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前漢寶德先生回應拙文「十二年國教與教育複製」，指出紓解升學壓力也許有助於發展孩子們的探索熱忱，但未必能傳承文明社會的價值。
這點我當然同意，所以我在文中強調教育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孩子身上天生的創造性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
可是據此漢先生質疑我對教育複製的說法，把教改等同於放任教育來批評，則有點離題。
拙文的論點並無一句話反對文明傳承，我一生用一半以上的精力，做的無非是這件事，到今天猶日日寫書，想把前人艱深而美麗的數學成就盡量白話，讓下一代領悟。但我主張要傳承的是文明中那些好的、令人讚嘆的東西，而非封閉的心智、扭曲的價值，與平庸的見識。
所以拙文提到「教改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 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也期望這一代人，尤其掌握教育權的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像台灣這一代人普遍的知識倦怠，只為附加利益才接觸知識的學習態度，是不值得複製的。漢先生所提台灣社會普遍的不信任他人的防弊態度，也不值得複製。
我們的教育並沒有提倡人與人互信的價值，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在營造這種人性化的氛圍；相反的，我們這一代人不斷在告誡下一代不要相信陌生人，甚且用日日考試的排名，在朝夕相處的同學中加強惡性競爭，造成相互疏離。從十多年前自學案的五等級，到近日主張高中分發採計國中在校量化的成績，都是沿依這種思維。
這樣的思維不值得複製。這種惡性競爭的教育政策不會在西方國家，諸如漢寶德先生所提的丹麥出現，正好佐證拙文所說教育複製的本質，因為西方國家這一代人認為人自小就要學習互信互助，不相信小孩應在考試掛帥的評比排名中長大。
許多人對教改都存著錯誤的刻板印象。把教改與放任教育畫上等號，便是其一。漢先生這篇文章也是這種刻板印象的反映。漢先生關心藝術教育與品德教育，但兒童原有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是藝術創作的關鍵因素，一個由家庭與學校聯手，對孩子不斷施加升學壓力的社會，產生不了好的藝術家。藝術教育最多也只能在技巧上打轉，無法薰陶出敏感的藝術心靈。大提琴家卡薩爾斯講：「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紓解升學壓力，只是還給小孩自由想像與探索的時間。這是讓孩子自然成長的必要條件，（注意不是充分條件），與放任教育如何劃上等號？
沒有自由之外，我們的生活空間，從校園、街道、建築、到鄉野建設，處處沒有美感，也使得藝術教育大打折扣。
至於品德教育，靠言教（加打罵）是沒有用的。身教則涉及我們這一代作為父母及教師的每一個人，是否夠誠實。我從來不奢談品德教育，因為我們沒有身教的條件，除非這一代人有高度自覺，先面對自己。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在學校塑造人性化的教育環境，小班小校，讓教師與孩子做朋友，陪伴孩子成長，學習對孩子說理，不打不罵，不施展權威，鼓勵並帶領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這事最難），以投入他們各自喜歡的工作：木工、繪畫、下棋、打球無一不可。人因自己的興趣而投入工作，從中體會出來的價值，經常蘊含著品德。善與美時常座落於真之中。漢先生所期望的「坦然接受失敗，不會因而憤世嫉俗的生活態度」，是在「人與事爭」的工作中自然建立的，而非來自「人與人爭」的惡性競爭。
從十五年前發動四一O教改迄今，主流菁英對塑造這樣的教育環境，一直不屑一顧。大家關心的還是言教，還是如何將孩子早早分等分級。前日寫〈教育複製〉一文，無非要喚起這一代人重新檢視本身的思維。只有大人肯虛心自我檢視，才能辦好教育。
(本文寫於 2009 年 8 月 6 日)
2009年8月6日 星期四
2009年7月13日 星期一
十二年國教芻議 ─ 菁英高中私校化是什麼意思？
近日十二年國教大遊行，如能引發公共論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實施，便是一大成就。報載我提菁英學校私營化之議，因未詳敘緣由，故顯得突兀而且冒進。2003年我寫〈教改怎麼辦？〉的長文中，其實已明列此議。今將該議的脈絡，再做說明。
十二年國教重要目的之一，在於釋放學生心智，使國中教育正常化。其方案必須堅持「一（學）區一校」。大學區包含眾多學校，大家爭破頭還是要擠進其中一兩所較優質的學校，升學壓力不得紓解，其理至明。但現實的限制，一區一校不易達成，此因目前公私立高中職，分佈不均而且素質不一。問題固然錯綜複雜，但必需大刀闊斧，逐步解決。我先丟出最素樸、卻最激進的想法，請方家審慎斟酌，進一步擬出可行方案。
既為十二年國教，各學區應有一個一般水準的公立高中。教育部目前推動高中優質化的努力，深值肯定。這些公立高中日後都應開設技職課程，供學生選修，增進學生實用生活的能力，並促發手腦並用。現有高職若轉型為高中，其原有技職師資，可至各高中開設技職課程。至於私立高中職，則依其意願，或由政府收購、或公辦民營、或公私合營。當然也可維持原來純粹私營，自外於國教系統，完全自由化，政府不得限制其學費上限，亦不涉入其招生方式，鼓勵它發展本身特色。同時進入純粹私立的高中職學生，政府應發放教育券，數額相當於花在公立學校學生之平均費用。
實施十二年國教，不能不考慮少數菁英高中的存續。我雖反對菁英主義，但對菁英學校的價值則持肯定，因為這正是多元社會的現象。尤其台灣這幾所菁英學校擁有優良的歷史傳統，不能輕言廢置。但十二年國教要提供給國民的，是學區內的平民學校，若依目前方式保留這幾所菁英學校，改為學區高中，那麼這些學校將繼續維持明星學校的地位，吸引優秀學生越區就讀，結果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
為解決這個矛盾，須回歸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前，可考慮將目前這幾所菁英學校私營化，鼓勵其校友會出面，組織基金會優先接辦，向政府以便租金借用原校地。菁英學校私營後，學費不受政府管制，致力於發展學校特色，亦可著力於培育特殊資優人才。我們不能排除它發展成菁英的貴族學校，但政府可以設置半額或全額獎學金，供特殊資優但家境不寬裕的學生就讀。至於多數九年級學生，在學區內的公立高中，免試直升十年級，不受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的影響。當然，學區內公立高中優質化的工作，同時要快馬加鞭，使多數國民皆可得到水準以上的高中教育。
十二年國教若依上法實施，目前高中入學方案的種種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每個學生都直升學區內的高中，就像今日小學畢業直升學區內的國中一樣。只有少數不想讀公立高中的學生，須準備去報考特殊的私校（特殊職校或菁英學校）。這些私校各自用它們的方式招生，政府不必介入。國中的升學壓力將大幅度紓解，今日的國中基測變得可有可無，至於要不要採計在校成績的爭議，亦自然化解。
(本文寫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
十二年國教重要目的之一，在於釋放學生心智，使國中教育正常化。其方案必須堅持「一（學）區一校」。大學區包含眾多學校，大家爭破頭還是要擠進其中一兩所較優質的學校，升學壓力不得紓解，其理至明。但現實的限制，一區一校不易達成，此因目前公私立高中職，分佈不均而且素質不一。問題固然錯綜複雜，但必需大刀闊斧，逐步解決。我先丟出最素樸、卻最激進的想法，請方家審慎斟酌，進一步擬出可行方案。
既為十二年國教，各學區應有一個一般水準的公立高中。教育部目前推動高中優質化的努力，深值肯定。這些公立高中日後都應開設技職課程，供學生選修，增進學生實用生活的能力，並促發手腦並用。現有高職若轉型為高中，其原有技職師資，可至各高中開設技職課程。至於私立高中職，則依其意願，或由政府收購、或公辦民營、或公私合營。當然也可維持原來純粹私營，自外於國教系統，完全自由化，政府不得限制其學費上限，亦不涉入其招生方式，鼓勵它發展本身特色。同時進入純粹私立的高中職學生，政府應發放教育券，數額相當於花在公立學校學生之平均費用。
實施十二年國教，不能不考慮少數菁英高中的存續。我雖反對菁英主義，但對菁英學校的價值則持肯定，因為這正是多元社會的現象。尤其台灣這幾所菁英學校擁有優良的歷史傳統，不能輕言廢置。但十二年國教要提供給國民的，是學區內的平民學校，若依目前方式保留這幾所菁英學校，改為學區高中，那麼這些學校將繼續維持明星學校的地位，吸引優秀學生越區就讀，結果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
為解決這個矛盾，須回歸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前，可考慮將目前這幾所菁英學校私營化，鼓勵其校友會出面，組織基金會優先接辦，向政府以便租金借用原校地。菁英學校私營後，學費不受政府管制，致力於發展學校特色，亦可著力於培育特殊資優人才。我們不能排除它發展成菁英的貴族學校，但政府可以設置半額或全額獎學金，供特殊資優但家境不寬裕的學生就讀。至於多數九年級學生，在學區內的公立高中，免試直升十年級，不受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的影響。當然，學區內公立高中優質化的工作，同時要快馬加鞭，使多數國民皆可得到水準以上的高中教育。
十二年國教若依上法實施，目前高中入學方案的種種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每個學生都直升學區內的高中，就像今日小學畢業直升學區內的國中一樣。只有少數不想讀公立高中的學生，須準備去報考特殊的私校（特殊職校或菁英學校）。這些私校各自用它們的方式招生，政府不必介入。國中的升學壓力將大幅度紓解，今日的國中基測變得可有可無，至於要不要採計在校成績的爭議，亦自然化解。
(本文寫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
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教育就是不要複製
為什麼連紓解升學壓力這樣明白不過的事，都無法在台灣社會的主流菁英中形成共識？推動十二年國教、廣設高中大學，這些釋放學生心智的訴求，十多年來不是一波三折，窒礙難行，便是一實行就半調子。
原因無他。我們社會的主流菁英，從心底就不相信紓解升學壓力是件好事。反過來，他們相信的是：要有升學壓力，人才會讀書，社會國家才會有競爭力。這是問題的關鍵。
教育的本質是複製：這一代人設法把他們的思想、願望、價值與經驗複製在孩子的大腦皮質上。如果複製完全成功，結果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時代在變，以不變無法因應萬變。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於是教改便須面對最尷尬的處境，亦即：這一代人，尤其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因為他們掌握教育的支配權。偏偏這件事最難。
想想一位主流菁英，如果他早年的經驗是：在外在壓力的催逼下，通過一關關的考試篩選，才躍居今日社會菁英的位置，他如何相信：追求知識的熱情，才是學習的主要動力？縱使他曾靠知識熱情，開啟了自己的世界，但如果他自以為高人一等，認為自己不用逼，別人則要逼，那麼他也會反對紓解升學壓力的訴求。
事實上，對天地萬物好奇，是每一個人類幼兒天生的稟賦。反而是長大了，人才變得只重實用與名利，不再好奇。小孩一進入學校，我們便用一套難懂的、規範性的抽象語言，以及一連串排比競爭的外在壓力，直接施加在他們的身上，澆熄了他們內心對世界好奇的動力。於是人被迫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學習變成被動，只靠名利的外在壓力，才能驅策人學習。他們長大了，把這樣經驗內化，也跟著相信：只有外在壓力，人才會讀書，才有學習。於是知識倦怠，變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徵。
