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2008年三月 總統大選之後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

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

「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一

世上有兩種東西，一種是Macro-X (大局的事物)， 另一種是 Micro-X (細部的事物)。像政權轉移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屬於前者，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則屬後者。

Macro-X 發生的時候，Micro-X 經常還在遠處，而且無聲無息。

等這幾天熱潮過後，我們自然回復正常。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希望朋友們不要難過，還是要高高興興的過日子。

當然，隨著時日推移，Macro-X的影響會逐漸浮現，變成Micro-X，一點一滴的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而一般人不是健忘，就是沒有足夠的分析力，去追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當Micro-X浮現的時候，這層因果關係，已經被其他現象覆蓋，也變得不易辨認。

這也是唯心主義盛行，人類很難窺見事物結構，而把種種難解的現象歸之於上蒼，歸之於先天，歸之於文化的緣因。

舉個身邊的例子說明因果回溯的困難，人對敗壞的食物，十分敏感，很容易從經驗中學到教訓，因為吃了立即顯現效應。但對癌症之類的的病變，由於病因與發病，兩者時間差距太久，人很難回溯當初促成病變的真實原因。

政治也是這樣。若說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行，包括我們的選舉行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想想有多少救國團文化殘留在這一整代人的身上！)。

當我們說，要遺忘過去的時候，我們就無法瞭解今日的自己。

當然，我不是決定論者，正好相反，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可以相當程度的擺脫Macro-X的影響，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我寫《童年與解放》，寫《學校在窗外》，所寫的無非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需建立在人的自覺，與面對問題的誠意、理性與批判的能力。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欠缺的東西。

半個世紀前的Macro-X, 幻化成今日我們文化裡的Micro-X。

這些Micro-X，又凝聚成今日的Macro-X，在塑造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的Micro-X。

這大概就是Z所感嘆的「台灣的運命」吧。

二

我既不是決定論者，也無能預言將來。有時我悲觀，有時我樂觀。我處於矛盾之中，尤其此刻。但也因為矛盾，所以不全然是絕望。我總還心存希望，就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

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是活的，不會就此蟄伏於Macro-X籠罩的陰影。

我悲觀的是：

(1) （環境）我擔心在拼經濟的美名之下，台灣會加速開發，環境會加速破壞。從都市到鄉野，到處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想想北縣市年來容積率的開放管制)。消費主義更加抬頭，公共空間更加萎縮。台灣的公共環境會變得更醜。而且這條路走下去，以後更難回頭。

(2) （公共性）人民公共參與的熱情，會被導向往休閒化的方向傾斜。台灣表面上看來會更多元活潑，但距離公民社會卻越行越遠。

(3) （教育）教育會走回頭路，回到教育工具化、單元化的老路；用表象的活潑創意，取代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讓競爭、謀求較好的個人出路，又變回教育的目的。原來教育現實亟待解決的結構問題，更是無人聞問。

(4) （兩岸問題）：雖然台海的緊張會紓緩，但台灣的主體性會被逐日蠶食，開放大量中資進來購買土地，開放大量對岸人民進來工作或居住，對岸在台的發言權將大幅增加。開放學歷認證是早晚的事 (我自己並不特別反對開放，但要有先有配套及相關共識)。如昨夜JB所言，十年之後，留中的學生一批批回台，進入菁英階層，加上兩岸文物交流頻繁，人才相互為用，台灣歸屬中國的意識與文化，將成為絕對主流。

(5) 這裡我無法深談：接下來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會有多少不當的利益，在無人監督的地帶，大規模的流入如飢似渴的私囊。這些利益是人民的血汗錢，是發展公共利益，建立社會福利的資源。今天砲火密集的媒體，明天可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新政府嗎？ 唉！

 (6) 我也無法預知，一二十年前，奔走門路找關係的風氣，會不會死灰復燃，這些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單位，的確冒出一些肯做事，有擔當的人。但從今天起，台灣會不會又走回「人才反淘汰」的時代？我祈禱不會，但毫無把握。

