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千里步道談環保運動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致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朋友的一封公開信

(黃武雄，2006.05)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 信函之一

最近收到很多關於千里步道的信，覺得有些沉重，也相當的擔憂。小小的台灣已因各種污染與破壞，原生物種瀕臨滅絕，千里步道是否正好把全台灣尚殘存的鳳毛麟角的原生物種徹底終結？真令人痛心。我認為應趕快進行的是：萬人護土造林，護生維生，復育各種動植物，並在全台各地由點而面，推廣教育。請各位高抬貴手，饒了台灣最後的寶藏吧！

對步道運動的疑慮 信函之二

幾個民間團體發起，又經一事無成卻急於政績表現的行政院納入政府政策的「千里步道」活動，將於6/11開步走，看來只是一種嘉年華會的型態，看看底下的初步規劃，竟然一條步道「暫估1,000人開步走」，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持異議，只好我來當烏鴉，希望主辦單位再思量此活動之意義與必要性，不要幾個人喝茶聊天、一時興起之議演變成台灣步道浩劫，不要將來歷史上記載此段「罄竹難書」！慎思！慎思！

 

自「千里步道」運動啟動以來，來自環保團體或關心環境生態的朋友之質疑聲音始終不斷。這種疑慮值得重視，尤其可貴的是它源自質疑者對生態環境的熱愛，並以就事論事、直言無忌的態度表達，因此我覺得有義務與大家公開討論。請大家耐心讀完我這封信，仔細想想信中所說有無道理；更歡迎所有關心「千里步道」運動的朋友進一步回應，深化大家討論問題的層次。

智庫沙龍談話

【一】

從千里步道開始起動、媒體披露、我個人所看到的種種訊息、整個社會的反應，我開始思考運動的定位不只是要做一條千里步道，而是要重建環境倫理，回歸內在價值。

最近這十幾年來，環境破壞嚴重，各地的朋友都在救火，這太消耗社會成本。從另外的角度來看，我們弄一個大遊行，共同提出訴求，希望公部門可以改善。民間團體一直處於在守勢，我們應該創造新議題，讓大家集結起來，讓人可以行腳大地，可以感受山與海之間的氣息，千里步道就是一個切入點。而讓它的結合面擴大，這是最早在想這個千里步道的時候，我個人的思考。第二個它是建設性的，不像每一次大家很辛苦的去反對，我想在座朋友有一些是經過戒嚴時期前後種種抗爭度過來的，包括我自己，我都覺得我一生的生命花在這種抗爭這件事情太不值得了，你不斷的抗爭，卻沒有機會去做建設性的工作。就像早期我在台大的時候，我常跟大家講，一流的人才要去做抗爭性的工作，這種自我消耗的工作，而不是創造性的工作。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那樣的條件，包括像今天在座的王拓，他也是被關了好多年，我們不斷地在消耗自己。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能不能去開創一個新的局面，讓我們去create一個新的東西出來，我們希望台灣幾年之後也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再來就是有遠景。在這三個條件之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點。從這個運動啟動之後，一方面大家把不同的觀點注入，另一方面很多人也帶著疑慮。其實最早我寫那篇文章之前，大概半年左右，我就接觸到荒野的朋友跟他們談了這些構想，他們就提醒我說，開了這條千里步道會不會又增加了山林的開發，破壞環境生態，我就說當然我會考慮這件事，這是一種座標，這一點很重要。但是就是我們怎樣重新去思考這個問題，盡量我們不要去開闢一條新的道路，我們盡量想說用另外一個角度切入，除非到很必要的時候我們再去開闢一條新的路。我自己的思考是這樣，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利有弊。譬如說我們能透過這個運動本身，假定我們還是要開闢很多路段的話，可是如果我們能在二十年之內避免再去開三十條四線道六線道的大馬路讓很多汽車在那裡行走的話，那這個本身就有意義。也就是透過這個環境倫理的重建，一方面我們可能要付出一點東西，但是我們可能會回饋更多對環境保護的這樣的好處。整個事情，我一直覺得說從比較辯證的觀點去看去思索，也許我們可以共同走出一條新的路來。

我覺得千里步道從開始到今天，另一方面我的定位是什麼?其實423當天晚上，中國時報王超群他打電話給我，他就說編輯部想要問我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做教育改革、社區大學跟千里步道看起來好像不同領域的東西？我當然自己很自責，說真的我會的還是數學，這麼多年搞這些東西，對我來講是減分不是加分。我的個性又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使得我一步一步跳進去。他問我說為什麼這三個東西可以聯繫在一起，我說很簡單：「公民社會」。台灣的根本問題就是沒有一個公民社會發展的徵象，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運動本身能夠讓各種民間力量投入，從生態保育、文化、地方文史、運動休閒、身心靈健康、大地行腳還有緩慢作息。緩慢作息是現在目前速食文化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的一種重要的反擊力量，讓緩慢作息這種東西能不能進來在台灣這個社會形成一股力量。

再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整合這些力量?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我個人並沒有積極地一定要去排除跟公部門合作，但是第一個階段民間一定要先整合出一股力量出來。第二階段，因為這東西要實踐當然是要透過公共資源，透過政府資源處理，所以我覺得跟公部門要保持一種善意的，要能夠相互了解的，慢慢一步一步相互了解，相互融入的一個態度去面對。不然的話這個運動可能就停留在最後我們自己想，停留在那邊，最後又變成抗爭，原來這種建設性的目標就可能不能達成。所以在這種思考之下，現在就是怎麼整合這股力量，大家可以看到像今天這種聚會就是要整合這股力量。老實說，我自己沒有堅持什麼，我只是希望大家把力量整合在一起，很多疑慮在這邊慢慢透過討論，透過相互聆聽相互了解，把它整合起來，這是我們在處裡意見的整合很必須的，須要這樣的一種機制。

