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2日 星期一

遴選大學校長不該變成選舉

大學校長應如何產生? 十多年來各大學選舉校長的風波不斷,所選出的校長人選是否適當,亦屢受質疑。根本的問題出在:大學校內民主的意義,被簡化成數人頭的選舉民主。十多年前仍處戒嚴時期,大學為了對抗政治干預教育,提出"教授治校,校園民主"。但此一訴求在解嚴之後並未進行較細膩的公共論述,便由部份人訂定成選舉規則,以致實施起來,弊端叢生.

一、


大學校長的產生的方式,應為遴選,而非選舉。遴選指的是,物色校內外單一人選,提報校務會議同意而遴聘,選舉則是弄出一群候選人,經由拉票投票而產生。兩種產生方式截然不同,後果也大相逕庭。一旦選舉必然有競選,尤其在台灣這種特有的競選文化裡,競選每每衍成明爭暗鬥,人性最醜陋的一面俱展露無遺。

遴選則不同,當然遴選委員會本身的組成,必須經由一定的民主程序,並因而被充分授權。委員最多五至七人,以便於深入掌握情況,並密集交換意見。遴選的重任加在每一位委員身上,遴選的成果,便是這五至七人的集體創作。他們必須先列出校長遴選的基本原則,於大學內公開討論,並設網站引發思辯,以達成師生共識。亦即先要抽象的描繪出理想校長人選的形象,然後再於校內外,甚至國內外,物色最適合此一理想形象的人。遴選委員會必須密集聚會,搜集資料,並彼此溝通說服,而非只憑一己好惡,遽以投票決定人選.

遴選委員會可聘具有遠見及清譽的校外人士參加,亦可以有學生代表加入,但不宜設學院代表。目前校長仍握有分配校內資源的巨大權力,學院代表會從本學院利益去遴聘校長,著眼點易失於偏頗。遴選委員會,應著眼於大學品質整體的提升與大學對文明的貢獻,依此去遴聘校長,而非為某一群人爭取利益。

今日選舉校長,弊端叢生的緣由,正是每一候選人都代表某一群人的利益,以致拉票換票,斯文掃地,其醜相令人掩面嘆息。

 二、


遴選委員會物色的單一人選,提報校務會議,若非校務代表超過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不同意,則大學應接受其所提人選,報部聘任。此意謂遴選委員會有充分的決定權,使其集體創作成型。若校務會議不同意,則遴選委員會應解散重組。

這樣的制度設計,使遴選委員會一方面被充分授權,另一方面則負有相對的重責,去遴聘一位好校長。

遴選委員會既被充分授權,其成員的產生自須十分審慎。若校內民主的運作尚未成熟,對一般事務,共識達成不易,則遴選委員之核心,可由校務會議自校內外,提名正直熱忱,瞭解大學且素孚眾望之清流為候選人,(必要時)經校內普選產生。既經如此審慎的民主程序產生,遴選委員遂有被委以重任的榮譽,去遴選好校長,也有被充分授權,以完成重責大任的正當性。遴聘工作費時費力,規定少則一年,多則一年半。這項工作必須大膽而細膩,不能倉促進行。以目前校長有任期制,提早在現任校長任期結束前一年半,開始展開繼任校長的遴選工作,自無困難。

總而言之,在這套設計中,要經由選舉產生的,不是校長,而是遴選委員。選舉遴選委員,不會像選舉校長那樣惡質化,因為遴選委員本身不是權位,只是替人抬轎,一經選上,又需密集工作一年半載,對內對外進行溝通討論,回答各方質問,並接受校務會議監督,無法關起門來分贓。這種苦差事,不會像校長那樣引人垂涎。

睽諸實際,現行各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雖名曰遴選委員會,事實無異於各級政治人物的選舉委員會,其選舉過程會變成政治化,是制度設計的必然。

 三、


另外,從結構面來看,大學校長選舉惡質化的溫床是:大學功能的庸俗化,大學變成擴張主義的外緣,而非創造文明,批判文明的核心。在資本主義強大的浪潮衝擊下,大學校長的位置,正處於經建科技發展,與學術人才培育的交會點,校長的職責不在於守護大學原有的獨立精神,而在於追求量化的卓越,提高大學能見度,以便於擴充資源,從而對內提供資源、分配資源。校長既握有分配資源的大權,校長的寶座自然成為各路諸侯覬覦垂涎的對象,選舉惡質化是必然的結果。

可以想見的是:選舉惡質化又會回過來,加速大學進一步的庸俗化。這正是眼前一些大學的真實寫照。

同時,大學的民主只徒具形式,使分配資源的大權仍掌握在校長及其一級主管的手中,因而提高了選舉競爭的誘因,促其惡質化。大學的決策,這些年來表面上已民主化,事實上,校內依然沒有由教授組成的常務委員會,經常參與校內決策,校務會議下設置的各種委員會,仍以校長馬首是瞻,未能獨立作業。教授治校應落實為"參與民主",而非"形式民主"。十多年來台灣的民主化,在各個層面,從大學的教授治校、教改、社改到政改,都犯同樣的毛病,以致民主化之後,未能釋放出社會的生命力,反而滋擾不斷。

(本文完成於 2005 年 4月 23日)

 

2005年5月29日 星期日

夢想幾年後台灣出現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原標題:開闢千里步道,回歸內在價 值)

一、你我能不能攜手合作,來開闢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今日起,親愛的朋友,請出門去探查一段小徑:山路、古道、產業道路或鄉道都好,條件是遠離喧囂,沿途要有不錯的自然或人文景觀。

然後:


    1. 我們玩接龍遊戲,經匯集與勘查後,接成一條環島步道。

    2. 我們大家連署,邀民意代表協助,請政府排除困難,保護這條步道,免於經濟開發,並投入資源,協助規劃且促其實現。

    3. 我們要發展一套周延可行的公共論述,並與步道沿途的地主深層對話,尋求他們支持,同時提示有利於地主的種種誘因,在政府與地主之間穿梭溝通。

    4. 在這條步道上,引入新的價值觀,討論經濟開發與生態人文之間的矛盾,討論種種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創造一種不同的場域,發展新價值。



2004年12月12日 星期日

別讓公投污名化

    週前 (按:2004年總統大選前) 千名學者專家連署呼籲大家重視三二O公投,引發若干批評。近日江宜樺教授亦以「民粹公投再挫憲政發展」為題,撰文陳述不同看法,理性論辯,語重心長。我忝為聲明發起人之一,應有責任予以回應,並藉此深化公投論述。唯本文論點純屬個人看法,不代表其他連署人立場。

連署聲明強調「公投的核心價值在於民主參與」。江文指出「參與」只是民主價值的一面,其他重要的民主價值如自由、平等、法治、正義等,卻難以因公投而彰顯。更由於公投只能作正反表決,不能在議題中加入複雜的條件與但書等,人民無法參與細緻的政策討論,因而公投也就無法如連署聲明所稱,可藉以孕育「批判性的公眾力量」。    

     江文的觀察是對的,但結論卻下得太倉卒。公投只是民主的部分機制,而非其全部。它的功能在於補償「代議民主」之不足,而非完全取代。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固然無法依賴「直接民主」(如公投)而彰顯,但也不能指望由代議民主去達成。人民選出的所謂「政治菁英」,因自身的利益或思考的盲點,亦常會扭曲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台灣幾十年來的政治,一直由少數菁英所支配,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並未因這種代議民主而彰顯,以致今日亂象不斷。最近民間稍激進的人士發起總統大選的百萬廢票運動,較溫和者則慨歎兩個爛蘋果,只能選個較不爛的將就,無非說明了人民對政治菁英普遍失去信心,也反映了菁英政治的侷限。把重大政策交付公投,可以衝激政治菁英的思慮使納入人民的需求,催生較符合自由平等與社會正義的民主政策,亦可避免政治菁英閉門造車或進行利益交換。

