有人會質疑要不要發學位。後來順理成章的發展成二十世紀左派學術的重鎮。學校有學位，才能發展出有深度的，足以與一般學院相抗頡的批判性知識。
有一種說法，社大應先發展出有深度的學術課程，再來談學位。可是，這說法是天方夜譚。
大家看過1999年汐止社大第一期的課程手冊嗎？那年在主任潘英海教授與主祕蔡金蓉的悉心規劃之下，延請中研院很多熱情的研究員與教授來支援，因此規劃出很多內容生動，又甚有深度的學術課程，這是社大辦得到的。後來汐止社大的課程規劃因北縣預算被刪而受挫，但很多課都開不成，則因沒有學位的誘因，辦學者對課程規劃失去自主性，需仰仗學員的選課才能支持。
學員付了錢來上課，大部分有他們原來的需求。
市場導向，是必然的趨勢。
本來社大開辦，是想經營出一種新文化。但如果受制於原來的社會需求，社大走向就很難脫胎換骨。不想被舊文化拖著走，第一線工作人員必需卯足全力。能事倍功半，已深足慶幸。社大經營之路步步艱辛，不斷妥協，到今天十二年了，公共課程、生活課程確實因大家的努力不懈，帶來耀眼的成就（相對於現實的條件，已極其難能可貴）。但少了知識解放，人無法回歸根本問題的思考，對社會發揮的影響，難與當前的主流相比擬，遑論予以批判。
當然，學位的誘因不只對學術課程的存續，有很大影響，對公共課程的深化，也會有很大助益。包括A型社大的公共課程，學員都會因此更多、更熱鬧。
有學位，社大辦學者對課程才能好好規劃，學員進到課堂，課開成了，才有所謂「提升課程品質」這回事。在學習者方面，學員也要有機會進來課堂，開始接觸，甚至下了一點功夫，興趣才會被激發出來。不是這樣嗎？。
七、八年前，我曾公開問過兩個尖銳的問題：
第一：如果台大社會系，電機系，或醫學系，不頒授學位，你想他們可以維持目前的水準嗎？有多少學生還會留在那裡學？多少教授還會留在那裡教？我可以很確定告訴你，大家都會走掉，這些系一夜之間，都會垮掉（也許數學系與哲學系，會有幾個呆瓜還會留在那裡，但那不是我）。所以說，希望等師資課程都弄好，再談學位頒發的事，是天方夜譚。
第二：諸位來社大幫忙工作的朋友們，很多都已大學畢業。你不贊成社大頒發學位，其中一個理由是：你期望社大學員純為內在動機，來社大學習，而不為學位。請問你當初上大學時，若那個大學沒有學位，你會去讀嗎？我問過很多人，他們都誠實的說不會，我自己也不會，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可以要求社大學員不拿學位？人是不是應該易位而處，論述才會持平？雙重標準似乎是不太對的，不是嗎？
為什麼我們會舉出很多想當然的理由，來反對學員在努力學了東西之後，拿他們應拿的學位？卻不對我們自己拿過的學位起過懷疑？
我們自己是不是個不自覺的菁英主義者？
我最近寫了兩萬個字的長文「教改中的左與右」談教改的結構性問題。裡頭許多觀點是適用於社大的。
也許你不覺得「知識解放」對社大有那麼重要。好吧，我們不要用那樣「高級」的字眼，就談談「知識倦怠症」吧？這是台灣社會很嚴重的問題。對我來說，社大的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改善這個現象。我們的教育工具性太強，大家都在密集的考試中學東西，畢業了，對知識也就倒盡了胃口。我們多數的菁英份子，除了工具性與專業的書之外，是不讀書的。書對我們來說只是晉身的階梯，不是打開我們經驗世界，讓我們心智成熟的媒介。……
寫到這裡，我很累了，先在這裡打住。如果大家有興趣，我日後再續。
祝安好
黃武雄 20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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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All,
今天讓我再繼續來談學位的事。
反對社大可授予學位的一個理由：「學員要拿學位，就去一般大學修課就好，大學這麼多了，不怕沒有機會。」
這種說法顯然忽略了學員要重新找高中課本，準備考進一般大學的種種障礙，也沒弄清楚，社大要給學員的知識課程與一般大學有何差異。
社大不是要給予學員不同的東西嗎？舉個例子說，如果他們來到社大，社大能夠透過著重經驗知識的學術課程，使他們變成愛好知識，而非把知識只當作出路的工具，那麼社大便在幫助我們社會治療「知識倦怠症」。社大這個貢獻將無比重要。
社大的學術課程，可以要求大家一起閱讀、一起討論很多書：鯨背月色、卡拉瑪佐夫的兄弟們、柏拉圖、Will Durant的西方哲學史話、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羅素、莪相與葉慈的詩、安部公房、明治維新、托爾斯泰、….這些書直入人心，會改變無數人的世界觀。
現實台灣的情狀是我們的知識菁英，都是在考試教育下長大的，多數人的思維窄化了，也對知識不只沒有熱情，更且失去了興趣，只知道在概念上推理、在行動上談策略，很多人名為知識份子，其實是反智的。
有一天有某大學的教授來信質疑，他說：經驗知識有什麼特別提倡的？它只不過是學校教的知識的簡易版而已。我請他先讀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再來討論什麼是經驗知識。
台灣每個知識份子都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托爾斯泰，這是學校裡教的套裝知識。但一千個知識份子中，恐怕只有一兩個人讀過「戰爭與和平」或托爾斯泰的任何一本著作。「戰爭與和平」那本書的內容，便是經驗知識。它是有血有肉的，托爾斯泰用史詩般的文字，描述拿破崙侵俄的戰爭，藉此談什麼是「人民意志」，談十九世紀俄國的知識份子如何面對「現代化」，談知識份子與農民，上帝在俄國人民身上如何化身……。
人接觸知識，是要使心智更趨成熟，不能只把知識拿來當工具。大家或許不知道，在一九三O年代，台灣的知識份子，普遍對托爾斯泰是耳熟能詳的，很多人都讀過「戰爭與和平」，而且成為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討論人類未來希望時的媒介。
但隔著嚴重的文化斷層，一九六O年代之後知識份子，反而對它茫無所知。當然每個時代有不同的東西可以討論，但今日我們看不到有同一層次的東西，被知識份子廣泛閱讀及討論。
我提「戰爭與和平」，只拿來當作一個例子，並不是說今天大家都要看同一本書。其實我個人對托爾斯泰的文學並不那麼喜歡。對我來說，托爾斯泰不如Dostoyevsky，後者對人性的刻劃，深入幽微，又直逼性命底層。但我個人的這些評論意見，無關緊要。緊要的是：我們讀了很多學校教的功課，學了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至於人類在不同時空下深度刻劃與創造出來的寶貴經驗，我們始終徘徊門外。可是這些東西才是知識真正的血肉啊
專業當然也有血肉，箇中瑰麗曲折「直叫人以身相許」，但它們終究是狹窄的，隔行如隔山，尤其很難普及於眾。社大的知識解放，就是要把知識回歸本來面目，視為人類在不同時空下的深度經驗，發展人獨立思考與批判的能力，重建自己的世界觀，涵蓋面當然不能只在人文與社會，更應伸入科學。
