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令人喜愛了！一個有趣可愛的年輕人: 爆米香師傅 賴咏華。
我常說：
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是台灣有史以來，唯二的最好的世代。
另一個世代是：成長於大正時期，可惜1945被國民政府殘酷消音的一代。
我們擁有較多資源的中老年人，要努力開創一個像樣一點的環境，譲這個忽然出現在我們身邊的世代，發揮他們的才能與理想。
近兩年來，在臉書努力在寫些東西，就是為了這個念頭。尤其2015七月林冠華之逝，譲我感到慚愧，雖自知無力再做什麼，但至少應該出來說些話。
台灣需要一個思想與文化的啓蒙運動，同時開創出一個好的環境，「支持」(見下註) 年輕人在不同的領域，去形塑未來的樣貌。
/黃武雄 2017/04/13
附註：
什麼是「支持」？
這幾年很多年輕人回郷下田，加入農業運動。但資源有限，開展困難，最後被迫放棄，這是因為社會與國家的支持不足。
例如，地租本身就是負擔沈重的成本。政府近年大肆賤賣國土，是極為錯誤的政策，應該改弦易轍，以極低亷的價格，出租給年輕人，鼓勵創業，待收益漸豐，再調整租金。
這就是一種支持。
不然無數像賴咏華這樣令人敬佩的年輕人，能撐多久？
(我是賴咏華，是稻農、土礱師，也是爆米香師。我這三個職業，剛好涵蓋了一粒米從泥土到嘴唇的完整旅程。我想要帶動更多人瞭解在地食材的美好，我想開著我的爆米香車，巡迴拜訪全台各地16位農夫，用他們種出來有當地水土獨特氣味的稻米，做成爆米香給當地的小朋友們吃。)
2017年4月24日 星期一
2016年2月15日 星期一
「三橫三縱」的爭議 (2016.02.03)
近來北市「三橫三縱」人行單車道的爭議，愈演愈烈。我不得不趕寫這篇文章。此文已刊登於自由時報 [2016.02.04 自由廣場：「三橫三縱」是步向文明的開始/黃武雄)。
因2006春發起千里步道運動，自始便以關切自然環境與弱勢路權為宗旨。「三橫三縱」與我關聯甚深。
大約在2008年首倡時，我用的是「三直三橫」的詞彙。其後發展的波折，我再抽空為文敍述。
/黃武雄 2016/02/04
---------
近日有幾個時段北市大塞車，媒體開始怪責「三橫三縱」人行單車道的施工。有人更質疑：拓寬路面方便行人與單車通行，是否必要？
這樣的批評與質疑，顯現台灣主流社會的短視。台灣的交通，幾十年來只為汽車設計，機車陪襯。單車與行人完全被邊緣化。
但台灣人到世界各進步國家旅遊或考察，發現先進國家對單車行人的路權十分重視。尤其北歐與日本。這是對弱勢路權的尊重。
同時，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不止節能減碳，清浄空汚；又有益市民健康，減少各種現代病，降低健保支出。
「單車生活化」，意指市民可以安全的騎單車上下班、上下學、買菜購物；單車不只是用來休閒。這是多年來很多有識之士，共同在努力的目標，也是進步城市的交通象徵。柯P上任之前，與民間環保團體接觸，曾明白表示他認同這個目標。上任之後要開始落實，台北市民應該额手稱慶，為我們的城市環境步向文明而高興。一時的汽機車塞車，只是過渡時期的陣痛。
如果台北市目前汽機車的使用者，因街道設計對行人單車變得友善，有二至三成開始改騎單車，甚至短距離改用步行，那麼交通必然大幅改善，空氣也會變得乾淨。試想一部汽車平均只載一、兩人，所佔路面卻是單車的十倍，是不是改騎單車，反而促使交通順暢？
近年騎單車的人有快速成長的趨勢，U-bike 供不應求，就是清楚的指標。但因道路設計對單車不友善，一出事非死即殘，令人傷痛。一個進步的國家，當然要保護進步運具的使用者。
柯P競選時的政見，是設立「棋盤式」的單車道網絡。當單車道足夠密集，騎單車變成安全便捷，使用者就會大幅增加。我們要有耐心，要看長遠。三橫三縱只是開始，是邁向進步城市的開始。
我年輕時，台北市汽車稀少，機車更是罕見。那時的單車還十分笨重，我從台大騎單車到火車站不過十七分鐘。但今天開汽車，十七分鐘有時還到不了。「交通發達」到底是什麼意思？值得衆人深思。
台灣在變，我們的目光也要改變。視野要打開，看廣看遠。不要只盯著一時的塞車，就大肆批評，喊著要開倒車。只有我們自己的觀念改變，台灣才能步入文明國家之列。
延伸閱讀：
1.三橫三縱是元兇也是解藥/徐銘謙(蘋果日報，2016.02.04)
2.三橫三縱決定柯P是為偉大的市長或魯蛇市長？/吳益政 (蘋果日報，2016.02.04)
3.我見我思－紓解塞車的紅蘿蔔/謝錦芳 (中國時報，2016.02.05)
4.造成大塞車的人不是柯文哲 而是你/愛國青年 (三立新聞網/觀點，2016.02.03)
5.好久不見的台北市大塞車/詹順貴 (蘋果日報，2016.02.03)
6.老照片告訴你，阿姆斯特丹成為自行車天堂不是一蹴可幾的 (fastcompany/一心)
7.荷蘭的單車文化可以複製嗎？綠色交通在台灣的理想與現實/洪靖(想想論壇，2014.11.03)
因2006春發起千里步道運動，自始便以關切自然環境與弱勢路權為宗旨。「三橫三縱」與我關聯甚深。
大約在2008年首倡時，我用的是「三直三橫」的詞彙。其後發展的波折，我再抽空為文敍述。
/黃武雄 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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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幾個時段北市大塞車，媒體開始怪責「三橫三縱」人行單車道的施工。有人更質疑：拓寬路面方便行人與單車通行，是否必要？
這樣的批評與質疑，顯現台灣主流社會的短視。台灣的交通，幾十年來只為汽車設計，機車陪襯。單車與行人完全被邊緣化。
但台灣人到世界各進步國家旅遊或考察，發現先進國家對單車行人的路權十分重視。尤其北歐與日本。這是對弱勢路權的尊重。
同時，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不止節能減碳，清浄空汚；又有益市民健康，減少各種現代病，降低健保支出。
「單車生活化」，意指市民可以安全的騎單車上下班、上下學、買菜購物；單車不只是用來休閒。這是多年來很多有識之士，共同在努力的目標，也是進步城市的交通象徵。柯P上任之前，與民間環保團體接觸，曾明白表示他認同這個目標。上任之後要開始落實，台北市民應該额手稱慶，為我們的城市環境步向文明而高興。一時的汽機車塞車，只是過渡時期的陣痛。
如果台北市目前汽機車的使用者，因街道設計對行人單車變得友善，有二至三成開始改騎單車，甚至短距離改用步行，那麼交通必然大幅改善，空氣也會變得乾淨。試想一部汽車平均只載一、兩人，所佔路面卻是單車的十倍，是不是改騎單車，反而促使交通順暢？
近年騎單車的人有快速成長的趨勢，U-bike 供不應求，就是清楚的指標。但因道路設計對單車不友善，一出事非死即殘，令人傷痛。一個進步的國家，當然要保護進步運具的使用者。
柯P競選時的政見，是設立「棋盤式」的單車道網絡。當單車道足夠密集，騎單車變成安全便捷，使用者就會大幅增加。我們要有耐心，要看長遠。三橫三縱只是開始，是邁向進步城市的開始。
我年輕時，台北市汽車稀少，機車更是罕見。那時的單車還十分笨重，我從台大騎單車到火車站不過十七分鐘。但今天開汽車，十七分鐘有時還到不了。「交通發達」到底是什麼意思？值得衆人深思。
台灣在變，我們的目光也要改變。視野要打開，看廣看遠。不要只盯著一時的塞車，就大肆批評，喊著要開倒車。只有我們自己的觀念改變，台灣才能步入文明國家之列。
延伸閱讀：
1.三橫三縱是元兇也是解藥/徐銘謙(蘋果日報，2016.02.04)
2.三橫三縱決定柯P是為偉大的市長或魯蛇市長？/吳益政 (蘋果日報，2016.02.04)
3.我見我思－紓解塞車的紅蘿蔔/謝錦芳 (中國時報，2016.02.05)
4.造成大塞車的人不是柯文哲 而是你/愛國青年 (三立新聞網/觀點，2016.02.03)
5.好久不見的台北市大塞車/詹順貴 (蘋果日報，2016.02.03)
6.老照片告訴你，阿姆斯特丹成為自行車天堂不是一蹴可幾的 (fastcompany/一心)
7.荷蘭的單車文化可以複製嗎？綠色交通在台灣的理想與現實/洪靖(想想論壇，2014.11.03)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教育手札 (2015.08.07)
昨晚知道孩子們已經安全撤離教育部，終於鬆了一口氣。我們要擁抱孩子們，為他們喝采，歡迎他們平安回家，同時在心底永遠懷念冠華。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換一場嘉年華會 (2015.08.06)
颱風要來，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還在第一線抗爭，令人擔心。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本文同步刊登於自由評論網、民報。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本文同步刊登於自由評論網、民報。
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
多元文化與新舊課綱 (2015.08.01)
一、
新舊歷史課綱內容的爭議，真是所謂「台獨史觀」與「中國史觀」之間的差異嗎？
去年二○一四元月，爭議初起，我仍在病中。為了弄清楚癥結，用心對照兩種課綱。那時我看到的，並不是所謂統獨之爭，而是兩種世界觀的不同。說新課綱是「微調」，其實是「大調」，因為世界觀完全不一樣了。舊課綱所重視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內容，在新課綱中被拿掉。例如，第四主題「當代台灣」，舊課綱的第四章「台灣文化的多元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教育發展」全部刪除。其他地方再也看不到有多元文化或公民社會的歷史題材。
然後，新課綱只強調「經濟發展」。在同一主題第二章中，原來舊課綱中，「經濟發展與挑戰」的「挑戰」兩字，也被拿掉。原來「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環保問題」，當然也刪除了。在新課綱中，只留下「經濟起飛」作為重點，並不斷凸顯當時政府帶動經濟起飛的功勞。
二、
當代人類最主要的兩個課題，一為處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平衡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引入「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觀念，用來處理第一個矛盾，是進步的，是人類到二十世紀中葉，歷經專制統治、各種壓迫與戰亂的痛苦，才找到的一條掙脫集體主義的出路。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教育，最核心的精神。新課綱完全無視它的重要性，大筆一揮，全部刪除。令人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只向經濟發展傾斜，無視於它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也是難以理解的偏頗。新課綱的立足點，就是這種反動落伍的世界觀。倒是我很佩服當時擬訂舊課綱的歷史學者們，能夠把現代文明社會主張「多元文化與環保」的世界觀融入課綱中。新舊課綱之爭，就是落伍與進步的兩種世界觀之爭。這才是關鍵的差異。
三、
在舊課綱中，看不到所謂的「台獨史觀」。泛政治人喜歡製造名詞，亂扣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
舊課綱有台灣的主體性，這點無庸置疑。任何人談自己的歷史，一定是從自己的身邊談起，這就是主體性。一個人寫家族史，也有其家族的主體性。一個小孩要認識世界，當然先認識母親、親人、鄰里、縣市、國家，再逐步擴及世界。教育不能違反這個最自然的，由近及遠，由內而外的認知程序。在台灣實施歷史教育，當然要從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出發，談他們的生活、社會、苦難與歡樂，追尋他們的共同記憶，這就是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其實是多元文化的一環，也是公民社會的出發點。舊課綱強調台灣與世界的歷史互動，這是為下一代打開視野與胸懷做好準備。台灣主體性則是它的基礎。