三

我樂觀的是：

(1)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一批人保持清醒，努力追求較好的社會。這批人通常也是那些 ”有能力洞悉Macro-X 與Micro-X 之間那層層因果關係” 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人究竟是活的，人的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只是後來慢慢被社會馴化，才導致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人，我總是抱持這樣的信心。如果社會向下沈淪，自然會有一批人發聲，甚至站出來批評，也會有更多的人因甦醒而響應，於是一股新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力量，便會形成，沛然而莫之能禦。

(2)這次大選，看到新生代，不管是藍或綠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在網路，在各個場域討論問題。大家都希望我們生活在一個較好的社會，只因所接收的資訊不同，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造成對事物的詮釋不同，以致所支持的對象迥異。大選之後，熱情慢慢冷卻，證諸新的事物一件件發生，也許有機會冷靜下來，重新思省與深入討論，由於這次沒有各擁其主的包袱，因而聽得到不同的聲音，對事情全貌慢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3)民進黨又變回在野黨，這次面對的是掌控行政、立法，甚至囊括司法與媒體的執政黨。這回，國民黨對日後施政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回，民進黨必須在徹底反省之後，重新出發，站在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發聲，日後才會有轉機。這比兩黨共治，兩黨合作直直往右傾斜會好些。台灣需要發展出中間偏左的政黨，左右制衡，政黨政治才具有民主的實質。台灣民主的歷程，在2008年的挫敗，說不定反而是個轉機，也許從此有了空間，發展出一個真正中間偏左，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黨。經營基層民主與發展公共力量，這兩件事是台灣深化民主，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我總還心存希望。

天佑台灣。

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二、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

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

三、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

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

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

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

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

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

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

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 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

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

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

四、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

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

五、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

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

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

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

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潛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

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

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

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

（本文改寫自 2006/12/14 在宜蘭社大羅東校區演講稿，發表於2008/1/19「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

 

社大十年重談社區大學的定位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一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

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二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

（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

（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三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

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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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寫稿之時，我只看到這兩篇引言文。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

 

在藍綠的夾縫中談人民的主體性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

 

Dear All,

幾天前麗花來電，同我提起千里步道內部，藍綠不同立場如何彼此包容的問題。

她的擔心也正是我的近日的憂慮。

我希望大家有共同的體認，藍綠立場儘管不一，但絕不要影響大家的情誼。

我們追求的理想，本來是要超越藍綠的，不要反而被藍綠侵蝕。

 

我當然不會天真的以為政治無關緊要。相反的，我覺得任何思想都要有政治哲學。

因為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我從年輕時代，就一直密切注意政治，在《學校在窗外》及《童年與解放衍本》兩書中，我都沒有避諱談論自己的政治哲學。

但從事社會運動，我認為我們不應立即被捲入藍綠的對抗中。今天大家會親藍或親綠，並不因為我們真正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是因為我們的生長背景不同，所累積的資訊與經驗不一樣。要釐清藍綠問題，必須大家願意好好坐下來閱讀過去，瞭解歷史，穿透彼此不同的經驗，當然相互的牟合也要經過一段時日。

政治立場不是藍綠立場。

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一樣的，因為我們都贊同公民社會的理想。我們關心環境保護，關心社會民主，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免於恐懼與飢餓，免於遭受歧視與暴力，希望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快樂一些，希望每個人的潛能都可以充分發揮，希望台灣會越來越好，希望這塊土地，這個地球能夠永續經營。

我們不是心底都這樣企盼著？我們期待台灣社會整體的權力與資源，能依循這樣的目標進行分配，這不就是我們共同的政治立場嗎？。 

有這樣共同的政治立場，若要談統獨，要談藍綠，所剩的不過是理性思辨的問題，而非有什麼深不見底的，無法跨越的界線。只由於現階段每個人對時勢的評斷，對歷史的瞭解不同，才會產生歧異。