科學有很多有趣而重要的東西，社大若能為台灣社會培養出科學精神，將彌補學院教育的不足，是功德一大件。台灣有很多科學的專業者，但他們經常是最迷信的一群人。原因無它，我們的科學教育與研究，只限於科學的技術，不涉及科學的精神。近年才開始引進一些較有深度的科普書，像柏拉圖的天空、複雜、大滅絕、混沌、達爾文傳、物理之美，生命的長河、…等等，其實很值得引近來在社大閱讀，打開並深化「大家」(包括學員與講師)的經驗世界。
實事求是、批判與懷疑主義，是科學精神的基礎。事實卻令人感到諷刺，正是大學裡教出來的許許多多的醫生、工程師、生化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隨著浮面的現象起舞，人云亦云，輕信一些空穴來風的玄怪傳言。兩千多年前，孔子便不語怪力亂神，儒家思想據此強調「實事求是」，及至民初，五四運動亦倡導「民主與科學」，台灣30年代的知識份子也深刻認同懷疑主義，這些精神今日反而蕩然無存，在很多知識份子身上，也一樣看不到蹤影。
學術課程，著重在知識的根本性，只有回歸根本問題，人的知識才會有啟示性的意義，也只有這時，人才能紮實的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觀，不懼權威，不卑不妄。
我所談的理想，好像十分高遠，實踐起來卻可以很務實。我只希望大家在為社大打造基礎的時候，不要自我設限，盡量讓社大的前路，有更多更遠的可能。至於在實踐上，拘於現實的外在條件，我們能做到多少，並非主觀願望可以決定，我們也不必太強求自己。
去年(2009)蒙馮朝霖教授之邀，在政大講了兩個小時的「知識解放」，記得馮教授曾拿給我一片當時錄影的CD，不知它已否放在某個網站，以便公開讓大家參考？對於知識解放，當天我有較為完整的論述，這封信所說的，只是補充當天一兩個觀點。
我很希望全促會的網站上，能把關於學位爭議的文章，收集在一起.
當大家進一步發表意見之前，先讀讀兩方的意見，讓後人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深化討論的層次。
這信先寫到這裡。近月因為眼疾加劇，必須暫時離開電腦一段時日，明晨我將外出旅行半個多月，讓眼睛充分休息。
但要發出此信之前，接到詹志禹院長轉來三重社大張琦凰主任的文章「黃教授的憂慮」，讀了深為感動。琦凰多年來為環境運動及社大付出許多心力，令我敬佩。我贊同她文中許多論點，但有些論斷，我們的看法則有出入。主要的岐異，在於兩種看法的基本切入點不同。自社大開辦，這兩種不同的切入點，就一直存在於社大朋友之間。
社大是社會運動的一支嗎？就突破台灣社會那麼強大的菁英控制來說，從社運的角度，來推動社大是必要的。社運本身是促成社會內部更甦的泉源。這也是很多時候，我不斷用「社大運動」這個語辭的原因。同時，我多次強調，社大具有培養社運人才的功能與責任。
可是，作為「社會學習」的基地，社大的擘劃，就需要更長遠的考量，更寬廣的視野，讓以後的發展保持多元的可能，在結構上必須全面關照。這也是我自社大開辦以來，鍥而不捨，一直強調需有學位，以開展學術課程的緣故。
不久前，政大成立社大學習發展研究中心，在開幕時我提到Freeman Dyson 所說的〈Frogs and Birds〉。Frogs 在池塘邊真切觀察到附近的花草蟲魚，並深刻感悟眾多生命的悲歡生死，Birds 從天上俯瞰大地，唯浮光掠影。兩者同等重要，但須相互補。(二十世紀引人驚嘆的數學神童Von Neumann是Frog，他創造了世界第一部電腦；提出23 世紀大問題的Hilbert則是Bird，對二十世紀迄今數學研究的大方向，影響至鉅。)
就一步步在現實中站穩腳步，把成效最大化來說，用Frog的觀察是有利的，但要把實踐經驗普遍化，則需更加審慎。社大理想的實踐，需要Frog的犀利，至於全面的規劃，則要輔以Bird的鳥瞰與洞察。
社大十多年來的成就，遍地開花。我一直希望各社區大學自己發展出特色，不要被我最早提出的課程架構綁住。但學術、社團、藝能，所代表的根本性(從根本問題出發，以知識為基礎，發展出批判性思考，重新解構與建構新的世界觀)、公共性、生活性，不論各社大發展出來的課程形式如何，都應該堅持下去。
琦凰從實踐中得來的看法，我很瞭解並深為珍惜。各社大有許多藝能課發展出來無數令人驚豔的成績，琦凰從這些實踐經驗出發，發現藝能課可以包羅某些公共性(其實也可以涉及學術性! 這點我一直如此確信，只是難以周延，且難以普及)，從而質疑學術課程的定義及價值。我這封信，及此前對經驗知識的論述，多少已回應了這個問題。但今天我只能談到這裡，明早必須遠行。七月上旬之後，我會繼續回應琦凰的論述。
希望琦凰諒解。也感謝琦凰給我機會，把話講清楚。
安好。
黃武雄 2010/6/16
2008年1月19日 星期六
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二、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
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
三、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
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
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
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
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
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
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
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 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
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
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
四、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
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
五、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
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
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
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
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潛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