智庫沙龍我們私下稱之為大腦會議，大家來這邊多談。前前後後我們聽到很多疑慮很多顧慮很多提醒，這都非常好。最早我們在開工作會議的時候，蔡博文教授在談在地的參與，我在這段時間看到在地參與的重要性。那這股力量在慢慢形成的過程中，我看到不同的觀點進來，我們稍微轉化的話，都可以變成一種正面的力量。所以我是希望透過運動本身台灣可以出現一個「參與民主」，過去我們的所謂民主是「代議民主」。我們自己沒有辦法決定自己周邊的事情，我們沒有辦法要求我們的環境變成什麼長相。我們只有去選舉一些政治人物出來，然後仰仗他們來替我們解決一些事情。可是一旦有了政治權力之後，他們的思考面就不一樣了。我希望在我們朝向公民社會的過程裡頭能夠出現參與民主，參與民主是相對於代議民主。我講得更專業術語一點但是可能也會更刺激一點就是所謂的「激進民主」，透過參與民主去建立一個參與民主的平台出來。我不特別主觀上希望這個運動後來變成什麼，包括我們剛剛談這個緩慢作息，也許我們可以慢慢地想，最重要第一步就是整合大家的力量，整合不同的思考。

可是這裡頭有一個盲點，就是我們所碰到的，參與民主最困難的是什麼?就是很多人常常開始用他的原有的經驗去談這些東西，很多開會的時候，幾十個人坐在一起，每個人都是在各說各話聽不到彼此在講什麼。所以第一個階段我們在網站上面不斷地把一些論述發出來，讓大家來之前可以多了解一些狀況，這是第一個我們在平台裡頭能夠有的一個機制。第二個是要累積經驗，像這個大腦會議是要一次一次大家去談，彼此知道自己的觀點比較能夠相互了解，在這個過程裡頭我們要累積，不要再回到最初期的問題去。像今天這個大腦會議之後我們會有完整的記錄然後放到網站上面，諸位朋友能夠每一次來最好，如果偶爾一次不能來至少也可以透過網站知道什麼事情在發生，另外一方面對社會大眾也比較不會產生隔閡，這些東西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

前幾天有幾個朋友來跟我講一些疑慮，我就跟他們講，其實我沒有那麼笨，說真的。很多問題大家都在思考，都在想怎樣突破這個困境，怎樣整合大家的意見，這是第一個階段要去發展的事情，第一個階段在跟公部門直接合作之前先要整合民意整合大家的力量，種種不同的觀點慢慢你會覺得很有意思。有些時候我聽到一些聲音，一開始我就覺得怎麼又在講這些，可是隔了一個晚上，我常常是晚上在思考，尤其是半夜的時候，我醒來突然看到原來他在講的東西還有一些不錯的，還是有他的點子，我也希望大家用這種態度去想。譬如說我剛提到的蔡博文他說的在地參與，一開始我就想行不通的怎麼可能嘛，在地參與的話一定是地方角頭力量進來，那他們所需要的是產業發展，是帶動經濟，那他希望的這條路一定要有水銀燈要很多攤位要賣這個要賣那個。所以我一開始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最近在探查的過程裡頭，從惠忠跟祥傳他們的言論裡頭，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在擔心它會過度走向經濟產業，被經濟產業帶著走之前，我們要想一下這地方我們要配合小民的生計，這可能要一併考慮，那怎樣去規劃是需要細膩去操作。等一下我會稍微說明在規劃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什麼事情，我們再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大家一起來談是一件蠻重要的事情。這是我的開場白。

再來就是講我個人對這個運動的期待，我分成兩句話。大家知道什麼叫最低綱領什麼叫最高綱領嗎?這個運動我們有個最起碼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這是最低綱領，最高綱領是我們希望最好要達到怎樣的理想。我個人一直這樣想，最低綱領一定要從路權著手，要替交通上的弱勢者腳踏車和步行的人，長期被忽略的這批人，也許你同時是開車有時候你走到路面，這時候你從一個強勢變成弱勢。就是你要替這些「行腳者」，行腳就是行人跟腳踏車，每次要講徒步和自行車有點麻煩，慢慢我就講行腳代替，如果你反對也無所謂，我的意思就是行就是行人，腳就是腳踏車。我們要替這些「行腳者」向汽機車爭取路權，這是最低綱領。第二個最高綱領，是蔡建福先生最早提供的意見，我們能不能透過立法，民意的匯集包括立法院的支持透過立法，去設立AONB(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就是特殊的美麗風光保留區，像英國的經驗那樣。我想大家可以在網站上看到蔡建福的幾篇文章。上次他也在我們大腦會議做了些報告，不過因為他用的是PowerPoint，其實很難解釋一些事情，我個人還是老式的，我喜歡用黑板。不管怎麼樣，這是我們的最低綱領，我們希望說台灣能出現這樣的一種概念，透過民意的匯集，包括立法院的支持政府部門的支持來設立一些特殊的美麗風光保留區。除了生態敏感的一些地區需要保護之外，進一步的不只是自然生態的，而且人文的，那些台灣的最後之美的田色風光，這些東西很快在消失，我們能不能保留這些東西下來，然後步道基本上就架設在其中，這是最高綱領。然後現在就看我們怎麼做，我們能不能達到最高綱領或是至少最低綱領，或是大家覺得時機未到，大家體力也不足，意志力也不夠，然後整個事情難度這麼高，那我們就往低一點，去做更低一點的事，這我也不反對，我覺得這個運動是大家的。

我總覺得我在幾次會議裡頭，每次碰到就是”這太難了”，不管是在電話上，在很多地方，從這運動開始到今天，大家都在說你在做大夢，我說不是我在做大夢，是大家還在睡覺。我做的是一個很平常的要求，就是台灣有一天會出現一條腳踏車道，而且會出現步道，可以讓走路的人讓騎腳踏車的人能夠悠遊其中，不要一天到晚受汽機車的威脅，這在一個這樣高的國民所得的國度裡並不過份。那真正的阻力在那裡?也就是在我們自己心裡。我們自己設想一個社會主流，這社會主流是我們沒有辦法對抗的。可是今天我仔細估計台灣的社會力，這東西最後還是在我們心裡，所以我們怎樣去克服，這是在我們凝聚這股力量的時候，我們同時要去反思要去想到底我們在擔心什麼。我把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全部提出來了，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去討論。

