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2013年11月21日 星期四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花園新城桃李舘1990年代(黃武雄教授專訪,文 / 陳蘭 亭)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平靜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僻靜的台階,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賞遠景觀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基本上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 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讓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反彈,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首先要有據點,地理位置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有機會形成一種社區的力量。隨後黃老師選定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由於有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地籌募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末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黃老師努力從記憶搜尋當時出現在桃李館的朋友。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館。「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坐满了人。座中有個陌生的面孔忽然舉手發言:「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規劃, 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館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豐富的藏書,塞滿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館的時間也不同。 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型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隔籬逐漸融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館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館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任何人任何時間24小時都可以進來,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櫈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 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 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継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 27 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継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譲全國公眾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步。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不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参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被動員。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便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館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曽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館庭園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黃武雄教授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內;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 "沒有偏見" 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2013年11月10日 星期日

再怎麼辛苦也值得 (為陳定信醫生文集而寫)

      近日讀藍麗娟寫陳定信教授的傳記《堅定信念》一書,對定信兄一生的努力與成就,十分感佩,立即託友人陸續買了十五本書,分送給朋友們,並鼓勵年輕人閱讀。定信兄與我同年,在台大是老同事,雖然他研究的是醫學,我做的則是數學,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讀他的傳記讓我重新走過一遍消逝的日子,重新檢視自己的往昔,並調整了一些累積多年的看法。他的傳記、他真實的一生承載無數值得深談的啟示,但寫這短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就他與我三十多年的醫病關係,取出一小切片談一、兩個觀點。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黃武雄寫於新店農舍


 

推薦:



《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2013.08.01 出版)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林口之夜 (寫於1985)

   已經是住院第四天了。患腸癌那病人的病床今早又住進來新的病人。

  幾天前從家裡出來時,對家人都說要去南部出差,唯獨對鄰居李太太才說要去住院做肝穿刺。雖然肝穿刺是輕微不過的手術,父親還是會為此整夜不眠。原先告訴李太太時,只擔心萬一家裡有急事還可以通知到我,沒料到李太太竟也以為這是不得了的大病,不然為什麼我要隱瞞父親。當她送我到後門巷口,忽而紅起了眼眶,要我自己保重,我居然也莫名地難過起來。

  又是一夜未睡。第一晚是因剛作手術,一夜昏迷,第二晚則因隔壁病房的病人通宵達旦的嚎啕不停。據說是菲律賓華僑,來台灣做生意,不幸發生車禍的。哭鬧時言語還夾雜著英文。同房對床又有個姓徐的病人,因做胃鏡檢查也呻吟不休,是基隆碼頭的工人。護士過來問他痛嗎﹖他回說:「幹﹗不痛我幹嘛叫﹗」他腹部剛開過刀,該用傷口壓床,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翻身。

  「還不能翻身嗎﹖」他趴在床上邊叫邊問。護士說:「不可以呀﹗不是老早同你說過,可以翻身時會過來告訴你麼﹖」待護士離開,他突然一聲:「幹﹗連翻個身都不行,我偏偏要起來走看看。」只見他霍地一起,已將點滴藥水連瓶帶架的扛在肩上,起身晃到洗手間去,一手還抱著肚子哇哇叫痛。

  隔床有個婦人,是來照顧她先生的,在新店開雜貨舖。長期照顧病人是十分辛苦的事,在她想來,最大的酬勞莫過於別人能讚賞她的賢慧。幾天來都聽她在病房裡說夫妻應該要相互扶持,尤其是有病痛的時候。每次她說這些時,彷彿忘了她那氣若游絲的丈夫正在生死邊緣掙扎。