    以眼前爭論不休的三二O公投來說,我們也可看到政治菁英的思考侷限。對於「強化國防,購置反飛彈」的公投題目,自始藍綠兩營皆認為人民都會舉雙手贊成,因此藍營批評以此進行公投,係「多此一舉」,綠營則一廂情願,以為藉此可鞏固台灣人民心防。但這事顯非人民共識,此由近日報名參加反方辯論者積極踴躍,可見一斑。且以個人而言,我自始便反對武器競賽,兩岸和平的基礎不在於加強軍備,而在於呼籲裁軍,尋求真正的和平,尤其大幅提高軍費,將削減文化教育、社會福利各方面的資源,嚴重阻滯社會進步。兩岸問題,台灣應在中美兩大強權之間尋求支點,而非反過來依靠美國,仰賴其軍事保護,讓美國在兩岸之間從中取利,使台灣主體盡失。這種大戰略的改弦更張,須借助於高度的政治智慧。

    人民因有權參與決策,才會關切公共事務。就因為有三二O公投,反對購買武器以擴大軍備的聲音,才會有機會廣受社會矚目,發展成公共論述。公投之前正反辯論的過程,正是促發「批判性公眾力量」的時機。民主不只在於選人,更在於選事。代議民主是選人,公投是選事。只能選人的民主,人民容易淪為政治菁英的動員工具,人民的權益更經常被所選出的人所漠視。選人更兼選事,人民才能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選事可使眾人超越情結,理性思考國家整體利益,提升全民(包含政治菁英)的政治水平,並彌補政治菁英思考盲點的缺失。公投制度如果搭配良好的社會學習系統(如社區大學),以及獨立評論的媒體,使人民有機會在學習中參與,在參與中學習,一、二十年之後,批判性的公眾力量,便可望在台灣社會萌芽,所謂民粹政治的疑慮自然消除,公民社會的現象也將指日可待。

    對於政治菁英來說,公民投票無異於要讓人民分享其手中的權利。透過公投,人民便可參與重大決策,這事並非政治菁英真心所願。只有獨具慧眼的政治家,才能由衷認同。藍營向來奉行菁英主義,一貫立場是反公投,及至情勢所迫,不得不敷衍回應,所提公投法旨在壓縮人民公投權利。至於民進黨在野之初,雖主張公投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及至執政卻轉趨消極,反而是台聯在後鞭策。近半年綠營推動公投立法,雖然厥功至偉,但也留下許多瑕疵,尤其近日陳總統辯稱七千億軍購即將進行,不受公投結果拘束,如此蔑視人民意志,令人匪夷所思。

    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民主,公民投票則是台灣從菁英民主步入社會民主的起步。只有政治菁英之間有了矛盾,一般人民才會有縫隙參與國家與社會決策,這是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人們不能存有過度幻想。江文指出公投是兩面刃,公投結果「可能」通過保守反動的方案,甚或促成獨裁者崛起,這是事實。但代議民主本身也是兩面刃,就在一個世紀前,公民參政權仍被貴族與富人視為洪水猛獸,經過一個世紀的試煉,今日卻成為普世價值。人對陌生的事物,不免心懷恐懼,但世界在變,我們必須培養應付變局的能力。民主從來便不是滿溢乳與蜜的溫鄉,而是人類理性的試金石。

    三二○公投已勢在必行,固然政治菁英操弄公投的鑿痕斑斑,固然台灣的選舉文化已把公投糟蹋得如此不堪,但這只是社會民主的開始。台灣人民應相信自已的判斷能力,在公投議題上,認真參與正反思辨,審慎投票,結果不必一致,但對第一次參與國家決策卻須嚴肅以待。支持這一次公投,才會有下一次,這樣公投才會逐漸步上軌道。如果這一次我們自己對它嗤之以鼻,國際社會也不會再尊重台灣公民的意志,對岸中國日後更將無視台灣人民的聲音。至於國內重大決策,公投從此將被污名化,公民社會的理想更是遙遙無期。

(本文發表於 2004.2.26 "中國時報",其時作者為「點燃公投民主的火光」聲明連署發起人之一)

點燃公投民主的火光 ── 公民社會對台灣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的思考及呼籲

過去由於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來自中共的外部威脅、以及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公民投票制度難以在臺灣生根茁壯。

2004 年 2 月千位學者連署支持公投(直接民主)機制,運動發起人:

黃武雄、蕭新煌、顧忠華、李明亮、陳傳岳、張宗仁

 

   公民投票可以決定國家發展方向及重大公共政策,體現人民「自我治理、自我決定」的民主價值,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已成為民主制度的一環。在法理上,公民投票源於憲法的國民主權原理,也是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第二十五條所肯認的普遍性人權。

    然而,過去由於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來自中共的外部威脅、以及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公民投票制度難以在臺灣生根茁壯。歷經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的長期推動,台灣終於在去年底制定了公民投票法,且將在今年三月二十日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對於三二○公投的題目,社會上容或有不同意見,但作為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的實現,至少具有四項重大意義:

一、歷史意義:公投的實現是台灣公民社會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台灣人民的公共財。第一次全國公投的成功,具有歷史性的典範意義,對於公投制度的發展也將有長遠影響。

二、民主意義:公投的核心價值在於「民主參與」,讓公民得以參與重大公共政策之制定,並在開放的討論過程中讓多元意見充分表達。

三、和平意義:對於台灣艱困的國際處境而言,公投是一個以和平方式表達台灣人民集體意志的重要途徑,透過公投可以向世界表達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

四、團結意義:針對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的議題進行公投,有助於凝聚國人的共識,緩和族群對立與國家認同分歧,形成團結力量。

    第一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是台灣發展現代公民社會以及培育批判性公眾力量的歷史契機。然而,公投法制定上的偏失,導致公民社會發動公投窒礙難行。更令人憂心的是,激情的選戰語言逐漸耗損公投的理想,可能使公投淪為選戰攻伐的政治工具,甚而讓全國第一次公投有失敗之虞。這將深深傷害人民對於公投民主的支持與信賴,連帶破壞公投具有的改革動能,使得未來透過公投途徑推動國會改革、憲政改革、社會改革更加艱困。其次,也將造成中共對台灣民意趨向的誤判,加強干預台灣民主進程,並對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採取更嚴峻的作法。三二○公投的失敗也可能誤導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推動民主的自我信心及能力不足,因而加速向中共傾斜的趨勢。

   値此歷史時刻,我們珍惜台灣擁有首次公投的機會。第一次全國性公投,只能成功,不許失敗。倘若全國第一次公投在選戰的對立中不幸挫敗,無法彰顯真正民意,可能導致台灣民主的倒退。因此,基於對台灣民主的熱愛與期許,我們要向全國人民及朝野政治領袖表達憂慮,並提出最誠摯的呼籲:

一、公投的主角是人民。我們呼籲全國人民應該積極參與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公投,彰顯公投的歷史意義、民主意義、和平意義和團結意義。

二、公投的真諦應該超越選戰得失。我們呼籲泛藍及泛綠陣營都應該克制,不要以選戰一時的利害來操弄或抵制公投,並共同擔負起第一次公投成為歷史典範的責任。

三、公投的施行是政府的義務。我們呼籲政府相關部會應該立即做好宣導和資訊公開的工作,讓人民充分理解公投的意義和議題的內涵,並鼓勵人民積極參與。

四、公投是台灣人民的自主選擇。我們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尊重台灣人民的民主決定,我們也呼籲中國理解公投對於促進兩岸理性和平對話的積極意義。