我應該再爭取一點時間，我要談一下最近可能的活動。我再講一遍上次我已經提過了，就是我們這個大腦會議是開放性的，工作隊也是開放性的，我們的大腦會議在這裡雖然不做決議，但是如果我們之間有共識，工作隊基本上會尊重。那我們的大腦會議不想要說來作表決來作決議，主要是這個討論更重要。這段時間我們需要去聽到對方的東西。我個人一生參加太多的會議，每次的會議都急著要做決定，為了要作決定你必須不斷去強調自己的立場，你越強調自己立場越聽不到別人的聲音，到最後作成的決議可能不是最好的決議，所以我想這地方基本上是大腦會議，但是我們談的東西會累積下來，工作隊的朋友都在這裡，如果你覺得不放心，想真正去影響這個決策的話，歡迎你加入工作隊，工作隊也是開放參與的。並不是我們把大腦會議架空，然後讓工作隊為所欲為，基本上這是完全開放的場域，大家要了解目前這些發動者以及邀請者的用心。我講話太嚴肅了，我一直批評自己從來沒有幽默感，每次都把大家帶到很嚴肅的很沉重的狀態，這不是我原來的用意。

【二】

重建環境倫理的方式有的是像荒野保護協會長期在做的教育工作，培訓人認識生態環境動植物，進而保育自然，不只是荒野還有賞鳥協會等等也都是在做這樣的工作，這是從教育的觀點著手。另一方面是從議題著手，千里步道能受到社會矚目是很難得的，這讓我們能夠把議題端出來，議題提出之後就會有爭議。譬如我們要爭取路權，這爭議本身就可以讓社會進入共同思考。一個社會要蛻變就要不斷把議題提出來，讓社會進一步思考。所以初期工作隊要辦一些活動，讓大家知道千里步道的方向要怎麼走，讓社會認識，這過程大家在網站上都會看到，我只講重點。

從台北到宜蘭除了走海濱和縱貫鐵路就是北宜路，再來就是走桶後越嶺到宜蘭縣界的小礁溪。目前車子已經可以走到縣界了，那生態需要保護的是這個地方。海濱牽涉太多暫時不考慮，鐵路部份還沒進行，那北宜路方面我講我的意見。

由於北宜高速公路已經打通，原來的北宜路車輛變很少，有人算過一分鐘大概才十部車通過。道路周邊的店鋪都關門了，路其實很寬，車子都開得很快，很多路段都快二十米。假設是十五米，如果我們能撥出四米讓腳踏車行走，留十一米給汽機車來回都還可以走，大卡車也還可以走，只是速度慢一點。譬如腳踏車走這條到宜蘭，人行還是走桶後越嶺，在小礁溪的山的這一側找一條步道，之後即可和腳踏車合流。我剛講這些店舖關門了，如果我們跟坪林鄉鄉長，石碇鄉鄉長和周邊的里長做一些協調的時候，最後他們可能會支持，因為腳踏車會通過，可能會帶來一些商機，而路本來就已經在那裡了，所以談不上破壞，這樣一來我們會得到更多支持面。另一方面像礁溪有很多旅舍，早期支持打通北宜高的旅舍現在都後悔了，因為旅客一天就往回了並不留宿，所以如果我們和礁溪地方人士去談的話，說不定礁溪會支持。路面如果處裡不太困難的話，也許腳踏車就走這條。那路面要去做區隔，如果四米給腳踏車的話，材質要不一樣，路面要墊高一點，這在規劃上都不困難，主要是腳踏車能行走而不受汽機車威脅。步道的部份，以新店捷運站作為起點，腳踏車往北宜路走，步道就乘渡船進入灣潭來到海會寺，海會寺目前沒有渡船，如果有步道經過的話，以後應該會設立，坐渡船到直譚過思源橋到塗潭。

我記得大概是十年前，尤清還在當縣長的時候，由於烏來觀光的需求，許多汽機車堵在新烏路上，就要找替代道路。於是從廣興沿著新潭路就變成替代道路，但是對當地人沒有好處。如果我們能得到當地人支持，可以爭取把這條替代道路封閉，或是說盡量不當替代道路用，讓當地居民使用，那麼車流量在管制之下可以減少許多。而烏來的觀光需求如何被滿足呢?我覺得應該使用公共運輸。朋友曾經仔細算過告訴我，在新屋路堵車堵得很嚴重的時候，算算只有一百多人在車裡頭，車輛卻可以堵塞綿延四公里。其實只要有很好的接駁車，觀光需求就可以被滿足，也可以減少很大的車流輛。我聽祥傳講直潭地區已經列入都市計劃，地方希望進入都市計劃之後就進一步開發。我們希望透過地方協調看能不能擋住。大家常覺得只要列入都市計劃就能賺錢，這其實是幻象。而如果我們不碰這個議題的話，台灣很多開發都不能避免了。

從廣興到加九寮過去有一個步道現在是無法通過，要不要開闢大家還要思考一下。到烏來就沿著桶後溪到宜蘭縣界。那天有一個在福山國小當主任的原住民朋友，幫我們打聽這地方自行車能不能通過。這段桶後越嶺大概兩個多小時的腳踏車的路，專業的自行車騎士可以過得去。我一直講要感受自然之美一定要付出努力，沒有道理是不努力就可以享受到自然之美，這是不可能的。這個概念我希望透過運動本身去呈現，就真的要流一點汗才會感到看到一些東西，看到東西時也才會有感動。台灣的社會如果成熟到它就是這種程度的通過而不再去作進一步開發，我覺得是可以的。一旦覺得說是千里步道的話，這邊的人會不會覺得這邊也要打通?這是大家要去討論的。