  翌晨這位婦人終於忍不住問起那徐姓病人:「你是娶某未?」徐似乎早料到這一問,故意不答理。那婦人心猶未甘,停一陣子再問一次,這時徐才不耐的回答:「娶了娶了,是按怎(是怎樣)?」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到昨天入夜,天氣轉涼,病房氣氛也跟著變得愁苦。晚餐後去大廳洗漱,便看到病人的一大群親友在廊下拭淚,聽說是頭間病房有病人剛斷了氣。回來房裡,隔床那婦人又說斜角患腸癌那病人怕熬不過今夜。果然整夜醫生護士出出入入,幢幢身影與道具在布簾後忙個不停。漸漸我亦迷迷糊糊的入睡了,卻在此起彼落的啜泣聲中醒來,醒來後一時不能再入睡,便躺著悶想。

  想起阿守,如果這次他能陪我來,必然也整夜不睡地坐在床邊感受周遭生死的愁苦。那是個心地無限透明,真無一絲塵垢的青年!年前我做首次檢查手術時,他陪我來,便坐在床邊讀小山勝清寫的宮本武藏。看似消遣的書,其實是小山氏借來談他自身思想的小說。透過宮本一生及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背景,談劍與禪、情與自我,談人道主義與社會演進間的矛盾。阿守大體也受劍禪合一的感染,又觀照他自身原本濃厚的人道情感,自上次陪我來住院後直有半年不見蹤影。一天夜裡,摩托車的引擎聲在我家後門熄了火。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骨瘦如柴、滿臉鬍鬚的人形,唯兩道濃眉之下,略小卻炯炯發亮的眼睛還燃燒著生氣。他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坐在我書房竹椅,經我一再追問,才說起他正在礦區挖煤,已做了三個多月的臨時礦工。

   他原來準備要考農藝研究所,為了某些心中不解的問題---我迄今不知他為何去當礦工,是那樣的工作最能磨練自身,抑或多少可以了解受苦的底層---,竟深入地裡幾百公尺的坑道去求取體驗,此後又不曾看到他寫什麼報導,也不曾聽他向任何朋友提及這段經歷,只感到他默默將那樣真實的體驗留存在他一人心中。這時刻,如果是他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聽到他將悲天憫人的感情形諸言語,但我知道他的心將終夜與那病人的親友一道啜泣。

   長夜漸盡,天有點亮光,氣溫變得更低,這是重病患者最難熬過的時刻。我母親也是在這樣寒冷的清晨去世的。斜角持續竟夜的啜泣聲終於轉成椎心無助的嚎啕。

  窗外雲壓得更低,電線在風裡狂舞。

 

(1985/01/31 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消失的錯字 (寫於1982)

    走出敏生的家,已見不到太陽。長長的海風恣意撥弄著道旁兩排發育不良的木麻黃。雖說木麻黃的樹幹還勉強挺立,樹梢順著風向東倒西歪,像被欺侮的小孩的頭,順著欺侮他的手,搖來晃去,顯得無奈。

   「二哥若知道你來,一定很高興。」敏生的弟弟送我出來,低頭踢著路上的西瓜皮說。

   沉默半晌,我才開了口:「為什麼家裡不擺設靈位﹖」
   「父親不相信那真是二哥,說二哥一定還活著。」
   「你母親怎麼說﹖」

   「阿母說,屍身的脖子後邊有個斗大的痣,是床母做記,準是二哥,還是認了罷。父親依然不信,堅持不設靈位,要等二哥回來。」

一、
   穿過阡陌相連的田野,便看到春林國小的水泥牆。十年前,這裡只是一帶竹林,竹林成了學校西側自然的藩籬。每天同敏生上學,便穿過這片竹林。敏生是規規矩矩的孩子,我在竹幹上刻字,他會說不對,就是偶而砍下一節竹枝,拿回去做紙彈槍,他都會以為罪惡。為此,有些事我總是背著他做。不過我始終相信他,他會將偷芒果當作不可原諒的壞事,但永遠不會打小報告。

   好打小報告的是良一。小時後,讀到秦檜,便想到良一,甚至看到西遊記中豬八戒上場,也好似看到良一。總覺得我做每樣事,良一都在旁斜眼覷看。當他視線瞄到我遮掩在課本底下諸葛青雲的漫畫,嘴角那絲得意的笑,會叫人戰慄不止。