   我們誠懇希望朝野政治人物及全體國民深思,不要讓公投被選戰的煙硝所掩蓋,讓我們一齊以行動點燃民主、和平、團結的火光。

 

2004年7月26日 星期一

談無聊與創造(人籟雜誌專訪)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

( 2004.7 人籟雜誌專訪)

 

Q:和我們大人的童年比較起來,現代孩子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但我們反而常常聽到孩子說「無聊」。您認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無聊」有幾種不同的意義,一個人空閒下來,一時不知該做什麼,這時會有「無聊」的感覺,但這種無聊持續下去,結果經常是好事。因為我們平時都被所謂「正經事」佔滿我們的時間,這些「正經事」包含當前流行的休閒活動。人內心的成長,常常在長時間的無聊中才有了質變。我小的時候,因為父母很開明,不只不打不罵,而且給我們很大的自由,我常常覺得沒事做,就躺在房屋後面的木頭地板上,看著屋簷的雨滴或天空的雲朵發呆。因為太無聊了,家裡有什麼閒書都拿來看,比方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等通行的才子書,不用說都一讀再讀,甚至什麼君子好逑傳、常遇春、薛平貴、靈肉之道、塔裡的女人…等亂七八糟的書、唐詩宋詞、以及魯迅、巴金、狄更斯、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小說,我也常沈醉其中。我的中文自然就好了起來,不需閱讀運動,也不需老師的推薦。我許多朋友都是這樣在無聊中長大的。孩子不隨時被盯得緊緊的,反而得以自發的學到了許多東西。我長大後,也時常意識到這個道理。例如:我在學校教書做研究時,在常軌中過著忙碌的生活,但是一天過一天,卻難有突破性的進步;反而在無聊的時候,才學會困難的東西。近四十歲時,我的研究工作轉向,而有些較好的成果,便是在一個無聊的暑假中完成的。

這是第一種意義的無聊。這種無聊是好的,它使人心思沈澱,孕育新的可能。第二種無聊是目前孩子口中常說的「無聊」。這句口頭禪,反映的是孩子對生命的倦怠,以及對主流社會的反抗。人的時間被外來的要求佔滿,原來對世界的好奇心便萎縮了,等到偶有空閒,卻不知如何打發。本來每個心智自由的小孩,對於自己下一刻要做什麼,心中都有期待,成長環境的資源再怎麼貧乏,周遭總會有一些東西可以玩,即使沒有現成的遊戲或玩具,自己也可以去創造玩具本身,或創造任何形式的遊戲。但當他的時間不斷被大人塞滿「正經事」之後,他對下一刻的生命失去了期待。當他口中說出「無聊」之時,他表達的是對生命的倦怠,或是對大人價值觀的抗議,此時,成熟的大人應該要誠心地回應這個訊號。

第二種意義的「無聊」是個警燈,警示孩子的處境出了大問題,因為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接下來的發展有兩種:第一種是平庸化。他逐漸習慣在沒有存在意義的狀態下過日子,而扭曲了生命的價值觀。當他不再要求意義時,他人生的方向便轉移到純粹「維生」,或進一步追求較好的物質生活,最後,只剩下地位與財富對他還有意義。

另一種可能的發展則是反社會或陷入自閉。記得七、八年前(:1994年)發生過一樁悲劇,兩位功課傑出、聰明穎悟的北一女學生,相偕在宜蘭自殺。我讀了朋友轉來的遺書,覺得非常難過。她們認真在思考人生的根本意義,但周遭的社會與她們沒有對話,生命一旦失去意義,那種無聊便只是一片黑暗,是一片永遠的黑暗。於是,兩位早慧的女孩毅然選擇了自殺,用「無知覺黑暗」代替「知覺黑暗」的痛苦。

問題的關鍵在於自由與創造。環境沒有給她們充分的自由去探索世界,學校也沒有擔負起責任,引導她們去理解並欣賞人類文明創造這條長河的瑰麗與壯闊,繼而激發起她們投身其間的熱情,融入文明創造的活動,去尋找生命存在的意義。

 

Q:您強調孩子需要擁有自由的時間,以及融入人的創造活動,請問如何將這兩件事結合起來?

有自由才有創造,一個禁錮的心靈不會瞭解創造為何物。給予孩子自由,然後給他們好的環境,讓他們看到人如何在艱困中開拓文明;看到文明創造過程中一步步沈重與迷亂的腳跡;看到除了轎車洋房之外,種種美麗的作品、曲折的思想、還有滲入地裡的血淚與汗水。自由的心靈會因而感動,因而聽到遠古的心跳與呼應遠方的召喚。創造的苞芽會因而甦醒,因而綻放成遍地的繁花。

可是我們對待孩子是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限制孩子們的自由,因為我們自己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扼殺孩子們創造的興趣,因為我們擔心孩子未來的出路。「孩子們應該乖巧,多做功課、考好試、找個好工作、結婚生子、然後老去,完成世代交替!」平庸一代代複製著平庸。

 

Q:根據您的說法,當一個孩子發揮他的創造力,就等於發揮他的自由?

自由是創造的前提,但也因為生命中不斷地進行創造活動,自由才因而深刻。沒有創造的自由,會變得空虛輕浮。是的,人發揮了他的創造力,便在發揮他的自由,但反過來說,他所擁有的自由也變得富麗多姿。

自由使人敏感,一個自由的心靈才能感知山的呼吸,聽到花開的聲音。創造工作需要敏感。

一個擁有自由與創造的人生,雖則風雨不斷,終究是幸福的人生。為了孩子的自由與創造,塑造他所需要的環境,便是在鋪陳孩子幸福的一生。

 

Q:請問一個孩子本來就是自由的?還是需要被照顧、訓練的?或者說這是一種階段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該如何幫助一個孩子從不自由的狀態,進展到能夠發揮自由的狀態?

孩子出生不久便需要有身體的自由,才能感知世界,體驗世界,並發展身體的協調能力,發展語言與概念思考。大人要做的是提供成長必要的資源與安全,包含精神的溫暖,但不是限制他身體的自由,即使面對危險時所做的限制,也必須降到最低的程度。我的兒子詢兩、三歲時,同我走在田野,他貼近水溝邊去抓紡織娘,我雖擔心他掉下水溝,但總克制自己不出聲制止,這在一般大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負責任的。我知道他會有掉下水溝的危險,但只要那危險不會致命或殘肢,那就好了。同一段時期我常帶詢爬山,經過坍方的小山路時,我心裡也是這樣想:只要山崖下一、二公尺有雜木林擋著,我便讓他自己走過去。剛開始我還要他抓著我伸向他的柺杖,後來發現沒遞給他柺杖,他反而走得更平穩自在。

有了「身體的自由」,孩子也希望有「選擇的自由」,選擇這個或那個的自由。「選擇的自由」會牽涉資源或文化等層面深入複雜的問題。例如:買玩具、染頭髮、教養、面子、公共場合的行為舉止、做不做功課、決定自己的興趣…等,這些都需要細緻的看待。身為父親,我所持的態度是讓子女明白父母的處境與看法,再同他討論。牽涉到教養和面子的事,我盡量讓他自己去面對後果,而不擋在他前面為他承擔,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已太社會化了,當我們必須為他的行為舉止承擔後果時,我們便要不斷地限制他。

最後是人「精神的自由」,這是每一個人終身修為的課題。但對於成就出色的創造工作,這第三層次的精神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

 

Q:現代兒童受到影像(如圖畫、電視、電影、電腦等等)的影響似乎比語言還大。您覺得在訓練一個孩子的創造力時,該如何運用這些媒體?是否有些媒體會激發兒童的創造力,有些則會扼殺兒童的想像力?