另外有一件事，前一陣子烏來地方人士想要從這邊開一條路到三峽，這樣觀光人潮會大量擁入，避免烏來到新店交通的瓶頸。台大生態保育社和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以及可能還有其他環保團體加入，他們經過了幾年的努力並深入地方經營，最後終於透過環評把案子擋下來。最早你很難想像這個案子可以擋得下來，因為在地方角頭及地方有力人士索求無度的狀態很難擋得下來，但是經過他們深入基層的努力還是擋了下來。台灣社會你說沒有希望也不見得，很多時候大家覺得是地方需求，其實並不是真正地方小民的需求，而是地方角頭的需求，如果透過這個運動本身能夠分離出來，環境倫理才可能重建。我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請黃泰華來做一個報告，看他們當初是怎麼經營烏來這個地區，使得這個環評能夠通過，把案子打掉，我覺得這是非常寶貴經驗。

 

（本文係黃武雄教授於千里步道第二次智庫沙龍會議（2005.05）中之談話，其中【一】為開場講演之逐字稿；【二】為黃武雄教授針對千里步道運動當時活動路線講解之摘要整理。）

 

遴選大學校長不該變成選舉

大學校長應如何產生? 十多年來各大學選舉校長的風波不斷,所選出的校長人選是否適當，亦屢受質疑。根本的問題出在：大學校內民主的意義，被簡化成數人頭的選舉民主。十多年前仍處戒嚴時期，大學為了對抗政治干預教育，提出"教授治校，校園民主"。但此一訴求在解嚴之後並未進行較細膩的公共論述，便由部份人訂定成選舉規則，以致實施起來，弊端叢生.

一、

大學校長的產生的方式，應為遴選，而非選舉。遴選指的是，物色校內外單一人選,提報校務會議同意而遴聘，選舉則是弄出一群候選人，經由拉票投票而產生。兩種產生方式截然不同，後果也大相逕庭。一旦選舉必然有競選，尤其在台灣這種特有的競選文化裡，競選每每衍成明爭暗鬥，人性最醜陋的一面俱展露無遺。

遴選則不同，當然遴選委員會本身的組成，必須經由一定的民主程序，並因而被充分授權。委員最多五至七人，以便於深入掌握情況，並密集交換意見。遴選的重任加在每一位委員身上，遴選的成果，便是這五至七人的集體創作。他們必須先列出校長遴選的基本原則，於大學內公開討論，並設網站引發思辯，以達成師生共識。亦即先要抽象的描繪出理想校長人選的形象,然後再於校內外，甚至國內外，物色最適合此一理想形象的人。遴選委員會必須密集聚會,搜集資料，並彼此溝通說服，而非只憑一己好惡，遽以投票決定人選.

遴選委員會可聘具有遠見及清譽的校外人士參加，亦可以有學生代表加入，但不宜設學院代表。目前校長仍握有分配校內資源的巨大權力，學院代表會從本學院利益去遴聘校長，著眼點易失於偏頗。遴選委員會，應著眼於大學品質整體的提升與大學對文明的貢獻，依此去遴聘校長，而非為某一群人爭取利益。

今日選舉校長，弊端叢生的緣由，正是每一候選人都代表某一群人的利益，以致拉票換票，斯文掃地，其醜相令人掩面嘆息。

 二、

遴選委員會物色的單一人選，提報校務會議，若非校務代表超過一半(或三分之二)以上不同意,則大學應接受其所提人選，報部聘任。此意謂遴選委員會有充分的決定權，使其集體創作成型。若校務會議不同意，則遴選委員會應解散重組。

這樣的制度設計，使遴選委員會一方面被充分授權，另一方面則負有相對的重責，去遴聘一位好校長。

遴選委員會既被充分授權,其成員的產生自須十分審慎。若校內民主的運作尚未成熟，對一般事務，共識達成不易，則遴選委員之核心，可由校務會議自校內外，提名正直熱忱，瞭解大學且素孚眾望之清流為候選人，(必要時)經校內普選產生。既經如此審慎的民主程序產生，遴選委員遂有被委以重任的榮譽，去遴選好校長，也有被充分授權，以完成重責大任的正當性。遴聘工作費時費力，規定少則一年，多則一年半。這項工作必須大膽而細膩，不能倉促進行。以目前校長有任期制，提早在現任校長任期結束前一年半，開始展開繼任校長的遴選工作，自無困難。

總而言之，在這套設計中，要經由選舉產生的，不是校長，而是遴選委員。選舉遴選委員，不會像選舉校長那樣惡質化，因為遴選委員本身不是權位，只是替人抬轎，一經選上，又需密集工作一年半載，對內對外進行溝通討論，回答各方質問，並接受校務會議監督，無法關起門來分贓。這種苦差事，不會像校長那樣引人垂涎。

睽諸實際，現行各大學的校長遴選委員會，雖名曰遴選委員會，事實無異於各級政治人物的選舉委員會，其選舉過程會變成政治化，是制度設計的必然。

 三、

另外，從結構面來看，大學校長選舉惡質化的溫床是：大學功能的庸俗化，大學變成擴張主義的外緣，而非創造文明，批判文明的核心。在資本主義強大的浪潮衝擊下，大學校長的位置，正處於經建科技發展，與學術人才培育的交會點，校長的職責不在於守護大學原有的獨立精神，而在於追求量化的卓越，提高大學能見度，以便於擴充資源，從而對內提供資源、分配資源。校長既握有分配資源的大權，校長的寶座自然成為各路諸侯覬覦垂涎的對象，選舉惡質化是必然的結果。