   長大了,很多恩怨是非也都煙消雲散。去年到台北讀大學,與敏生同租一處,良一也來暫住。敏生兩度參加聯考落第,準備再度重考,在補習班繳了費,日子過得很晦暗。良一則在某大讀商學,天天上美語會話班,聽美語錄音帶,全新憧憬赴新大陸的未來。第一個晚上,三人重聚,買來一瓶紅露,幾包花生,切三十塊錢豬耳朵,促膝話舊,也頗能盡興。良一說黑皮老師已轉行業商,在家外銷鞋廠做事,但還住在學校原來那宿舍,並提議找個日子,三人一起回去看黑皮老師,好叫他高興。我當下附議,抬眼見敏生雖也點頭答應,可是雙唇緊抿,便改口要把約期延後,待今年八月敏生考過試再說。
    一翻牆,進入春林國小,便是那排熟眼的木造教室。邊間的側牆刷得粉白,新近塗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兩行醒目的宣傳標語。這面粉白牆,從前畫滿的是數學式子。有個圓的圖樣,底下寫著圓周率π等於3.1416。我始終覺得圓周率是神祕而難以捉摸的東西,尤其是π那個稀奇古怪的字眼。敏生卻坦然不疑,只告訴我說:「圓周率就是3.1416,3.1416就是圓周率。」有次我駁他:「那麼3.1417是什麼﹖」他猶豫片刻,竟答:「3.1417便不是圓周率。」

   我不知道這些荒唐的困惑為什麼會佔據我們幼小的心靈。但可以肯定,當時我們沒有一點要去問黑皮老師的念頭。我們甚至沒想到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問老師。不過我也懷疑黑皮老師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

   有一次,班上好多人一起被罰跑操場,各人因考試分數高低不同,罰跑的圈數不一。敏生幸好因滿分而免役,受命在場監督。我很快跑完該罰的兩圈,走過來挨在他旁邊。敏生心腸軟,看到體弱同學不堪多跑,便開始不安。我替他出點子,假稱奉令一律赦免,要大家歇下來停跑,大家也心知肚明。沒想到給良一打了小報告。

   當黑皮老師像黑煙一般的出現在升旗台邊,驚恐懾住了每一個人。敏生被叫過去,把各人該跑沒跑的圈數加起來。
   「多少﹖」黑皮老師平靜的問。
   「四十六圈。」敏生的加法一向最快。
   「除以二呢﹖」
   「是二十三。」
   「這是『平均數』。你一個人要替他們跑完這二十三圈。」

   有幾年我因此以為「平均數」真的就是加起來除以二。同時始終存疑:為什麼是除以二 ﹖不是除以三 ﹖不是除以四 ﹖

   看敏生弱小的身軀在暮色蒼茫中跑完那二十三圈,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痛苦的一節。我不停的發誓,有一天要整良一,叫良一向敏生賠一百個不是,叩一千個頭。我遠遠坐在廊下,一邊發誓,一邊哭,熱淚一滴滴掉在膝上,分明感應敏生內心的煎熬。天色漸黑,敏生單薄而執拗的肩頭,在暮色中上下起伏的節拍越來越慢,不時提起的右手,自臉上抹拭的,彷彿是我膝頭上一樣溫濕的淚。

   夜已低垂,大地終至完全黑暗。我攙著敏生發冷的身子,穿出黑暗的竹林。

 