宮崎駿的「風之谷」、「龍貓」、「魔法公主」這類動畫幽祕詭譎,又暗地裡埋伏真實的人道主義與社會批判,對孩子的創造力有正面的影響。相對來說,迪士尼的動畫聲光色影都十分重口味,十分誇張,商業色彩甚濃,刺激娛樂的效果當然是有的,但對孩子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影響,卻是負面大於正面。

人不只在繪畫、作曲、寫詩、編劇時才進行創造活動。外界的一切透過感官進入大腦之時,人也在進行創造,尤其在孩童階段。外在世界提供的是素材,人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對這些素材加以重構,使這些素材有了意義。如果外來刺激太強烈,像誇張的聲光色影,它會霸佔我們的感官與思維,削弱了重構與創造的分量,使人失去主體性,淪為聲光色影的接受器。

至於作品創造,更是這樣。例如平日把重構後的素材貯放在大腦,到要繪畫時則需進行再創造,來呈現自己對世界的瞭解、自己的感受、感情與感悟。尤其小孩因無法精確的畫出具體圖像,常用抽象的方式表達,這樣反而脫離具體圖像的束縛,呈現他的原創力。

另一方面,大人給孩子欣賞的作品,包括繪本、詩歌、漫畫、電影等等,一般都犯了太寫實的毛病。抽象才能留給孩子較大的想像空間,太寫實的東西會把孩子的感官和思維塞滿。但抽象的處理並不容易,所以好的抽象作品很少見,許多試圖抽象的作品都流於「無厘頭」,甚至內容空洞。

孩子的內心世界是敏感又喜愛神秘多變的,三流的兒童文學作家看不到這點,所以提供許多「假可愛」或說教的作品,商業色彩太濃的漫畫家或動畫家更不管這些,他們只顧賺錢。如果真的為了孩子的內在發展,一定要先瞭解孩子,給孩子接觸的作品,必須好好的經營「抽象」與「豐富」這兩個要素。另一方面,音樂、詩歌、故事,給予孩子想像與重構意義的空間,會比視覺影像大得多。聽一個故事,人物與場景需要聽者自己在心中重構與想像,但看漫畫或電影,那些明確具體的影像已塞滿了你的心。

這也就是說,要創作好的影像作品,更要小心經營「抽象」這個質素。

 

Q:您在《童年與解放》一書中談到「思想解放」的問題,您認為在台灣應如何落實思想解放的教育模式?

這個問題牽涉太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所以我寫了兩本書。「自由」、「打開經驗世界」,都是思想解放的基礎。台灣教育對這兩件事都沒好好的做,反而不斷在限制孩子的自由,在窄化孩子的經驗世界。

思想解放是人發自內心的一種價值重構。只有經過長年的探索思辨,到了某個時候,發現社會既定的主流價值,與自己的生活、觀察、體驗、思辨不一致,於是想跳脫那些束縛,才透過大大小小的解構重構,找尋自己作為人的意義與價值。

這個過程的先決條件是「自由」,而且在探索思辨時,必須有廣大的經驗世界作為基礎。與這世界深度連結,與人類文明相互融入,把別人在不同時空下的經驗,批判地融入自己的主體經驗,人才不致閉門造車,才能重構出一套進步的價值。人類的文明不只是一代代傳承,而且要一代代創新。創新的不只是物質生活,同樣重要的是精神生活,是價值觀、世界觀。每一個人的思想解放,在這裡扮演了關鍵性的作用。

除了「自由」、「打開經驗世界」之外,思想解放過程中必須藉助「抽象能力」去掌握世界的「普遍性」。所以「發展抽象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內在能力,但人的抽象能力,不是先天就發展得好好的,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特徵,便在於「抽象」。抽象能力是需要一步步慢慢發展,慢慢成長的。學校教育要進行思辨、討論,帶引學生進入抽象世界,擷取並發展抽象能力,這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功能。

所以,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強調「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抽象能力」,我覺得學校教育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其他便是與孩子做朋友,平等對待,而非管教與限制。 

 

Q:您提到有關「普遍性」的問題,我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是大家卻不知道普遍性的來源。請問普遍性的原則究竟在哪裡?

如果一個人對世界的瞭解完全陷於個人的特殊經驗,而不去找尋世界的普遍性,那麼他就很難累積知識,他的經驗世界會變得瑣碎。一個人,如果有好的抽象能力,他會善用抽象能力去找尋普遍性,這樣經驗才有了意義。例如:當他看到很多人為了要運動,每天去健身房使用跑步機,如果他常在思索能源與生態的問題,他看到的是:使用跑步機是「雙重消耗能源」。因為人吃了食物,沒有轉化成可使用的能量,這是第一重消耗;進一步使用跑步機轉動機器,甚至在健身房中開冷氣,讓人在跑步機上跑步不致太燠熱,這是第二重能源消耗。別人看到的是許多人在跑步機上跑步運動,他看到的則是深一層的「普遍性」—「雙重能源消耗」。當更多的人都能進行這類思考,看到世間事物的普遍性,世界才會因反思而變得比較美好。當然,「普遍性」也會流於教條,壓迫「特殊性」的存在,兩者是辯證的,必須細緻地處理,才能免於劫難。

 

Q:有關「抽象能力」,法國的教育是用哲學來培育一個人的抽象能力,但事實上,科學或數學也能夠發揮一個人的抽象能力。您認為台灣的科學教育是否有助於發揮一個人的抽象能力?

台灣的科學教育主要是為了訓練技術人才,而且基本上,台灣並沒有所謂的哲學教育。數學本來有提供訓練抽象能力的課程,但是數學是一種自外於人文社會的封閉系統。所以,雖然數學有訓練抽象能力的課程,但是若沒有融入整個人文社會,有時會流於封閉,對思想解放的益處也變得非常有限。

但是,數學所提供的抽象訓練最為細緻、最為深入,因為數學是抽象難度最高的學科。因此,一般說來數學家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思路比較清晰,而且他們考慮問題是回到根本層面去思考。數學(及數學基礎)探討的是自然最深層的規律和法則,一個優秀的數學家經常會從根本去探討問題,不易被世俗的權威所支配。反越戰時期,在美國有很多反戰的數學家都挺身而出。不過,就如我前面所言,數學家若沒有與人文社會連結,他們的思想容易流於偏頗。

 

Q:現代的父母為了讓孩子「別輸在起跑點上」,所以紛紛提早讓兒女出外學習許多藝能。請問孩子的適學年齡究竟是幾歲呢?

我難以說出一個普遍的適學年齡,因為這要根據每一個家庭的狀況。比方說,一個勞工家庭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註1)較弱,因此父母無法讓孩子有多元學習的機會,但是,他們又擔心孩子會重複停留於父母的階級地位。

許多人口頭上說現代的社會沒有所謂的階級,宣稱即使當一個拾垃圾的工人也是非常尊貴的,但是反過來問,如果他們的孩子將來去從事類似的工作,他們真的會無所謂嗎?我們雖然都反對社會有階級,但是它的確存在,而且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待遇,例如:有些人一天要工作十八個鐘頭才能混一口飯吃;有些人一天只要工作幾個鐘頭,就有相當優渥的待遇。我們須感激並尊重那些在社會底層辛勤工作的人,而且要協力爭取提高他們的待遇與福利,但社會階級明顯地存在,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視而不見。許多文化資本較弱的父母提早把孩子送出去學習,無非是希望孩子將來的階級地位能夠提升,不至於跌入社會階級的底層。

所以,當家長詢問我孩子是否該提早學習一些才藝時,我會先瞭解對方的家庭狀況,以及孩子的情形,才能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否則會產生誤導。不過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孩子都需要足夠的文化刺激。一個勞工家庭的孩子通常缺乏足夠的文化刺激,他唯一的文化刺激都是從電視來的,因此他的起跑點就輸給了中產階級的孩子,所以,不應該反對讓他有機會出去學習一些東西。相對地,一個孩子如果已經擁有豐富的文化刺激,那就該多給他一點空閒的、自由的時間

總之,這個問題牽涉到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以及家庭的文化資本,所以沒有一個定論。有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擁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但是父母仍然提早讓孩子學習許多藝能,這是父母觀念出了問題。對於勞工、農夫、攤販等等,我不會一味的鼓勵他們別讓孩子學習太多東西,好讓孩子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因為這種鼓勵也許會讓他們孩子的將來更沒有機會和希望。

但是,父母提早讓孩子學習許多學科和才藝,孩子將來是否一定會成功?是否能在這個階級社會中往上爬?那就不一定了,這需要看個人與環境。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別把孩子的時間佔滿,這樣對孩子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父母需要給孩子一些自由的、屬於自己的時間。

 

Q:要落實您以上所談論的這些理念,學校以外的民間團體可以有哪些貢獻呢?