人充份認識自己的家園，進入世界才遊刃有餘。主體性不是地域性，正好相反，主體性與世界性是雙生子。詩人馬拉嘉講：
欲邀遊天地
還戀我故土
正是這樣的寫照。而進入世界，則是尊重多元文化，欣賞異民族的起點。
相對的，新課綱處處強調中國角色與漢族中心主義，並割裂台灣與世界的互動。例如在第一主題「早期台灣」第二章，把「說明……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的接觸，進而敘述荷西及鄭芝龍時期台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整段刪除。講台灣史，可以不好好談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嗎？在新課綱中，「漢族中心主義」不僅貶低台灣對外的互動，也漠視原住民的存在與貢獻。輕蔑多元文化，一直貫穿於新課綱的思維。
四、
如果要套上史觀兩字，舊課綱的史觀，比較接近「多元史觀」。這是目前世界各文明國家，在歷史教育中所採用的世界觀。至於新課綱，該用什麼字眼來界定它的史觀？我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漢族中心主義的、一元的、落伍的、沙文的、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史觀。把「多元史觀」中，有關台灣的主體性，硬拗成「台獨史觀」，然後與「中國史觀」對立起來，模糊焦點，再度撕裂台灣社會，這是極為不智的做法。
--------
後記：
為了堅持信念，為了不接受反動落伍的洗腦教育，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猶在烈日與暗夜中奮戰。他們看得比大人清楚，他們熱情真誠，台灣所有人都應該為他們驕傲，為他們的獨立判斷、為他們的堅持信念而驕傲。但他們已歷經難以名狀的磨難與傷痛。手銬、束帶、羞辱與死別，這些煎熬對於大人都難以承受，我們何忍還讓他們在街頭受苦？
教育為的是未來，他們代表未來，未來的世界屬於他們。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是多元的世界。他們有權利選擇沒有遮掩、沒有謊言的多元史觀。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放手吧，他們不是別人的政治工具，就是因為他們不想當政治工具，才挺身出來抗議。是你們想把他們當政治工具，才有今日的抗議與永遠的傷痛。記得冠華最後的吶喊嗎？記得嗎？……。
孩子們是對的，請聽聽他們的規勸。撤回新課綱，讓他們早點平安回家。
本文刊登於「自由共和國」(2015.08.03)。
參考資料：歷史課綱到底改了什麼？─ 新舊版本比較 (2014)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 (2015.06.22)
一、 全文下載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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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 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
2013年11月10日 星期日
再怎麼辛苦也值得 (為陳定信醫生文集而寫)
近日讀藍麗娟寫陳定信教授的傳記《堅定信念》一書，對定信兄一生的努力與成就，十分感佩，立即託友人陸續買了十五本書，分送給朋友們，並鼓勵年輕人閱讀。定信兄與我同年，在台大是老同事，雖然他研究的是醫學，我做的則是數學，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讀他的傳記讓我重新走過一遍消逝的日子，重新檢視自己的往昔，並調整了一些累積多年的看法。他的傳記、他真實的一生承載無數值得深談的啟示，但寫這短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就他與我三十多年的醫病關係，取出一小切片談一、兩個觀點。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黃武雄寫於新店農舍
推薦：
《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2013.08.01 出版)
2012年12月16日 星期日
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2010 年初夏，中國時報訪談 2030 年教育及環境前景)
採訪／中國時報*
受訪／黃武雄
採訪形式／e-mail 對談
Q：20年後，在2030年代的台灣，你理想中的學校是什麼樣子？
2030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之上。換句話說，那時台灣的學校，情況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了，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劃、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20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Q：你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什麼？
很多年前，我去加州，搭著家姐開的車。車停在紅燈前，斑馬線上慢條斯理走過一個黑膚女人。家姐忽然說：「你看那她那種自在又自信的樣子，我很少在台灣人身上看到這種神情。」家姐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立小學教了二、三十年的書，她說她的班上不論黑白，很多孩子整天都是帶著這種神情在上課。
「妳認為在台灣人身上很少看到這種神情，同我們的教育有關嗎？」我問家姐。「當然！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壓抑的。功課與規矩，時時刻刻盯著我們，我們不能放開自己，長大之後，那些影響還一直烙印在我們身上，我一生都試著在掙脫。我很羨慕班上的那些孩子。」她這樣說。
台灣有很多人確實是過得不自在又缺乏自信的，但我們很少人這樣看到自己。能意識到我們正在用同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孩子在複製我們自己的人更少。
我年輕時，最喜歡 Krishnanmurti 的說法，他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免除人的恐懼，人越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越能免於恐懼。可是現實的教育是人學得越多，越恐懼。因為我們只在孩子身上堆積一些缺乏意義，又不經反思的知識，要他們堆積這些知識，去擁有地位與財富，結果呢？人越擁有，越怕失去，因此心裡越是恐懼。現在我年老了，基本上還是認同他的這種說法，只是我更深一層去思索人存在於這世間的原始動力，人要「維生」當然是最根本的，誰都希望生活能過得不錯，但人參與世界，與世界「互動」，並由自己「創造」出一些東西，藉此溶入文明的創造活動，對人內心的滿足也同等重要，它們一樣都是人天生的需求。「維生」、「互動」與「創造」，這三樣內在的需求能夠均衡發展，人日子便會過得自在愉快，心智也才會趨於成熟，這時所謂的「競爭力」自然會好起來。只是我們的社會是患了嚴重的「維生肥大症」，在成長的過程中，互動與創造的渴求，被扭曲或被壓抑了，人就變得怪怪的。多數人縱使後來有了財富地位，也一樣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從小就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長大，會使人隨時懷疑自己的能力，沒有真正的自信。
我們因為不了解小孩（雖然我們都一度是小孩），所以經常低估小孩，誤以為要管教、要緊盯功課，孩子才會變好，也才會學到東西。其實小孩參與世界的熱情（「互動」）與「創造」的欲望是天生的，這便是他們學習知識的內在動力，可是我們卻急著要抹煞他們身上這些最珍貴的特質，硬要用升學與謀求好出路（「維生」）的壓力去逼迫他們學習，這是錯的，而且事倍功半，甚至使他們因挫折而抗拒知識。這只反映了我們無知的在複製自己所受過的教育罷了。想想看，我們這些大人，除了專業或工具書之外，離開學校之後，是不是很少再碰書本？這種知識倦怠症，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多反思我們自己，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當然，有一件事需要特別著力。文明的主要特徵是抽象，小孩的抽象能力並非天生，必須刻意培養。我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主要是打開學生的經驗世界，所謂「知識」，其實就是在不同時空之下的人或人們身上，一些特別值得提煉，而且經過提煉的經驗。但種種經驗是紛雜的，孩子的經驗世界打開了，就要靠抽象能力去整合，使它們對自己產生意義。所以學校教育也要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因為抽象能力就是整合經驗的能力。
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教抽象能力。「語文」（尤指書寫）與「數學」因為本身便抽象化、系統化，人長久浸淫其中，便有培養抽象能力的作用；同時語文與數學又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兩種必要的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一為自然語言，前者用來與別人溝通，後者則與自然），所以孩子必須好好學習語文與數學。可是一般時候，孩子對抽象化、系統化的東西，都會格格不入，因為抽象不是早期人類的祖先就具有的東西，而是文明變得精緻之後，才發展出來的。我們必須瞭解人的幼兒一樣有這種先天的限制，循循善誘，用心協助小孩走進抽象世界。
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小孩不喜歡做功課，例如不喜歡寫字，或做數學題目，只因他們不容易熟習那些人為的語法規則。這些規則相對來說，是抽象的，是不自然的，他們看不到意義與目的，所以就引不起興趣，甚至會抗拒。可是他們內心是真正喜歡學習，喜歡知識的，他們始終有「參與世界」的熱情。大人不瞭解這關鍵性的差異，才會以為對小孩要強迫學習，要建立紀律。
舉個例子說，魔術方塊的數學是很難的，大人能不套公式，全靠自己解出的少之又少，但幾乎所有的小孩拿到魔術方塊都會想試著玩，而且很快便沈溺其中（直到發現它實在太難才放棄─我講的不是依照公式在比速度的那種玩法）。原因是魔術方塊的遊戲「規則」很清楚，遊戲的「目的」也一句話就說明白。但數學的規則與目的，卻需要學習一二十年，才搞得清楚。這是小孩為什麼對數學卻步的理由，但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數學「創造性的的內涵」本身。魔術方塊的現象，告訴我們：孩子的本性是熱愛數學的
學校教育除了上述一經一緯，打開經驗世界與培養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之外，第三件事便是留白，讓小孩有自主的空間，摸索思辨、嘗試錯誤。