二、
   敏生生來孱弱,個子也較小,同學喜歡嘲笑他。有一天黑板上貼了一張「李敏生之像」,走近一看,竟是「胃特靈」畫有病夫胃痛模樣的廣告。

   在台北補習的第二年,他的臉色更加蒼黃。他姊姊來信說家裡叫他去打補針,我則勸他晨跑。有次他經不住我苦勸,雖然夜裡失了眠,一早還是隨我去跑步。我說跑步要慢慢來,不能一下子跑太遠,他卻堅持不要因他改變我每天原定的路線。起初跑上福和橋,沐於久違的晨風,他快意的笑著說:「記不記得我有跑二十三圈操場的記錄﹖」我沒立即搭腔,跑了幾十步路才接著說:
   「良一那小子還在矇頭大睡,我的毒誓飛了﹗」
   「算了﹗」敏生嘴角泛著晨風似的微笑,恨是雲絲,在晨風中不留一點痕跡。

   我一直以為敏生不知什麼是怨,他總是寬宥一切,直到後來我含淚讀了他再度落榜自東海岸寄回的遺書,才知道他並非真的無怨,只是把所有該落在別人身上的怨,轉由自己承擔:「在這社會我已一無是處,我的存在變成我所愛的人的負擔。」他遺書上這樣寫著。就這句話,我有許多理由要駁他,我可以說上十天十夜為什麼我一千個不同意,可是他已沒有回應,他棄絕自己,使自己從這世間消失,像點滴褪色藥水於寫錯的字跡上,把自己的存在當作寫錯的字。

   敏生執拗的同我跑完全程,回到寄宿處,已近虛脫,一病便十多天。他躺在床上也不肯去看醫生,整天面牆,很少說話。清醒的時候,手指便在牆上塗鴉。只有一件事,使他回過身來抓著我的手。他要我保證,絕不向家裡人提一句他生病。

   十年前在春林國小分手以後,敏生同我便失去聯繫,只聽說他考上南部著名的中學。多年不見,在台北寄宿處那低矮陰暗的半樓樓梯,弓著腰重逢時,他一現即逝的笑說明隱藏心底的抑鬱。長年功課的挫折與生活不能獨立,使他終日沉默寡言。平日,只當我重覆談到同一話題,他才偶而說兩句他的意見。高中畢業兩年,還仰仗父母辛苦種植蘆筍維生,最叫他羞愧。他不時牽掛著自己在拖累家人。後來寄回家裡的遺書雖寥寥幾句,便也提到,他本欲投保,以受益金提供弟妹讀書,隨後才知道投保人自盡時不在受益之列。

   良一依然天天播放他的美語錄音帶。早上八、九點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按下錄音機上START的開關。有時自洗手間披條大毛巾衝了出來,為的只是把音量放大,隨即又躲回去蹲在馬桶上,喃喃附和著播放的錄音,唸個不停。

   「會講一口英文,一輩子便不怕沒飯吃。」良一沒事就要搬出他的道裡。「時運不濟還可以保住一份薪水。運氣來了,搞搞貿易買賣地皮,說不定千萬新台幣轉手可得,有了這一筆錢,可到加州去做生意。不然總可以去美國讀個MBA(企管碩士),走入美國企業界,那天APM電子公司的老闆回來台灣找市場,還說他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理工的博士們為他效勞,你看讀理工的多划不來。」良一總要顯露他的世故,要告訴我們這世間真實的模樣。我明知他說的多少也是實情,仍忍不住要同他抬檯槓,敏生則從來不發一言。

   不知是因為良一,還是別的原因,我對美語會話,心底起了惡感。敏生臥病期間,我禁止大聲放錄音帶,良一也沒抗議。只是起床後,站在走道的小鏡前刷牙,口中還唸唸有詞。刷牙與唸美語同為良一的早課。他十分愛惜自己兩排潔白的牙齒,每次刷牙總要耗上半個多鐘頭。「刷牙不止要清除口中碎渣,更要好好按摩牙床。」他常津津樂道這段從牙醫那兒得來的知識。