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
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
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
（本文改寫自 2006/12/14 在宜蘭社大羅東校區演講稿，發表於2008/1/19「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
2008年1月17日 星期四
社大十年重談社區大學的定位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
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
（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
（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一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
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二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
（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
（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三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
2002年11月17日 星期日
談社大頒發學位 — 給社大朋友的一封信（2002）
敬愛的社大朋友們！
很感謝大家體諒我，讓我辭去社大全促會常務監事的職務，我現在儘量使自己靜下心來寫書，不知道可不可以如願完成自己要做的工作，但我會努力去做。
社大爭取學位的事，自多年前倡議之始，我更認為攸關社大定位，攸關知識解放的目標能否實現。但蹉跎多年，迄無進展。我已退離，本不該多言，唯近日爭取學位之事已進入關鍵時刻，請容我再嘮叨幾句，寫下這封長信，供大家深思再三。
關於社區大學尋求法治地位，並具學位頒授權一事，幾年來未能在社大內部取得共識。雖然全促會理監事因多次討論，慢慢大家看法日趨一致，但此事遷涉人的根本意識與做事態度，要取得全面共識，必曠費時日。
我的看法是，各社區大學之中，若有符合頒發學位條件者(如「空中大學」或「社區學院」之水準)應有機會取得學位頒授權。這樣更能使社區大學之發展多樣化，同時讓這些頒授學位之社大，有較大的空間去深化並落實「知識解放」，從而擴散成果至其它社大；另一方面也符合社會正義，使早年因自身限制，未能順利取得學位之人民，能彌補其心中遺憾，在求取學位的誘因下投入心力，深究知識。
有些社區大學不想頒授學位，仍可維持目前經營方向，但學員中欲修學位者，可與頒授學位之社區大學相互承認學分並跨校選課，以取得學位。我認為這才是多元發展，讓不同的社大經營者，可發展不同面貌之社區大學，又可照顧學員需求。可是這件事至始在社大內部便得不到共識，躊躇多年，已延誤許多時機。現在「社區學院設制條例」正在立法院審查，各高中職、技術學院、大專不久皆可附設社區學院，頒授學位(二年制)，唯獨目前真正努力經營社區、提供學習機會，並著重知識解放，著重公共參與，著重生活實踐的社區大學將被排除在外，只因社大內部工作同仁對學位之事疑慮重重，或未深入了解便驟下斷語，或對自己信心不足，或怕壓力過大，或擔心社大因此僵化，或質疑其相關討論仍未充份，甚至被精英思維所困，無法跳脫學位的迷思。
全促會理事長顧忠華教授多年來亦主張推動學位立法，由於迄無人手使其落實，於月前聘陳振淦先生兼職，負責社大法制化工作，對內協調、對外推動。就我從旁觀察，振淦任職以來，日夜勞苦。早先振淦曾提出：讓各社大就此事在各社大內部與學員講師充份討論，然後在各社大舉行全校公投(非民意調查)我覺得此意極佳。只是他當時還未到全促會就職，我亦因人不在其位，只將此議放在心裡，卻未積極去向全促會反應這個意見，偶與朋友談論他這項提議，亦僅止於清談。及至振淦來全促會，「社區學院社置調例」已即將立法，時間緊迫，社區大學應迅速向立法院及教育部表達立場，否則條例一旦通過，數年之內，社大將被邊陲化。全促會同仁與我個人都擔心眼前蓬勃發展的社區大學運動，將曇花一現，成為過眼雲煙；將因無學位，無法與現有高中職或大專院校附設之社區學院競爭，而被取代。取代我們的社區學院，將以語言技職等實用的主流價值課程為主，不復今日社大重視公共性、披判性及對話性的風格。
11月21日教育部將召集各社大工作人員一百多位開會，談社大的發展，其中亦有議程討論社大法治化問題。我知道整合共識極為不易，但我們沒有共識便等於在週糟充斥主流價值的社會中，自動消音。怎麼辦？
我希望大家能在短期內重新思索社大爭取學位利弊由全促會快快整合共識，向教育部及立法院表達，以免再度貽誤時機。
設若社大同仁仍有多種疑慮，雜音不斷，則我建議全促會無必獨挑大樑。畢境社大未來的發展，要大家共同承擔責任，因為社區大學的根本精神為「參與民主」。
可是請注意：社大民主決策的基層為學員，而非我們工作同仁，爭取學位立法之事亦直接關係於學員福祉，我們大多數工作同仁反而早有學位，社大有無學位與我們個人利益無關痛癢。所以要不要為社大爭取學為立法，應由員參與決策。尤其社大的根本精神在於「參與民主」，我建議關心此議題的社大立即就學位之事發動全校討論，讓學員講師共同思辨，於一兩個月內讓正反意見充份討論而舉行公投。討論案文建議如附件。
最後我再談談為甚麼我對爭取學位之事如此堅持。從1997年社大倡議之始，我便寫〈為甚麼社區大學要發文憑？〉一文，其後在一些專訪及回應文章中，例如：
1.〈社區大學的社區定位〉(李天健專訪，教育研究月刊92期2001/12)
2.〈回應何青蓉、趙淑美：「學位授予與男性就讀社大」一文〉(教育研究月刊100期2002/8)
3.〈專訪黃武雄談社區大學的法制化〉(周聖心專訪，全國社大通訊27期，2002/8)
4.〈專訪黃武雄談社區大學的發展〉(楊志彬專訪，社大通開學創刊號，2002/12)
等，亦迭有論述，請大家費心思參考。開放討論時要把問題層次挖得比我深，我樂意看到反對意見，至少站到我的肩膀上，談得比我看道的長遠，才能作出更具前瞻性的決策。
在周聖心專訪稿的末尾，我提到的幾句內省性的話，也許因用語簡短，以致文意不明，並未引起反對社大頒授學位者的注意。讓我藉此再作補充說明。
1.許多人質疑我在教改領域既反對文憑主義，何以在社大又主張頒授文憑？對於這種質疑，請參見我在〈台灣教育的重建〉(遠劉出版社)一書中所寫分析文平主義的兩篇長文，茲不贅述。但我始終認為：目前台灣社會是極端重視文憑的社會，我們已擁有大學文憑的人是既得利益者，當我們反對別人拿文憑，指責別人文憑主義時，必須先檢視自己。我問過許多大學畢業的朋友：「如果當時你就讀的大學沒有文憑，你會去念嗎？還是你會選擇其它有文憑的大學？」我得到的答覆都是會選責有文憑的大學。那麼，為甚麼我們寬以待己，嚴以責人？