Q：你為2030年台灣教育所描繪出來的這番圖象，對你來說，背後是有一套教育哲學的，但你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準備好要迎接它了？
我所描繪的，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教育的圖象，它只是歐美一般公立學校在對待孩子的方式而已。歐美也有很多體制外的、崇尚某種理想教育的學校，像夏山、Salisbury、華德福等，但我上面所談的只是一般公立學校對待小孩的方式而已。我們很多人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就因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為什麼我們不在自己的國家用這樣的方式辦教育？像美國競爭那樣激烈的社會，他們並不會把競爭帶到中小學的校園裡，因為他們比我們瞭解小孩，他們知道要保護小孩在成年之前不受競爭評比的扭曲，慢慢發展自己，長大了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力。
我們卻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長大有競爭力，就要早早逼他承受激烈競爭，因為我們凡事還停留在「巫醫思考」，不深入複雜現象，只習慣用「類比」，吃肝補肝，吃腦補腦，希望孩子以後變成什麼，現在就立即要他接受什麼。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小時偷東西，長大了就會偷盜。可是偷東西是因小孩還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就像一些部落的族人一樣，這沒什麼對錯，很多部落財產是公有的。如果小孩在我們這種社會長大，他有機會慢慢看，慢慢想，便會弄清楚私有財產的觀念，自然長大就不會偷盜。我當然瞭解，這些年受到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歐美的公立學校也有在開倒車的趨勢，有些學校也在吵競爭力，但究竟他們的文化比較成熟，反對短視的在孩子身上施加壓力的聲音，還是教育界的主流。我們的社會普遍不瞭解小孩，用太多功課把小孩時間佔滿，小孩的想像力，創造力都會減弱，長大反而會便笨，至少腦筋會僵硬。人是活的，是不斷在變的，小時嘗試錯誤，自由摸索，長大了才會思辨，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這樣也就有競爭力。競爭力是自然的產物，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我談的只是平凡的道理。台灣的社會對於接受正常的現代教育，是不是準備好了？我並不樂觀，但我接受妳的訪談，不斷重覆我說了幾十年的話，就希望我們儘早準備好。
Q：這些牽涉學校教育的本質問題，您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有更完整的探索，然而，這些根本性的理念和價值，一直難以透過教改來實現。近日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指出，台灣社會缺乏左翼的反省和思維，因此，教改的發展最後仍被「菁英主義」及「文憑主義」所吞噬。
過去這十五年正值資本主義的高度全球化，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歸咎教改不僅未能擺脫升學主義，反而深化了貧富之間的鴻溝，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當年的大學聯考，認為既然無法擺脫升學主義，倒不如回歸當年的大學聯考，至少，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還有藉聯考翻身的機會。這種一筆勾銷，回到過去的態度，過度簡化問題，根本無濟於事。如果說台灣社會缺乏多元價值，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只會長出「菁英主義」、「文憑主義」的惡果，那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該從哪裡下手呢？
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有提到融合左右的第三條路，作為下一波教改的論述基礎，可以請您談談第三條路的理念嗎？
台灣民主化了，國家重要的決策，一般會取決於社會主流的意見。如果主流意見看不到問題，政府決策的品質也會偏差。十多年來教改的方向，未能適切抓到核心問題，就是一例。四十七年的戒嚴使台灣長期處在封閉狀態，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台灣社會在文化與思想方面是停頓的，這塊土壤只右不左，連帶的，兩三個主要政黨的政治立場都偏右。我的意思是，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是右的，所以政策也都偏右。左與右之間的差異，不只是一般階級立場的認同，更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左的世界觀，著重結構性，不認為許多現象是任意的，是不相關的。底層結構的問題不解決，現象不會普遍改善。例如說，有教育部長一上台就積極推動閱讀運動。學生能培養出大量閱讀的習慣，十分重要，但推廣閱讀不能由上而下，變成一個文化運動，因為這種文化運動無法紮根，風一吹就散了。作為部會首長，該做的是處理結構性的問題：先普及城鄉的社區圖書館，把圖書館內外弄得很舒適，同時改善圖書管理的態度，大幅增加開放時間。另一方面，努力減輕學生功課壓力，讓學生課餘有多一點的自主時間，去圖書館看書與借書。這時下放資源，讓民間配合學校及社區圖書館，推展相關活動，閱讀就會慢慢紮根。在西方甚至日本，一般成人無論年齡，經常手不釋卷，台灣則普遍患了「知識倦怠症」，知識份子也只讀專業與工具性的書，這現象的背後是有結構因素的。但先從改善與普及社區圖書館做起，是長久之計。結構性的問題不容易處理，但傾國家之力，一年兩年半不到，五年十年，逐步累積就可以耳目一新。
教改的問題，也是這樣，教育最需要多元化，因為每一個孩子，成長背景、經驗、性情、興趣、與可能的發展都不一樣，每一位教師亦然。但因為升學供需失調，大家對升學的機會與公平性非常敏感，於是多元教學，一綱多本，多元的入學方案，立即遭到質疑。升學供需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不認真解決，台灣的教育永遠無法改善。可是右的世界觀不承認這件事，社會主流相信上智下愚，相信家長的升學觀念改變，就好辦了。所以我們不會傾國家之力，為下一代打造出一個正常教育的大環境。
關於左右辯證的第三條路，我已經寫了長文，分析左與右的關鍵性差異，這是人類思想哲學的兩大主流。長話短說很容易招致誤解，要弄清楚它，希望能詳讀我的文章。大體說來，「左」除了結構性之外，承認世界是變動的，也相信對於人的心智，後天的影響遠大於先天。「右」則反過來，相信任意性、回遡性與先天性。在社會層次上，我是偏左的，但在個人層次，許多時候我會偏右，因為精神與意志對個人來說，可以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激發人潛在的、豐沛的生命力。從上述左右的特徵，可導出，「左」著重「平等」，因此重視社會正義，「右」則重視「自由」，不止精神自由，也包含經濟自由。
從這樣的左右辯證的觀點出發，在教育領域中，我反對人力規劃，傾向讓每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與資源，盡量發揮他的潛能。教育要培養的是成熟的心智，不是國家經建的人力。
妳提到如何實踐的問題，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但一個民主國家的政策，要做大幅度的改變，是需要等待時機的，因為在「平常時候」，政策只在反映社會主流的意見。根據經濟學的所謂中間選民原則median voter theorem，政策的屬性通常會傾向於保守。但1994年410教改運動過後的一兩年間，是難得的、可以放手改革的時機，因為當時民心傾向大幅度的改革，而不太在意改革的內容。這時位處要津的菁英，是有很大的空間，去推動進步的政策，可惜把這大好時機錯過了。
但現在是「平常時候」，教改若要有出路，只能回到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本身去討論。觀念的改變最難，這是無可奈何的，但要創造媒介。1998年，那時教改已失去契機，我與一些朋友轉而推動社區大學，就是要促成全面性的社會學習，讓眾人透過瞭解、討論與思辨，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而檢視，並重構自己的世界觀。可是社區大學十二年來，在某些方面雖蓬勃發展，可惜也因一直受制於社會主流強固的「菁英主義」，一開始便被歸類為非正規教育，無法頒授學位，而不易提升知識水準，進行知識解放。
台灣是需要一段自我啟蒙的階段，種種改革才不致於原地踏步，社會與文化才能脫胎換骨。我分析「左與右的世界觀」，其實是為了讓人們在重新檢視世界觀的時候，有一個參考座標。要促成公眾觀念的改變，需要創造環境、事件或議題，從觀念對立的衝突中，去引發公共思辨。前時透過十二年國教的遊行，我藉機寫了「教育複製」的文章，就為了提醒社會菁英深入一點去思考教育的本質。今年七月要舉辦的全國教育會議，也是發展公共論述的時間點。
Q：你對教育的理念我很認同，像是：不應該只在複製上一代的思維、要發展孩子獨立思考及創造的能力、要為孩子留白等。在社會主義國家崩解之後，資本主義似乎得到了全面的勝利，甚至在前幾年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左翼的路線如今不再是打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只是用來修正或矯正資本主義，使其能夠永續發展。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其內在規律就是要追求經濟不斷的成長，這也成為現代國家的最重要任務。因此，教育自然脫離不了這個大結構的要求，經過這麼多年，這些要求早已內化成每個家庭對孩子的期待。然而，經濟成長可以是透過剝削、污染和掠奪來達成，不過，無限的生產力也可以是因為人類擁有不受限制的創造力及想像力，所以可以達成永續的經濟成長。所以，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創造力的孩子，才會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台灣過去的經濟是建立在低廉的（各種）成本和代工上頭，所以，對未來人力的期待也是一部這樣體系下的生產機器，如果台灣想升級，想轉型，當然在教育上也應該改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因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想想西方教育，給孩子很多遊戲與自由探索的時間。從表面上看，他們在中小學的課業表現不如東方。但他們長大之後，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文化產值、學術產值，卻遠遠優於東方。遊戲本身就會發展人的分析力與創造力（近年，美國加大 Berkeley本校一位心理學家 Alison Goptnik，做了很多可靠的實驗在證實這件事）。我們傳統的看法，認為遊戲只是荒嬉課業，至今這個錯誤的看法，仍然普遍流行。