推動一些可以討論問題,進行反思的場域,像《人籟》不就在做這類工作?教育改革、社會改革、改善公共媒體品質、普及並提升社區圖書館、發展讀書會……等都很重要,民間應監督並協力影響公共決策,包括用公民投票去改變目前凡事皆由上而下的決策,不要老是被政治人物操控一切。這些年來,民間在各地努力去推展的社區大學,本來用意也是為了讓人民有機會去進行反思。你若到一些社區大學去看看,也許會注意到有些人不只去那裡學一些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在思考原有價值觀的問題。

現代的人出生以後,就進入一個軌道,這個軌道裡只有兩樣東西;一樣是工作,一樣是家庭,所以現代人的思想變得很單調,缺乏多面向的思考。社區大學的價值就是讓人脫離工作與家庭的箝制,進入一個新的「場域」(field)(註2),在這裡他會認識一些新的朋友。不像以往只接觸親戚、同事等等。這些新的朋友與工作、家庭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能自由的發展出另一種情誼,並且共同學習、探索。雖然社區大學並非有計畫地去規範學生的發展方向,但它能夠提供一個環境,讓他們可以有多線角度的思考。

 

Q:在教育的事上,我們是否該討論兒童究竟有沒有「惡性」?還是最好別去討論,認為他們的本性會慢慢被塑造?

我比較傾向後者。孩子的可塑性很大,新的環境與新的教育方式,可以轉變一個孩子的原有性情。事實上,問題不在於孩子會不會轉變,而在於大人懂不懂得孩子?知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教育孩子?肯不肯細心又用力地去塑造一個讓孩子成長的好環境?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有些做心理輔導的人,心中常有一把尺,這把尺是社會與道德制訂出來的尺,他們以此去輔導別人,而忘了真實存在的自己,塑造出一個假的、善的自己。這樣的輔導有什麼好處呢?

去處理或輔導孩子的行為與人格時,我擔心的是我們常不自覺的把孩子當作「他者」來看待。 

大約四十年前的農業社會,孩子們擁有充裕的時間玩耍。但是,現在的孩子卻需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去研習許多學科與才藝。我們不禁想問:身為四十年後的兒童,究竟是幸福的?還是一件不幸的事?

如同我們一開始所討論的,「幸福」如同「無聊」一樣,也有著不同的意義。我們大人不妨也可以問問自己:如果回到童年,你最希望擁有一個什麼樣的童年?仔細想過這個問題,我們會更知道怎麼帶引孩子長大。

回到我們的主題,對於「無聊」這件事,我們必須要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社會文化和教育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給孩子們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如果我們的孩子越來越不喜歡上學,不喜歡大人為他們安排的活動,或是更根本的對生命感到倦怠、對社會產生抗拒,是誰出了錯呢?是孩子嗎?還是我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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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文化資本:為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所提出的概念,即兒童由其學校或家庭的階級領域中所繼承的文化能力,例如菁英階級會刻意培養子女擁有某種品味,以鞏固他們的優勢地位。

(註2)「場域理論」把社會分成各種「子場域」,它們各自以各種「資本型態」活動於結構性、制度性的社會「大場域」中。

 

2003年12月10日 星期三

學校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一般教育工作者用「德智體群美」五育拿來作為學校教育的目的,尤其人格教育更時常被當作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不斷被提醒要努力加強。

   我所以會從人存在於這世界的原始趨向:「維生、互動(或稱連結)與創造」出發,來探討學校教育的本來面目(見篇一),是因教育應以個人內在的發展,作為唯一的目的,而不能以這一代人的價值觀為標準,去複製下一代的孩子。

  像五育的教育觀點,看起來是中立的,但本質上還是外加的標準。例如德育,當教育者把人格教育當作教育工作的重要目的,那麼他便必須去尋找一套「好」的人格標準,複製在孩子身上。

  如果要以孩子作為主體,讓他獲取最大的內在發展,我們只能回到他活在這世界的原始趣向,去探討如何讓他沿著天生的趣向,充份發展,例如每一個人天生都有創造的趣向,教育者的工作便在於如何讓他擁有不斷創造的環境,讓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從這裡去發展他獨特的創造活動?而非反過來壓抑他的創造欲望。

  同樣,因為每一個人天生都有與世界互動,與世界連結的趨向,例如每一個人都天生好奇,都天生想要找尋朋友,這便是要與世界連結,教育者的工作也在於協助孩子拓展經驗,讓孩子看到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置,從而了解自己。毫無疑問,一個了解自己在世界所處位置的人,便擁有成熟的知性與人格。

  當然,維生也同等重要,一個人如果無法維生,他的日子會過得非常辛苦,他的生命會被生活折磨殆盡,有時他的創造活動或反而旺盛,但更多時候他的創造活動會因三餐不繼而被迫停頓,他與世界的連結亦會被扭曲。教育者固然要協助孩子培養維生的能力,但前文已談過,一個透過與世界密集互動,與世界真正連結,生活經驗廣大厚實,善於思辨,善於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相處的人,維生對他不致構成困難。事實上,對於這樣的人,只須在他接受學校教育的後期,提供學習專業技能的機會,他便得以掌握維生的能力。

我要說的是,學校教育不應像今日學校的現狀一樣,純為加強孩子的競爭力,為他們未來的出路服務,以致扭曲了孩子的價值觀,背叛了學校教育的宗旨。

  在「維生、互動、創造」三項關於人的原始趣向中,維生不必教,創造不能教,留下來的便只有互動一項。所以上文(篇一)我主張學校教育應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

打開人的經驗

發展抽象能力

  而做這兩件事,是基於每一個孩子天生都有與世界連結的原始趣向,藉這兩件事充份發展孩子與世界真正連結的能力。從這種與世界互動的能力出發,孩子自然會發展出他的維生能力,也會延伸出豐沛的創造能力。

 


  為什麼我會挑這兩件事:打開人的經驗世界與發展人的抽象能力,作為學校教育該做而且只該做的工作?