可以想見的是：選舉惡質化又會回過來，加速大學進一步的庸俗化。這正是眼前一些大學的真實寫照。

同時，大學的民主只徒具形式，使分配資源的大權仍掌握在校長及其一級主管的手中，因而提高了選舉競爭的誘因，促其惡質化。大學的決策，這些年來表面上已民主化，事實上，校內依然沒有由教授組成的常務委員會，經常參與校內決策，校務會議下設置的各種委員會，仍以校長馬首是瞻，未能獨立作業。教授治校應落實為"參與民主"，而非"形式民主"。十多年來台灣的民主化，在各個層面，從大學的教授治校、教改、社改到政改，都犯同樣的毛病，以致民主化之後，未能釋放出社會的生命力，反而滋擾不斷。

(本文完成於 2005 年 4月 23日)

 

夢想幾年後台灣出現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原標題：開闢千里步道，回歸內在價 值）

一、你我能不能攜手合作，來開闢一條環島的千里步道？

今日起，親愛的朋友，請出門去探查一段小徑：山路、古道、產業道路或鄉道都好，條件是遠離喧囂，沿途要有不錯的自然或人文景觀。

然後：

1. 我們玩接龍遊戲，經匯集與勘查後，接成一條環島步道。


2. 我們大家連署，邀民意代表協助，請政府排除困難，保護這條步道，免於經濟開發，並投入資源，協助規劃且促其實現。


3. 我們要發展一套周延可行的公共論述，並與步道沿途的地主深層對話，尋求他們支持，同時提示有利於地主的種種誘因，在政府與地主之間穿梭溝通。


4. 在這條步道上，引入新的價值觀，討論經濟開發與生態人文之間的矛盾，討論種種人與自然如何相處的問題，創造一種不同的場域，發展新價值。

別讓公投污名化

    週前 (按：2004年總統大選前) 千名學者專家連署呼籲大家重視三二O公投，引發若干批評。近日江宜樺教授亦以「民粹公投再挫憲政發展」為題，撰文陳述不同看法，理性論辯，語重心長。我忝為聲明發起人之一，應有責任予以回應，並藉此深化公投論述。唯本文論點純屬個人看法，不代表其他連署人立場。

連署聲明強調「公投的核心價值在於民主參與」。江文指出「參與」只是民主價值的一面，其他重要的民主價值如自由、平等、法治、正義等，卻難以因公投而彰顯。更由於公投只能作正反表決，不能在議題中加入複雜的條件與但書等，人民無法參與細緻的政策討論，因而公投也就無法如連署聲明所稱，可藉以孕育「批判性的公眾力量」。    

     江文的觀察是對的，但結論卻下得太倉卒。公投只是民主的部分機制，而非其全部。它的功能在於補償「代議民主」之不足，而非完全取代。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固然無法依賴「直接民主」（如公投）而彰顯，但也不能指望由代議民主去達成。人民選出的所謂「政治菁英」，因自身的利益或思考的盲點，亦常會扭曲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台灣幾十年來的政治，一直由少數菁英所支配，自由平等的民主價值並未因這種代議民主而彰顯，以致今日亂象不斷。最近民間稍激進的人士發起總統大選的百萬廢票運動，較溫和者則慨歎兩個爛蘋果，只能選個較不爛的將就，無非說明了人民對政治菁英普遍失去信心，也反映了菁英政治的侷限。把重大政策交付公投，可以衝激政治菁英的思慮使納入人民的需求，催生較符合自由平等與社會正義的民主政策，亦可避免政治菁英閉門造車或進行利益交換。

    以眼前爭論不休的三二O公投來說，我們也可看到政治菁英的思考侷限。對於「強化國防，購置反飛彈」的公投題目，自始藍綠兩營皆認為人民都會舉雙手贊成，因此藍營批評以此進行公投，係「多此一舉」，綠營則一廂情願，以為藉此可鞏固台灣人民心防。但這事顯非人民共識，此由近日報名參加反方辯論者積極踴躍，可見一斑。且以個人而言，我自始便反對武器競賽，兩岸和平的基礎不在於加強軍備，而在於呼籲裁軍，尋求真正的和平，尤其大幅提高軍費，將削減文化教育、社會福利各方面的資源，嚴重阻滯社會進步。兩岸問題，台灣應在中美兩大強權之間尋求支點，而非反過來依靠美國，仰賴其軍事保護，讓美國在兩岸之間從中取利，使台灣主體盡失。這種大戰略的改弦更張，須借助於高度的政治智慧。

    人民因有權參與決策，才會關切公共事務。就因為有三二O公投，反對購買武器以擴大軍備的聲音，才會有機會廣受社會矚目，發展成公共論述。公投之前正反辯論的過程，正是促發「批判性公眾力量」的時機。民主不只在於選人，更在於選事。代議民主是選人，公投是選事。只能選人的民主，人民容易淪為政治菁英的動員工具，人民的權益更經常被所選出的人所漠視。選人更兼選事，人民才能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選事可使眾人超越情結，理性思考國家整體利益，提升全民（包含政治菁英）的政治水平，並彌補政治菁英思考盲點的缺失。公投制度如果搭配良好的社會學習系統（如社區大學），以及獨立評論的媒體，使人民有機會在學習中參與，在參與中學習，一、二十年之後，批判性的公眾力量，便可望在台灣社會萌芽，所謂民粹政治的疑慮自然消除，公民社會的現象也將指日可待。

    對於政治菁英來說，公民投票無異於要讓人民分享其手中的權利。透過公投，人民便可參與重大決策，這事並非政治菁英真心所願。只有獨具慧眼的政治家，才能由衷認同。藍營向來奉行菁英主義，一貫立場是反公投，及至情勢所迫，不得不敷衍回應，所提公投法旨在壓縮人民公投權利。至於民進黨在野之初，雖主張公投為人民的基本權利，及至執政卻轉趨消極，反而是台聯在後鞭策。近半年綠營推動公投立法，雖然厥功至偉，但也留下許多瑕疵，尤其近日陳總統辯稱七千億軍購即將進行，不受公投結果拘束，如此蔑視人民意志，令人匪夷所思。