2.許多人質疑：「以今天社區大學的課程，有資格頒授學位嗎？」據我所知，汐止社大最早規劃出來的課程水準頗高，請大家參見汐止社大第一期選課手冊，仔細看其課程內容及講師陣容。我個人最早規劃永和社大時，亦有很好的師資與課程。可惜都因無學位之誘因，學員修課人術不足而大量停開。社大不是規劃不出有水準的課程，而是外在條件不足。我在周聖心專訪文中提過一個問題：「假定今天台大社會系、法律系…、數學系不發學位，那些課程能繼續存活下來嗎？」我以此問過很多大學的同事，他們的答覆是「學生不回來，我們教師們也只好拍拍屁股走路啦！」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沒有學生，老師走了，談甚麼發展課程。
3.許多人質疑：「社大所開的課程，不是要知識白話，知識解放嗎？應該先把學院知識白話成人人易懂、人人想學，才是社大兵該努力的目標，為甚麼反過來要用學位作為誘因，才能發展學術課程？」要知道社大要傳播的不是泛泛的、膚淺的知識；相反的，社大要強調的是深刻的、根本的，但與人的經驗相連結的知識。人掌握這些東西，才有批判文明的能力，才能使社會決策跳脫少數專家掌控，而發展出真正的公民社會。但是人要汲取深刻而根本的知識，必須肯下工夫，肯用時間。我曾問過朋友：「當你讀艱澀的書，學困難的東西，有多少時候純粹基於對知識內在的熱情，而無外在誘因與外在壓力？」我得的答覆是：一陣沉默，然後不大情願的回答：「需要藉助外在的力量吧。」我很高興看到人性誠實的一面，雖然它違背了理想教育的期待。
4.我很贊同老友林孝信兄的看法：「趕快發展核心課程！」在1997年寫〈我們要辦甚麼樣的大學〉時，我便列出不同領域的參考核心課程。要列出核心課程不難，要開出那些課程也不難，但在當前不利的外在條件之下，要找到足夠的學員來選，並要學員投入足夠的心力去達到課程的要求，便萬般困難。理由無它，未有足夠的外在誘因。
5.有些人質疑：「社大可以頒授學位之後，便會喪失社運精神，而為體制收編！」會有這種質疑，是因把「社大加發一張文憑」與「成為正規教育的體制學校」混為一談。社大爭取頒授學位，必須接受的歸範只是：(1)師資及辦學者的學術背景要加強。(2)學術課程的內容及品質要提昇。除此之外種種彈性照舊。若有社大符合水準，可頒授學位，校內不修學位者將維持原樣不受影響，學校採雙軌制，分「進修學程」(不修學位者)與「學為學程」兩種學程，許多科目，兩種學程之學員仍一起修課，不分彼此；只是修讀學位者所修的學術課程多了一些規定。社區大學運動，固然是社運的一環，但它的目的不在於加強某種價值觀於學員身上，不在於直接訓練出一批意志堅強的社運幹部。它的目的是間接的為公民社會鋪路，在這裡，眾人接觸種種知識、種種思想；在這裡，眾人拓廣視野，思辨人生，思辨社會，思辨價值。它的目的是讓眾人從深度感知與自覺中，培養出成熟判籪事物的能力，為社會注入活力，為社會改革打好基礎。
我的意見夠多了。這幾年為了主張社大可以授學位，我聽到種種反對的聲音，也寫了、談了許多我的意見。我覺得這問題所牽涉的不是單純的觀點，而是人深層的意識形態與人的自覺，這是為甚麼我不憚其煩的與大家討論的緣故。
應該是做決定的時候了，請大家再深入思考，充份討論，然後做出判斷，付諸行動。
敬祝平安愉快
附件：
請各社大考慮在校內進行公投，並討論議決「社區大學可否附設學位學程頒授學位」。文案如下：
公投主文：
各社區大學之中，若有符合頒授學為之條件者，應爭取學位頒授權。
附文：
(本文完成於2002年11月17日)
很感謝大家體諒我，讓我辭去社大全促會常務監事的職務，我現在儘量使自己靜下心來寫書，不知道可不可以如願完成自己要做的工作，但我會努力去做。
社大爭取學位的事，自多年前倡議之始，我更認為攸關社大定位，攸關知識解放的目標能否實現。但蹉跎多年，迄無進展。我已退離，本不該多言，唯近日爭取學位之事已進入關鍵時刻，請容我再嘮叨幾句，寫下這封長信，供大家深思再三。
關於社區大學尋求法治地位，並具學位頒授權一事，幾年來未能在社大內部取得共識。雖然全促會理監事因多次討論，慢慢大家看法日趨一致，但此事遷涉人的根本意識與做事態度，要取得全面共識，必曠費時日。
我的看法是，各社區大學之中，若有符合頒發學位條件者(如「空中大學」或「社區學院」之水準)應有機會取得學位頒授權。這樣更能使社區大學之發展多樣化，同時讓這些頒授學位之社大，有較大的空間去深化並落實「知識解放」，從而擴散成果至其它社大；另一方面也符合社會正義，使早年因自身限制，未能順利取得學位之人民，能彌補其心中遺憾，在求取學位的誘因下投入心力，深究知識。
有些社區大學不想頒授學位，仍可維持目前經營方向，但學員中欲修學位者，可與頒授學位之社區大學相互承認學分並跨校選課，以取得學位。我認為這才是多元發展，讓不同的社大經營者，可發展不同面貌之社區大學，又可照顧學員需求。可是這件事至始在社大內部便得不到共識，躊躇多年，已延誤許多時機。現在「社區學院設制條例」正在立法院審查，各高中職、技術學院、大專不久皆可附設社區學院，頒授學位(二年制)，唯獨目前真正努力經營社區、提供學習機會，並著重知識解放，著重公共參與，著重生活實踐的社區大學將被排除在外，只因社大內部工作同仁對學位之事疑慮重重，或未深入了解便驟下斷語，或對自己信心不足，或怕壓力過大，或擔心社大因此僵化，或質疑其相關討論仍未充份，甚至被精英思維所困，無法跳脫學位的迷思。
全促會理事長顧忠華教授多年來亦主張推動學位立法，由於迄無人手使其落實，於月前聘陳振淦先生兼職，負責社大法制化工作，對內協調、對外推動。就我從旁觀察，振淦任職以來，日夜勞苦。早先振淦曾提出：讓各社大就此事在各社大內部與學員講師充份討論，然後在各社大舉行全校公投(非民意調查)我覺得此意極佳。只是他當時還未到全促會就職，我亦因人不在其位，只將此議放在心裡，卻未積極去向全促會反應這個意見，偶與朋友談論他這項提議，亦僅止於清談。及至振淦來全促會，「社區學院社置調例」已即將立法，時間緊迫，社區大學應迅速向立法院及教育部表達立場，否則條例一旦通過，數年之內，社大將被邊陲化。全促會同仁與我個人都擔心眼前蓬勃發展的社區大學運動，將曇花一現，成為過眼雲煙；將因無學位，無法與現有高中職或大專院校附設之社區學院競爭，而被取代。取代我們的社區學院，將以語言技職等實用的主流價值課程為主，不復今日社大重視公共性、披判性及對話性的風格。
11月21日教育部將召集各社大工作人員一百多位開會，談社大的發展，其中亦有議程討論社大法治化問題。我知道整合共識極為不易，但我們沒有共識便等於在週糟充斥主流價值的社會中，自動消音。怎麼辦？
我希望大家能在短期內重新思索社大爭取學位利弊由全促會快快整合共識，向教育部及立法院表達，以免再度貽誤時機。
設若社大同仁仍有多種疑慮，雜音不斷，則我建議全促會無必獨挑大樑。畢境社大未來的發展，要大家共同承擔責任，因為社區大學的根本精神為「參與民主」。
可是請注意：社大民主決策的基層為學員，而非我們工作同仁，爭取學位立法之事亦直接關係於學員福祉，我們大多數工作同仁反而早有學位，社大有無學位與我們個人利益無關痛癢。所以要不要為社大爭取學為立法，應由員參與決策。尤其社大的根本精神在於「參與民主」，我建議關心此議題的社大立即就學位之事發動全校討論，讓學員講師共同思辨，於一兩個月內讓正反意見充份討論而舉行公投。討論案文建議如附件。
最後我再談談為甚麼我對爭取學位之事如此堅持。從1997年社大倡議之始，我便寫〈為甚麼社區大學要發文憑？〉一文，其後在一些專訪及回應文章中，例如：
1.〈社區大學的社區定位〉(李天健專訪，教育研究月刊92期2001/12)