一個知識倦怠的社會，唯一能刺激它保持活力的誘因，是利潤刺激，經濟發展是它最耀眼的成績。至於在科學、文化、藝術、社會的大半領域，除了極少數人的傑出成就之外，我們應該承認這一代人的表現，普遍是平庸的，因為這一代人普遍失去了逼視真實世界的熱情。
平庸的這一代人要複製自己的思維在下一代身上，這是教改的死結，除非我們願意誠實的面對自己，樸素而且認真的重新認識自己，努力瞭解小孩成長的真相。
每一個人本身都是一個「複雜」系統，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不是線性的。孩子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心，就是探索知識的熱情，這是人最可貴的創造性特質，也是人創造力、想像力的根源。教育者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每一個孩子身上，這個上天賜予的最最珍貴的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打開知識視野，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但這項職責的前提是：紓解孩子們身上的外在壓力，啟動他們追求知識的內在熱情。把這件事做好，社會國家就會有競爭力。
不要倒果為因。不要一天到晚藉口提高競爭力，急著把人「分級分等分類」，反而壓抑了人內心最珍貴的知識熱情。
十多年來教改的困境，就在於教育複製。因為太多人基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只相信外在追求功名的壓力、不相信內在追求知識的熱情，所以十多年的教改，實行起來不是半調子，就是一波三折，面目全非。一九九五年我看到教改路線偏離正軌，曾悲觀的在中時寫了一篇〈再等半個世紀〉，期待民間力量再起。
事實的發展比我所估計的樂觀。才十四年，民間教改的聲音便又重現街頭。
(本文於 2009/7/12 發表於中國時報)
原因無他。我們社會的主流菁英，從心底就不相信紓解升學壓力是件好事。反過來，他們相信的是：要有升學壓力，人才會讀書，社會國家才會有競爭力。這是問題的關鍵。
教育的本質是複製：這一代人設法把他們的思想、願望、價值與經驗複製在孩子的大腦皮質上。如果複製完全成功，結果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時代在變，以不變無法因應萬變。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於是教改便須面對最尷尬的處境，亦即：這一代人，尤其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因為他們掌握教育的支配權。偏偏這件事最難。
想想一位主流菁英，如果他早年的經驗是：在外在壓力的催逼下，通過一關關的考試篩選，才躍居今日社會菁英的位置，他如何相信：追求知識的熱情，才是學習的主要動力？縱使他曾靠知識熱情，開啟了自己的世界，但如果他自以為高人一等，認為自己不用逼，別人則要逼，那麼他也會反對紓解升學壓力的訴求。
事實上，對天地萬物好奇，是每一個人類幼兒天生的稟賦。反而是長大了，人才變得只重實用與名利，不再好奇。小孩一進入學校，我們便用一套難懂的、規範性的抽象語言，以及一連串排比競爭的外在壓力，直接施加在他們的身上，澆熄了他們內心對世界好奇的動力。於是人被迫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學習變成被動，只靠名利的外在壓力，才能驅策人學習。他們長大了，把這樣經驗內化，也跟著相信：只有外在壓力，人才會讀書，才有學習。於是知識倦怠，變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徵。
一個知識倦怠的社會，唯一能刺激它保持活力的誘因，是利潤刺激，經濟發展是它最耀眼的成績。至於在科學、文化、藝術、社會的大半領域，除了極少數人的傑出成就之外，我們應該承認這一代人的表現，普遍是平庸的，因為這一代人普遍失去了逼視真實世界的熱情。
平庸的這一代人要複製自己的思維在下一代身上，這是教改的死結，除非我們願意誠實的面對自己，樸素而且認真的重新認識自己，努力瞭解小孩成長的真相。
每一個人本身都是一個「複雜」系統，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不是線性的。孩子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心，就是探索知識的熱情，這是人最可貴的創造性特質，也是人創造力、想像力的根源。教育者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每一個孩子身上，這個上天賜予的最最珍貴的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打開知識視野，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但這項職責的前提是：紓解孩子們身上的外在壓力，啟動他們追求知識的內在熱情。把這件事做好，社會國家就會有競爭力。
不要倒果為因。不要一天到晚藉口提高競爭力，急著把人「分級分等分類」，反而壓抑了人內心最珍貴的知識熱情。
十多年來教改的困境，就在於教育複製。因為太多人基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只相信外在追求功名的壓力、不相信內在追求知識的熱情，所以十多年的教改，實行起來不是半調子，就是一波三折，面目全非。一九九五年我看到教改路線偏離正軌，曾悲觀的在中時寫了一篇〈再等半個世紀〉，期待民間力量再起。
事實的發展比我所估計的樂觀。才十四年，民間教改的聲音便又重現街頭。
(本文於 2009/7/12 發表於中國時報)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台大數學系的自由傳統 (黃武雄)
（2009/6/16秉仁針對1970年代系裡同事參與社會的情況，以錄影對作者進行簡短的系史訪談，隔日作者以文字整理訪談內容，寫成下文）
台大數學系有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非常自由而且individual, 有時自由得散漫，系內沒有派系，六七十年來，幾乎沒有人對權力發生過興趣。
這應該歸功於創系時期的元老，沈施許項幾位先生1，是他們建立了這種個人自由的傳統。
這個特點在台灣的學術界，尤其難得。
因為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經歷過那麼長時期的政治污染。
政治勢力介入很多系所，是普遍現象。
由於這個珍貴的傳統，我有幸在數學系享受這種自由的氛圍，在這裡自在愉快的工作，度過了我的大半生。
如果說，沈施許項是數學系的第一代，那麼賴繆洪姚幾位先生2，則算第二代，他們一樣承繼了這個傳統。
以他們的個性來說，維護這個傳統也是自然天成的。
其實數學研究本身就非常individual（個人性），數學研究只需同行之間有適當的交流就好，無需講求效率的團隊合作，也無需太多的經費購買設備或做實驗。
所以資源、權力與組織，相對來說並不重要。
而且數學的研究與教學，都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才能做好。
認真想做好數學，必須心無旁騖，自然而然就會認同個人自由的價值。
1970年代初期，開始回來系裡的人，可以說是第三代。
這些人包括楊維哲、我、張秋俊、李白飛…及其他同事。
數學系這種注重個人自由的傳統，在1976年左右，
經由第三代的努力，進一步也有了制度性的支撐。
台大數學系，恐怕是台灣第一個在制度上確立民主參與的系。
1976年，系裡便創建「委員會制」。
系主任及各個委員會的成員
都由系裡所有教員選舉產生，共同經營系務。
原先重視個人自由的傳統，因為有了民主參與的制度，更形鞏固。
就這樣一直延續到今天。
七零年代，內在外在的情況，比起過去，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們這第三代對自由的渴求，比上一兩代更為急切。
自由是一切研究創造的根本。
我們希望自由不只是侷限在數學系裡；
在系外，在社會與政治的大環境中，
自由與人權也必須得到起碼的保障。
數學系這第三代，是完全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第一代，
雖因不懂日文，與台灣的過去有著嚴重的文化斷層，
但反過來因習於中文，瞭解漢文化，又多少接觸過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潮，
所以比起上一代，更勇於介入社會，介入政治。
二二八、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陰影，
對我們來說，已沒有像上一兩代
那樣慘痛那樣鮮明那樣沈重。
七零年代回來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
參與社會，追求民主自由的的嚮往與熱情。
如果純粹只想做好數學研究，
我們之中很多人會選擇留在美國。
當然那時候政治控制還是極端嚴厲。
哲學系事件還沒有發生，當局還在鋪線佈局之中，但已黑雲密佈，
台大成大淡江也陸續有些學生被抓。
我們只能選擇不同的方式參與社會，
例如參與數學教育、做農村調查、寫評論文章、
或明或暗支持黨外民主運動。
到後來，像台語文保存，甚至本土戲劇都成了選項。
台灣在戒嚴那幾十年是文化沙漠，市面上能拿到的書，
都經過嚴格的思想檢查，很多書進不來。
帶有一點自由思想，或帶有一點批判性的書都被禁止，
更不用提那些具有左派色彩的東西。
數學文獻的流通，也一樣困難。
1970年代，台灣還處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數學研究只能用「荒原」來形容。
我在1972年回來之後，只有Blaine Lawson, 陳省身先生及幾位同行，還零星的寄給我一些他們的新論文，研究的整體環境是封閉的。
文章在期刊上刊登出來，總要晚了一兩年。
很快你會感到自己完全孤立。
數學家的書信，包括陳先生給我的私人信件，也都明顯有被拆封檢查過的痕跡。
那種隨時被監視被監聽的感覺，讓我們心中非常氣憤又無奈。
那段時期，唐文標也兩度來數學系訪問。
他學的是統計，在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U. 教書。
但才氣縱橫，人文社會的知識涉獵廣泛，經常寫文學評論，格局很大，在港台各地發表。
對於參與社會，尤其熱情十足。
農村調查計畫，他也是我的協同主持人。
有一天他對我說：
“黃某，A傢伙一天到晚關起門來做數學，躲在象牙塔裡，未免太自私了。”
他竟用「自私」兩個字。
今天回去想他那句話，會覺得十分離譜，做數學能心無旁騖，潛心研究，最為難得。
可是唐的這種看法，對1970年代我們這些人來說，並不陌生。
其實我們心裡也多少這樣告誡自己，不能把心力只放在數學。
那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一樣荒廢，只把過去所做的幾篇文章發表，並努力將所學教給學生。
直到1978年回Berkeley訪問之後，才慢慢又回來做數學。
關於這層徘徊在數學研究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心理掙扎，我在幾年前寫的那篇長文〈我的數學生涯〉裡，有比較細緻的描述。
對我來說，數學的特質，除了自由與 “個人性”之外，
就是它本身秉賦一種 “根本性”。
因為數學所面對的是，蘊涵於自然中的理性，數學家所追求的是，這種自然理性的根本，
所以數學訓練會使人不輕易相信權威，尤其不相信非理性的、世俗的或統治者的權威。
連帶的，數學家身上，也難免帶有叛逆的性格。
1981年系友陳文成教授不幸被害，對他的親人是巨大的悲痛，對台灣社會是永遠的創傷；
而對數學系七零年代那些想藉由介入社會，追求自由的第三代人來說，則是無情的反諷，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1沈璿、施拱星、許振榮、項黼宸等四位教授，為本系初設系時的創始元老。在台北帝大時代，只有數學教室；1945年改國立台灣大學，才獨立成數學系。四位教授的事蹟，見台大數學系網站。