   良一在小鏡前擠好牙膏,嘴裡一邊唸上幾句英文:Mary took a flight to California. The flight was……便停下來若有所思的將牙刷伸入口裡,低頭上上下下刷了起來,又突然擡起頭抽出牙刷,對著鏡子接道:quite smooth. But all ... had to fasten the seat belts……又再次低頭刷牙。這樣唸了又刷,刷了又唸,一口泛黃的牙膏泡沫,不知怎的熬在他的口裡,就像老菸槍吞雲吐霧,把玩煙圈一樣服服貼貼。我朝床上的敏生擠眼苦笑,突覺自己的牙床又酸又累,似乎一下子分泌出來好多口水。

三、
   春林國小粉白的標語牆旁邊,離地約兩公尺高,是邊間教室的欄杆。我躍上欄杆,一幕鮮明的記憶像快刀似的割裂我的思緒。

   冬天,「擠油渣」是課間十分鐘盛行的遊戲,在佈告欄下大家擠成一堆,好玩又可以取暖。夏天「跳欄杆」則代替了「擠油渣」。

   每當黑皮老師後腳一走出教室門口,大家就跟著衝出教室,擠向走廊的欄杆。一個胖子跳下欄杆,屁股蹬在水泥地上,發呆半晌才勉強站起。「膽小的不敢跳。」胖子口裡也茫然附和著。

   所有的人都跳了下來,只有敏生蹲在欄杆上猶豫。有幾次他兩手後擺,看似要跳下來,卻又遲疑的停在那兒。

   「跳啊,李敏生跳下來啊﹗」呼喝聲越來越大。敏生的臉脹得緋紅,雙拳緊握,終於他深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似乎下定了決心。可是呼喝聲落,他張開眼,發現自己兩腳還牢牢釘在欄杆上,欄杆下面已爆出一陣哈哈大笑。幸好上課鈴聲替敏生解了圍。  

   隔天星期日,我穿過竹林,赫然發現敏生一個人蹲在欄杆上,跟昨天一樣,作勢欲跳。我原想要叫他,立刻又把話吞回去。靜靜躲回林中觀看。起初敏生嘴皮翻動,像在唸些什麼,隨即咬住下唇,緊盯下邊的水泥地,兩眼像要鼓出。一霎時,空氣凝結,蟬聲也歇。忽然黑影閃落,他身形一晃,已從水泥地上站了起來。我衝出竹林,大叫:「成功了,敏生——」

   他愕在當地。看我走近,滿臉通紅,但掩不住內心喜悅,忽然反身爬向欄杆上,嚷著:「我要再來一次﹗」

   就這樣敏生學會同大家一樣,跳下走廊邊的欄杆。事隔多年,我重回舊地,欄杆已腐朽不堪。數日前報屁股的一則小新聞:「聯考失意輕生,考生跳崖自盡」的報導閃過腦際。十年前那執拗瘦小的身影,在這欄杆上強制自己往下跳的經驗,必定在他絕望的一刻,給他生平最大卻也最不值得的勇氣,支持他縱身跳下崖底深淵。

   天色漸黑,操場過去無際的田野多了幾家燈火,在紫灰的暮靄下,反增荒涼落寞。敏生稚弱單薄的身影似乎又搖搖擺擺的出現在跑道上,時而舉起的右手正拭去滿臉的淚水。

四、
   也許是潛意識裡尚存留著三人在台北寄宿時要去找黑皮老師的約定,入夜之後,我竟然發覺自己來到黑皮老師的宿舍門前。從前的竹籬笆已換上水泥牆。竹籬笆上的牽牛花,則代以防盜用的碎玻璃。出來應門的是師母。歲月已在她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小時被罰勞動服務時,常到黑皮老師家打掃環境,師母是入門不久的新娘,坐在梳妝台前細心勾繪,沒抬眼看過我們,更沒朝我們說過一句話。有好幾年,每聽人提起「鮮花插在牛糞上」便想起黑皮老師與他美麗的新娘。

   門前發福的中年婦人,打碎了記憶中那美麗新娘的影像。院子裡原有一個長滿青苔的小池塘,現在已填土覆蓋,舖上水泥。牆角的金菊與紅石榴也換成幾盆草蘭,雖是名貴的花,卻疏於照顧。