2.〈回應何青蓉、趙淑美：「學位授予與男性就讀社大」一文〉(教育研究月刊100期2002/8)
3.〈專訪黃武雄談社區大學的法制化〉(周聖心專訪，全國社大通訊27期，2002/8)
4.〈專訪黃武雄談社區大學的發展〉(楊志彬專訪，社大通開學創刊號，2002/12)
等，亦迭有論述，請大家費心思參考。開放討論時要把問題層次挖得比我深，我樂意看到反對意見，至少站到我的肩膀上，談得比我看道的長遠，才能作出更具前瞻性的決策。
在周聖心專訪稿的末尾，我提到的幾句內省性的話，也許因用語簡短，以致文意不明，並未引起反對社大頒授學位者的注意。讓我藉此再作補充說明。
1.許多人質疑我在教改領域既反對文憑主義，何以在社大又主張頒授文憑？對於這種質疑，請參見我在〈台灣教育的重建〉(遠劉出版社)一書中所寫分析文平主義的兩篇長文，茲不贅述。但我始終認為：目前台灣社會是極端重視文憑的社會，我們已擁有大學文憑的人是既得利益者，當我們反對別人拿文憑，指責別人文憑主義時，必須先檢視自己。我問過許多大學畢業的朋友：「如果當時你就讀的大學沒有文憑，你會去念嗎？還是你會選擇其它有文憑的大學？」我得到的答覆都是會選責有文憑的大學。那麼，為甚麼我們寬以待己，嚴以責人？
2.許多人質疑：「以今天社區大學的課程，有資格頒授學位嗎？」據我所知，汐止社大最早規劃出來的課程水準頗高，請大家參見汐止社大第一期選課手冊，仔細看其課程內容及講師陣容。我個人最早規劃永和社大時，亦有很好的師資與課程。可惜都因無學位之誘因，學員修課人術不足而大量停開。社大不是規劃不出有水準的課程，而是外在條件不足。我在周聖心專訪文中提過一個問題：「假定今天台大社會系、法律系…、數學系不發學位，那些課程能繼續存活下來嗎？」我以此問過很多大學的同事，他們的答覆是「學生不回來，我們教師們也只好拍拍屁股走路啦！」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沒有學生，老師走了，談甚麼發展課程。
3.許多人質疑：「社大所開的課程，不是要知識白話，知識解放嗎？應該先把學院知識白話成人人易懂、人人想學，才是社大兵該努力的目標，為甚麼反過來要用學位作為誘因，才能發展學術課程？」要知道社大要傳播的不是泛泛的、膚淺的知識；相反的，社大要強調的是深刻的、根本的，但與人的經驗相連結的知識。人掌握這些東西，才有批判文明的能力，才能使社會決策跳脫少數專家掌控，而發展出真正的公民社會。但是人要汲取深刻而根本的知識，必須肯下工夫，肯用時間。我曾問過朋友：「當你讀艱澀的書，學困難的東西，有多少時候純粹基於對知識內在的熱情，而無外在誘因與外在壓力？」我得的答覆是：一陣沉默，然後不大情願的回答：「需要藉助外在的力量吧。」我很高興看到人性誠實的一面，雖然它違背了理想教育的期待。
4.我很贊同老友林孝信兄的看法：「趕快發展核心課程！」在1997年寫〈我們要辦甚麼樣的大學〉時，我便列出不同領域的參考核心課程。要列出核心課程不難，要開出那些課程也不難，但在當前不利的外在條件之下，要找到足夠的學員來選，並要學員投入足夠的心力去達到課程的要求，便萬般困難。理由無它，未有足夠的外在誘因。
5.有些人質疑：「社大可以頒授學位之後，便會喪失社運精神，而為體制收編！」會有這種質疑，是因把「社大加發一張文憑」與「成為正規教育的體制學校」混為一談。社大爭取頒授學位，必須接受的歸範只是：(1)師資及辦學者的學術背景要加強。(2)學術課程的內容及品質要提昇。除此之外種種彈性照舊。若有社大符合水準，可頒授學位，校內不修學位者將維持原樣不受影響，學校採雙軌制，分「進修學程」(不修學位者)與「學為學程」兩種學程，許多科目，兩種學程之學員仍一起修課，不分彼此；只是修讀學位者所修的學術課程多了一些規定。社區大學運動，固然是社運的一環，但它的目的不在於加強某種價值觀於學員身上，不在於直接訓練出一批意志堅強的社運幹部。它的目的是間接的為公民社會鋪路，在這裡，眾人接觸種種知識、種種思想；在這裡，眾人拓廣視野，思辨人生，思辨社會，思辨價值。它的目的是讓眾人從深度感知與自覺中，培養出成熟判籪事物的能力，為社會注入活力，為社會改革打好基礎。
我的意見夠多了。這幾年為了主張社大可以授學位，我聽到種種反對的聲音，也寫了、談了許多我的意見。我覺得這問題所牽涉的不是單純的觀點，而是人深層的意識形態與人的自覺，這是為甚麼我不憚其煩的與大家討論的緣故。
應該是做決定的時候了，請大家再深入思考，充份討論，然後做出判斷，付諸行動。
敬祝平安愉快
附件：
請各社大考慮在校內進行公投，並討論議決「社區大學可否附設學位學程頒授學位」。文案如下：
公投主文：
各社區大學之中，若有符合頒授學為之條件者，應爭取學位頒授權。
附文：
- 有些社區大學，不想頒授學位，仍可維持目前經營方向。但其學員中欲修學位者，可由學校頒授協位之社區大學 相互承認學分，並跨校選課，以取得學位。
- 頒授學位之社區大學，採雙軌制，分進修學程與學位學程。欲德學位者修習學位課程；不修學位者，讀進修學程，維持原有修課形態。
(本文完成於2002年11月17日)
2000年9月20日 星期三
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
一、
解嚴十餘年間，「國家理性」在台灣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國會改造、司法獨立、反黑金、反賄選的聲浪不斷，即為明例。
「國家理性」為西方啟蒙運動及近代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產物，它指的是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以理性制定法律，規範社會內部結構，並予以有效執行。在二十世紀末，國家理性逐漸內化於台灣社會，是台灣「現代化」的前提。但細察台灣歷史，人民從來沒有機會直接進入公共領域去發展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建立起國家理性的內在信念。十八世紀末啟蒙運動「自由、平等、博愛」及其後流變的意涵，始終不曾在台灣社會經深入討論。「國家理性」在人民的認知中事實上只有「形式的平等」。這是沒有精神、沒有靈魂的空殼，也是今日國家理性的運作經常陷入混亂，似是而非的論調大行其道的原始根源。
另一方面，現階段的台灣社會，在物質方面卻已躍入「後現代社會」。個人經濟力大幅提高，各種交通空前便捷，人口劇烈流動，資訊又快速傳遞，「後現代社會」分眾而多元發展的物質條件已無一不備。由少數菁英所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再也無法適用於眾多社會成員，其依抽象理性制定的法令，亦已無法有效維持社會秩序。
面對當前台灣社會特有的情況，亟待發展的是正面的民間力量。開放各種公共領域，讓人民參與；同時提供人民充分認識現代社會，深入了解人類精神文明的學習環境。藉由公共參與及深入學習，激發人內在的正面力量，以形成人的新價值與社會新秩序。
從菁英主導下的「國家理性」晉升到「參與民主」式的公民社會，是台灣步入二十一世紀必須大力開拓的出路。
二、