2指賴東昇、繆龍驥、洪成完、姚景星等教授。參考資料同上。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尋找太平歲月─五十年維和方案初議
那麼什麼是真議題？真議題是：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民主如何深化、文明與自然的矛盾如何面對、社會力如何提昇、還有人們的創造力與反省力能否切入人類存在問題的核心，引導人們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平衡，追求安定永續的福祉。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文/黃武雄（2009.01.12, 全文下載（pdf））
不管你支持藍或綠，你會不會擔心台灣沒有明天？擔心我們的社會不斷撕裂，不斷內耗，政治惡鬥絲毫沒有緩和的跡象？
不管你認同統或獨，你會不會擔心台灣內部政情的混亂，在對岸中國的警戒下，某年某月會擦槍走火，導致動亂與悲劇？
如果你同我一樣擔心，同我一樣心底藏著這層憂慮；如果你同我一樣，期望台灣能翻轉過來，期望我們，尤其我們的孩子們，能望向未來，能看到一點希望的曙光，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好好想個辦法？
你或許會覺得好笑，台灣內部的撕裂那麼嚴重，藍綠的對立那麼尖銳，大家怎麼可能坐下來好好談，好好想個辦法？也許你是對的，我不敢期望深藍與深綠會坐下來談，但淺藍與淺綠可以，中間選民可以。因為深藍與深綠各有一種信念，有一種堅持，堅持或統或獨，甚至各有一種使命感。我知道有信念、有堅持、有使命感的人，很難相互妥協。
可是淺藍、淺綠、以及中間選民，心裡都有著共同的，比起那些信念那些堅持，更為強烈的願望：不希望吵鬧不休，不希望暴戾殺伐，不希望社會一直內耗下去。他們是真正的多數，他們希望和平，希望安居樂業，希望維持已有的民主，希望人權與自由能得到起碼的保障。如果這種聲音能夠匯聚起來，共同提出一個願景，那麼圍繞著這個願景，便會形成一股龐大的中間力量，轉移統獨的爭議，壓縮深藍深綠的分貝，改變十幾年來無休無止的惡鬥。
對於有政治使命感、有信念、有堅持的人，我一向深為敬佩，只要他不濫用權力，打壓異己。他們各自的堅持，值得肯定。一個社會，存在這些有使命感的人，才不致平庸化。但一個社會也不能任由兩個對立的政治使命撕裂成兩半，相互攻伐，耗盡所有資源，叫人民或隨之起舞，或無所選擇，或只能任由綁架。
一個社會難免因為信念不同，背景不同，出現對立，甚至撕裂。但對立與撕裂，持續一年、兩年可以，持續三年、五年也還可以，若持續十年、二十年，就真的要想想辦法了。
我不是假裝中立，認為深藍與深綠都一樣對錯。在許多議題上，我確實有我的判斷、我的立場。二、三十年來，我也寫過很多文章，出版過一些書，談論過我的政治主張[1]。但時至今日，我的標籤是藍是綠，已經不重要，就像你的標籤是藍是綠一樣。台灣不能一直被藍綠兩極二分對立、被統獨兩種政治使命，繼續撕裂，繼續內耗下去。除了國家定位之外，我們還有無數重要的問題必須攤開來陽光下處理，像資源分配、社會福利、經濟發展、環保生態、國土規劃、教育文化、生產與消費、弱勢權益、人權與自由的保障，這些無一不深刻影響每個人生活的內容、影響我們生活環境的面貌、甚至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
國家定位確實影響人民的生活至深且鉅，但國家定位不能孤立於人民的生活來談，國家定位不是一切（馬可仕的菲律賓、蘇哈托的印尼、朴正熙的南韓，都是完整的主權國家，但人民的生活卻痛苦不堪）。台灣目前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可以一起經營其他重要的問題。這些重要的問題，固然與國家定位有著難以切割的關聯，但不一定要有確切的國家定位才能經營。
我們應該一起想想辦法，看看能否達成國內共識，共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的具體方案。在現有主權架構之內，對內消弭兩極對立暴戾殺伐之氣，讓人心安定，讓社會正常運作，讓台灣向前發展；對外則合力爭取台灣五十年和平生存的空間。
如果找得到這個辦法，那麼它便會得到台灣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多數人，不論是藍是綠的支持者，最關心的是免於戰爭、免於恐懼、擁有差強人意的民主、擁有人權與自由。多數人最關心的是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奢談公平正義，可以打造美麗家園、可以讓孩子望向未來、快樂長大的太平歲月。
我起個頭，提個辦法，請大家一起討論、一起修正，為台灣尋找一條出路，尤其需要有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專業背景的人士提供意見。這個辦法中的某些概念，先前已有很多人都提過談過[2]。正因為這個辦法並不是什麼非凡的方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我相信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各種政治主張的最大公約數，我只是把它延伸，加入和平主義的精神，並兼顧台灣最低限度的主體意識。不妨讓我把這辦法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它的目的是
（當你往下讀著方案的具體內容之時，請你不要因看法不同便立即否定，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完這篇文章的說明再做論斷，更希望你能接著讀完續篇〈冬日書信〉，充分了解方案的精神。）
第一階段，透過中間選民的認同，透過公民投票，催生「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入憲。同時為了展現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也必須達成「台灣非軍事化」的共識，將它明列於憲法中。催生的過程可以通過公民投票，形成公民力量。
第二階段，以「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已經入憲，作為基礎，要求與中美雙方坐下來談判，簽署「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並以過渡時期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例如以「過渡時期台灣」Taiwan in Transition或「過渡時期中華民國」ROC in Transition）。
第三階段，五十年後台灣主權歸屬的問題，可以完全交由那一代人視當時情況決定，我們這一代人心結太深，不必再為這個盤根錯節的問題煩惱。如果大家有共識，當然也可以加註但書：「五十年後由當時台灣地區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是否歸併中國，或變成永久中立國。」不過目前加不加這個但書，實質的差別不大，五十年後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預知或加以限制的。關鍵在於，以今天這樣複雜的內外困境，去煩惱五十年後的歸屬問題，只是徒增困擾。
只有相信歷史荒謬劇的人，才會去爭什麼歷史定位。讓我們誠實的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解決統獨爭議。
現狀下的台灣，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那麼大家就好好合作，好好經營台灣這塊上天賜予的美麗之島，把統獨爭議留給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去決定。
想想看，如果你我能一齊推動「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讓它明列於憲法，台灣便會興起一股龐大的公民力量。統獨問題便可以長時間擱置，不需爭這一朝一夕，也因此統獨雙方相互的疑懼，便會大幅減輕，幾年之後，每個人身上藍綠的色彩都會變淡，人與人之間會恢復原有的信任：反正對方是統是獨、是藍是綠，已不致影響大局，就像一個人喜歡喝茶或喝咖啡一樣，大家和而不同，相安無事。騰出的空間，大家便能就事論事，談論這五十年如何好好經營台灣；又因為非軍事化，可以節省很多軍費，把資源放在民生、福利、文化與環保。
因統獨造成的紛紛擾擾將大幅降低，政黨很難再綁架人民，它是否能吸引選票，要看它的政策、它的作為是否有益於人民。這時「牛肉」便比「口水」重要。這時政黨輪替，就有實質的、正面的作用，不再是有恃無恐，只靠醜化對手、打壓對手便能吸取選票的政治惡鬥。政治人物必須提出願景，好好經營這塊土地，才能贏得選票。
漢人文化裡，還存在著太強烈的泛道德主義與太簡化的二分對立思維（either/or thinking），這是許多人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的原因。只要挖對方瘡疤、把對方打成壞蛋、我們就不禁隨之起舞，因為罵別人壞，就顯得自己高尚。這種不探討實情，便下道德論斷的習性，使人民容易被操弄與動員。
如果我們也能面對自己的文化，有了反省，有了這層自覺，那麼人民的主體性便會浮現，台灣社會將因「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開拓出一大片新的發展空間，而變得清明、變得理性。
因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所凝聚的這股龐大的公民力量，自然會關心、會參與台灣各方面的重建，台灣會因此形成進步的公民社會。
台灣會向前走。
你會說，這怎麼可能？事情不會那麼樂觀吧！？
我想也是，但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出路。而且，我們實在沒有太多其他的的出路。我們不能再掉進藍綠拉扯的漩渦。你還是可以談統、可以談獨，但那是你個人或一個團體的政治主張。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政治主張都可以公開拿來談，只要不施暴，不濫用權力，不強迫或打壓他人。
你會說，中國一定不會答應。我也知道現在的中國不會答應[3]。可是世界是變動的，今天中國固然不會立即答應，但等到台灣人民有了共識，藉由憲法中明列「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對她釋出絕對的誠意，並據此要求維持現狀要求和平，中國慢慢會明白這樣做，對她最為有利，對兩岸人民，對全世界都是最為有利。
我們也要明白，中國內部的意志慢慢會日趨多元，她不只有官方，也有人民，其中還有許多有識之士。兩岸人民要透過交流，透過相互了解而相互支持。
尤其當台灣提出的是「不統不獨」，並已明列於憲法，這時中國擔心分離主義的疑慮也就消失，台灣會相對安全。又因為台灣這五十年只處於過渡階段，未來是統一或變成永久中立，要留給下一代人決定，這時國際社會若支持台灣以過渡時期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也無干涉內政的疑慮，台灣的外交空間會因此逐步打開。
況且「非軍事化」明列於憲法，充分顯現出台灣人民貢獻於世界和平的決心，把目前台灣這個威脅東亞和平的火藥庫，一夕之間轉化成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緩衝地區，台灣在國際社會將贏得尊敬，並因此擁有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中國對台灣也只能另眼看待，尋求兩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又中國標舉「祖國統一」的基礎，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凝聚的動力，固然回溯於百年來列強諸國的侵略，近因則為冷戰時期美日的圍堵。中國極力打擊台獨，不惜為此動武，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台獨背後有美日撐腰。如果台灣只要求維持現狀，又主張非軍事化，則這五十年內便無劃歸美日勢力的顧慮。況且兩岸維持和平，正常交流，無須爾虞我詐，不用擔心流血衝突，各自又可以節省龐大的軍費及外交耗用，轉而致力於經濟文化建設。衡諸實際，於此情況下簽署兩岸和平協定，比起長時期兩岸僵持對立，對中國顯然是利多。