   開門時師母原不怎麼親切,待知道是黑皮老師教過的學生且已經在大學裡讀書,便努力要高興起來,說老師疼學生畢竟有了收穫,一定要留我等到黑皮老師回來。她笑的時候,下牙死命咬住上唇,樣子非常勉強。過後我才在無意中發覺她剛拔掉一顆門牙,等著裝上義齒。笑的時候,堅持不讓牙齒外露,究竟不是容易的事。有幾次我分不清她是在笑或是在哭。

   坐在客廳的榻榻米上聽師母談過黑皮老師的近況後,就漸漸不再注意她還談些什麼,直到師母站起來說:「你老師回來了。」才發覺黑皮老師的摩托車已在院子裡熄了火。

   黑皮老師反而變得年輕。從前大家背地裡叫他「黑皮」,是因他又黑又瘦,頰上的皺紋像兩彎颱風草的葉脈,一道道清晰而細密的刻劃著。現在他是白多了,臉圓起來,皺紋也消失了。看到他踏進門時的笑容,我無法把他與記憶中從沒笑過的黑皮老師聯想在一起。黑皮老師與師母談過幾句話,便坐下來問我:

   「鄭義本,與良一同班﹖」
   「是,與良一及李敏生同過班。」
   「我記得你,你後來轉校了,良一最近還提起過你。你現在學什麼 ﹖」
   「數學。」
   「對對,你那時算術就很出色。」黑皮老師一副得意的樣子。可是,天曉得我當時算術有多好,計算總是粗心大意,每次分數不達標準,就被黑皮用手擰住眼皮,整個頭隨著他搖曳的手俯仰不止。「什麼地方錯﹖看到沒有﹖」黑皮一邊說著。
   「……」
   「看到沒有 ﹖」

   被扯住眼皮的眼睛能看到什麼﹖只覺痛徹心肺。口中卻要學會賣乖,趕緊把「看到了,看到了……」說上幾遍,才有回復自由的希望。

   「不,林良一與李敏生的算術功課都比我好多了。」我無法贊同黑皮對我過去算術功課的讚揚。
   「良一不只算術好,他是什麼都好,年紀輕輕,連做生意都很在行。」
   「他常回來看老師嗎﹖」
   「他常回來。」黑皮回頭與師母交換了會心的笑。

   師母插口說道:「良一是我親弟弟,你老師最近還想找他回來手套工廠幫忙一兩個月,順便也照顧外銷生意。

   這麼說,良一竟是黑皮老師的內弟了。黑皮笑著,就像愚人節朝著受戲弄的人宣佈今天是愚人節那樣的笑容。想起那次敏生被良一打小報告,我忽然憤恨不平,便一言不發,低著頭喝茶。

   「你好像提到李什麼生﹖他現在做什麼﹖」黑皮老師先打破沉默。
   「李敏生。也是那時同班的。瘦瘦小小的模樣。」我原想說出敏生不幸的遭遇,但立即感到,待我幫黑皮記起敏生時,黑皮一定會以事後諸葛亮的口吻,大談為人不該悲觀的道理,便將湧在喉頭的話嚥了回去。
   「哦﹖我好像有點印象,他現在也很成功嗎﹖」黑皮興致勃勃。我憶起從前黑皮常以他曾教出議員、律師及大公司董事長,來責怪我們不出息的神情,便想岔開話題:
   「好久沒見到敏生了。班上還有誰來看過老師嗎﹖」

   黑皮果然又興高采烈的談起一些學生的成功事蹟。只是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我們同班的,也不問我認不認得他們。黑皮好像了解這些學生後來的成就,比知道他們的過去還具體。

   說話的時候,黑皮老師指著架上的藥瓶,要師母遞過來。倒出幾滴在他的手心後,便沾著塗在自己的額頭來回搓揉,為的是要解除疲勞。一股沖鼻的氣味,忽地擴散開來。
   我在心中驚喊:「這是薄荷油﹗」