  未受教育的人,雖然對週邊的生活有深刻的體驗。但他的經驗世界狹小,沒有太多機會把自己的生活經驗,拿來與別人在不同時空下的經驗,相互印證,因而看待事情只陷入自己的特殊經驗。這使得他的內在發展受到很大的局限。

  知識不過是人的經驗,並非巔撲不破的絕對真理。如果把知識大體分成三個主要領域: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人文學是作者對人世所深刻體會的與相關的研究經驗,只是每個作者所採的形式不同,所用的手法獨特。社會科學是人組織社會經營社會所累積的經驗。自然科學則為人面對自然,與自然對話所留下的經驗。

  一個人必須把自己的經驗,拿來不斷與他人的經驗相互印證,視野才能廣闊,心思才能周延,思路才會清晰,人的內在世界才能充份發展。

  可是絕大多數長年受過學校教育的人,心智並不見得成熟,為什麼?從眾多知識份子身上,我們看到兩個通病:

套公式 與 浮離於真實世界之上

  病因如下:學校裡教的知識,是將人類千萬年累積下來繽紛龐雜的經驗,經過編裁整理,而加以抽象化、普遍化、分類化、標準化的所謂人類經驗精華。這套經驗精華是一整套有系統的套裝知識。由於經過抽象化、普遍化的處理,套裝知識的內容,看不到個人特殊經驗的痕跡,看不到眾多的例子與故事。

  沒有個人特殊經驗,沒有眾多的例子與故事,學習者不易拿自己的生活經驗,拿自己的思維經驗,與所學習的內容相互印證,學習者不易溶入套裝知識底層的那些真實的人類經驗。

  原來,套裝知識是要經由抽象,去擷取世界的普遍性,讓人掌握世界的普遍性,並以此放回真實世界,去印證真實的特殊經驗,去了解真實的、看得到、摸得到的具體現象。

  但由於學習者沒有機會參與套裝知識的編輯過程,由於他只被迫學習套裝知識中那些看不到、摸不到的抽象內容,被迫操作套裝知識中那些代表普遍經驗的文字符號,因此他也失去機會去了解,那些抽象內容與具體現象之間,那些普遍經驗與特殊經驗之間,緊密無間的關連。

  所謂公式,便是套裝知識中那些抽象內容的普遍法則。由於學習者已把絕大部份的心力,放在學習套裝知識中的抽象內容,他無暇去摸索、去累積豐富而具體的,屬於他自己的特殊經體,以此印證套裝知識中那些抽象內容所代表的普遍經驗。如果學校又不能協助他去連結這兩種經驗,讓他意識到他所學的知識只不過是特殊經驗的抽象,那麼他只好一知半解的留連於文字符號的公式堆裡,當他回來看待真實世界時,繽紛多變的特殊現象使他迷惘,他只有回去抽象內容中,搜尋現成的普遍法則,企圖用套公式的辦法,生搬硬套去處理實際世界的問題。也因為這樣,他的思維始終是浮離於真實世界之上。

  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失誤,也是百餘年來,知識與真實,發生嚴重斷裂的主因。


  如果學校教育能協助人重新對待知識,把知識當作不同世代、不同地域的人們所累積的經驗,並隨時與人的生活經驗、思維經驗,不斷印證、不斷修正;幫助人發展抽象能力,幫助人意識到抽象是為了從特殊經驗擷取普遍經驗,再放回特殊現象,那麼學校教育便完成了它的功業,因為無數經過學校教育陶冶的人,都將會進行獨立思考,作價值判斷,對種種公式教條知所批判,對世界的普遍性能拿捏分寸,也隨時能切換角度,了解他人的感受,他人的觀點。

  如果學校教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打開人的經驗及發展人的抽象能力,那麼無數經過學校教育陶冶的人,將會比今天的人具有更豐沛的創造力,因為他們天生的創造力未如今天受到套裝知識的壓抑,也未如今天受到集體管理的馴化;他們會做出更好的創作,因為當他們打開自己經驗的同時,不斷溶入他人的創造經驗,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

  無數經由學校教育陶冶的人,將會比今天的人更知道如何恰如其分的擷取自然資源,發展更佳的維生方式,經營較充實較愉快的生活。不致像今天的人類這樣貪婪又無知的踐踏我們賴以維生的蓋婭-大地之母,因為在他們打開自己經驗的同時,他們不斷的思索自己在真實世界中的位置,他們將比今天的人類更了解世界,了解自己。

  如果說學校教育還有第三件事該做,那麼這第三件事便是留白;留更多的時間與空間,讓學生去創造、去互動、去冥想、去幻想、去嘗試錯誤,去表達自己,去做各種創作:編舞、搞劇場、玩樂園、打球、辦社團,讓他們自由的運用時開與空間。


  今日多數人對學校教育的了解,不外是:

-教歷史、地理,以打開人對世界的認知,使人知道過去會發生些什麼重要的事,知道遠方大概是個什麼樣子,有哪些物產,哪些城市,哪些河流。教科學以使人深入大自然,知道物質內部、知道地球之外的宇宙、知道生命演化與機轉的層層秘密。教語文,以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相互溝通。至於教數學,除了使人學會加減乘除以敷日常生活需用之外,教數學做什麼?

  有人會說,學習數學是有用的,至少對未來以理工為專業的人而言,是有用的,因為數學是科學之母。但學生在兒童或少年時期誰也分不清他未來是否要學理工,所以每一個都應該學數學,所以學校也應該教數學。例如教每一個人二次方程式如何求解。

此外,學校還應該教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教一點音樂美術。

  許多年前對於學校教育該做什麼,我也是樣想。六○年代我剛從大學畢業,我還沒把自己成長的經驗與學校教育的角色,連結起來思考。我經歷過的學校教育,讓我對學校教育的了解停留在套裝知識的傳授,停留在上述歷史地理語文數學的思維,當然當時台灣的學校教育已不再這麼單純,它還教你兩樣東西:競爭與規矩。

  競爭在於替未來謀生鋪路,規矩則為了馴化(並效忠當時的統治者)。這是大人主流價值的兩條主軸。

  可是年輕時,我連這些都不很清楚,只是不喜歡學校,不喜歡考試,厭惡體罰、厭惡口哨的號令聲及擴音器的吼叫聲。

  我以為學校本來就是那個樣子。


  到一九七四年,因參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的高中數學實驗教材計劃,經台大借調深入各地中學去試教,我才有系統地重新思索學校教育的角色。

  前文提過伊凡.伊里奇的一段話[註一﹞。他在同書中又指出「教」與「學」經常被混淆在一起,一班人常誤以為有教就有學,誤以為教師教某些知識,學生就可以學到那些知識。固然技能方面的培養,或許能因教而學,換句話說,學習者可能因技能課程的加強教導而有效學得那些技能,但其他方面像文化性的、感知性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批判性的知識,有教無學,反而是常態。他說:「大部分我們所認知的東西都是在學校之外學會的,大多數(有效)的學習都是學生自己進行的。我們在沒有教師的指導下學習說話、學習思考、學習愛、學習感知、學習遊戲、學習詛咒、學習政治與學習幹活。連教師日夜照料的兒童也不例外。孤兒也好、智障兒也好、甚至教師自己家的子女也好,都在專為他們設計的之外,學到他們後來學會的大部分東西」。伊里奇的看法基本上是對的,因為學校的制度化教育,主要在教導套裝知識,並未著重經驗的印證,但 人真正學得知識一定要有經驗的印證,要經過經驗的同化與順應[注二﹞。所謂「知道某個國家有哪些物產、有哪些城市、哪些河流」,對學習者來說,還不成其為知識,因為「知道這些東西」並無法轉化成人的經驗,隔幾天幾月便可能忘掉,便可能由「知道」變成「不知道」。除非些物產、這些城市、這些河流與歷史某個事件連結,而這個歷史事件又有些能讓學習者溶入的故事,因而與學習的經驗相連結。

  我所強調的印證經驗,可以說是「知識經驗化」,但不能浮淺的化約為時下流行的「知識生活化」。人內心的經驗網路,以人周邊的生活感知,作為網路的核心,透過思維與感知的辯證發展,織成細密的經驗網路。人學習知識,必須以自身的經驗網路,做為主體,去汲取新的經驗,予以同化,或調適自己的經驗網路去順應新的經驗,這裡所謂經驗,包含感知與思維。而非單純的生活經驗。把「知識經驗化」當作「知識生活化」,這種庸俗的教育觀點,會扭曲經驗知識的意涵。