你會說，美國呢？美國會願意與我們、與中國坐下來簽署「五十年和平協定」？
從常識判斷，我看不出美國為什麼會反對。這些年不論是柯林頓或布希的台海政策，都顯示出最希望維持現狀的是美國。民進黨執政期間，美國已充分表明它不會支持台灣片面獨立。美國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沒有任何道理要為台灣獨立付出戰爭的代價，尤其美國歷經越戰、伊拉克戰爭之後，國內反戰的聲音不容忽視，歐巴瑪就在這個立足點上崛起，而獲得人民支持，貴為今日美國總統。美國不會為了台灣獨立而驅使她的子弟流血。
中美兩國軍事強權的均衡線，就在太平洋西緣。美國不支持台獨，也不願看到台灣急統。因為台灣一旦劃歸中國，這條均衡線便要被破壞。1996年李登輝提「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引起台海緊張，美國艦隊立即異常移動，守防局勢生變，也證實它不支持立即統一的立場。
台灣位在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均衡線上，一旦台灣非軍事化，局勢將有利於這條均衡線長久維持，化解流血衝突。唯一的顧慮是：美國軍火商對美國政府的壓力一向巨大，但歐巴瑪政府將比布希政府更能抵擋這股壓力。
台灣保證五十年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其實對中、美、台三方的利益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當台灣人民主動提出非軍事化的主張，就會因提倡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而突出自己的國際形象；又因為台灣站到中美兩大勢力之間，居中緩衝，美國對台灣也會加以重視，不致像現在貶低台灣的角色，以保護國的老大姿態，忽視台灣人民的國際地位。
如果你是深綠，也許你會說：這個五十年維和方案就是投降方案，當台灣「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中國正好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只靠經濟、文化、社會力各方面的滲透，鯨吞蠶食，便可以統一台灣。
但請注意，台灣經過這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努力，已具備反映相當民意的民主制度，同時本土意識亦已崛起。四年一次總統大選，人民會選擇最符合台灣利益的政府。由於統獨爭議已非當前關鍵性問題，人民從藍綠對立的情緒中跳脫出來，便會就事論事，盯著看哪個政黨最能代表台灣利益，才作選擇，不會像今日陷於對立的藍綠立場中，被口水、被相互攻擊的激情言詞淹沒理智。
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雖然還不完備，但已經是一道維護台灣利益的防火牆。
這道防火牆[4]是人民共同選擇台灣最佳利益的有效機制，不致像現在這樣，因統獨爭議而模糊人民的判斷。當政府往中國傾斜太厲害，以致損害台灣人民的整體利益，人民會選擇其他政黨。但假設政府推動與中國交流，反而符合台灣利益，那麼兩岸逐漸統一，也是台灣人民的理性選擇。這時候謀求台灣獨立的政治使命也只能尊重人民的選擇，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想要吸引台灣人民支持統一，也應瞭解台灣這道民主防火牆對中國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中國應該拿出真正的誠意，由「台灣同胞」透過民主與理性，檢視兩岸利益是否一致，而非祭出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施以武力威脅，來使「台灣同胞」噤聲。
中國如果有真正的「同胞愛」，應該明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誠意遠比教條訓誡或武力恫嚇重要。「五十年維和方案」如果變成台灣人民的共識，「不獨不統，非軍事化」，這便是台灣人民無上的誠意，中國也應以相對的誠意回應，才能讓台灣人民感受到兩岸的利益一致。
兩岸的思維、制度與文化，目前有相當落差，急著合併必導致巨大的創傷與災難。五十年維持現狀，讓兩岸的交流回歸善意而正常，讓兩岸不同的思維與文化相互回饋、相互提升，對中國人民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如果你是深藍，也許你會說，「五十年維和方案」不就等於提供台灣一個沒有外力警戒的環境，讓台灣有五十年從容的時間，慢慢把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深藍的這種疑慮也是多餘，經過五十年兩岸正常交流，人民將習以為常，說不定五十年後會覺得兩岸統一（包括合併成中華邦聯），才是最佳的選擇。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五十年後，局勢可能傾向獨立，也可能傾向統一。深綠擔心「五十年維和方案」讓台灣五十年不統不獨，又不設防，正好方便中國黥吞蠶食，最後變成統一；深藍則擔心這方案到頭來會讓台灣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代表它們只不過是藍綠雙方不安全感的直接反應，並非深思的結果。進一步說，因為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所以「五十年維和方案」恰好是雙方願望的均衡點（equilibrium）。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說，這個方案是當前情勢的最佳解，也是藍綠雙方的最大公約數。
換句話說，「五十年維和方案」是統獨兩股勢力均衡牽制的辦法，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最可能的共識。
另一方面，讓我們換個角度想：今天當我們主張統一或獨立，都宣稱是為了兩岸人民好，那麼為什麼不讓兩岸人民在沒有戰爭、沒有恐懼的情況下，正常來往五十年，那時候的人，不是顯然會比我們這時候的人，更知道什麼狀態對兩岸人民好？
「五十年維和方案」正是要開創這樣的環境，讓兩岸人民正常交流。事實勝於雄辯，讓後來的事實決定一切，會比今天一直吵吵鬧鬧，健康得多。以今日藍綠對立，兩岸疏離、甚至混雜著恫嚇與疑懼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人民即使開放交流，亦不易建立起互信。基於雙方人民對未來兩岸定位的認知落差，彼此反感會加深[5]，甚至相互歧視仇恨，造成難以意料的衝突。
如果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簽署期間，中國肯釋出相對的誠意，與台灣建立起平等互惠的關係，五十年後「統一的形勢，自然一片大好」。所以關鍵還是出在誠意與態度。
當統獨爭議褪色之後，台灣人民便會冷靜下來，逐漸看到什麼是台灣的未來。老實說，這些年的統獨爭議，在政治現實的操作之下其實是個表象的議題，尤其背後所牽涉的國家主義是好是壞，迄未攤開到陽光下來討論。
那麼什麼是真議題？真議題是：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民主如何深化、文明與自然的矛盾如何面對、社會力如何提昇、還有人們的創造力與反省力能否切入人類存在問題的核心，引導人們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平衡，追求安定永續的福祉。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台灣應該從兩個愛國主義（台灣與中國）的鐘擺中跳脫出來，走向世界主義。熱愛母文化與「視人類為一家」的世界主義並不衝突，反過來它們是相因相生、相輔相成。一個人認同的母文化也許是台灣，也許是中國。人們的心理認同不只不能勉強，而且應該相互瞭解與尊重。對母文化的認同，不必然導致愛國主義。就愛國主義的思維，或統或獨只能二選一，非此即彼，無法相容。愛國主義的本質是向心而排外，所效忠的是唯一的國家。它經常引發人類世界的紛擾，也是人民容易被國家機器動員，步向戰場的心理動機。
這些年的統獨爭議，藍綠對立，是因我們把對母文化的認同，與愛國主義相混淆。台灣可以容許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正因為有了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我們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一起合作，一起經營這塊美麗的土地。
把母文化認同迅速轉變為愛國主義，牽涉到我們文化底層的集體主義。剛從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轉型為現代民主社會，我們還來不及公開思辨「自由平等博愛」的深刻內涵，還來不及發展個人自主及批判懷疑的精神。集體主義還黏附在我們的身上，潛藏在我們的家庭與教育。因為欠缺對這層集體意識的自覺，我們在尚未思索自身與社會的辯證關係之前，便急著要變換、或找尋一個絕對的國家（中國或台灣）來效忠。
急著要把母文化認同轉化成愛國主義，是今天台灣社會撕裂的原因：認同台灣文化變成主張台灣獨立，認同中國文化變成擁護中國統一，於是兩者剎那之間變得絕不相容，其間再滲入政治勢力細膩的操作，泛道德主義與二分對立思維的推波助瀾，於是台灣社會就撕裂成兩半沒有交集、無法對話的大板塊。
但母文化認同原本不是單一的。認同台灣文化與認同中國文化，不只可以並立於這塊土地；就文化的層面來說，同一個人也可以一方面認同台灣文化，另一方面又認同中國文化，就像你可以愛你的家，又同時愛你的鄰里街巷一樣，這兩件事原本相容不悖，甚且相因相生，才見真實。
愛自己的家，可以擴及愛鄰人、擴及人類一家，變成人類愛。這是從「戀我故土」的母文化認同，走向世界和平的一條陽光大道。但因為愛自己的家而仇恨鄰人，則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經常導向戰爭，摧毀世界和平，這條幽微陰暗的小徑，每隔一段時候便會帶領人類通向無比悲慘的災難。
「五十年維和方案」便是要為台灣、為兩岸開創出兩種母文化的認同可以相容、可以共生、甚至相互激盪，相互提升的太平歲月。
「五十年維和方案」所牽涉的層面錯綜複雜，本文所談只是它的大意。也許你贊同它的精神，也許你還充滿懷疑。兩個多月來，為了深入而細緻的呈現它的內容，讓更多人贊同，我試著用書信體寫了一篇長文〈冬日書信〉。老實說，唯和方案本身不只是策略，更是一種價值，一種世界觀。因此我在〈冬日書信〉中，必須改用自由、鬆散的、閒話家常的文體，讓大家願意繼續下去。原諒我一動筆，便寫了兩、三萬個字，可是仍然言不盡意，論述也不夠周延。許多遺漏的重要議題，因心力或能力不足，無法涵蓋，只能留待方家補正。
〈冬日書信〉與本文所述，有多處重複，內容則較為細緻而生活化。就內在價值的層面來說，閒散的文體反而可以談得深入。
我把〈冬日書信〉附在本文之後，作為續篇，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補議」，歡迎一併流傳，並提供意見。我深盼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的過程，會啟動一股進步的公民力量，取代目前藍綠二分對立的思維。
也許你會質疑：這股力量會有機會長大嗎？這個方案能夠得到人民共識嗎？
坦白說，我不知道。這是一項浩大的民主工程，必須依賴你的參與。我初步的構想是：先廣泛討論並透過網路進行連署。如果參加連署的人數累積到百萬人[6]，表示此案有廣大的支持度，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獨不統，非軍事化」的公民投票，便可望成案。屆時將有機會讓全國人民進入投票前的全面討論。第一階段工作的完成，會帶大這股公民力量。
過去許多人憂慮公民投票會導向台獨，帶來政局動盪，甚至引發兩岸戰爭。反諷的是，這次「五十年維和方案」的公民投票，卻可以導向穩定的政局、導向兩岸和平。人民對公民投票的疑懼可望因此解除，讓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