五、
   「修理」是黑皮老師的口頭禪。一條條掛在三角箱裡大大小小的棍子,便是他用來修理我們的道具。除了少數例外,就連敏生那樣戰戰兢兢,鎮日抱著書本,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的學生也幾乎天天挨打。每天放學前要考試。黑皮規定不同的及格標準。敏生的價碼是一百分,我的也高達九十五分,良一的價碼我記不清了,只覺得他很少挨打。

   「不打不成器」是黑皮老師的教學指南。他將修理學生看成家常便飯。我們雖天天挨皮肉之痛,並無法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把挨打也看成家常便飯。挨打的恐懼盤據心中的一角,日日嚙蝕著我們。一年以後,當我轉到中部,發覺有不打人的老師,竟歡喜得不忍拭去那新老師不時從爆出的門牙濺到我臉上的口水,寧任它風乾。不過夜裡,我夢魘驚起,又看到黑皮。

   薄荷油曾經是我的救命丹。一天我忽發奇想,蹲在祖厝舊式的大床上,替祖母搥小腿塗薄荷油。望著祖母乾癟卻仍柔軟的小腿肚上有幾處蚊子叮的斑痕,竟好玩的問起:「塗了薄荷油,就不怕蚊子咬﹖」

  「不怕。」祖母漫不經心的答。
  「那麼打傷呢﹖」我感到血氣湧在胸口。
  「也不怕。」祖母還是漫不經心的答。也不管祖母的話有無一點依據,我高興得要跳了起來,就像阿基米得從澡缸衝出去大喊我發現了那樣,我有著無以名狀的興奮。

   次日,我在班上遊說,很快就募得三元兩角。跑去街角長春藥房買回來大瓶薄荷油。為了要提高大家信心,就暗地裡摻進幾匙花生油,看起來有點茶色,再換個酒瓶裝上。

   好不容易說服敏生替我幫腔,向班上同學聲稱這瓶藥油是賣藝的「鐵骨盧」私下賣給我的家傳秘方。盧家父子是濁水溪南北遠近聞名的武術高人。腕粗的鐵棍子打在肋骨上,會反彈一丈多遠。父親「銅骨盧」還傳說曾飛躍於水上,救出困在水患中的幾戶人家。鎮上的小孩生也何遲,無緣見識銅骨盧的功夫,卻也看過兒子鐵骨盧在媽祖廟前的把式。有人說兒子已得父親七、八成的真傳,也有人說兒子不及父親二、三成的火候,這是廟前老人爭執不休的話題。

   降過旗,打掃好教室,大家隔外興奮。輪流在自己手上塗好盧家的秘方,高高興興,彷彿打扮好要去看場等候了很久的野台戲一樣。有幾個比較「惜皮的」,跑到廁所,連屁股都抹上藥油。每個人眼睛好像由黑白換成彩色,泛著一層異樣的光澤,微笑的嘴角不時互換會心的秘密。

   但誰都不這樣就放了心的,心裡總存著疑慮。考完試,照例修理。大家屏氣盯著第一雙伸出來挨打的手,竹棍子落在手上,每個人的心好像同時被抽了一記,卻仍一臉迷網,直到那雙手的主人走下台來,咧開嘴搖了兩下頭。「不痛,不痛﹗」一道沒有聲音的訊息散播開來,每個人腦中都好似響起轟的一聲。五十幾顆心。就像五十幾個花苞,陽光一照,一瞬間都顫巍巍的開了花。

   敏生是第三個挨打的,儘管他閉起眼,將眉眼鼻口擠在一堆,熬過七、八下竹棍,大家不以為意,只當他本來就膽怯,自然「惜皮」。

   至今我依然無法解釋,為什麼輪到我時,我真不感疼痛。竹棍子打在腿肚都已裂成片片,我還紋絲不動。打過我,黑皮已一臉鐵青,薄荷油刺鼻的異味與全班喜洋洋的空氣,對於一個成人已足夠說明是麼一回事,可是後來我們都怪良一,因為黑皮叫良一隨他去問話。