    公民社會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民主，公民投票則是台灣從菁英民主步入社會民主的起步。只有政治菁英之間有了矛盾，一般人民才會有縫隙參與國家與社會決策，這是台灣目前的政治現實，人們不能存有過度幻想。江文指出公投是兩面刃，公投結果「可能」通過保守反動的方案，甚或促成獨裁者崛起，這是事實。但代議民主本身也是兩面刃，就在一個世紀前，公民參政權仍被貴族與富人視為洪水猛獸，經過一個世紀的試煉，今日卻成為普世價值。人對陌生的事物，不免心懷恐懼，但世界在變，我們必須培養應付變局的能力。民主從來便不是滿溢乳與蜜的溫鄉，而是人類理性的試金石。

    三二○公投已勢在必行，固然政治菁英操弄公投的鑿痕斑斑，固然台灣的選舉文化已把公投糟蹋得如此不堪，但這只是社會民主的開始。台灣人民應相信自已的判斷能力，在公投議題上，認真參與正反思辨，審慎投票，結果不必一致，但對第一次參與國家決策卻須嚴肅以待。支持這一次公投，才會有下一次，這樣公投才會逐漸步上軌道。如果這一次我們自己對它嗤之以鼻，國際社會也不會再尊重台灣公民的意志，對岸中國日後更將無視台灣人民的聲音。至於國內重大決策，公投從此將被污名化，公民社會的理想更是遙遙無期。

（本文發表於 2004.2.26 "中國時報"，其時作者為「點燃公投民主的火光」聲明連署發起人之一）

點燃公投民主的火光 ── 公民社會對台灣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的思考及呼籲

過去由於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來自中共的外部威脅、以及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公民投票制度難以在臺灣生根茁壯。

2004 年 2 月千位學者連署支持公投(直接民主)機制，運動發起人：

黃武雄、蕭新煌、顧忠華、李明亮、陳傳岳、張宗仁

 

   公民投票可以決定國家發展方向及重大公共政策，體現人民「自我治理、自我決定」的民主價值，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已成為民主制度的一環。在法理上，公民投票源於憲法的國民主權原理，也是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條、第二十五條所肯認的普遍性人權。

    然而，過去由於威權統治的歷史遺緒、來自中共的外部威脅、以及國內的統獨爭議，使得公民投票制度難以在臺灣生根茁壯。歷經社會運動及民主運動的長期推動，台灣終於在去年底制定了公民投票法，且將在今年三月二十日舉辦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對於三二○公投的題目，社會上容或有不同意見，但作為台灣民主發展的重要一步，第一次全國性公投的實現，至少具有四項重大意義：

一、歷史意義：公投的實現是台灣公民社會長期努力的結果，也是台灣人民的公共財。第一次全國公投的成功，具有歷史性的典範意義，對於公投制度的發展也將有長遠影響。

二、民主意義：公投的核心價值在於「民主參與」，讓公民得以參與重大公共政策之制定，並在開放的討論過程中讓多元意見充分表達。

三、和平意義：對於台灣艱困的國際處境而言，公投是一個以和平方式表達台灣人民集體意志的重要途徑，透過公投可以向世界表達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

四、團結意義：針對國家安全與生存發展的議題進行公投，有助於凝聚國人的共識，緩和族群對立與國家認同分歧，形成團結力量。

    第一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是台灣發展現代公民社會以及培育批判性公眾力量的歷史契機。然而，公投法制定上的偏失，導致公民社會發動公投窒礙難行。更令人憂心的是，激情的選戰語言逐漸耗損公投的理想，可能使公投淪為選戰攻伐的政治工具，甚而讓全國第一次公投有失敗之虞。這將深深傷害人民對於公投民主的支持與信賴，連帶破壞公投具有的改革動能，使得未來透過公投途徑推動國會改革、憲政改革、社會改革更加艱困。其次，也將造成中共對台灣民意趨向的誤判，加強干預台灣民主進程，並對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採取更嚴峻的作法。三二○公投的失敗也可能誤導國際社會，認為台灣推動民主的自我信心及能力不足，因而加速向中共傾斜的趨勢。

   値此歷史時刻，我們珍惜台灣擁有首次公投的機會。第一次全國性公投，只能成功，不許失敗。倘若全國第一次公投在選戰的對立中不幸挫敗，無法彰顯真正民意，可能導致台灣民主的倒退。因此，基於對台灣民主的熱愛與期許，我們要向全國人民及朝野政治領袖表達憂慮，並提出最誠摯的呼籲：

一、公投的主角是人民。我們呼籲全國人民應該積極參與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全國性公投，彰顯公投的歷史意義、民主意義、和平意義和團結意義。

二、公投的真諦應該超越選戰得失。我們呼籲泛藍及泛綠陣營都應該克制，不要以選戰一時的利害來操弄或抵制公投，並共同擔負起第一次公投成為歷史典範的責任。

三、公投的施行是政府的義務。我們呼籲政府相關部會應該立即做好宣導和資訊公開的工作，讓人民充分理解公投的意義和議題的內涵，並鼓勵人民積極參與。

四、公投是台灣人民的自主選擇。我們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尊重台灣人民的民主決定，我們也呼籲中國理解公投對於促進兩岸理性和平對話的積極意義。

   我們誠懇希望朝野政治人物及全體國民深思，不要讓公投被選戰的煙硝所掩蓋，讓我們一齊以行動點燃民主、和平、團結的火光。

 

談無聊與創造（人籟雜誌專訪）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

( 2004.7 人籟雜誌專訪）

 