在大學裡，我們同事有時會聊到這樣的事：我們小時用幾倍於西方小孩的時間在做功課，但長大後，在同時代的學者中，絕大部分重要的東西，卻是西方人做出來的，從好的文學藝術的作品、社會科學重要的理論，到自然科學突破性的研究，大多數是他們的成果。當然我們也有少數很傑出的工作，但成就與付出不成比例。想想看，今天我們在傳授的，經常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曾經耗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讀書，難道東方人天生比西方人笨？絕不，是我們的教育自小壓抑了我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到頭來，因著作權而賺取的天文數字的利益，都流向西方。這事情的是非利弊這樣顯然，可是我們的社會主流毫無覺悟。問題在於我們只知複製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下孩子的身上，低估孩子、限制孩子。
至於福山主張：「左」翼已不足輕重，今後難以再與「右」的資本主義相頡抗。做這樣的論斷是因他對問題太簡化了。對於他的論點，已有很多人反駁，尤其來自左派的論述。我在這裡補充一個未被提過、而涉及環境的論點。資本主義主張無盡開發，本質上是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它的邏輯，是把人置於經濟體系之中，加以分工化，片面化，技術化，藉此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用。相對於「右」的片面觀，「左」則因其重視結構性，對事情看法著重整體了解。這種整體觀，使人重視自然資源的保留，以求人類文明的永續。「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如「綠」色環保力量的興起，與「紅」色草根力量的結合，變成「偏左」的重要訴求。這種訴求強烈質疑資本主義的大肆擴張，並提倡用社會福利對抗市場經濟，這條陣線已成為「左」與「右」的決戰點。
福山的說法太受制於傳統對「左」派的界定，又忽視資本主義剝削大自然的危機，才會看不到這個新的決戰點。很顯然，資本主義無法這樣膨脹下去，因為大肆剝削大自然的結果，催使大自然的反撲迫在眉睫，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永遠的勝利者。如果偏左的保留主義來不及制止資本主義的擴張，人類連同整部珍貴的文明便會從地球上消失。
這兩三年氣候變遷的劇烈，已經是個嚴重的警訊，可惜目前人類不是無動於衷，就是束手無策。世界是不斷在變動的，這變動的幅度可以巨大到人類這個物種在幾十年內，便會悲慘的滅絕。
Q：你很悲觀嗎？
是的，我看不出人類的理性有可能解除大自然反撲的危機。「左」從來就是少數，能真切掌握「左」所蘊含的辯證本質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解決環境問題，卻需絕大多數人的合作。
二十世紀後半，人類的生產力大幅提高，生活資源富裕，相對的也緩和了階級矛盾。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經濟擴張，刺激了人們毫無節制的消費，並加速對大自然的掠奪。明明全球氣候變遷日形劇烈，但有多少人能自動放棄眼前生活的舒適，例如放棄開車，放棄逛街購物？今天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密密麻麻的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其中至少有十五億以上的人口，每一個人所消耗的能源、所製造的污染，就比十八世紀，一個享用大莊園及其眾多奴僕人力的貴族所揮霍的更多。而其他四十多億的人口，每天在努力的，就是向那十五億人看齊。想想看，這樣的一個超級的物種，還能夠在地球上存活多久？
台灣到了這幾年，終於步上少子化的新階段，可以藉機減少人口，可是整個社會卻驚慌的叫喊「人口老化」，政府也大肆再鼓勵生育，原因都為了經濟擴張，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待問題片面化、技術化，而無法整體了解的態度，尤其是知識菁英。理性褪色為狹窄的工具理性，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批判反思的光芒。很多人以為大自然的反撲，就像天塌下來一樣，一夕之間，大家同歸於盡，人類灰飛湮滅；既然世界末日是無法避免的宿命，何懼之有？
事實上，大自然的反撲，不是一瞬間就吞噬一切，而是一步步慢條斯理的：災難此起彼落，資源漸漸枯竭，文明倒退，秩序崩解。國與國之間、一城一鄉之間、人與人之間，變成弱肉強食，人類將走回野蠻時代，卻比早期的野蠻時代更慘無人道，最終是人吃人。這種黑暗恐怖會拖延三、五十年，終至人類滅絕。我很希望這番話不過是危言聳聽，希望事實會光明得多，希望人類的理性，終究會解除大滅絕的災難。
但人類有這樣光明的未來嗎？恐怕理性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多數已有足夠生活資源的人，不會願意放棄今日生活的舒適，不會願意回到往昔過著儉約的生活，而還處於貧窮的人，不會也不該放棄追求較好的生活。以人類今日高度的生產力，要分配好資源，維持儉約，但免於飢寒的生活，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就違反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也與現有的國家運作相抵觸。國家的界線，使得明明這是地球村的共同問題，但各國眼前利益不同，爭吵不休，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去解決。
如果人們警覺到人類行將滅絕的危機，至少在理智上，能了解經濟不能無限制擴張，那麼有一種理性，也許有助於人類逃脫滅絕的命運。那是一種「動態理性」，屬於「辯證理性」的一個面向。
前面我說過，理性是無能為力的，那指的是大家日常在運用的「靜態理性」。的確，多數人不可能放棄現有的物質享受，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開車不吹冷氣，我一個人辛苦把生活過得儉約，並無補於事，其他人還是在開車在吹冷氣，無數工廠還是在大肆污染，人類還是一步步在走向滅絕。」這種心理非常普遍，但如果未來確定是有希望的，人們看得到自己今天的儉約，正在替未來的希望鋪路，看得到個人是可以有作為的，那麼會有一些人自願放棄眼前的享受，並逐步擴散到多數人。
舉個例子說，如果有個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公開發聲，向各國人民號召，徵求各國一開始有百分之一的開車族，為了人類的生存，為了自己下一代的活命，於某年起自願放棄開車，並宣稱隔年徵求自願不開車的人數，將擴及百分之五，以後逐年增加，五年十年之後的目標是車輛減少到目前的五分之一，並將匯集這股壓力，施加於各國政治實權人物。這樣的訴求，有可能會得到響應。不開車慢慢形成一種風氣，也變成一種道德壓力。
這只是舉個例子，其他像減少消費，減少垃圾，反對開發，反對經濟持續擴充，與提倡節育等等，都可以循此概念，動態發展，而不是大家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事情也不一定由國際組織來推動，各地區、各國，都可以局部的做，只是範圍要夠大，才能激起希望。提倡由個人做起，是不通的，是唯心主義空泛無力的道德勸說。
你會說我想的是天方夜譚，但不這樣想，我們還能怎麼辦？骨子裡我是無比悲觀的，只是在悲觀中，還想找出一絲希望。這種動態理性，如果能夠激發出來，便是一股可能帶來希望的力量。總要想想辦法，讓大家一起尋找希望。
最後的機會，我相信：只有訴諸恐懼不敢生小孩，雖然這種作法與我一貫的態度相違背。大家因恐懼資源即將枯竭，恐懼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而不敢生小孩(注意這是自願而非被強制)，讓地球上的人口快速從六十多億降到十億以下。
但連這樣的可能，也是奢望，因為大家還心存僥倖，可是地球對人類發出的警訊，又已進入倒數計時。我們倉惶上路，又要與極其有限的時間賽跑。
若萬幸人類因此逃得過浩劫，這條路也走得無比荒謬而反諷。人類整部文明，便為了要脫離恐懼而發展起來，最後卻依賴恐懼解救了人類。好笑吧，荒謬吧。
(*本文前半部刊載於中國時報2110年9月25日，A2全版。中時高有智，何榮幸及魏婉玲策劃，當時立委鄭麗文採訪。後半部則未公開披露。)
(2010 年初夏，中國時報訪談 2030 年教育及環境前景)
採訪／中國時報*
受訪／黃武雄
採訪形式／e-mail 對談
Q：20年後，在2030年代的台灣，你理想中的學校是什麼樣子？
2030年，我希望台灣一般的學校，能真的以學生為主體，教師不再是管理者。學生學東西不是為了應付考試、為了與人競爭、為了以後升學，而是為了興趣。大人們願意用比較開明的態度瞭解並尊重孩子，看到每一個孩子的潛能，與孩子做朋友，與孩子討論問題，而不是隨時準備說教。教師在學校不用花很多時間心力在考試、評分、比賽、獎懲、維持秩序、寫報告寫計畫，只為了向上級交代。他們可以用全副精神帶引學生學習、打開視野、討論與思辨。教育資源直接用在學生與教學之上。換句話說，那時台灣的學校，情況與今天歐美一般公立學校相當，教育正常化了，學生的心智也得到充分釋放。今日台灣的中小學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學校現場，大部分教育人員的時間精力，都耗在人力規劃、人的分類分等分級，耗在如何透過考試壓力使學生學習、如何透過管理使學生的人格行為受到規範；可是教育工作者的本份，原本是在協助學生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學生獨立思辨的能力，以促發其心智成熟。這是兩種不同的教育觀。我希望20年後，我們的社會能夠捨棄前者，認真經營後者。
前者的教育觀是「人與人爭」、是競爭、是評比，透過競爭評比去壓迫孩子學習。後者則為「人與事爭」，讓孩子的心力直接投入事情本身，「想把事情做好」是他學習的動力，他不必隨時被評比，被要求把別人比下去。人與人爭的地方，不只是學生，教師也一樣，人會陷入痛苦和扭曲。人與事爭，學生可以把他的心力投入文明的創造活動，自由的發展他自己，教師的努力也才有真正的喜悅與成就感。這才是正常的教育。
Q：你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什麼？
很多年前，我去加州，搭著家姐開的車。車停在紅燈前，斑馬線上慢條斯理走過一個黑膚女人。家姐忽然說：「你看那她那種自在又自信的樣子，我很少在台灣人身上看到這種神情。」家姐在美國加州的一所公立小學教了二、三十年的書，她說她的班上不論黑白，很多孩子整天都是帶著這種神情在上課。
「妳認為在台灣人身上很少看到這種神情，同我們的教育有關嗎？」我問家姐。「當然！我們小時候的教育是壓抑的。功課與規矩，時時刻刻盯著我們，我們不能放開自己，長大之後，那些影響還一直烙印在我們身上，我一生都試著在掙脫。我很羨慕班上的那些孩子。」她這樣說。
台灣有很多人確實是過得不自在又缺乏自信的，但我們很少人這樣看到自己。能意識到我們正在用同樣的教育，使我們的孩子在複製我們自己的人更少。
我年輕時，最喜歡 Krishnanmurti 的說法，他說教育的目的，在於免除人的恐懼，人越了解世界、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越能免於恐懼。可是現實的教育是人學得越多，越恐懼。因為我們只在孩子身上堆積一些缺乏意義，又不經反思的知識，要他們堆積這些知識，去擁有地位與財富，結果呢？人越擁有，越怕失去，因此心裡越是恐懼。現在我年老了，基本上還是認同他的這種說法，只是我更深一層去思索人存在於這世間的原始動力，人要「維生」當然是最根本的，誰都希望生活能過得不錯，但人參與世界，與世界「互動」，並由自己「創造」出一些東西，藉此溶入文明的創造活動，對人內心的滿足也同等重要，它們一樣都是人天生的需求。「維生」、「互動」與「創造」，這三樣內在的需求能夠均衡發展，人日子便會過得自在愉快，心智也才會趨於成熟，這時所謂的「競爭力」自然會好起來。只是我們的社會是患了嚴重的「維生肥大症」，在成長的過程中，互動與創造的渴求，被扭曲或被壓抑了，人就變得怪怪的。多數人縱使後來有了財富地位，也一樣缺少一些重要的東西。從小就在過度競爭的環境中長大，會使人隨時懷疑自己的能力，沒有真正的自信。
