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教育手札 (2015.08.07)

      昨晚知道孩子們已經安全撤離教育部,終於鬆了一口氣。我們要擁抱孩子們,為他們喝采,歡迎他們平安回家,同時在心底永遠懷念冠華。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換一場嘉年華會 (2015.08.06)

   颱風要來,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還在第一線抗爭,令人擔心。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本文同步刊登於自由評論網民報

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

多元文化與新舊課綱 (2015.08.01)

一、


新舊歷史課綱內容的爭議,真是所謂「台獨史觀」與「中國史觀」之間的差異嗎?

去年二○一四元月,爭議初起,我仍在病中。為了弄清楚癥結,用心對照兩種課綱。那時我看到的,並不是所謂統獨之爭,而是兩種世界觀的不同。說新課綱是「微調」,其實是「大調」,因為世界觀完全不一樣了。舊課綱所重視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內容,在新課綱中被拿掉。例如,第四主題「當代台灣」,舊課綱的第四章「台灣文化的多元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教育發展」全部刪除。其他地方再也看不到有多元文化或公民社會的歷史題材。

然後,新課綱只強調「經濟發展」。在同一主題第二章中,原來舊課綱中,「經濟發展與挑戰」的「挑戰」兩字,也被拿掉。原來「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環保問題」,當然也刪除了。在新課綱中,只留下「經濟起飛」作為重點,並不斷凸顯當時政府帶動經濟起飛的功勞。

二、


當代人類最主要的兩個課題,一為處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平衡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引入「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觀念,用來處理第一個矛盾,是進步的,是人類到二十世紀中葉,歷經專制統治、各種壓迫與戰亂的痛苦,才找到的一條掙脫集體主義的出路。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教育,最核心的精神。新課綱完全無視它的重要性,大筆一揮,全部刪除。令人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只向經濟發展傾斜,無視於它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也是難以理解的偏頗。新課綱的立足點,就是這種反動落伍的世界觀。倒是我很佩服當時擬訂舊課綱的歷史學者們,能夠把現代文明社會主張「多元文化與環保」的世界觀融入課綱中。新舊課綱之爭,就是落伍與進步的兩種世界觀之爭。這才是關鍵的差異。

三、


在舊課綱中,看不到所謂的「台獨史觀」。泛政治人喜歡製造名詞,亂扣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

舊課綱有台灣的主體性,這點無庸置疑。任何人談自己的歷史,一定是從自己的身邊談起,這就是主體性。一個人寫家族史,也有其家族的主體性。一個小孩要認識世界,當然先認識母親、親人、鄰里、縣市、國家,再逐步擴及世界。教育不能違反這個最自然的,由近及遠,由內而外的認知程序。在台灣實施歷史教育,當然要從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出發,談他們的生活、社會、苦難與歡樂,追尋他們的共同記憶,這就是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其實是多元文化的一環,也是公民社會的出發點。舊課綱強調台灣與世界的歷史互動,這是為下一代打開視野與胸懷做好準備。台灣主體性則是它的基礎。

人充份認識自己的家園,進入世界才遊刃有餘。主體性不是地域性,正好相反,主體性與世界性是雙生子。詩人馬拉嘉講:

欲邀遊天地

還戀我故土

正是這樣的寫照。而進入世界,則是尊重多元文化,欣賞異民族的起點。

相對的,新課綱處處強調中國角色與漢族中心主義,並割裂台灣與世界的互動。例如在第一主題「早期台灣」第二章,把「說明……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的接觸,進而敘述荷西及鄭芝龍時期台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整段刪除。講台灣史,可以不好好談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嗎?在新課綱中,「漢族中心主義」不僅貶低台灣對外的互動,也漠視原住民的存在與貢獻。輕蔑多元文化,一直貫穿於新課綱的思維。

四、


如果要套上史觀兩字,舊課綱的史觀,比較接近「多元史觀」。這是目前世界各文明國家,在歷史教育中所採用的世界觀。至於新課綱,該用什麼字眼來界定它的史觀?我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漢族中心主義的、一元的、落伍的、沙文的、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史觀。把「多元史觀」中,有關台灣的主體性,硬拗成「台獨史觀」,然後與「中國史觀」對立起來,模糊焦點,再度撕裂台灣社會,這是極為不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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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為了堅持信念,為了不接受反動落伍的洗腦教育,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猶在烈日與暗夜中奮戰。他們看得比大人清楚,他們熱情真誠,台灣所有人都應該為他們驕傲,為他們的獨立判斷、為他們的堅持信念而驕傲。但他們已歷經難以名狀的磨難與傷痛。手銬、束帶、羞辱與死別,這些煎熬對於大人都難以承受,我們何忍還讓他們在街頭受苦?

教育為的是未來,他們代表未來,未來的世界屬於他們。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是多元的世界。他們有權利選擇沒有遮掩、沒有謊言的多元史觀。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放手吧,他們不是別人的政治工具,就是因為他們不想當政治工具,才挺身出來抗議。是你們想把他們當政治工具,才有今日的抗議與永遠的傷痛。記得冠華最後的吶喊嗎?記得嗎?……。

孩子們是對的,請聽聽他們的規勸。撤回新課綱,讓他們早點平安回家。

 

本文刊登於「自由共和國」(2015.08.03)

參考資料:歷史課綱到底改了什麼?─ 新舊版本比較 (2014)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 (2015.06.22)

 一、                                                                   全文下載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兩難的取捨 (2015.03.23)

受邀參加「五十聚會在台大」,我欣然答應的下一刻,便意識到校門口因興建人文大樓,延宕四年的兩難。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