Q：和我們大人的童年比較起來，現代孩子的生活真是多采多姿，但我們反而常常聽到孩子說「無聊」。您認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無聊」有幾種不同的意義，一個人空閒下來，一時不知該做什麼，這時會有「無聊」的感覺，但這種無聊持續下去，結果經常是好事。因為我們平時都被所謂「正經事」佔滿我們的時間，這些「正經事」包含當前流行的休閒活動。人內心的成長，常常在長時間的無聊中才有了質變。我小的時候，因為父母很開明，不只不打不罵，而且給我們很大的自由，我常常覺得沒事做，就躺在房屋後面的木頭地板上，看著屋簷的雨滴或天空的雲朵發呆。因為太無聊了，家裡有什麼閒書都拿來看，比方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廂記…等通行的才子書，不用說都一讀再讀，甚至什麼君子好逑傳、常遇春、薛平貴、靈肉之道、塔裡的女人…等亂七八糟的書、唐詩宋詞、以及魯迅、巴金、狄更斯、雨果、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的小說，我也常沈醉其中。我的中文自然就好了起來，不需閱讀運動，也不需老師的推薦。我許多朋友都是這樣在無聊中長大的。孩子不隨時被盯得緊緊的，反而得以自發的學到了許多東西。我長大後，也時常意識到這個道理。例如：我在學校教書做研究時，在常軌中過著忙碌的生活，但是一天過一天，卻難有突破性的進步；反而在無聊的時候，才學會困難的東西。近四十歲時，我的研究工作轉向，而有些較好的成果，便是在一個無聊的暑假中完成的。

這是第一種意義的無聊。這種無聊是好的，它使人心思沈澱，孕育新的可能。第二種無聊是目前孩子口中常說的「無聊」。這句口頭禪，反映的是孩子對生命的倦怠，以及對主流社會的反抗。人的時間被外來的要求佔滿，原來對世界的好奇心便萎縮了，等到偶有空閒，卻不知如何打發。本來每個心智自由的小孩，對於自己下一刻要做什麼，心中都有期待，成長環境的資源再怎麼貧乏，周遭總會有一些東西可以玩，即使沒有現成的遊戲或玩具，自己也可以去創造玩具本身，或創造任何形式的遊戲。但當他的時間不斷被大人塞滿「正經事」之後，他對下一刻的生命失去了期待。當他口中說出「無聊」之時，他表達的是對生命的倦怠，或是對大人價值觀的抗議，此時，成熟的大人應該要誠心地回應這個訊號。

第二種意義的「無聊」是個警燈，警示孩子的處境出了大問題，因為他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義」。接下來的發展有兩種：第一種是平庸化。他逐漸習慣在沒有存在意義的狀態下過日子，而扭曲了生命的價值觀。當他不再要求意義時，他人生的方向便轉移到純粹「維生」，或進一步追求較好的物質生活，最後，只剩下地位與財富對他還有意義。

另一種可能的發展則是反社會或陷入自閉。記得七、八年前（按：1994年）發生過一樁悲劇，兩位功課傑出、聰明穎悟的北一女學生，相偕在宜蘭自殺。我讀了朋友轉來的遺書，覺得非常難過。她們認真在思考人生的根本意義，但周遭的社會與她們沒有對話，生命一旦失去意義，那種無聊便只是一片黑暗，是一片永遠的黑暗。於是，兩位早慧的女孩毅然選擇了自殺，用「無知覺黑暗」代替「知覺黑暗」的痛苦。

問題的關鍵在於自由與創造。環境沒有給她們充分的自由去探索世界，學校也沒有擔負起責任，引導她們去理解並欣賞人類文明創造這條長河的瑰麗與壯闊，繼而激發起她們投身其間的熱情，融入文明創造的活動，去尋找生命存在的意義。

 

Q：您強調孩子需要擁有自由的時間，以及融入人的創造活動，請問如何將這兩件事結合起來？

有自由才有創造，一個禁錮的心靈不會瞭解創造為何物。給予孩子自由，然後給他們好的環境，讓他們看到人如何在艱困中開拓文明；看到文明創造過程中一步步沈重與迷亂的腳跡；看到除了轎車洋房之外，種種美麗的作品、曲折的思想、還有滲入地裡的血淚與汗水。自由的心靈會因而感動，因而聽到遠古的心跳與呼應遠方的召喚。創造的苞芽會因而甦醒，因而綻放成遍地的繁花。

可是我們對待孩子是用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限制孩子們的自由，因為我們自己有強烈的不安全感；扼殺孩子們創造的興趣，因為我們擔心孩子未來的出路。「孩子們應該乖巧，多做功課、考好試、找個好工作、結婚生子、然後老去，完成世代交替！」平庸一代代複製著平庸。

 

Q：根據您的說法，當一個孩子發揮他的創造力，就等於發揮他的自由？

自由是創造的前提，但也因為生命中不斷地進行創造活動，自由才因而深刻。沒有創造的自由，會變得空虛輕浮。是的，人發揮了他的創造力，便在發揮他的自由，但反過來說，他所擁有的自由也變得富麗多姿。

自由使人敏感，一個自由的心靈才能感知山的呼吸，聽到花開的聲音。創造工作需要敏感。

一個擁有自由與創造的人生，雖則風雨不斷，終究是幸福的人生。為了孩子的自由與創造，塑造他所需要的環境，便是在鋪陳孩子幸福的一生。

 

Q：請問一個孩子本來就是自由的？還是需要被照顧、訓練的？或者說這是一種階段性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該如何幫助一個孩子從不自由的狀態，進展到能夠發揮自由的狀態？

孩子出生不久便需要有身體的自由，才能感知世界，體驗世界，並發展身體的協調能力，發展語言與概念思考。大人要做的是提供成長必要的資源與安全，包含精神的溫暖，但不是限制他身體的自由，即使面對危險時所做的限制，也必須降到最低的程度。我的兒子詢兩、三歲時，同我走在田野，他貼近水溝邊去抓紡織娘，我雖擔心他掉下水溝，但總克制自己不出聲制止，這在一般大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甚至是不負責任的。我知道他會有掉下水溝的危險，但只要那危險不會致命或殘肢，那就好了。同一段時期我常帶詢爬山，經過坍方的小山路時，我心裡也是這樣想：只要山崖下一、二公尺有雜木林擋著，我便讓他自己走過去。剛開始我還要他抓著我伸向他的柺杖，後來發現沒遞給他柺杖，他反而走得更平穩自在。