  經驗印證的過程,必須伴隨批判。所謂「批判」不是一味要「批判人的錯誤」,而是警覺經驗的衝突。人的主體經驗,隨時可能與外在的客體經驗衝突,在經驗網落的發展過程中,人的主體經驗不只限於吸納或屈從客體經驗,有時還須修正經驗,但修正是雙向的,修正客體經驗以同化於主體經驗中,或修正主體經驗去調適客體經驗,這便是經驗批判。人從不斷的經驗批判中,建立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能力。

  皮亞傑談同化與順應是針對於認知圖式的發展,我則將之放在經驗網路上。對認知圖式的發展而言,人的認知圖式所面對的客體世界,是相對中立的,例如容積不因容器的形狀而變。但我談經驗網路的發展之時,因客體經驗並非中立,例如「世界的本質是恆久不變的」或「人性是掠奪的,因而戰爭不可避免」這是主流價值下的客體經驗,當人接觸到這些論述時,必須自覺主體經驗的存在,去檢證客體經驗,以批判的態度去接受或貶斥客體經驗中的論述。


  依我看來,只有發生知識,沒有學習知識。因為經驗不經過印證,不經過批判,對學習者而言,便產生不了新的知識,因為那個新的知識沒有溶入主體經驗,它依然是別人的客體經驗。知識不過是不同時空下的人的經驗,這些經驗,無法依靠單向的輸入,而學習得來,只有學習者充分意識到自己主體經驗的存在,以自己主體經驗去印證去批判客體經驗,才能發生新的知識,所以說知識只有發生,無法只憑學習得來。

  但依循通用的語辭,我仍然沿用學習(Learning)這個字眼。只是當我使用「學習知識」之時,指的是「發生知識」。

伊里奇認為只有技能可以透過教導而作有效的學習。事實上任何操作性的知識,形式化的知識,都可以因教導而做有效的學習,這是造成一般人誤解的原因,以為所以的知識都可以因教導而發生。也因為這樣,一般人會仰賴教師,仰賴學校來教導人所有的知識。


  我了解伊里奇非學校化(deschooling)的激進訴求,並認同他對當前學校教育的觀察,他主張廢除學校,因為學校制度使人失去了認識世界,了解世界的能力。學校教育,由於大量灌輸套裝知識,確實忽略與人的主體經驗相互連結,造成多數受過學校教育的人,都浮離於真實世界上,只知道一些普遍法則,而習於以套公式的方式,對待人生。

  但伊里奇忽略了抽象能力的培養,也忽略不作系統性的學習,人的抽象能力不易深入發展,而抽象卻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特徵。固然人的創造力,人的想像力是生來俱有的,抽象能力卻不是天生的。

  抽象的方法深耕人類的文明,提煉世界的普遍性,使人可以脫離具體情境,在看不見的抽象世界裡探索與思考,尋找文明的精神。巴里島的繪畫藝術色彩艷麗,樣態豐盈,描繪民間生活維妙維肖,但繪畫中沒有抽象的手痕,因而侷限了人的想像空間,也框定了創造的生命力。

  系統的、符號的、累積性的學習,可以發展人的抽象能力。非學校化的,分散式的主動學習,固然可以緊密的與人的主體經驗相連結,但不易訓練出人的抽象能力。

  學校教育的套裝知識可以培養人的抽象能力至初級水平。但如果要深化抽象能力的發展,套裝知識必須經驗化,結合抽象與想像,分析與直覺。只有這樣才能深化人的抽象能力,同時深化人的想像與創造。

  目前學校教育只著重套裝知識。但無心插柳確實也培養了少數知識份子的抽象能力,而多數的知識份子也學會運用抽象語言。這個是目前學校教育唯一有益的功能。

  幾年前,我在社區大學,把一些通俗的社會學、教育哲學的書籍拿給學員閱讀,他們閱讀時的困難不在於內容本身,內容對他們來說反因已有的生活經驗相對豐富,比起大學在校生來說,容易領會。他們中間許多人學歷較低,閱讀的困難不在內容,卻在抽象語言本身。但學歷高的人,閱讀的困難則恰好相反:不在抽象語言,而在內容。

  弗雷里(Paulo Freire)觀察到許多少受學校教育的農民,雖然不善於抽象語言,但如果所閱讀的抽象詞量與他們的現實生活直接相關,例如「水井使用權」或「向債主借款」這種對他們來說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字眼,農民可在四十個小時之內學會。

  這正好說明少受學校教育的人,所面對的困難不是那些文字符號本身,而是在文字符號背後所帶來的抽象的普遍觀念,當這普遍概念直接指涉具體的事務,如「水井租用權」等,那麼相應的文字符號對他立即產生意義。

  伊里奇主張廢除學校,改用主題學習,讀友選配及小組討論來進行人的主動學習。這是進步的觀點。他所以如此主張,是因學校把教育制度化,從而掏空人的智能,並使學校教育與真實世界分離。

  但在人的成長歷程中不能忽略抽象能力的發展,而抽象能力的發展必須經由累積式的學習。我的看法是如果存在一種學習系統,能一方面打開人的經驗,又能發展人的抽象能力,使人在打開經驗的同時,能夠真切掌握特殊經驗與普遍經驗之間的辨證關係,從而使人真正與世界連結,那麼具有這種功能的學習系統不論是學校或非學校,都是好的教育系統。

  目前的學校教育,採用套裝知識的學習,雖然可以讓多數人無意中學會抽象語言,但抽象語言只是抽象能力的起點。多數受過長期學校教育的人,雖因抽象語言而跨過抽象世界的門檻,但他們並未進入抽象世界。主要原因是:學習套裝知識時,他們只學得抽象的形式,並沒有學習抽像的過程,因為編製套裝知識之時,特殊經驗已被刪除,只留普遍經驗的空殼-普遍法則。學習者沒有學習如何從特殊經驗抽離出普遍法則的過程,也沒有熟稔如何從普遍法則放回特殊經驗,藉以檢驗並修正普遍法則的過程。學習者在抽象形式中只學習普遍法則的操作。因此學習者學會抽象語言,卻未發展出真正的抽象能力。

[註一] 見篇一之五第十七節。


 [注二] 在《童年與解放》一書中,我提出「經驗網絡」的概念,並對經驗網絡的發展作結構性的描述,參見該書第五十五節。

 

(本文為《學校在窗外》內文節錄,pp.66-80)

2003年12月9日 星期二

從鄉野三害談台灣公眾力量的形成

近日因火星大接近引起觀星熱潮,論者(何沙崙,2002.8.27,中時A15)為文指出光害不只模糊視線,使人看不到星星,更因大量浪費能源,造成環境污染,並干擾候鳥及夜行性動物的生態,甚至破壞人體的自然規律,使褪黑激素分泌失衡,間接致癌。

除開這些有形的傷害之外,對於人類無形的精神文明,光害亦帶來潛在但不容忽視的破壞。最明顯的是人的內心經砌積千年源於大自然之美,而萌生的細膩情感,正迅速在瓦解。人類的文學藝術無一不孕育於這種融入自然的美感。十多年前,晚上坐在窗台,我可以靜靜沐浴於月光,思索亙古詠月的詩句,洗滌心底的塵垢。但近年水銀燈架設在臺灣城鄉每一個角落,夜裡連臥床都無法逃離它強悍刺眼的照射。台灣的鄉野(含山路與海濱),近年有三害:水銀燈、紐澤西水泥護牆及殺草劑。這三害到處肆虐。行吟於山間海濱,徜徉於田園小徑,最痛苦莫過於看到往昔美麗的風光,日日在消失。路畔花草因殺草劑變成一片枯黑如入煉獄,螢火蟲亦逐年銳減,僵硬醜陋的紐澤西水泥牆則阻擋行人望向山海與林原的視野。因恐白天外出,為這四周無知的糟蹋而觸目傷情,於是改成夜遊,但夜裡水銀燈強悍的亮光,又遮斷滿天星月,引頸仰望只看到灰撲撲一片令人暈眩的光幕,人囚罩於光幕之下,猶如困居於斗室之中。這是沒有夢、沒有詩、沒有冥想、沒有歌詠的世界,這世界不會孕育出「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叫桂葉香」的詩意,也不會產生月光曲的靈感。當我們如此恣意破壞週遭山河的美感,留給年輕人如此醜陋的生活環境,又何能奢談人文教育,奢談文化建設,奢談心靈改革?

