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
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
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
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
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
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
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
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
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
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
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
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
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
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
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
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
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
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
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
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
二、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
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
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
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
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
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
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
三、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
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
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
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
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
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
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
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 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
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
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
四、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
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
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
五、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
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
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
問題出在哪裡？
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
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潛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
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
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
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
（本文改寫自 2006/12/14 在宜蘭社大羅東校區演講稿，發表於2008/1/19「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