如果必要，有朝一日我們能坐下來，一起慢慢討論，一起閱讀資料，一起查訪事實，一段時日之後，我相信大家的看法便會漸趨一致。即使不一致，我們也應該相互包容。

我們有了上述共同的的政治立場，這點便已十分難得，值得我們珍惜。

 

我這樣說，是很重要的。但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對於我們往後的攜手合作，也同等重要。

作為像千里步道這樣一個要「推展大地倫理」的民間社運團體，在藍綠的夾縫中，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顯然，我們要實現理想，必然不能自外於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自外於政治。例如，我們之中，有為數不少的人認為：應該保存阿朗壹古道，應該規劃糖廠舊鐵道作為千里步道的西南段，應該反對蘇花高，應該推動單車生活化，甚至應該抑制汽機車總量，這些無一不涉及政治。何況我們終究要把千里步道的理想付諸實現？

但我們如何對待雙方的政治勢力？這點我倒覺得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入討論。

對我來說，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什麼是民間社運團體的主體性？

我們自己先要超越藍綠：哪方認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鼓勵哪方。哪方違背社運的理想，我們就譴責哪方。這樣，人民就可以把政治勢力帶著走，而非反過來被政治勢力吞噬或綁架。

2004年，執政黨主張公民投票的制度。我理所當然的出面領銜連署，就因我認為公投讓人民有權直接選事，不必只靠選人來替自己講話。公投是進步的參與民主，可以用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公投制度應該肯定並加以支持。當時有人指責我被執政黨利用，因公投綁大選，有利於綠營。我卻認為那樣的考慮，正好顯示民間失去主體性，在藍綠之間仰人鼻息。凡是對的事情，我們就應該不避諱的支持，錯的，我們就反對。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畏首畏尾，讓自己淪為政治勢力的工具。當時我寫了一篇〈別讓公投污名化〉，說明了我的這種想法。

2005年，我反過來，與執政黨唱反調，公開呼籲反軍購，主張非戰和平，間接促成非戰家園的和平運動。我認為台海的問題，不在於購買那六千億的軍備。反對軍備競賽，是我幾十年來一貫主張的立場。國民黨時代我就反對軍事擴張，民進黨時代我也一樣反對。台灣的安全，對外要有更靈活更深刻的思考，對內要投入更多資源下放更多權力，使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凝聚社會認同力。為此我也寫了文章闡述相關論點。這一次則有另外一批人，指責我被藍營裡的統派利用。

我無意在此詳細分析公投與反軍購的利弊。重提這兩件事，只為了要闡明什麼是人民的主體性。

最近為了大家在台北市推動單車生活化，我也主張安排一些有聲望有影響力的人士去說服郝市長，在各主幹道上，逐步讓渡出一線汽車車道，規劃為單車與行人的專用道。我曾在千里步道的一封公開信中提到：「如果這件事順利啟動，對郝市長來說，將成為他任內最重要的政績。」截至目前，我個人對郝市長的見識與作為，並沒什麼好評，但如果他能突破格局，做出影響深遠的貢獻，我便會摒棄自己的成見，加以肯定，並予以支持。

這便是我所說的「人民的主體性」。

像森田兄一樣，用電腦寫信，也耗掉我很多力氣。其實這封信是上星期六剛接到麗花的電話，便開始寫的。斷斷續續在鍵盤上敲了好多天才寫好。這段時間又接到森田兄，宜方與麗花的信，看來大家慢慢有了非常正面的共識。真感謝大家的努力，智慧與誠懇。我本來自忖，不要再多嘴。但想想，把那天已經起了頭的信完成也不錯。希望這封信還有助於千里步道內部進一步的凝聚。我相信，經過這次論辨，大家應可以完全釋懷，對藍綠、對政治坦然以對。