回顧二十世紀，台灣曾出現三個希望的年代。其一是1945年日本敗戰離台之時，其二是1987年解嚴之後。這兩個年代裡，台灣社會的生命力開始復甦，人心思動，欲合力著手社會重建，可惜時代條件未能呼應，希望如曇花一現，乍明即滅。今年總統大選政黨輪替，台灣進入第三個希望的年代，眾人把希望寄托在新政新作為。但要推行新政，必須先公開向人民說明，尋求支持，斟酌修正，必要時進行公民投票，激發人民在公共領域中進行思辨；藉種種管道鼓舞人民的正面力量，協力進行社會重建；同時亦須提供人民臨時或長期的學習環境，提昇視野，近一步發展現代社會之公民意識。
例如核四興廢與引進外勞等問題，應付予公民投票，但投票之前必須預留長時間進行全民討論。由於每個公民都有權參與決定，多數人將逐漸被種種正反面意見吸引，聽其利弊分析，這是培養現代公民意識的最佳訓練。討論的過程影響深遠，其意義甚至超過投票結果。
尤其核四爭議發展到今天，事情已非少數人可以作決定，責任亦非少數人可以承擔。因為沒有一群人被社會完全信賴而充分授權，也沒有一群人有能力化解其巨大後果。這事只有全民共同決定，共同承擔一途。至於投票之計算，擇一般方式或依地緣加權，則須審慎研議。
再例如一般公共建設進行之前，須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規劃，配合專業之景觀設計與環境評估，使社區居民表達社區需求，並「在做中學習」，以逐步形成有特色的文化。近十多年由上而下的全國道路修建，嚴重破壞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應設「道路景觀設計及環境評估」之類的委員會，收集民間(非地方派系與角頭)需要，進行專業景觀設計。道路與城鄉的面貌，是人共同的記憶，是人鄉愁漂流的場景，而人的鄉愁則為本土認同的根基。粗暴的公共建設，破壞的是人最深層的記憶與最珍貴的情感。
仿此，去年九二一震災之後亦應由各災害社區之居民，結合各行專業人員分別組成各社區災後重建委員會，擁有決策權，自行規劃災後重建工作，讓人民邊做邊學，亦藉此讓人民了解水土與地震、地方文史、自然景觀等相關知識。政府則提供資源及必要之行政協助，同時退居於監督地位。這是展現社會生命力與激發民間力量的重要時刻。
又例如地方文史資料之蒐集，有助於台灣社會建立起歷史感。任何社會沒有過去，便沒有將來，沒有歷史，便沒有面向未來的視野。這些無關乎統獨之爭。今日台灣社會所以是非不明，與人沒有歷史感密切相關。沒有歷史感的社會，價值必然混淆不清。重建台灣歷史的面貌，須從基層做起。政府文化建設機構，應與學術研究者，與社區大學密切合作，進行歷史的重塑。
各縣市初興之社區大學，為人民學習及成長之中心，應與社會重建同步發展。台灣社會經半世紀之戒嚴，患有嚴重自我封閉的現象，藉由社區大學，認識現代社會，並進一步進行社會內在反省，為當務之急。社區大學宜儘速法制化，並迅速普及於各市鎮。社會重建，須立足於人民學習成長的基礎之上，重建的品質，才不致粗劣，重建的方向，也才不致偏差。
社區圖書館應伴隨社區大學，全面普設。社區(如村里之基層單位)的決策權及其資源，亦應大幅擴充，社區主義才有長期發展的空間，不致徒然消耗社區發展工作者的熱情。
公民社會與社區主義，不能只靠虛泛的理想與口號，更需要實際的政策與適切的資源去催生。跨入二十一世紀，公民社會是台灣的希望，也是第三個希望年代的希望。
三、
在教育領域裡，公民的成長及參與是「教育現代化」重要的內容。近者可以填平教育界與社會之間現存巨大的鴻溝，遠者則替「中小學社區化」鋪路。
但著手教育改革，結構性的因素不能不面對。許多問題盤根錯節。例如升學機會未大幅擴張之前，便全面實施中小學社區化，家長迫於子女要升學，將把升學壓力加重在教師身上，升學主義反而更加嚴重。
談教育改革，要對未來的教育有遠見，不能只看眼前。把困難的、結構性的問題羅列出來，分階段實施，擬訂短程、中程、長程的教改時間表，例如訂定三年計畫、七年計畫、十年計畫等。唯應注意各主要目標之間的相關性。
舉例來說：廣設高中大學，大幅增加國民上大學的百分比，是紓解升學壓力必要的前提。台灣十八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百分比，目前還徘徊在20%左右，(日本 30%，南韓42%，美國54%)可考慮訂定三年之內達30%(只是譬喻)，七年之內達40%，十年之內達50%。相應的，中小學社區化的速度便可依此百分比之增加，而擬訂進度，由次級目標到主要目標，分期達成。
其他如小班小校、教師專業自主與成長、教育內容之改進及弱勢族群、性別、階級之主體性教育等目標亦可視相互關聯之情況，擬訂計畫，並逐步實施。
勾繪出教育未來的遠景，藉由媒體向全國人民密集的作公開說明，尋求支持，是重要的步驟。例如廣設高中大學的阻力，主要來自少數社會菁英，人民大眾在了解真情之後，絕大多數是支持的(見1995年聯合報民意調查結果)。又例如小班小校將牽涉社會動員，有了民意的支持，計畫才能推動。遠景雖遠，眾人可以等待，並協助計畫實現。
計畫擬訂之後，可考慮透過公民投票強化其支持度，尤其計畫本身倘因增加大幅預算而須加稅之時，更須徵求人民同意及背書。
新政的成敗，一定要吸納全民參與，讓眾人一起看到困難，一起克服解決。然後一起承擔後果。
四、
在軟體方面，進行教改必須重新思省教育的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工具化」的情況非常嚴重。現行教育的目的，近的是為了加強學生升學競爭的能力，遠的也不過在於謀得好出路，求得好職位。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諸如獨立思考、成熟人格、敏感創造、開闊視野等任務，一直束之高閣，不加聞問。
在教育工具化的影響下，學生在學校學到的只是操作性訓練，例如數學教育只重解題技巧，不談意義與抽象思辨；語文教育只重字彙與語法，不談文學與人文思潮。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人格與視野的薰陶，幾乎不被重視；創造力與想像力更難以發展。
幾年來教育改革所圍繞的，大多是周邊問題，例如升學考試方式的變革，既未能釋放學生的心智，更未能回歸教育的根本目的。
目前台灣教育之傲於國際，事實上只是學生的操作訓練而已。除了應恢復教育原有的根本目的，予以實踐之外，在現階段還應著力於矯正長年戒嚴所留下來的後遺症。
(一) 威權管理與集體主義的遺緒，還深深烙印於各中小學校園中。其陰影難以消除的理由，固然是人的內在意識與認知一時不易調整，但外在因素則為大班大校，學校人數動輒上仟，維持集體秩序，便為學校首要之務。只談小班，不談小校，不能解決問題。擬訂長程計畫，逐年遷疏大校，是教改不能逃避的事。台灣一般人民思想要轉趨開明，須賴消弭威權管理，重視人性化的教育。
(二) 在教育工具化的現實中，美感教育即使在解嚴後，仍然普遍不受重視。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沒有自由便沒有藝術，當然亦無美感教育。但解嚴了，學生美感的陶冶仍付諸闕如。校園的景觀與建築，是美感潛在課程的一部份，新建校舍仍以工具化為主要考量，台灣無數新建的校園依然醜陋如故。沒有美感的文化必然粗糙不堪。
(三) 人認識世界，認識歷史，必須由近及遠，由今而古。當美國九○年代的學生透過學校歷史課程對越戰，對馬丁‧路德‧金，對水門案皆耳熟能詳，四處查訪當年人物，忙著撰寫報告，開會討論之時，台灣同時代的學生卻對三月學運，對政治解嚴，對楊逵，莫那魯道，對美麗島事件等一無所知。人沒有歷史，看問題便平面化，沒有縱深。台灣教師認知世界的自我封閉，直接束縛了學生的歷史視野。建立歷史感，不一定又要編寫標準教材，以統一歷史詮釋。透過查訪、閱讀、討論與報告，反而能更多元的看待我們的過去。認識歷史，亦有助於建立是非及化解族群對立。