   講台上頭的牆角,一隻壁虎正快速移近因殘破而糾結下垂的蜘蛛網,網絲下端一隻長腳蚊不停的掙動。我瞟一眼看敏生,他也兩眼正盯注在蜘蛛網上的長腳蚊。

   黑皮重新出現在教室門口時,身後的良一右手提了水桶,左手拿著一塊洗衣肥皂。我們一一被叫到講台前,用肥皂洗手上腳上盧家的秘方。黑皮則親自在場監督,不時還動手搓摩我們洗過肥皂的手腳,看看是否尚存一點油膩。有些人被迫洗了好幾次。當然我也是他特別照顧的一個。

   如果說我對現今坐在對桌,口沫潢飛向我展示他教學功蹟的黑皮老師,還存有什麼芥蒂的話,那是因為薄荷油這樁事。以他對小孩心理這般深刻的了解,他原可以成為每個學生終生敬愛終生懷念的好老師。

   薄荷油沖掉了。鹼性的肥皂反而沒洗淨。突然失去防護層的皮膚,吸飽鹼皂,乾澀而容易摧殘。牆角的壁虎暫時放著已困在蜘蛛網中的長腳蚊在一旁,從容發出刺耳但似乎愉快的叫聲。黑皮老師慢條斯理的宣佈我們下一刻鐘的命運:先前打過的不算,全體加倍重來一遍。

   當下一刻鐘到來,黑夜重重壓在教室的四周。牆上的壁虎耐性已盡,縱身躍起,一口吞噬了它囊中的食物。教室內哀疼的呼聲與默默的抽泣,此起彼落,在五十多個幼小的心靈,留下永難康復的傷痛。

   讀西遊記總覺孫悟空忠心耿耿而能者多勞,豬八戒好逸惡勞而愛進讒言,至於三藏,則是心地仁慈但不辨是非的昏君。豬八戒經常誤事而倍受寵愛,孫悟空每每不辭艱危與妖魔奮戰,好不容易一棒打死惡敵,救出師父師弟,卻反挨三藏責以殘忍不仁。敏生與我素愛孫悟空,偶遇委屈,都以孫悟空自況,良一不用說是我們心中的豬八戒,黑皮則是三藏的化身。

   薄荷油事情過後,我開始了解,把黑皮當作三藏是太天真了,敏生也默默點頭。可是我們翻爛西遊記都沒再找到真足代表黑皮老師的人物。

   那天怎麼離開黑皮老師的宿舍,已不清楚。只記得黑皮老師胖起來的圓臉,又逐漸出現那颱風草樣的皺紋,頰上兩彎葉脈越來越清晰。十年前黑皮的模樣回來了,彷彿對桌圓圓的面容,只是舊日鐵青瘦削的臉透過哈哈鏡投射到今天。敏生也在哈哈鏡中出現了,站在欄杆上嘴皮翻動,兩眼欲突,好似在掙扎著什麼。然後像寫錯的字一樣在褪色藥水中消失。

   忽然我以為自己悟出了什麼,高興的拍起手,在哈哈鏡前開心的笑了起來。
   其實對於夜一樣的謎,我仍然茫無所知。我究竟天真,一如昔日要用薄荷油減輕鞭笞痛苦一樣的單純。像靈捷的野兔身手矯健,我可以輕易的翻過牆,躍過小溪,在田埂中飛快奔突。但———

  我走不完的是無邊無盡的夜。

 

註:本文為紀念黃明富而作。1974年,作者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數學實驗教材,而赴彰化高中實地試教。黃明富係當時高二丙班學生,畢業後數度參加聯考失敗,於1978年夏在花蓮東海岸跳崖自盡。

(1982/10/25 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