彼此的情誼，還是最重要的。我很高興看到，我們這個團體也跟著更成熟了。

當然，大家對我信中所提的觀點，若有異議或補充，仍請來信繼續討論。

安好。

 

(本文寫於 2007 年 12 月 19 日凌晨)

 

淺聊托爾斯泰與人民意志

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時，不斷在探討什麼是「人民意志」。對他來說，庫圖佐夫元帥要軍隊放棄莫斯科城，反映的是人民意志。但睿智疲憊的庫圖佐夫，不能代表人民意志。《安娜卡列妮娜》書中關懷農民生活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不能代表人民意志。什麼是人民意志？這一直是困擾著托爾斯泰的問題。

托爾斯泰反對自由黨人的立憲思想，蔑視社會主義，使他看起來像保皇黨人，站到沙皇那一方，連高爾基都說托爾斯泰瘋了。但托氏反對西歐的民主，是因這種制度用一套繁複的議會選舉，造成民主的幻象。他在1905年寫〈世界的末日〉時說，這種制度「使人民在選出議會代表時，便幻想自己參與了政權；而在服從他們選出的代表時，誤以為自己在服從的是自己的意志，因而錯認自己是自由的，這正是一種欺罔！」

我無意要為托爾斯泰反對立憲、反對議會的立場而辯護，但他用來反對的理由卻是一針見血的真理。這個真理穿透百年來人們的迷思，揭露今日代議民主的欺騙與偽善。

「人民意志」是永遠的歷史之謎。但代議制度的民主只是間接民主，這種間接民主很容易背離人民大眾的利益。今日台灣的政治亂象正好說明這項事實。

代議制度的間接民主，必須補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才能使國家的施政與重大決策接近所謂人民意志，或更進一步符合人民大眾的利益。

但要達到這種民主理想，有些機制必須要創造出來。

台灣從1987年解嚴之後，這些機制並沒有被真正重視。這些機制包含：

社會學習（如社區大學的普設與深化，及其他各種社會進修與讀書會。）

公共思辨（如媒體獨立於政治勢力及商業利益的干預，發展公共論述，進而形成公共力量。）

公共參與（如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規劃與決策，又如國家重大施政付諸公民投票。）

這三者必須同時進行，相互為用。有社會學習及公共思辯，公共參與的決策，如公民投票的結果，才不致偏離人民的公共利益。

但有公共參與的機會，如健全的公民投票管道，社會學習及公共思辯才會內化至人民的生活，人民看待問題才會就事論事。當人民因為自己參與決策、承擔決策的責任，才會提高意願加強學習、打開視野，並進行公共思辨。

有這些機制，不一定立即冒出完整的人民意志，但這些機制會使人民意志與人民福祉的輪廓愈來愈清晰。只有這樣，真正的民主才能進一步彰顯。

公民投票是這些機制中重要的一環。這本「民主到底」的書，是揉合了近二、三十年台灣關心民主政治的意見領袖，注入他們珍貴的心力編寫而成。在今日台灣的民主政治陷入思想困境，一般人民因失望而對政治轉趨冷漠之時，台灣智庫出版了這本書[1]，使人耳目一新。我樂意推薦這本書，並期盼它為深化並導正台灣的民主進程，帶來啟示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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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智庫於 2007 年  7 月 1 日，出版《民主到底──公投民主在台灣》一書。本書由林佳龍主編，收錄汪平雲、黃玉霖、張國龍、曾建元、徐永明、陳英鈐等多位學者專家的文章。

 

(本文寫於 2007 年)

致「親綠學者聲明」函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敬愛的范雲、丁讚兄、介民、永祥，……諸友：