(四) 台灣各語族的失語症，嚴重阻礙各語族的文化發展。學校規定學生必修母語，是尊重各語族文化的起步。語言不只是工具，更是人思維的基礎，與文化的深層意識息息相關。台灣要發展多元文化，必須先面對母語復甦。在半世紀戒嚴之後，各語族之母語皆迅速在消失，學校教育不能因統獨爭議敏感，而規避母語復甦的責任。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社會輿論也不能泛政治化。
(五) 台灣學生除了讀、寫、算的工具性訓練較好之外，一般知識普遍貧乏，視野狹窄。由於長年密集考試，對於知識呈現倦怠，知性成熟度偏低。多玩、多讀雜書、多討論、多寫報告，有助於矯正這項重大弊病。了解歷史、了解社會，了解世界，建立屬於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世界觀，是教育者不可懈怠的任務。
五、
為了具體發展公民社會，進行教育改革，新政府除積極規劃相關政策之外，可考慮大規模普設「社區中心」，作為全面改善社會體質，激發民間正面力量的據點。
在社區內覓地成立「社區中心」，約三至五公頃。都會區倘覓地不易，可先於偏遠郊區山明水秀處建造中學校舍。鼓勵都會區內現有國、高中生志願外移住宿，有利於學生心智成長，並藉以逐步落實小班小校，改善教育環境。同時偏遠鄉鎮可因此發展其文教事業，振興地方。學生外移之後所騰出之校地，可重新規劃建設，作為社區中心用地。
社區中心的軟體規劃與硬體建築，著重開放與親和，吸引社區居民經常前來活動。區內設社區圖書館、文化中心、綠地及運動場、體育館、游泳池，並設立社區大學作為居民之學習中心。同時設置社區事務辦公室、里村民大會議場及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環境規劃委員會，社區教育委員會等，盡量將社區決策權由地方政府下放至社區，讓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決策，提升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水準與能力。
社區大學在社區中心內，將提供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理論基礎，對於教育改革，也將為「中小學社區化」鋪路，扮演社會教育功能。社區大學為教師與社區居民搭起橋樑，一方面協助組織PTA(親師會)，另一方面提供課程，讓雙方觀點相互交流，引發討論並進行共同學習，一起成長，藉此溶化教育界自我封閉的心理堡壘，促進教育現代化，同時也加深人民對教育的認識。
在跨入二十一世紀之時，引入社區中心及社區大學這類新生事務，對社會重建與教育改革將有難以預估的深遠影響。
（本文寫於 2000 年九月。）
1998年8月16日 星期日
社區大學為什麼要發大學文憑？
最近（按：本文寫於 1998 年）地方政府積極支持民間學者所提普設社區大學，以進行社會重建，發展新文化的理想。經過半年的努力，第一所社區大學已在台北市文山區設立，其後同類的社區大學將在各地如雨後春筍，逐一湧現。文山社區大學招生消息發佈不及半月，報名市民已逾千人，可見民眾需求甚殷。「學術課程」橫跨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三大領域，著重知識分析。另有「社團課程」引導學員參與公共事務，培養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能力與水準。此外尚有「生活藝能課程」，協助市民充實自身生活內容。社區大學課程內容紮實而生動，師資陣容尤為堅強，多數大學教授與文化界人士自動而熱心來奉獻心力，令人感動。一千萬的投資，辦一所高水準的平民大學，這便是「台灣奇蹟」，奇蹟的根源是潛藏於台灣社會內部，一向被忽略但充滿生命力的民間自主力量。大學是公民接觸現代知識、學習經營現代社會的場所，不是少數菁英階級的特權。未來的社會日趨複雜，且變動劇烈，我們需要成熟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現代公民，合力經營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新社會。普設社區大學，正是因應這種需要。市民既努力完成社區大學的修課要求，市政府理應為社區大學核發畢業證書（作為預備文憑），待學位授予法通過修法後，即正式授予學位。社區大學為四年制。核發之畢業證書，日後相當於學士學位。修滿兩年課程，經學員申請可發二年結業證書，日後相當於（一般社區學院之）副學士學位。另外社區大學亦發學分或學程修業證明，以便於在職進修之需。社區大學設四年制而核發畢業證書，預備授予學位，其意義是多重的：
一、實現人民完成大學學業，接受較完整現代教育的願望：台灣的大學供不應求，相對於各國，十八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機會，加拿大60%，美國54%，日本30%，南韓43%，台灣目前還停留於18%。上大學是人民的權利，社區大學將以最低的投資，提供公民學習新知，發展能力，並充實生活﹐同時也彌補人民上四年制大學機會之不足。二、協助紓解升學壓力，間接打破文憑主義：社區大學既然門戶開放，入學無年齡及其他資格限制，成人之後仍隨時可以進社區大學完成大學學位，便毋須於中學期間執意要升高中上大學。這樣多少可以紓解部份升學壓力，也有助於打破文憑主義。
三、均衡兩性同時成長：目前各文化中心或民間研習機構提供成長課程，參與者通常以婦女居多。但學習新知，不斷求取進步與成長，需要兩性共同參與，從私領域到公共領域的問題，才能逐步改善。有人說：女性固然要成長﹐男性更須要成長。沒有學位作為誘因，很難吸引男性投入。辦社區大學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四、普遍提升全民素質：如果沒有學位作為誘因，很難吸引各階層、各年齡層、各不同背景的公民，投入社區大學所提供的課程。尤其學術課程與社團課程，在在需要學員投入相當心力，才能發揮效果。沒有學位作為誘因，社區大學將窄化於休閒與技職課程，無法提升層次。反過來，有學位作為誘因吸收民眾投入，社區大學的三類課程：學術課程、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才能同時發展，相互穿引，達到提升全民素質，發展新價值觀，新文化的效果。
五、給予專科畢業生進修機會：因為社區大學為四年制，而且課程著重通識精神，正好彌補技職教育太早專門化的缺點，對於國內為數眾多的專科畢業生，社區大學適時提供進一步取得學士學位的機會。六、提供各界在職進修的課程：國內中小學教師或企業管理階層幹部，多數已大學畢業。由於社區大學設為四年制，課程層次可以提高，以協助大學已畢業之人士，作在職進修。