我們因為不了解小孩（雖然我們都一度是小孩），所以經常低估小孩，誤以為要管教、要緊盯功課，孩子才會變好，也才會學到東西。其實小孩參與世界的熱情（「互動」）與「創造」的欲望是天生的，這便是他們學習知識的內在動力，可是我們卻急著要抹煞他們身上這些最珍貴的特質，硬要用升學與謀求好出路（「維生」）的壓力去逼迫他們學習，這是錯的，而且事倍功半，甚至使他們因挫折而抗拒知識。這只反映了我們無知的在複製自己所受過的教育罷了。想想看，我們這些大人，除了專業或工具書之外，離開學校之後，是不是很少再碰書本？這種知識倦怠症，就是因為我們自己也受這樣的教育長大的。多反思我們自己，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
當然，有一件事需要特別著力。文明的主要特徵是抽象，小孩的抽象能力並非天生，必須刻意培養。我認為學校教育的功能，主要是打開學生的經驗世界，所謂「知識」，其實就是在不同時空之下的人或人們身上，一些特別值得提煉，而且經過提煉的經驗。但種種經驗是紛雜的，孩子的經驗世界打開了，就要靠抽象能力去整合，使它們對自己產生意義。所以學校教育也要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因為抽象能力就是整合經驗的能力。
但誰都不知道如何教抽象能力。「語文」（尤指書寫）與「數學」因為本身便抽象化、系統化，人長久浸淫其中，便有培養抽象能力的作用；同時語文與數學又是進入文明社會的兩種必要的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一為自然語言，前者用來與別人溝通，後者則與自然），所以孩子必須好好學習語文與數學。可是一般時候，孩子對抽象化、系統化的東西，都會格格不入，因為抽象不是早期人類的祖先就具有的東西，而是文明變得精緻之後，才發展出來的。我們必須瞭解人的幼兒一樣有這種先天的限制，循循善誘，用心協助小孩走進抽象世界。
我的意思是，很多時候，小孩不喜歡做功課，例如不喜歡寫字，或做數學題目，只因他們不容易熟習那些人為的語法規則。這些規則相對來說，是抽象的，是不自然的，他們看不到意義與目的，所以就引不起興趣，甚至會抗拒。可是他們內心是真正喜歡學習，喜歡知識的，他們始終有「參與世界」的熱情。大人不瞭解這關鍵性的差異，才會以為對小孩要強迫學習，要建立紀律。
舉個例子說，魔術方塊的數學是很難的，大人能不套公式，全靠自己解出的少之又少，但幾乎所有的小孩拿到魔術方塊都會想試著玩，而且很快便沈溺其中（直到發現它實在太難才放棄─我講的不是依照公式在比速度的那種玩法）。原因是魔術方塊的遊戲「規則」很清楚，遊戲的「目的」也一句話就說明白。但數學的規則與目的，卻需要學習一二十年，才搞得清楚。這是小孩為什麼對數學卻步的理由，但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數學「創造性的的內涵」本身。魔術方塊的現象，告訴我們：孩子的本性是熱愛數學的
學校教育除了上述一經一緯，打開經驗世界與培養抽象能力這兩件事之外，第三件事便是留白，讓小孩有自主的空間，摸索思辨、嘗試錯誤。
Q：你為2030年台灣教育所描繪出來的這番圖象，對你來說，背後是有一套教育哲學的，但你認為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準備好要迎接它了？
我所描繪的，其實也不是什麼理想教育的圖象，它只是歐美一般公立學校在對待孩子的方式而已。歐美也有很多體制外的、崇尚某種理想教育的學校，像夏山、Salisbury、華德福等，但我上面所談的只是一般公立學校對待小孩的方式而已。我們很多人花大錢把孩子送到國外讀書，就因認同這種教育方式，為什麼我們不在自己的國家用這樣的方式辦教育？像美國競爭那樣激烈的社會，他們並不會把競爭帶到中小學的校園裡，因為他們比我們瞭解小孩，他們知道要保護小孩在成年之前不受競爭評比的扭曲，慢慢發展自己，長大了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力。
我們卻怕自己的小孩輸在起跑點上，希望孩子長大有競爭力，就要早早逼他承受激烈競爭，因為我們凡事還停留在「巫醫思考」，不深入複雜現象，只習慣用「類比」，吃肝補肝，吃腦補腦，希望孩子以後變成什麼，現在就立即要他接受什麼。一個常見的說法是，小時偷東西，長大了就會偷盜。可是偷東西是因小孩還沒有私有財產的觀念，就像一些部落的族人一樣，這沒什麼對錯，很多部落財產是公有的。如果小孩在我們這種社會長大，他有機會慢慢看，慢慢想，便會弄清楚私有財產的觀念，自然長大就不會偷盜。我當然瞭解，這些年受到全球化的競爭壓力，歐美的公立學校也有在開倒車的趨勢，有些學校也在吵競爭力，但究竟他們的文化比較成熟，反對短視的在孩子身上施加壓力的聲音，還是教育界的主流。我們的社會普遍不瞭解小孩，用太多功課把小孩時間佔滿，小孩的想像力，創造力都會減弱，長大反而會便笨，至少腦筋會僵硬。人是活的，是不斷在變的，小時嘗試錯誤，自由摸索，長大了才會思辨，才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會人云亦云，這樣也就有競爭力。競爭力是自然的產物，不必把自己弄得緊張兮兮。我談的只是平凡的道理。台灣的社會對於接受正常的現代教育，是不是準備好了？我並不樂觀，但我接受妳的訪談，不斷重覆我說了幾十年的話，就希望我們儘早準備好。
Q：這些牽涉學校教育的本質問題，您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有更完整的探索，然而，這些根本性的理念和價值，一直難以透過教改來實現。近日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指出，台灣社會缺乏左翼的反省和思維，因此，教改的發展最後仍被「菁英主義」及「文憑主義」所吞噬。
過去這十五年正值資本主義的高度全球化，貧富差距急遽擴大，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歸咎教改不僅未能擺脫升學主義，反而深化了貧富之間的鴻溝，甚至有人開始懷念當年的大學聯考，認為既然無法擺脫升學主義，倒不如回歸當年的大學聯考，至少，來自經濟弱勢家庭的學生還有藉聯考翻身的機會。這種一筆勾銷，回到過去的態度，過度簡化問題，根本無濟於事。如果說台灣社會缺乏多元價值，在這樣的土壤上，自然只會長出「菁英主義」、「文憑主義」的惡果，那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該從哪裡下手呢？
您在「教改中的左與右」一文中有提到融合左右的第三條路，作為下一波教改的論述基礎，可以請您談談第三條路的理念嗎？
台灣民主化了，國家重要的決策，一般會取決於社會主流的意見。如果主流意見看不到問題，政府決策的品質也會偏差。十多年來教改的方向，未能適切抓到核心問題，就是一例。四十七年的戒嚴使台灣長期處在封閉狀態，除了經濟發展之外，台灣社會在文化與思想方面是停頓的，這塊土壤只右不左，連帶的，兩三個主要政黨的政治立場都偏右。我的意思是，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是右的，所以政策也都偏右。左與右之間的差異，不只是一般階級立場的認同，更代表兩種不同的世界觀。
左的世界觀，著重結構性，不認為許多現象是任意的，是不相關的。底層結構的問題不解決，現象不會普遍改善。例如說，有教育部長一上台就積極推動閱讀運動。學生能培養出大量閱讀的習慣，十分重要，但推廣閱讀不能由上而下，變成一個文化運動，因為這種文化運動無法紮根，風一吹就散了。作為部會首長，該做的是處理結構性的問題：先普及城鄉的社區圖書館，把圖書館內外弄得很舒適，同時改善圖書管理的態度，大幅增加開放時間。另一方面，努力減輕學生功課壓力，讓學生課餘有多一點的自主時間，去圖書館看書與借書。這時下放資源，讓民間配合學校及社區圖書館，推展相關活動，閱讀就會慢慢紮根。在西方甚至日本，一般成人無論年齡，經常手不釋卷，台灣則普遍患了「知識倦怠症」，知識份子也只讀專業與工具性的書，這現象的背後是有結構因素的。但先從改善與普及社區圖書館做起，是長久之計。結構性的問題不容易處理，但傾國家之力，一年兩年半不到，五年十年，逐步累積就可以耳目一新。
教改的問題，也是這樣，教育最需要多元化，因為每一個孩子，成長背景、經驗、性情、興趣、與可能的發展都不一樣，每一位教師亦然。但因為升學供需失調，大家對升學的機會與公平性非常敏感，於是多元教學，一綱多本，多元的入學方案，立即遭到質疑。升學供需是結構問題。結構問題不認真解決，台灣的教育永遠無法改善。可是右的世界觀不承認這件事，社會主流相信上智下愚，相信家長的升學觀念改變，就好辦了。所以我們不會傾國家之力，為下一代打造出一個正常教育的大環境。
關於左右辯證的第三條路，我已經寫了長文，分析左與右的關鍵性差異，這是人類思想哲學的兩大主流。長話短說很容易招致誤解，要弄清楚它，希望能詳讀我的文章。大體說來，「左」除了結構性之外，承認世界是變動的，也相信對於人的心智，後天的影響遠大於先天。「右」則反過來，相信任意性、回遡性與先天性。在社會層次上，我是偏左的，但在個人層次，許多時候我會偏右，因為精神與意志對個人來說，可以有很大的作用，可以激發人潛在的、豐沛的生命力。從上述左右的特徵，可導出，「左」著重「平等」，因此重視社會正義，「右」則重視「自由」，不止精神自由，也包含經濟自由。
從這樣的左右辯證的觀點出發，在教育領域中，我反對人力規劃，傾向讓每一個人有充分的自由與資源，盡量發揮他的潛能。教育要培養的是成熟的心智，不是國家經建的人力。
妳提到如何實踐的問題，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但一個民主國家的政策，要做大幅度的改變，是需要等待時機的，因為在「平常時候」，政策只在反映社會主流的意見。根據經濟學的所謂中間選民原則median voter theorem，政策的屬性通常會傾向於保守。但1994年410教改運動過後的一兩年間，是難得的、可以放手改革的時機，因為當時民心傾向大幅度的改革，而不太在意改革的內容。這時位處要津的菁英，是有很大的空間，去推動進步的政策，可惜把這大好時機錯過了。
但現在是「平常時候」，教改若要有出路，只能回到社會主流的世界觀本身去討論。觀念的改變最難，這是無可奈何的，但要創造媒介。1998年，那時教改已失去契機，我與一些朋友轉而推動社區大學，就是要促成全面性的社會學習，讓眾人透過瞭解、討論與思辨，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因而檢視，並重構自己的世界觀。可是社區大學十二年來，在某些方面雖蓬勃發展，可惜也因一直受制於社會主流強固的「菁英主義」，一開始便被歸類為非正規教育，無法頒授學位，而不易提升知識水準，進行知識解放。
台灣是需要一段自我啟蒙的階段，種種改革才不致於原地踏步，社會與文化才能脫胎換骨。我分析「左與右的世界觀」，其實是為了讓人們在重新檢視世界觀的時候，有一個參考座標。要促成公眾觀念的改變，需要創造環境、事件或議題，從觀念對立的衝突中，去引發公共思辨。前時透過十二年國教的遊行，我藉機寫了「教育複製」的文章，就為了提醒社會菁英深入一點去思考教育的本質。今年七月要舉辦的全國教育會議，也是發展公共論述的時間點。
Q：你對教育的理念我很認同，像是：不應該只在複製上一代的思維、要發展孩子獨立思考及創造的能力、要為孩子留白等。在社會主義國家崩解之後，資本主義似乎得到了全面的勝利，甚至在前幾年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左翼的路線如今不再是打造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而只是用來修正或矯正資本主義，使其能夠永續發展。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其內在規律就是要追求經濟不斷的成長，這也成為現代國家的最重要任務。因此，教育自然脫離不了這個大結構的要求，經過這麼多年，這些要求早已內化成每個家庭對孩子的期待。然而，經濟成長可以是透過剝削、污染和掠奪來達成，不過，無限的生產力也可以是因為人類擁有不受限制的創造力及想像力，所以可以達成永續的經濟成長。所以，有獨立思考能力，有創造力的孩子，才會是未來最具競爭力的。台灣過去的經濟是建立在低廉的（各種）成本和代工上頭，所以，對未來人力的期待也是一部這樣體系下的生產機器，如果台灣想升級，想轉型，當然在教育上也應該改變。