維和方案能否達成共識，不只在網路、在各種媒體，進行公開討論，甚至草根式的公共論壇也應該經營。例如在各縣市交通便捷處，像台北捷運沿線，藉由民間與企業捐款贊助，成立公民論壇或教室，提供課程與討論班，開放人民一起討論，抒發意見，同時吸收政治、歷史、法律、兩岸及國際社會的相關知識，深入問題。過去藍綠支持者因為立場迥異，相互疑忌，不會有機會對話，現在維和方案的推動者既然共同目標是「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便無須再顧慮被貼標籤，大家可以放開胸懷，一起合作，討論怎麼推動最好。
朝著和平主義，發展公民力量的進程中，女性與年輕人必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年輕人沒有統獨的歷史包袱，而熱烈希望看到未來，身上又有一股創新的朝氣；女性則從來是和平反戰的主力，沒有女性真心願意自己的兄弟或兒子流血犧牲。她們直視生命、珍愛生命。這兩股力量加乘，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沒落與災難，常因人們在它走下坡的時候習焉不察、或執迷不悟，而錯過了再也無法回頭的關卡（no return point）。只有清明、理智而自我節制的面對艱厄，才能找到逆轉的契機。
[2] 例如當今的總統馬英九曾提過類似的和平願景，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也談過相近的和解共生，大選前還有曹興 誠亦有維持現狀之議。近日清大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創設人吳介民教授，更為文提出維持現狀與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概念。相關的和平論述，這些年有些學者與和平運動者，像徐斯儉、范雲、簡錫堦、徐銘謙等人，都有深刻的探討：參見http://www.peace.org.tw/crossstrait/index.htm
[4] 關於這道防火牆，亦即四年一次總統大選的民主制度，其作用甚為弔詭，目前四年一次大選是大震盪，全民幾乎都被動員，社會撕裂成兩半，國力消耗殆盡；而且往後這四年一次的大震盪，會不會擦槍走火，引起變亂而帶來悲劇，今日甚難預料。但五十年維和方案一經實施，這四年一次的大選， 因統獨的激情沖淡，人民便有機會善用理智，看緊台灣整體利益，反而扮演起積極正面的作用，還原為道道地地的民主防火牆。
[5] 例如毒奶粉事件，原本只是黑心商品威脅消費者安危的事件，就像台灣過去的毒酒案一樣。但台灣人民的反應卻激化，認為中國人民普遍黑心，罔顧他人生命。反之，張銘清事件則招來大陸網友對台灣人民的強烈抨擊。
這些事件會越來越多，演變成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立與歧視。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文/黃武雄（2009.01.12, 全文下載（pdf））
一、
不管你支持藍或綠，你會不會擔心台灣沒有明天？擔心我們的社會不斷撕裂，不斷內耗，政治惡鬥絲毫沒有緩和的跡象？
不管你認同統或獨，你會不會擔心台灣內部政情的混亂，在對岸中國的警戒下，某年某月會擦槍走火，導致動亂與悲劇？
如果你同我一樣擔心，同我一樣心底藏著這層憂慮；如果你同我一樣，期望台灣能翻轉過來，期望我們，尤其我們的孩子們，能望向未來，能看到一點希望的曙光，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好好想個辦法？
你或許會覺得好笑，台灣內部的撕裂那麼嚴重，藍綠的對立那麼尖銳，大家怎麼可能坐下來好好談，好好想個辦法？也許你是對的，我不敢期望深藍與深綠會坐下來談，但淺藍與淺綠可以，中間選民可以。因為深藍與深綠各有一種信念，有一種堅持，堅持或統或獨，甚至各有一種使命感。我知道有信念、有堅持、有使命感的人，很難相互妥協。
可是淺藍、淺綠、以及中間選民，心裡都有著共同的，比起那些信念那些堅持，更為強烈的願望：不希望吵鬧不休，不希望暴戾殺伐，不希望社會一直內耗下去。他們是真正的多數，他們希望和平，希望安居樂業，希望維持已有的民主，希望人權與自由能得到起碼的保障。如果這種聲音能夠匯聚起來，共同提出一個願景，那麼圍繞著這個願景，便會形成一股龐大的中間力量，轉移統獨的爭議，壓縮深藍深綠的分貝，改變十幾年來無休無止的惡鬥。
對於有政治使命感、有信念、有堅持的人，我一向深為敬佩，只要他不濫用權力，打壓異己。他們各自的堅持，值得肯定。一個社會，存在這些有使命感的人，才不致平庸化。但一個社會也不能任由兩個對立的政治使命撕裂成兩半，相互攻伐，耗盡所有資源，叫人民或隨之起舞，或無所選擇，或只能任由綁架。
一個社會難免因為信念不同，背景不同，出現對立，甚至撕裂。但對立與撕裂，持續一年、兩年可以，持續三年、五年也還可以，若持續十年、二十年，就真的要想想辦法了。
二、
我不是假裝中立，認為深藍與深綠都一樣對錯。在許多議題上，我確實有我的判斷、我的立場。二、三十年來，我也寫過很多文章，出版過一些書，談論過我的政治主張[1]。但時至今日，我的標籤是藍是綠，已經不重要，就像你的標籤是藍是綠一樣。台灣不能一直被藍綠兩極二分對立、被統獨兩種政治使命，繼續撕裂，繼續內耗下去。除了國家定位之外，我們還有無數重要的問題必須攤開來陽光下處理，像資源分配、社會福利、經濟發展、環保生態、國土規劃、教育文化、生產與消費、弱勢權益、人權與自由的保障，這些無一不深刻影響每個人生活的內容、影響我們生活環境的面貌、甚至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
國家定位確實影響人民的生活至深且鉅，但國家定位不能孤立於人民的生活來談，國家定位不是一切（馬可仕的菲律賓、蘇哈托的印尼、朴正熙的南韓，都是完整的主權國家，但人民的生活卻痛苦不堪）。台灣目前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可以一起經營其他重要的問題。這些重要的問題，固然與國家定位有著難以切割的關聯，但不一定要有確切的國家定位才能經營。
我們應該一起想想辦法，看看能否達成國內共識，共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的具體方案。在現有主權架構之內，對內消弭兩極對立暴戾殺伐之氣，讓人心安定，讓社會正常運作，讓台灣向前發展；對外則合力爭取台灣五十年和平生存的空間。
如果找得到這個辦法，那麼它便會得到台灣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多數人，不論是藍是綠的支持者，最關心的是免於戰爭、免於恐懼、擁有差強人意的民主、擁有人權與自由。多數人最關心的是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奢談公平正義，可以打造美麗家園、可以讓孩子望向未來、快樂長大的太平歲月。
三、
我起個頭，提個辦法，請大家一起討論、一起修正，為台灣尋找一條出路，尤其需要有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專業背景的人士提供意見。這個辦法中的某些概念，先前已有很多人都提過談過[2]。正因為這個辦法並不是什麼非凡的方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我相信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各種政治主張的最大公約數，我只是把它延伸，加入和平主義的精神，並兼顧台灣最低限度的主體意識。不妨讓我把這辦法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它的目的是
避免台灣內部繼續撕裂，避免未來可能的悲劇發生；
讓大家好好經營台灣，讓兩岸正常交流、和平相處；
堅定和平主義的立場，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台灣五十年維持現狀，支持台灣以過渡時期的名義參與國際社會。維持台灣起碼的主權，讓台灣人民在國際上擁有起碼的尊嚴。
（當你往下讀著方案的具體內容之時，請你不要因看法不同便立即否定，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完這篇文章的說明再做論斷，更希望你能接著讀完續篇〈冬日書信〉，充分了解方案的精神。）
第一階段，透過中間選民的認同，透過公民投票，催生「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入憲。同時為了展現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也必須達成「台灣非軍事化」的共識，將它明列於憲法中。催生的過程可以通過公民投票，形成公民力量。
第二階段，以「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已經入憲，作為基礎，要求與中美雙方坐下來談判，簽署「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並以過渡時期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例如以「過渡時期台灣」Taiwan in Transition或「過渡時期中華民國」ROC in Transition）。
第三階段，五十年後台灣主權歸屬的問題，可以完全交由那一代人視當時情況決定，我們這一代人心結太深，不必再為這個盤根錯節的問題煩惱。如果大家有共識，當然也可以加註但書：「五十年後由當時台灣地區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是否歸併中國，或變成永久中立國。」不過目前加不加這個但書，實質的差別不大，五十年後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預知或加以限制的。關鍵在於，以今天這樣複雜的內外困境，去煩惱五十年後的歸屬問題，只是徒增困擾。
四、
只有相信歷史荒謬劇的人，才會去爭什麼歷史定位。讓我們誠實的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解決統獨爭議。
現狀下的台灣，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那麼大家就好好合作，好好經營台灣這塊上天賜予的美麗之島，把統獨爭議留給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去決定。
想想看，如果你我能一齊推動「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讓它明列於憲法，台灣便會興起一股龐大的公民力量。統獨問題便可以長時間擱置，不需爭這一朝一夕，也因此統獨雙方相互的疑懼，便會大幅減輕，幾年之後，每個人身上藍綠的色彩都會變淡，人與人之間會恢復原有的信任：反正對方是統是獨、是藍是綠，已不致影響大局，就像一個人喜歡喝茶或喝咖啡一樣，大家和而不同，相安無事。騰出的空間，大家便能就事論事，談論這五十年如何好好經營台灣；又因為非軍事化，可以節省很多軍費，把資源放在民生、福利、文化與環保。
因統獨造成的紛紛擾擾將大幅降低，政黨很難再綁架人民，它是否能吸引選票，要看它的政策、它的作為是否有益於人民。這時「牛肉」便比「口水」重要。這時政黨輪替，就有實質的、正面的作用，不再是有恃無恐，只靠醜化對手、打壓對手便能吸取選票的政治惡鬥。政治人物必須提出願景，好好經營這塊土地，才能贏得選票。
漢人文化裡，還存在著太強烈的泛道德主義與太簡化的二分對立思維（either/or thinking），這是許多人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的原因。只要挖對方瘡疤、把對方打成壞蛋、我們就不禁隨之起舞，因為罵別人壞，就顯得自己高尚。這種不探討實情，便下道德論斷的習性，使人民容易被操弄與動員。
如果我們也能面對自己的文化，有了反省，有了這層自覺，那麼人民的主體性便會浮現，台灣社會將因「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開拓出一大片新的發展空間，而變得清明、變得理性。
因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所凝聚的這股龐大的公民力量，自然會關心、會參與台灣各方面的重建，台灣會因此形成進步的公民社會。