鄉野三害的猖獗有其結構性的原因。今日台灣中產階級興起,公共運輸不發達,牽動自用車上山下海四處流竄,而道路設計則純為開車族的便利,亦為紓解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因此水銀燈無路不設,紐澤西水泥「護牆」無處不擋。至於濫用殺草劑則因人工除草的成本昂貴,鄉鎮政府以此節省經費,卻破壞自然生態。

當然背後的支撐力量還是利益,有工程便有錢賺。正當的與不正當的,都在推波助瀾。喜愛自然的激進人士早有「建設便是破壞」之說,每看到工程車出現,皆憂心忡忡。又念及政府喊窮,無力教改,更覺譏諷。

進一步深究,則政府心不在維護自然景觀,難逃其咎。拼經濟是歷來政府的一貫立場,國民黨與民進黨,再如何政黨輪替都如出一轍。近年著重觀光,卻大幅破壞自然,無非是為了拼一時的經濟爭取選票,連長期的觀光事業也一併犧牲。有一則故事流傳於民間,某年有法國人來台灣旅遊,夜間在山野看到幾千螢火蟲青光點點,忽明忽滅,致目眩神搖,讚嘆為世間奇景。隔些年同一時節,鼓動友人及六歲兒子重遊舊地,夜夜等待,螢蟲蹤跡杳然,終敗興而歸,尤其兒子更一路哭回法國。

這是當政者的短視使然。台灣原為美麗之島,四周則為婆娑之洋,保持自然美麗的風貌,以興觀光,正可拼經濟又維生態,更提升文化水準,充實人生。可惜不恥之徒,反殺雞取卵,令人扼腕。

再深究一層,台灣要步入現代社會,卻苦無形成「公眾」的概念及「公眾」的力量。這是台灣社會放任政府操短線爭選票的背景條件,政府、私人與公眾,是現代社會的三腳架。公眾是社會的理性力量,用來督促政府所擬政策顧及社會整體利益與長期發展,不致只圖利私人或為某一階級服務。台灣經過幾十年的政治戒嚴,公領域萎縮,人的生活與視野,局限於私領域。公眾力量無由開展,公眾的概念亦薄弱無力。解嚴之後,不幸當政者又不肯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致使十五年過去台灣社會迄無代表公眾的聲音,看不到一股進步的公眾力量。這是今日台灣政治亂象叢生,台灣社會是非不明的主要根由。

公眾的力量無法形成,大眾媒體亦應負責任。媒體自我窄化,被消費市場與族群情結支配,確有怠忽職守之實。公眾意識的基礎是公共論述。發展公共論述原是媒體的責任,不幸大眾媒體無意發展公共論述,卻為腥羶事件巨幅報導,以此餵養大眾,讓大眾對參與社會的熱情,消散於一朵朵聳動新聞的漣漪之中,令人徒呼奈何。

缺乏公共論述,是民粹主義孳生的溫床。什麼是民粹主義(popularism)?近年這個概念每被政治人物操弄,用來取得政治權力,同時也被菁英主義者曲解濫用,用來對抗民意。事實上,民粹與民主的區隔,關鍵在於民意影響政治(不論選擇的是人或事,即不論一般公職與民代之選舉或公民投票)的過程中,有無呈現充分而理性的公共論述,讓人民參與思辨。民粹主義,便是由全然訴諸情緒的民意,來決定政事。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暴民政治。另外,一個議題事先沒有經過公共論述與公共參與的論辯,逕做民意調查,並以此當作施政的藉口,亦極可能掉入民粹主義。以核四公投為例,發展公投,讓人民參與公共決策,可提升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熱忱,但事先必須進行長時間的公共論辯,否則核四結果可能荒腔走板,尤其變成藍綠對決,公共參與的美意盡失,後果堪虞。果然,則民意將又玩弄於政治人物的手掌之中。

公共論述與思辯,是提升人民政治水平的關鍵,也是現代社會中「公眾」力量形成的基礎。形成「公眾力量」的機制,除前述由媒體發展公共論述,及由公民投票提升人民公共參與之外,平日社會學習的機制亦不能短少。近年民間倡行的社區大學雖強調公共事務,但一路走來,跌跌撞撞,便因台灣社會尚未意識到社會學習的作用,未明白它正一步一腳印的在凝聚公眾意識,為深化公共論述鋪路。

由於台灣社會迄今並未出現「公眾」的概念,更未形成「公眾」的力量,各政黨的屬性就不可避免的全數往右傾斜,因而徹底扭曲了政黨政治民主運作的功能。台灣的幾個主要政黨都是右派政黨,只是在右翼的值譜上,落點稍有不同。這是歐美日的政黨政治看不到的現象。明白的說,在德國有基民黨與社民黨之隔,英國有保守黨與工黨之分,美國亦有共和黨與民主黨之別,政黨的政治立場明顯不同,這樣的政黨政治,才能藉由競爭推動社會進步。但在台灣迄無偏左的政黨出現。藍綠的政治立場既然不易區隔,一到選舉,便只好打口水戰,只好政策買票,只好藉族群情結,藉統獨議題,來拉攏選民,以情緒宣洩,演出一場場鬧劇。左右失衡無疑是今日台灣政黨政治遲遲不上正軌的原因。

民進黨在推動反對運動之初,尚多少能站在天下蒼生的立場,為中低階層的利益,為個人自由,為環境永續而發聲,並結合社運,催生民主。可惜因急於執政,分享政治權力,因而迅速放棄反對運動的理想,歸建主流。及至上台掌政,更盡洗前塵,向右傾斜。

近日代表弱勢力量的泛紫聯盟,標舉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崛起台灣政壇。值此藍綠盡皆右傾,人民力量消沉,政治亂象叢生之際,泛紫聯盟能否擴大結合面,開闊格局,形成一股中間偏左的力量,尤受眾人矚目。

所謂「中間偏左」,到二十一世紀,已不能全從階級觀點去加以界定。現今中間偏左的路線至少應涵蓋三個特徵:

(一) 社會民主:支持弱勢,強調社會參與、直接民主,重視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

(二) 環境永續:主張生態環保,追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反對大幅經濟開發。

(三) 崇尚自由:尊重個體,發展潛能,普及教育,認同本土,重視內在創造,著力文化,和平反戰。

由這三個特徵界定下的中間偏左路線,在台灣社會將贏得廣大的結合面,吸引人民參與,形成一股進步力量,以此改善台灣的社會結構,讓未來還閃耀一點希望。

光害問題與鄉野三害,其實是反映台灣社會在引入現代科技,物質生活提高之際,社會的內在反省力量並未水漲船高,以致進退失據,左右失衡,且一切以經濟開發掛帥。在這種政治現實與社會結構之下,若不及早發展公共論述進行社會內在反省,以形成「公眾」的力量,在全球化的滾滾浪濤之中,台灣將變成世界最惡質、最醜陋、最不宜人居的資本主義國家。

 

(本文完成於 2003 年 12 月 9 日,刊於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