我完全同意你的觀點：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發展他們的創造力，才能因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想想西方教育，給孩子很多遊戲與自由探索的時間。從表面上看，他們在中小學的課業表現不如東方。但他們長大之後，所創造出來的經濟產值、文化產值、學術產值，卻遠遠優於東方。遊戲本身就會發展人的分析力與創造力（近年，美國加大 Berkeley本校一位心理學家 Alison Goptnik，做了很多可靠的實驗在證實這件事）。我們傳統的看法，認為遊戲只是荒嬉課業，至今這個錯誤的看法，仍然普遍流行。
在大學裡，我們同事有時會聊到這樣的事：我們小時用幾倍於西方小孩的時間在做功課，但長大後，在同時代的學者中，絕大部分重要的東西，卻是西方人做出來的，從好的文學藝術的作品、社會科學重要的理論，到自然科學突破性的研究，大多數是他們的成果。當然我們也有少數很傑出的工作，但成就與付出不成比例。想想看，今天我們在傳授的，經常是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可是我們曾經耗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在讀書，難道東方人天生比西方人笨？絕不，是我們的教育自小壓抑了我們的創造力與想像力。到頭來，因著作權而賺取的天文數字的利益，都流向西方。這事情的是非利弊這樣顯然，可是我們的社會主流毫無覺悟。問題在於我們只知複製自己的經驗，把自己的不安全感投射在下孩子的身上，低估孩子、限制孩子。
至於福山主張：「左」翼已不足輕重，今後難以再與「右」的資本主義相頡抗。做這樣的論斷是因他對問題太簡化了。對於他的論點，已有很多人反駁，尤其來自左派的論述。我在這裡補充一個未被提過、而涉及環境的論點。資本主義主張無盡開發，本質上是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它的邏輯，是把人置於經濟體系之中，加以分工化，片面化，技術化，藉此達到較高的經濟效用。相對於「右」的片面觀，「左」則因其重視結構性，對事情看法著重整體了解。這種整體觀，使人重視自然資源的保留，以求人類文明的永續。「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如「綠」色環保力量的興起，與「紅」色草根力量的結合，變成「偏左」的重要訴求。這種訴求強烈質疑資本主義的大肆擴張，並提倡用社會福利對抗市場經濟，這條陣線已成為「左」與「右」的決戰點。
福山的說法太受制於傳統對「左」派的界定，又忽視資本主義剝削大自然的危機，才會看不到這個新的決戰點。很顯然，資本主義無法這樣膨脹下去，因為大肆剝削大自然的結果，催使大自然的反撲迫在眉睫，資本主義不可能是永遠的勝利者。如果偏左的保留主義來不及制止資本主義的擴張，人類連同整部珍貴的文明便會從地球上消失。
這兩三年氣候變遷的劇烈，已經是個嚴重的警訊，可惜目前人類不是無動於衷，就是束手無策。世界是不斷在變動的，這變動的幅度可以巨大到人類這個物種在幾十年內，便會悲慘的滅絕。
Q：你很悲觀嗎？
是的，我看不出人類的理性有可能解除大自然反撲的危機。「左」從來就是少數，能真切掌握「左」所蘊含的辯證本質的，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解決環境問題，卻需絕大多數人的合作。
二十世紀後半，人類的生產力大幅提高，生活資源富裕，相對的也緩和了階級矛盾。進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經濟擴張，刺激了人們毫無節制的消費，並加速對大自然的掠奪。明明全球氣候變遷日形劇烈，但有多少人能自動放棄眼前生活的舒適，例如放棄開車，放棄逛街購物？今天全世界六十多億人口密密麻麻的分佈在地球每一個角落，其中至少有十五億以上的人口，每一個人所消耗的能源、所製造的污染，就比十八世紀，一個享用大莊園及其眾多奴僕人力的貴族所揮霍的更多。而其他四十多億的人口，每天在努力的，就是向那十五億人看齊。想想看，這樣的一個超級的物種，還能夠在地球上存活多久？
台灣到了這幾年，終於步上少子化的新階段，可以藉機減少人口，可是整個社會卻驚慌的叫喊「人口老化」，政府也大肆再鼓勵生育，原因都為了經濟擴張，這也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對待問題片面化、技術化，而無法整體了解的態度，尤其是知識菁英。理性褪色為狹窄的工具理性，失去十八世紀啟蒙時期批判反思的光芒。很多人以為大自然的反撲，就像天塌下來一樣，一夕之間，大家同歸於盡，人類灰飛湮滅；既然世界末日是無法避免的宿命，何懼之有？
事實上，大自然的反撲，不是一瞬間就吞噬一切，而是一步步慢條斯理的：災難此起彼落，資源漸漸枯竭，文明倒退，秩序崩解。國與國之間、一城一鄉之間、人與人之間，變成弱肉強食，人類將走回野蠻時代，卻比早期的野蠻時代更慘無人道，最終是人吃人。這種黑暗恐怖會拖延三、五十年，終至人類滅絕。我很希望這番話不過是危言聳聽，希望事實會光明得多，希望人類的理性，終究會解除大滅絕的災難。
但人類有這樣光明的未來嗎？恐怕理性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多數已有足夠生活資源的人，不會願意放棄今日生活的舒適，不會願意回到往昔過著儉約的生活，而還處於貧窮的人，不會也不該放棄追求較好的生活。以人類今日高度的生產力，要分配好資源，維持儉約，但免於飢寒的生活，與大自然和平相處，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就違反了資本主義的邏輯，也與現有的國家運作相抵觸。國家的界線，使得明明這是地球村的共同問題，但各國眼前利益不同，爭吵不休，無法團結起來共同去解決。
如果人們警覺到人類行將滅絕的危機，至少在理智上，能了解經濟不能無限制擴張，那麼有一種理性，也許有助於人類逃脫滅絕的命運。那是一種「動態理性」，屬於「辯證理性」的一個面向。
前面我說過，理性是無能為力的，那指的是大家日常在運用的「靜態理性」。的確，多數人不可能放棄現有的物質享受，但其中一個原因是：「我不開車不吹冷氣，我一個人辛苦把生活過得儉約，並無補於事，其他人還是在開車在吹冷氣，無數工廠還是在大肆污染，人類還是一步步在走向滅絕。」這種心理非常普遍，但如果未來確定是有希望的，人們看得到自己今天的儉約，正在替未來的希望鋪路，看得到個人是可以有作為的，那麼會有一些人自願放棄眼前的享受，並逐步擴散到多數人。
舉個例子說，如果有個具有足夠影響力的國際組織，公開發聲，向各國人民號召，徵求各國一開始有百分之一的開車族，為了人類的生存，為了自己下一代的活命，於某年起自願放棄開車，並宣稱隔年徵求自願不開車的人數，將擴及百分之五，以後逐年增加，五年十年之後的目標是車輛減少到目前的五分之一，並將匯集這股壓力，施加於各國政治實權人物。這樣的訴求，有可能會得到響應。不開車慢慢形成一種風氣，也變成一種道德壓力。
這只是舉個例子，其他像減少消費，減少垃圾，反對開發，反對經濟持續擴充，與提倡節育等等，都可以循此概念，動態發展，而不是大家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
事情也不一定由國際組織來推動，各地區、各國，都可以局部的做，只是範圍要夠大，才能激起希望。提倡由個人做起，是不通的，是唯心主義空泛無力的道德勸說。
你會說我想的是天方夜譚，但不這樣想，我們還能怎麼辦？骨子裡我是無比悲觀的，只是在悲觀中，還想找出一絲希望。這種動態理性，如果能夠激發出來，便是一股可能帶來希望的力量。總要想想辦法，讓大家一起尋找希望。
最後的機會，我相信：只有訴諸恐懼不敢生小孩，雖然這種作法與我一貫的態度相違背。大家因恐懼資源即將枯竭，恐懼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而不敢生小孩(注意這是自願而非被強制)，讓地球上的人口快速從六十多億降到十億以下。
但連這樣的可能，也是奢望，因為大家還心存僥倖，可是地球對人類發出的警訊，又已進入倒數計時。我們倉惶上路，又要與極其有限的時間賽跑。
若萬幸人類因此逃得過浩劫，這條路也走得無比荒謬而反諷。人類整部文明，便為了要脫離恐懼而發展起來，最後卻依賴恐懼解救了人類。好笑吧，荒謬吧。
(*本文前半部刊載於中國時報2110年9月25日，A2全版。中時高有智，何榮幸及魏婉玲策劃，當時立委鄭麗文採訪。後半部則未公開披露。)
2008年9月25日 星期四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為銘謙的書寫序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
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
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
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
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
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2008年3月23日 星期日
寫在2008年三月 總統大選之後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
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
「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一
世上有兩種東西，一種是Macro-X (大局的事物)， 另一種是 Micro-X (細部的事物)。像政權轉移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屬於前者，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則屬後者。
Macro-X 發生的時候，Micro-X 經常還在遠處，而且無聲無息。
等這幾天熱潮過後，我們自然回復正常。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希望朋友們不要難過，還是要高高興興的過日子。
當然，隨著時日推移，Macro-X的影響會逐漸浮現，變成Micro-X，一點一滴的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而一般人不是健忘，就是沒有足夠的分析力，去追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當Micro-X浮現的時候，這層因果關係，已經被其他現象覆蓋，也變得不易辨認。
這也是唯心主義盛行，人類很難窺見事物結構，而把種種難解的現象歸之於上蒼，歸之於先天，歸之於文化的緣因。
舉個身邊的例子說明因果回溯的困難，人對敗壞的食物，十分敏感，很容易從經驗中學到教訓，因為吃了立即顯現效應。但對癌症之類的的病變，由於病因與發病，兩者時間差距太久，人很難回溯當初促成病變的真實原因。
政治也是這樣。若說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行，包括我們的選舉行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想想有多少救國團文化殘留在這一整代人的身上！)。
當我們說，要遺忘過去的時候，我們就無法瞭解今日的自己。
當然，我不是決定論者，正好相反，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可以相當程度的擺脫Macro-X的影響，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我寫《童年與解放》，寫《學校在窗外》，所寫的無非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需建立在人的自覺，與面對問題的誠意、理性與批判的能力。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欠缺的東西。