台灣會向前走。
五、
你會說，這怎麼可能？事情不會那麼樂觀吧！？
我想也是，但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出路。而且，我們實在沒有太多其他的的出路。我們不能再掉進藍綠拉扯的漩渦。你還是可以談統、可以談獨，但那是你個人或一個團體的政治主張。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政治主張都可以公開拿來談，只要不施暴，不濫用權力，不強迫或打壓他人。
你會說，中國一定不會答應。我也知道現在的中國不會答應[3]。可是世界是變動的，今天中國固然不會立即答應，但等到台灣人民有了共識，藉由憲法中明列「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對她釋出絕對的誠意，並據此要求維持現狀要求和平，中國慢慢會明白這樣做，對她最為有利，對兩岸人民，對全世界都是最為有利。
我們也要明白，中國內部的意志慢慢會日趨多元，她不只有官方，也有人民，其中還有許多有識之士。兩岸人民要透過交流，透過相互了解而相互支持。
尤其當台灣提出的是「不統不獨」，並已明列於憲法，這時中國擔心分離主義的疑慮也就消失，台灣會相對安全。又因為台灣這五十年只處於過渡階段，未來是統一或變成永久中立，要留給下一代人決定，這時國際社會若支持台灣以過渡時期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也無干涉內政的疑慮，台灣的外交空間會因此逐步打開。
況且「非軍事化」明列於憲法，充分顯現出台灣人民貢獻於世界和平的決心，把目前台灣這個威脅東亞和平的火藥庫，一夕之間轉化成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緩衝地區，台灣在國際社會將贏得尊敬，並因此擁有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中國對台灣也只能另眼看待，尋求兩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又中國標舉「祖國統一」的基礎，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凝聚的動力，固然回溯於百年來列強諸國的侵略，近因則為冷戰時期美日的圍堵。中國極力打擊台獨，不惜為此動武，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台獨背後有美日撐腰。如果台灣只要求維持現狀，又主張非軍事化，則這五十年內便無劃歸美日勢力的顧慮。況且兩岸維持和平，正常交流，無須爾虞我詐，不用擔心流血衝突，各自又可以節省龐大的軍費及外交耗用，轉而致力於經濟文化建設。衡諸實際，於此情況下簽署兩岸和平協定，比起長時期兩岸僵持對立，對中國顯然是利多。
你會說，美國呢？美國會願意與我們、與中國坐下來簽署「五十年和平協定」？
從常識判斷，我看不出美國為什麼會反對。這些年不論是柯林頓或布希的台海政策，都顯示出最希望維持現狀的是美國。民進黨執政期間，美國已充分表明它不會支持台灣片面獨立。美國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沒有任何道理要為台灣獨立付出戰爭的代價，尤其美國歷經越戰、伊拉克戰爭之後，國內反戰的聲音不容忽視，歐巴瑪就在這個立足點上崛起，而獲得人民支持，貴為今日美國總統。美國不會為了台灣獨立而驅使她的子弟流血。
中美兩國軍事強權的均衡線，就在太平洋西緣。美國不支持台獨，也不願看到台灣急統。因為台灣一旦劃歸中國，這條均衡線便要被破壞。1996年李登輝提「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引起台海緊張，美國艦隊立即異常移動，守防局勢生變，也證實它不支持立即統一的立場。
台灣位在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均衡線上，一旦台灣非軍事化，局勢將有利於這條均衡線長久維持，化解流血衝突。唯一的顧慮是：美國軍火商對美國政府的壓力一向巨大，但歐巴瑪政府將比布希政府更能抵擋這股壓力。
台灣保證五十年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其實對中、美、台三方的利益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當台灣人民主動提出非軍事化的主張，就會因提倡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而突出自己的國際形象；又因為台灣站到中美兩大勢力之間，居中緩衝，美國對台灣也會加以重視，不致像現在貶低台灣的角色，以保護國的老大姿態，忽視台灣人民的國際地位。
六、
如果你是深綠，也許你會說：這個五十年維和方案就是投降方案，當台灣「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中國正好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只靠經濟、文化、社會力各方面的滲透，鯨吞蠶食，便可以統一台灣。
但請注意，台灣經過這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努力，已具備反映相當民意的民主制度，同時本土意識亦已崛起。四年一次總統大選，人民會選擇最符合台灣利益的政府。由於統獨爭議已非當前關鍵性問題，人民從藍綠對立的情緒中跳脫出來，便會就事論事，盯著看哪個政黨最能代表台灣利益，才作選擇，不會像今日陷於對立的藍綠立場中，被口水、被相互攻擊的激情言詞淹沒理智。
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雖然還不完備，但已經是一道維護台灣利益的防火牆。
這道防火牆[4]是人民共同選擇台灣最佳利益的有效機制，不致像現在這樣，因統獨爭議而模糊人民的判斷。當政府往中國傾斜太厲害，以致損害台灣人民的整體利益，人民會選擇其他政黨。但假設政府推動與中國交流，反而符合台灣利益，那麼兩岸逐漸統一，也是台灣人民的理性選擇。這時候謀求台灣獨立的政治使命也只能尊重人民的選擇，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想要吸引台灣人民支持統一，也應瞭解台灣這道民主防火牆對中國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中國應該拿出真正的誠意，由「台灣同胞」透過民主與理性，檢視兩岸利益是否一致，而非祭出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施以武力威脅，來使「台灣同胞」噤聲。
中國如果有真正的「同胞愛」，應該明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誠意遠比教條訓誡或武力恫嚇重要。「五十年維和方案」如果變成台灣人民的共識，「不獨不統，非軍事化」，這便是台灣人民無上的誠意，中國也應以相對的誠意回應，才能讓台灣人民感受到兩岸的利益一致。
兩岸的思維、制度與文化，目前有相當落差，急著合併必導致巨大的創傷與災難。五十年維持現狀，讓兩岸的交流回歸善意而正常，讓兩岸不同的思維與文化相互回饋、相互提升，對中國人民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七、
如果你是深藍，也許你會說，「五十年維和方案」不就等於提供台灣一個沒有外力警戒的環境，讓台灣有五十年從容的時間，慢慢把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深藍的這種疑慮也是多餘，經過五十年兩岸正常交流，人民將習以為常，說不定五十年後會覺得兩岸統一（包括合併成中華邦聯），才是最佳的選擇。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五十年後，局勢可能傾向獨立，也可能傾向統一。深綠擔心「五十年維和方案」讓台灣五十年不統不獨，又不設防，正好方便中國黥吞蠶食，最後變成統一；深藍則擔心這方案到頭來會讓台灣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代表它們只不過是藍綠雙方不安全感的直接反應，並非深思的結果。進一步說，因為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所以「五十年維和方案」恰好是雙方願望的均衡點（equilibrium）。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說，這個方案是當前情勢的最佳解，也是藍綠雙方的最大公約數。
換句話說，「五十年維和方案」是統獨兩股勢力均衡牽制的辦法，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最可能的共識。
另一方面，讓我們換個角度想：今天當我們主張統一或獨立，都宣稱是為了兩岸人民好，那麼為什麼不讓兩岸人民在沒有戰爭、沒有恐懼的情況下，正常來往五十年，那時候的人，不是顯然會比我們這時候的人，更知道什麼狀態對兩岸人民好？
「五十年維和方案」正是要開創這樣的環境，讓兩岸人民正常交流。事實勝於雄辯，讓後來的事實決定一切，會比今天一直吵吵鬧鬧，健康得多。以今日藍綠對立，兩岸疏離、甚至混雜著恫嚇與疑懼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人民即使開放交流，亦不易建立起互信。基於雙方人民對未來兩岸定位的認知落差，彼此反感會加深[5]，甚至相互歧視仇恨，造成難以意料的衝突。
如果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簽署期間，中國肯釋出相對的誠意，與台灣建立起平等互惠的關係，五十年後「統一的形勢，自然一片大好」。所以關鍵還是出在誠意與態度。
八、
當統獨爭議褪色之後，台灣人民便會冷靜下來，逐漸看到什麼是台灣的未來。老實說，這些年的統獨爭議，在政治現實的操作之下其實是個表象的議題，尤其背後所牽涉的國家主義是好是壞，迄未攤開到陽光下來討論。
那麼什麼是真議題？真議題是：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民主如何深化、文明與自然的矛盾如何面對、社會力如何提昇、還有人們的創造力與反省力能否切入人類存在問題的核心，引導人們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平衡，追求安定永續的福祉。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台灣應該從兩個愛國主義（台灣與中國）的鐘擺中跳脫出來，走向世界主義。熱愛母文化與「視人類為一家」的世界主義並不衝突，反過來它們是相因相生、相輔相成。一個人認同的母文化也許是台灣，也許是中國。人們的心理認同不只不能勉強，而且應該相互瞭解與尊重。對母文化的認同，不必然導致愛國主義。就愛國主義的思維，或統或獨只能二選一，非此即彼，無法相容。愛國主義的本質是向心而排外，所效忠的是唯一的國家。它經常引發人類世界的紛擾，也是人民容易被國家機器動員，步向戰場的心理動機。
這些年的統獨爭議，藍綠對立，是因我們把對母文化的認同，與愛國主義相混淆。台灣可以容許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正因為有了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我們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一起合作，一起經營這塊美麗的土地。
把母文化認同迅速轉變為愛國主義，牽涉到我們文化底層的集體主義。剛從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轉型為現代民主社會，我們還來不及公開思辨「自由平等博愛」的深刻內涵，還來不及發展個人自主及批判懷疑的精神。集體主義還黏附在我們的身上，潛藏在我們的家庭與教育。因為欠缺對這層集體意識的自覺，我們在尚未思索自身與社會的辯證關係之前，便急著要變換、或找尋一個絕對的國家（中國或台灣）來效忠。
急著要把母文化認同轉化成愛國主義，是今天台灣社會撕裂的原因：認同台灣文化變成主張台灣獨立，認同中國文化變成擁護中國統一，於是兩者剎那之間變得絕不相容，其間再滲入政治勢力細膩的操作，泛道德主義與二分對立思維的推波助瀾，於是台灣社會就撕裂成兩半沒有交集、無法對話的大板塊。