非常感動發起這項重要的連署聲明，尤其在這關鍵的時刻。

我知道要擬一份大家都能同意的聲明，非常不容易，尤其我們各自都擁有一個精細的頭腦，難免會過分挑剔。我要修正的是我們的立場問題，而非文辭。

（一）我覺得這份聲明（請恕我直言），顯然已直接介入藍綠政治版圖的重劃；更重要的是，對於日後可能引發的進一步混亂，我們卻毫無約束其往正向發展的實力；我們對陳水扁用政治道德的「高標準」要求，他「應該」主動辭職，但對於宋馬，則只做溫和的「建議」，並未要求他們也用「高標準」反省自己；亦即：對於宋馬用來為政治利益而把弊案無限上綱，升級到當前混亂的政局，我們並未在聲明中要求宋馬出面負責，並向人民道歉。

而且我們所做的「建議」也毫無約束的實質力量。屆時，藍軍置之不理，繼續無限上綱，我們的連署將淪為擴大政爭的棋子。

（二）我以為我們的立場應該稍微內斂：

（1）要求民進黨內部迅速達成共識，回歸早期建黨的民主價值，在政治道德層次上，以「高標準」自我要求，從內部要求陳總統主動辭職，或要求彼主動退黨（如丁讚兄在「中時」文章中所言，以重建清廉形象）。

（2）同時要求藍軍應自我節制，把人民利益改置於政治利益之上，在（1）的情況下，與執政黨理性協商，回歸憲政，共謀人民福祉。

過去我們連署一份聲明，只要理念正確，符合民主理想，便可以達成共識，因為發話的對象是獨裁者。只要理念對，便可以支持。

但這次，我們面對的是政爭，當然聲明中所堅持的還是民主價值，我們必須用同一標準要求政爭的雙方皆能服從並尊重民主價值。我們不能大意，變成政爭中的棋子。請注意我們自身的局限：我們毫無政治實力，又無法起而行，投身其中去力挽狂瀾。

匆匆寫完這封信，請諸友參酌。

我目前人在美加旅行，無法多談，仰仗諸友明斷。

如果已經箭在弦上，無法修正，請不必理會我，僅管將我排除在外。我多月來未看報紙，對時事判斷，恐有誤差。

再度表達我衷心敬佩之忱。

 

（本信作者寫於 2006 年 6 月 27 日，加州旅次。其時，立法院由在野黨發動之總統罷免案剛表決未果。2006年 7 月 15 日，紀萬生、吳乃德、范雲、張富忠、簡錫堦等 15 位人士發起「親綠學者 715 聲明」(親綠人士倒扁聲明)，要求當時的總統陳水扁辭職下台。 2006 年 9 月，倒扁行動紅衫軍佔領總統府前凱道，台灣再一次陷入藍綠兩極化對立的社會動盪高峰。2006 年 10 月，立法院在野黨第二度發動總統罷免案，表決仍未果。後在社會輿論日益出現反彈、紅衫軍財務帳目不清、嚴重內訌下，倒扁行動草率收場。）

 

從千里步道談環保運動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致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朋友的一封公開信

(黃武雄，2006.05)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 信函之一

最近收到很多關於千里步道的信，覺得有些沉重，也相當的擔憂。小小的台灣已因各種污染與破壞，原生物種瀕臨滅絕，千里步道是否正好把全台灣尚殘存的鳳毛麟角的原生物種徹底終結？真令人痛心。我認為應趕快進行的是：萬人護土造林，護生維生，復育各種動植物，並在全台各地由點而面，推廣教育。請各位高抬貴手，饒了台灣最後的寶藏吧！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 信函之二

幾個民間團體發起，又經一事無成卻急於政績表現的行政院納入政府政策的「千里步道」活動，將於6/11開步走，看來只是一種嘉年華會的型態，看看底下的初步規劃，竟然一條步道「暫估1,000人開步走」，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持異議，只好我來當烏鴉，希望主辦單位再思量此活動之意義與必要性，不要幾個人喝茶聊天、一時興起之議演變成台灣步道浩劫，不要將來歷史上記載此段「罄竹難書」！慎思！慎思！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