七、改進社會技術主義與工具主義傾向：台灣數十年來的大學教育本質是專門教育，訓練領域過份窄化於單一科目，造成今日社會領導精英，目光短淺，只重技術不重精神的流弊。社區大學強調通識課程，著重各門課程之精神，兼具人文主義（這點相較於美國社區學院之功能恰好相反），為求深入，須設四年制，吸引大學已畢業之人士回社區大學修課，取得通識課程之學分。社區大學的課程著重根本思考、問題分析與內在反省。其內容更具有公共性及生活性，發展公共領域與改造人的私領域，而切入的方式則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由問題出發，藉由共讀書籍與資料、參與實際公共事務與密集討論互動，去提升個人認識世界的層次，從而發展未來的新文化。
最後我們談談幾個一般人可能會提出的質疑：
一、核發四年制文憑，與教育部規劃之「社區學院為二年制」不一致，是否會形成地方與中央對抗？核發四年制社區大學畢業證書，是表示縣市政府承認證書持有者已完成社區大學修課要求。至於授予學位須待中央立法通過。台北市政府可以考慮在明年台北市立大學成立之後，學位由台北市立大學授予，但註明修課之各社區大學所在地，以避免統一標準並維持各社區大學之多樣性。
二、入學之學歷資格不限，若國中畢業生逕入社區大學，跳過高中階段，是否會降低社區大學素質？社區大學內設有學術課程之先修班，協助文字符號之能力略為偏低之民眾。（但社團活動課程與生活藝能課程，則無此必要，國小學歷者可能在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方面表現遠優於較高學歷者）對於學歷偏低之學員，社區大學將於其在學期間內作高中學力鑑定。
三、既然我們辦社區大學，強調的是：提供學員們一個好的互動學習的環境，讓他們得到一些好的東西，而不在強調名位強調學歷，那麼社區大學為什麼又要發文憑？這不是幫文憑主義推波助瀾？關於文憑主義，我在〈台灣教育的重建〉一書中，已有詳盡的分析。在這裡我只說幾句話。如果我們真正在反對文憑主義，那麼我們應該努力去反對文憑制度，起碼要去反對官方依文憑用人，依學歷敘薪的制度。只要文憑制度依然存在，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反對「別人」取得文憑。當人人都有機會去拿到文憑時，文憑主義自然消失。一天到晚擔心文憑會因而貶值的人，正是道道地地的文憑主義者，同時也經常是文憑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本文寫於 1998 年 8 月）
一、實現人民完成大學學業，接受較完整現代教育的願望：台灣的大學供不應求，相對於各國，十八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機會，加拿大60%，美國54%，日本30%，南韓43%，台灣目前還停留於18%。上大學是人民的權利，社區大學將以最低的投資，提供公民學習新知，發展能力，並充實生活﹐同時也彌補人民上四年制大學機會之不足。二、協助紓解升學壓力，間接打破文憑主義：社區大學既然門戶開放，入學無年齡及其他資格限制，成人之後仍隨時可以進社區大學完成大學學位，便毋須於中學期間執意要升高中上大學。這樣多少可以紓解部份升學壓力，也有助於打破文憑主義。
三、均衡兩性同時成長：目前各文化中心或民間研習機構提供成長課程，參與者通常以婦女居多。但學習新知，不斷求取進步與成長，需要兩性共同參與，從私領域到公共領域的問題，才能逐步改善。有人說：女性固然要成長﹐男性更須要成長。沒有學位作為誘因，很難吸引男性投入。辦社區大學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四、普遍提升全民素質：如果沒有學位作為誘因，很難吸引各階層、各年齡層、各不同背景的公民，投入社區大學所提供的課程。尤其學術課程與社團課程，在在需要學員投入相當心力，才能發揮效果。沒有學位作為誘因，社區大學將窄化於休閒與技職課程，無法提升層次。反過來，有學位作為誘因吸收民眾投入，社區大學的三類課程：學術課程、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才能同時發展，相互穿引，達到提升全民素質，發展新價值觀，新文化的效果。
五、給予專科畢業生進修機會：因為社區大學為四年制，而且課程著重通識精神，正好彌補技職教育太早專門化的缺點，對於國內為數眾多的專科畢業生，社區大學適時提供進一步取得學士學位的機會。六、提供各界在職進修的課程：國內中小學教師或企業管理階層幹部，多數已大學畢業。由於社區大學設為四年制，課程層次可以提高，以協助大學已畢業之人士，作在職進修。
七、改進社會技術主義與工具主義傾向：台灣數十年來的大學教育本質是專門教育，訓練領域過份窄化於單一科目，造成今日社會領導精英，目光短淺，只重技術不重精神的流弊。社區大學強調通識課程，著重各門課程之精神，兼具人文主義（這點相較於美國社區學院之功能恰好相反），為求深入，須設四年制，吸引大學已畢業之人士回社區大學修課，取得通識課程之學分。社區大學的課程著重根本思考、問題分析與內在反省。其內容更具有公共性及生活性，發展公共領域與改造人的私領域，而切入的方式則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由問題出發，藉由共讀書籍與資料、參與實際公共事務與密集討論互動，去提升個人認識世界的層次，從而發展未來的新文化。
最後我們談談幾個一般人可能會提出的質疑：
一、核發四年制文憑，與教育部規劃之「社區學院為二年制」不一致，是否會形成地方與中央對抗？核發四年制社區大學畢業證書，是表示縣市政府承認證書持有者已完成社區大學修課要求。至於授予學位須待中央立法通過。台北市政府可以考慮在明年台北市立大學成立之後，學位由台北市立大學授予，但註明修課之各社區大學所在地，以避免統一標準並維持各社區大學之多樣性。
二、入學之學歷資格不限，若國中畢業生逕入社區大學，跳過高中階段，是否會降低社區大學素質？社區大學內設有學術課程之先修班，協助文字符號之能力略為偏低之民眾。（但社團活動課程與生活藝能課程，則無此必要，國小學歷者可能在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方面表現遠優於較高學歷者）對於學歷偏低之學員，社區大學將於其在學期間內作高中學力鑑定。
三、既然我們辦社區大學，強調的是：提供學員們一個好的互動學習的環境，讓他們得到一些好的東西，而不在強調名位強調學歷，那麼社區大學為什麼又要發文憑？這不是幫文憑主義推波助瀾？關於文憑主義，我在〈台灣教育的重建〉一書中，已有詳盡的分析。在這裡我只說幾句話。如果我們真正在反對文憑主義，那麼我們應該努力去反對文憑制度，起碼要去反對官方依文憑用人，依學歷敘薪的制度。只要文憑制度依然存在，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反對「別人」取得文憑。當人人都有機會去拿到文憑時，文憑主義自然消失。一天到晚擔心文憑會因而貶值的人，正是道道地地的文憑主義者，同時也經常是文憑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本文寫於 199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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