但母文化認同原本不是單一的。認同台灣文化與認同中國文化，不只可以並立於這塊土地；就文化的層面來說，同一個人也可以一方面認同台灣文化，另一方面又認同中國文化，就像你可以愛你的家，又同時愛你的鄰里街巷一樣，這兩件事原本相容不悖，甚且相因相生，才見真實。
愛自己的家，可以擴及愛鄰人、擴及人類一家，變成人類愛。這是從「戀我故土」的母文化認同，走向世界和平的一條陽光大道。但因為愛自己的家而仇恨鄰人，則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經常導向戰爭，摧毀世界和平，這條幽微陰暗的小徑，每隔一段時候便會帶領人類通向無比悲慘的災難。
「五十年維和方案」便是要為台灣、為兩岸開創出兩種母文化的認同可以相容、可以共生、甚至相互激盪，相互提升的太平歲月。
結語
「五十年維和方案」所牽涉的層面錯綜複雜，本文所談只是它的大意。也許你贊同它的精神，也許你還充滿懷疑。兩個多月來，為了深入而細緻的呈現它的內容，讓更多人贊同，我試著用書信體寫了一篇長文〈冬日書信〉。老實說，唯和方案本身不只是策略，更是一種價值，一種世界觀。因此我在〈冬日書信〉中，必須改用自由、鬆散的、閒話家常的文體，讓大家願意繼續下去。原諒我一動筆，便寫了兩、三萬個字，可是仍然言不盡意，論述也不夠周延。許多遺漏的重要議題，因心力或能力不足，無法涵蓋，只能留待方家補正。
〈冬日書信〉與本文所述，有多處重複，內容則較為細緻而生活化。就內在價值的層面來說，閒散的文體反而可以談得深入。
我把〈冬日書信〉附在本文之後，作為續篇，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補議」，歡迎一併流傳，並提供意見。我深盼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的過程，會啟動一股進步的公民力量，取代目前藍綠二分對立的思維。
也許你會質疑：這股力量會有機會長大嗎？這個方案能夠得到人民共識嗎？
坦白說，我不知道。這是一項浩大的民主工程，必須依賴你的參與。我初步的構想是：先廣泛討論並透過網路進行連署。如果參加連署的人數累積到百萬人[6]，表示此案有廣大的支持度，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獨不統，非軍事化」的公民投票，便可望成案。屆時將有機會讓全國人民進入投票前的全面討論。第一階段工作的完成，會帶大這股公民力量。
過去許多人憂慮公民投票會導向台獨，帶來政局動盪，甚至引發兩岸戰爭。反諷的是，這次「五十年維和方案」的公民投票，卻可以導向穩定的政局、導向兩岸和平。人民對公民投票的疑懼可望因此解除，讓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
維和方案能否達成共識，不只在網路、在各種媒體，進行公開討論，甚至草根式的公共論壇也應該經營。例如在各縣市交通便捷處，像台北捷運沿線，藉由民間與企業捐款贊助，成立公民論壇或教室，提供課程與討論班，開放人民一起討論，抒發意見，同時吸收政治、歷史、法律、兩岸及國際社會的相關知識，深入問題。過去藍綠支持者因為立場迥異，相互疑忌，不會有機會對話，現在維和方案的推動者既然共同目標是「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便無須再顧慮被貼標籤，大家可以放開胸懷，一起合作，討論怎麼推動最好。
朝著和平主義，發展公民力量的進程中，女性與年輕人必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年輕人沒有統獨的歷史包袱，而熱烈希望看到未來，身上又有一股創新的朝氣；女性則從來是和平反戰的主力，沒有女性真心願意自己的兄弟或兒子流血犧牲。她們直視生命、珍愛生命。這兩股力量加乘，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沒落與災難，常因人們在它走下坡的時候習焉不察、或執迷不悟，而錯過了再也無法回頭的關卡（no return point）。只有清明、理智而自我節制的面對艱厄，才能找到逆轉的契機。
[2] 例如當今的總統馬英九曾提過類似的和平願景，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也談過相近的和解共生，大選前還有曹興 誠亦有維持現狀之議。近日清大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創設人吳介民教授，更為文提出維持現狀與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概念。相關的和平論述，這些年有些學者與和平運動者，像徐斯儉、范雲、簡錫堦、徐銘謙等人，都有深刻的探討：參見http://www.peace.org.tw/crossstrait/index.htm
[4] 關於這道防火牆，亦即四年一次總統大選的民主制度，其作用甚為弔詭，目前四年一次大選是大震盪，全民幾乎都被動員，社會撕裂成兩半，國力消耗殆盡；而且往後這四年一次的大震盪，會不會擦槍走火，引起變亂而帶來悲劇，今日甚難預料。但五十年維和方案一經實施，這四年一次的大選， 因統獨的激情沖淡，人民便有機會善用理智，看緊台灣整體利益，反而扮演起積極正面的作用，還原為道道地地的民主防火牆。
[5] 例如毒奶粉事件，原本只是黑心商品威脅消費者安危的事件，就像台灣過去的毒酒案一樣。但台灣人民的反應卻激化，認為中國人民普遍黑心，罔顧他人生命。反之，張銘清事件則招來大陸網友對台灣人民的強烈抨擊。
這些事件會越來越多，演變成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立與歧視。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2008年9月25日 星期四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為銘謙的書寫序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
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
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
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
「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
「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
「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
「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
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
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
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
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
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
銘謙在書中也提到：
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
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
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
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
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
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
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
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
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
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
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
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
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
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
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
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
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
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
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
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
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
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
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
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
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
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
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
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
「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
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
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
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
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
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
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
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
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
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
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
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
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