半個世紀前的Macro-X, 幻化成今日我們文化裡的Micro-X。
這些Micro-X，又凝聚成今日的Macro-X，在塑造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的Micro-X。
這大概就是Z所感嘆的「台灣的運命」吧。
二
我既不是決定論者，也無能預言將來。有時我悲觀，有時我樂觀。我處於矛盾之中，尤其此刻。但也因為矛盾，所以不全然是絕望。我總還心存希望，就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
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是活的，不會就此蟄伏於Macro-X籠罩的陰影。
我悲觀的是：
(1) （環境）我擔心在拼經濟的美名之下，台灣會加速開發，環境會加速破壞。從都市到鄉野，到處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想想北縣市年來容積率的開放管制)。消費主義更加抬頭，公共空間更加萎縮。台灣的公共環境會變得更醜。而且這條路走下去，以後更難回頭。
(2) （公共性）人民公共參與的熱情，會被導向往休閒化的方向傾斜。台灣表面上看來會更多元活潑，但距離公民社會卻越行越遠。
(3) （教育）教育會走回頭路，回到教育工具化、單元化的老路；用表象的活潑創意，取代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讓競爭、謀求較好的個人出路，又變回教育的目的。原來教育現實亟待解決的結構問題，更是無人聞問。
(4) （兩岸問題）：雖然台海的緊張會紓緩，但台灣的主體性會被逐日蠶食，開放大量中資進來購買土地，開放大量對岸人民進來工作或居住，對岸在台的發言權將大幅增加。開放學歷認證是早晚的事 (我自己並不特別反對開放，但要有先有配套及相關共識)。如昨夜JB所言，十年之後，留中的學生一批批回台，進入菁英階層，加上兩岸文物交流頻繁，人才相互為用，台灣歸屬中國的意識與文化，將成為絕對主流。
(5) 這裡我無法深談：接下來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會有多少不當的利益，在無人監督的地帶，大規模的流入如飢似渴的私囊。這些利益是人民的血汗錢，是發展公共利益，建立社會福利的資源。今天砲火密集的媒體，明天可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新政府嗎？ 唉！
(6) 我也無法預知，一二十年前，奔走門路找關係的風氣，會不會死灰復燃，這些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單位，的確冒出一些肯做事，有擔當的人。但從今天起，台灣會不會又走回「人才反淘汰」的時代？我祈禱不會，但毫無把握。
三
我樂觀的是：
(1)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一批人保持清醒，努力追求較好的社會。這批人通常也是那些 ”有能力洞悉Macro-X 與Micro-X 之間那層層因果關係” 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人究竟是活的，人的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只是後來慢慢被社會馴化，才導致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人，我總是抱持這樣的信心。如果社會向下沈淪，自然會有一批人發聲，甚至站出來批評，也會有更多的人因甦醒而響應，於是一股新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力量，便會形成，沛然而莫之能禦。
(2)這次大選，看到新生代，不管是藍或綠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在網路，在各個場域討論問題。大家都希望我們生活在一個較好的社會，只因所接收的資訊不同，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造成對事物的詮釋不同，以致所支持的對象迥異。大選之後，熱情慢慢冷卻，證諸新的事物一件件發生，也許有機會冷靜下來，重新思省與深入討論，由於這次沒有各擁其主的包袱，因而聽得到不同的聲音，對事情全貌慢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3)民進黨又變回在野黨，這次面對的是掌控行政、立法，甚至囊括司法與媒體的執政黨。這回，國民黨對日後施政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回，民進黨必須在徹底反省之後，重新出發，站在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發聲，日後才會有轉機。這比兩黨共治，兩黨合作直直往右傾斜會好些。台灣需要發展出中間偏左的政黨，左右制衡，政黨政治才具有民主的實質。台灣民主的歷程，在2008年的挫敗，說不定反而是個轉機，也許從此有了空間，發展出一個真正中間偏左，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黨。經營基層民主與發展公共力量，這兩件事是台灣深化民主，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我總還心存希望。
天佑台灣。
2008年1月19日 星期六
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二、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
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
三、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
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
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
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
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
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
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
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 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
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
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
四、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
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
五、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
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
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
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
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潛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
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
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
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
（本文改寫自 2006/12/14 在宜蘭社大羅東校區演講稿，發表於2008/1/19「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
2007年12月20日 星期四
在藍綠的夾縫中談人民的主體性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
Dear All,
幾天前麗花來電，同我提起千里步道內部，藍綠不同立場如何彼此包容的問題。
她的擔心也正是我的近日的憂慮。
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體認，藍綠立場儘管不一，但絕不要影響大家的情誼。
我們追求的理想，本來是要超越藍綠的，不要反而被藍綠侵蝕。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政治無關緊要。相反的，我覺得任何思想都要有政治哲學。
因為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我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密切注意政治，在《學校在窗外》及《童年與解放衍本》兩書中，我都沒有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哲學。
但從事社會運動，我認為我們不應立即被捲入藍綠的對抗中。今天大家會親藍或親綠，並不因為我們真正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是因為我們的生長背景不同，所累積的資訊與經驗不一樣。要釐清藍綠問題，必須大家願意好好坐下來閱讀過去，瞭解歷史，穿透彼此不同的經驗，當然相互的牟合也要經過一段時日。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贊同公民社會的理想。我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民主，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與飢餓，免於遭受歧視與暴力，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快樂一些，希望每個人的潛能都可以充分發揮，希望台灣會越來越好，希望這塊土地，這個地球能夠永續經營。
我們不是心底都這樣企盼著？我們期待台灣社會整體的權力與資源，能依循這樣的目標進行分配，這不就是我們共同的政治立場嗎？。
有這樣共同的政治立場，若要談統獨，要談藍綠，所剩的不過是理性思辨的問題，而非有什麼深不見底的，無法跨越的界線。只由於現階段每個人對時勢的評斷，對歷史的瞭解不同，才會產生歧異。
如果必要，有朝一日我們能坐下來，一起慢慢討論，一起閱讀資料，一起查訪事實，一段時日之後，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便會漸趨一致。即使不一致，我們也應該相互包容。
我們有了上述共同的的政治立場，這點便已十分難得，值得我們珍惜。
我這樣說，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對於我們往後的攜手合作，也同等重要。