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
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
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
「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
「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
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
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
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
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
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
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
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
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
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
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
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
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
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
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
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
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
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
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
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
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
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
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
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
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
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
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2008年3月23日 星期日
寫在2008年三月 總統大選之後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
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
「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一
世上有兩種東西，一種是Macro-X (大局的事物)， 另一種是 Micro-X (細部的事物)。像政權轉移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屬於前者，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則屬後者。
Macro-X 發生的時候，Micro-X 經常還在遠處，而且無聲無息。
等這幾天熱潮過後，我們自然回復正常。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希望朋友們不要難過，還是要高高興興的過日子。
當然，隨著時日推移，Macro-X的影響會逐漸浮現，變成Micro-X，一點一滴的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而一般人不是健忘，就是沒有足夠的分析力，去追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當Micro-X浮現的時候，這層因果關係，已經被其他現象覆蓋，也變得不易辨認。
這也是唯心主義盛行，人類很難窺見事物結構，而把種種難解的現象歸之於上蒼，歸之於先天，歸之於文化的緣因。
舉個身邊的例子說明因果回溯的困難，人對敗壞的食物，十分敏感，很容易從經驗中學到教訓，因為吃了立即顯現效應。但對癌症之類的的病變，由於病因與發病，兩者時間差距太久，人很難回溯當初促成病變的真實原因。
政治也是這樣。若說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行，包括我們的選舉行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想想有多少救國團文化殘留在這一整代人的身上！)。
當我們說，要遺忘過去的時候，我們就無法瞭解今日的自己。
當然，我不是決定論者，正好相反，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可以相當程度的擺脫Macro-X的影響，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我寫《童年與解放》，寫《學校在窗外》，所寫的無非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需建立在人的自覺，與面對問題的誠意、理性與批判的能力。
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欠缺的東西。
半個世紀前的Macro-X, 幻化成今日我們文化裡的Micro-X。
這些Micro-X，又凝聚成今日的Macro-X，在塑造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的Micro-X。
這大概就是Z所感嘆的「台灣的運命」吧。
二
我既不是決定論者，也無能預言將來。有時我悲觀，有時我樂觀。我處於矛盾之中，尤其此刻。但也因為矛盾，所以不全然是絕望。我總還心存希望，就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
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是活的，不會就此蟄伏於Macro-X籠罩的陰影。
我悲觀的是：
(1) （環境）我擔心在拼經濟的美名之下，台灣會加速開發，環境會加速破壞。從都市到鄉野，到處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想想北縣市年來容積率的開放管制)。消費主義更加抬頭，公共空間更加萎縮。台灣的公共環境會變得更醜。而且這條路走下去，以後更難回頭。
(2) （公共性）人民公共參與的熱情，會被導向往休閒化的方向傾斜。台灣表面上看來會更多元活潑，但距離公民社會卻越行越遠。
(3) （教育）教育會走回頭路，回到教育工具化、單元化的老路；用表象的活潑創意，取代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讓競爭、謀求較好的個人出路，又變回教育的目的。原來教育現實亟待解決的結構問題，更是無人聞問。
(4) （兩岸問題）：雖然台海的緊張會紓緩，但台灣的主體性會被逐日蠶食，開放大量中資進來購買土地，開放大量對岸人民進來工作或居住，對岸在台的發言權將大幅增加。開放學歷認證是早晚的事 (我自己並不特別反對開放，但要有先有配套及相關共識)。如昨夜JB所言，十年之後，留中的學生一批批回台，進入菁英階層，加上兩岸文物交流頻繁，人才相互為用，台灣歸屬中國的意識與文化，將成為絕對主流。
(5) 這裡我無法深談：接下來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會有多少不當的利益，在無人監督的地帶，大規模的流入如飢似渴的私囊。這些利益是人民的血汗錢，是發展公共利益，建立社會福利的資源。今天砲火密集的媒體，明天可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新政府嗎？ 唉！
(6) 我也無法預知，一二十年前，奔走門路找關係的風氣，會不會死灰復燃，這些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單位，的確冒出一些肯做事，有擔當的人。但從今天起，台灣會不會又走回「人才反淘汰」的時代？我祈禱不會，但毫無把握。
三
我樂觀的是：
(1)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一批人保持清醒，努力追求較好的社會。這批人通常也是那些 ”有能力洞悉Macro-X 與Micro-X 之間那層層因果關係” 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人究竟是活的，人的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只是後來慢慢被社會馴化，才導致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人，我總是抱持這樣的信心。如果社會向下沈淪，自然會有一批人發聲，甚至站出來批評，也會有更多的人因甦醒而響應，於是一股新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力量，便會形成，沛然而莫之能禦。
(2)這次大選，看到新生代，不管是藍或綠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在網路，在各個場域討論問題。大家都希望我們生活在一個較好的社會，只因所接收的資訊不同，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造成對事物的詮釋不同，以致所支持的對象迥異。大選之後，熱情慢慢冷卻，證諸新的事物一件件發生，也許有機會冷靜下來，重新思省與深入討論，由於這次沒有各擁其主的包袱，因而聽得到不同的聲音，對事情全貌慢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3)民進黨又變回在野黨，這次面對的是掌控行政、立法，甚至囊括司法與媒體的執政黨。這回，國民黨對日後施政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回，民進黨必須在徹底反省之後，重新出發，站在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發聲，日後才會有轉機。這比兩黨共治，兩黨合作直直往右傾斜會好些。台灣需要發展出中間偏左的政黨，左右制衡，政黨政治才具有民主的實質。台灣民主的歷程，在2008年的挫敗，說不定反而是個轉機，也許從此有了空間，發展出一個真正中間偏左，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黨。經營基層民主與發展公共力量，這兩件事是台灣深化民主，今後最重要的課題。
我總還心存希望。
天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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