作為像千里步道這樣一個要「推展大地倫理」的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例如，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應該保存阿朗壹古道，應該規劃糖廠舊鐵道作為千里步道的西南段，應該反對蘇花高，應該推動單車生活化，甚至應該抑制汽機車總量，這些無一不涉及政治。何況我們終究要把千里步道的理想付諸實現？
但我們如何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這點我倒覺得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
對我來說，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什麼是民間社運團體的主體性？
我們自己先要超越藍綠：哪方認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鼓勵哪方。哪方違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譴責哪方。這樣，人民就可以把政治勢力帶著走，而非反過來被政治勢力吞噬或綁架。
2004年，執政黨主張公民投票的制度。我理所當然的出面領銜連署，就因我認為公投讓人民有權直接選事，不必只靠選人來替自己講話。公投是進步的參與民主，可以用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公投制度應該肯定並加以支持。當時有人指責我被執政黨利用，因公投綁大選，有利於綠營。我卻認為那樣的考慮，正好顯示民間失去主體性，在藍綠之間仰人鼻息。凡是對的事情，我們就應該不避諱的支持，錯的，我們就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畏首畏尾，讓自己淪為政治勢力的工具。當時我寫了一篇〈別讓公投污名化〉，說明了我的這種想法。
2005年，我反過來，與執政黨唱反調，公開呼籲反軍購，主張非戰和平，間接促成非戰家園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台海的問題，不在於購買那六千億的軍備。反對軍備競賽，是我幾十年來一貫主張的立場。國民黨時代我就反對軍事擴張，民進黨時代我也一樣反對。台灣的安全，對外要有更靈活更深刻的思考，對內要投入更多資源下放更多權力，使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凝聚社會認同力。為此我也寫了文章闡述相關論點。這一次則有另外一批人，指責我被藍營裡的統派利用。
我無意在此詳細分析公投與反軍購的利弊。重提這兩件事，只為了要闡明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
最近為了大家在台北市推動單車生活化，我也主張安排一些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說服郝市長，在各主幹道上，逐步讓渡出一線汽車車道，規劃為單車與行人的專用道。我曾在千里步道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到：「如果這件事順利啟動，對郝市長來說，將成為他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截至目前，我個人對郝市長的見識與作為，並沒什麼好評，但如果他能突破格局，做出影響深遠的貢獻，我便會摒棄自己的成見，加以肯定，並予以支持。
這便是我所說的「人民的主體性」。
像森田兄一樣，用電腦寫信，也耗掉我很多力氣。其實這封信是上星期六剛接到麗花的電話，便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在鍵盤上敲了好多天才寫好。這段時間又接到森田兄，宜方與麗花的信，看來大家慢慢有了非常正面的共識。真感謝大家的努力，智慧與誠懇。我本來自忖，不要再多嘴。但想想，把那天已經起了頭的信完成也不錯。希望這封信還有助於千里步道內部進一步的凝聚。我相信，經過這次論辨，大家應可以完全釋懷，對藍綠、對政治坦然以對。
彼此的情誼，還是最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團體也跟著更成熟了。
當然，大家對我信中所提的觀點，若有異議或補充，仍請來信繼續討論。
安好。
(本文寫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
Dear All,
幾天前麗花來電，同我提起千里步道內部，藍綠不同立場如何彼此包容的問題。
她的擔心也正是我的近日的憂慮。
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體認，藍綠立場儘管不一，但絕不要影響大家的情誼。
我們追求的理想，本來是要超越藍綠的，不要反而被藍綠侵蝕。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政治無關緊要。相反的，我覺得任何思想都要有政治哲學。
因為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我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密切注意政治，在《學校在窗外》及《童年與解放衍本》兩書中，我都沒有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哲學。
但從事社會運動，我認為我們不應立即被捲入藍綠的對抗中。今天大家會親藍或親綠，並不因為我們真正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是因為我們的生長背景不同，所累積的資訊與經驗不一樣。要釐清藍綠問題，必須大家願意好好坐下來閱讀過去，瞭解歷史，穿透彼此不同的經驗，當然相互的牟合也要經過一段時日。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贊同公民社會的理想。我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民主，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與飢餓，免於遭受歧視與暴力，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快樂一些，希望每個人的潛能都可以充分發揮，希望台灣會越來越好，希望這塊土地，這個地球能夠永續經營。
我們不是心底都這樣企盼著？我們期待台灣社會整體的權力與資源，能依循這樣的目標進行分配，這不就是我們共同的政治立場嗎？。
有這樣共同的政治立場，若要談統獨，要談藍綠，所剩的不過是理性思辨的問題，而非有什麼深不見底的，無法跨越的界線。只由於現階段每個人對時勢的評斷，對歷史的瞭解不同，才會產生歧異。
如果必要，有朝一日我們能坐下來，一起慢慢討論，一起閱讀資料，一起查訪事實，一段時日之後，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便會漸趨一致。即使不一致，我們也應該相互包容。
我們有了上述共同的的政治立場，這點便已十分難得，值得我們珍惜。
我這樣說，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對於我們往後的攜手合作，也同等重要。
作為像千里步道這樣一個要「推展大地倫理」的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例如，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應該保存阿朗壹古道，應該規劃糖廠舊鐵道作為千里步道的西南段，應該反對蘇花高，應該推動單車生活化，甚至應該抑制汽機車總量，這些無一不涉及政治。何況我們終究要把千里步道的理想付諸實現？
但我們如何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這點我倒覺得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
對我來說，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什麼是民間社運團體的主體性？
我們自己先要超越藍綠：哪方認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鼓勵哪方。哪方違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譴責哪方。這樣，人民就可以把政治勢力帶著走，而非反過來被政治勢力吞噬或綁架。
2004年，執政黨主張公民投票的制度。我理所當然的出面領銜連署，就因我認為公投讓人民有權直接選事，不必只靠選人來替自己講話。公投是進步的參與民主，可以用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公投制度應該肯定並加以支持。當時有人指責我被執政黨利用，因公投綁大選，有利於綠營。我卻認為那樣的考慮，正好顯示民間失去主體性，在藍綠之間仰人鼻息。凡是對的事情，我們就應該不避諱的支持，錯的，我們就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畏首畏尾，讓自己淪為政治勢力的工具。當時我寫了一篇〈別讓公投污名化〉，說明了我的這種想法。
2005年，我反過來，與執政黨唱反調，公開呼籲反軍購，主張非戰和平，間接促成非戰家園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台海的問題，不在於購買那六千億的軍備。反對軍備競賽，是我幾十年來一貫主張的立場。國民黨時代我就反對軍事擴張，民進黨時代我也一樣反對。台灣的安全，對外要有更靈活更深刻的思考，對內要投入更多資源下放更多權力，使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凝聚社會認同力。為此我也寫了文章闡述相關論點。這一次則有另外一批人，指責我被藍營裡的統派利用。
我無意在此詳細分析公投與反軍購的利弊。重提這兩件事，只為了要闡明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
最近為了大家在台北市推動單車生活化，我也主張安排一些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說服郝市長，在各主幹道上，逐步讓渡出一線汽車車道，規劃為單車與行人的專用道。我曾在千里步道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到：「如果這件事順利啟動，對郝市長來說，將成為他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截至目前，我個人對郝市長的見識與作為，並沒什麼好評，但如果他能突破格局，做出影響深遠的貢獻，我便會摒棄自己的成見，加以肯定，並予以支持。
這便是我所說的「人民的主體性」。
像森田兄一樣，用電腦寫信，也耗掉我很多力氣。其實這封信是上星期六剛接到麗花的電話，便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在鍵盤上敲了好多天才寫好。這段時間又接到森田兄，宜方與麗花的信，看來大家慢慢有了非常正面的共識。真感謝大家的努力，智慧與誠懇。我本來自忖，不要再多嘴。但想想，把那天已經起了頭的信完成也不錯。希望這封信還有助於千里步道內部進一步的凝聚。我相信，經過這次論辨，大家應可以完全釋懷，對藍綠、對政治坦然以對。
彼此的情誼，還是最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團體也跟著更成熟了。
當然，大家對我信中所提的觀點，若有異議或補充，仍請來信繼續討論。
安好。
(本文寫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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