有了「身體的自由」，孩子也希望有「選擇的自由」，選擇這個或那個的自由。「選擇的自由」會牽涉資源或文化等層面深入複雜的問題。例如：買玩具、染頭髮、教養、面子、公共場合的行為舉止、做不做功課、決定自己的興趣…等，這些都需要細緻的看待。身為父親，我所持的態度是讓子女明白父母的處境與看法，再同他討論。牽涉到教養和面子的事，我盡量讓他自己去面對後果，而不擋在他前面為他承擔，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已太社會化了，當我們必須為他的行為舉止承擔後果時，我們便要不斷地限制他。

最後是人「精神的自由」，這是每一個人終身修為的課題。但對於成就出色的創造工作，這第三層次的精神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

 

Q：現代兒童受到影像（如圖畫、電視、電影、電腦等等）的影響似乎比語言還大。您覺得在訓練一個孩子的創造力時，該如何運用這些媒體？是否有些媒體會激發兒童的創造力，有些則會扼殺兒童的想像力？

宮崎駿的「風之谷」、「龍貓」、「魔法公主」這類動畫幽祕詭譎，又暗地裡埋伏真實的人道主義與社會批判，對孩子的創造力有正面的影響。相對來說，迪士尼的動畫聲光色影都十分重口味，十分誇張，商業色彩甚濃，刺激娛樂的效果當然是有的，但對孩子創造力與想像力的影響，卻是負面大於正面。

人不只在繪畫、作曲、寫詩、編劇時才進行創造活動。外界的一切透過感官進入大腦之時，人也在進行創造，尤其在孩童階段。外在世界提供的是素材，人在認識世界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對這些素材加以重構，使這些素材有了意義。如果外來刺激太強烈，像誇張的聲光色影，它會霸佔我們的感官與思維，削弱了重構與創造的分量，使人失去主體性，淪為聲光色影的接受器。

至於作品創造，更是這樣。例如平日把重構後的素材貯放在大腦，到要繪畫時則需進行再創造，來呈現自己對世界的瞭解、自己的感受、感情與感悟。尤其小孩因無法精確的畫出具體圖像，常用抽象的方式表達，這樣反而脫離具體圖像的束縛，呈現他的原創力。

另一方面，大人給孩子欣賞的作品，包括繪本、詩歌、漫畫、電影等等，一般都犯了太寫實的毛病。抽象才能留給孩子較大的想像空間，太寫實的東西會把孩子的感官和思維塞滿。但抽象的處理並不容易，所以好的抽象作品很少見，許多試圖抽象的作品都流於「無厘頭」，甚至內容空洞。

孩子的內心世界是敏感又喜愛神秘多變的，三流的兒童文學作家看不到這點，所以提供許多「假可愛」或說教的作品，商業色彩太濃的漫畫家或動畫家更不管這些，他們只顧賺錢。如果真的為了孩子的內在發展，一定要先瞭解孩子，給孩子接觸的作品，必須好好的經營「抽象」與「豐富」這兩個要素。另一方面，音樂、詩歌、故事，給予孩子想像與重構意義的空間，會比視覺影像大得多。聽一個故事，人物與場景需要聽者自己在心中重構與想像，但看漫畫或電影，那些明確具體的影像已塞滿了你的心。

這也就是說，要創作好的影像作品，更要小心經營「抽象」這個質素。

 

Q：您在《童年與解放》一書中談到「思想解放」的問題，您認為在台灣應如何落實思想解放的教育模式？

這個問題牽涉太廣，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清楚的，所以我寫了兩本書。「自由」、「打開經驗世界」，都是思想解放的基礎。台灣教育對這兩件事都沒好好的做，反而不斷在限制孩子的自由，在窄化孩子的經驗世界。

思想解放是人發自內心的一種價值重構。只有經過長年的探索思辨，到了某個時候，發現社會既定的主流價值，與自己的生活、觀察、體驗、思辨不一致，於是想跳脫那些束縛，才透過大大小小的解構重構，找尋自己作為人的意義與價值。

這個過程的先決條件是「自由」，而且在探索思辨時，必須有廣大的經驗世界作為基礎。與這世界深度連結，與人類文明相互融入，把別人在不同時空下的經驗，批判地融入自己的主體經驗，人才不致閉門造車，才能重構出一套進步的價值。人類的文明不只是一代代傳承，而且要一代代創新。創新的不只是物質生活，同樣重要的是精神生活，是價值觀、世界觀。每一個人的思想解放，在這裡扮演了關鍵性的作用。

除了「自由」、「打開經驗世界」之外，思想解放過程中必須藉助「抽象能力」去掌握世界的「普遍性」。所以「發展抽象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內在能力，但人的抽象能力，不是先天就發展得好好的，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特徵，便在於「抽象」。抽象能力是需要一步步慢慢發展，慢慢成長的。學校教育要進行思辨、討論，帶引學生進入抽象世界，擷取並發展抽象能力，這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功能。

所以，在《學校在窗外》一書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在強調「打開經驗世界」與「發展抽象能力」，我覺得學校教育該做而且只做這兩件事，其他便是與孩子做朋友，平等對待，而非管教與限制。 

 

Q：您提到有關「普遍性」的問題，我們雖然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但是大家卻不知道普遍性的來源。請問普遍性的原則究竟在哪裡？

如果一個人對世界的瞭解完全陷於個人的特殊經驗，而不去找尋世界的普遍性，那麼他就很難累積知識，他的經驗世界會變得瑣碎。一個人，如果有好的抽象能力，他會善用抽象能力去找尋普遍性，這樣經驗才有了意義。例如：當他看到很多人為了要運動，每天去健身房使用跑步機，如果他常在思索能源與生態的問題，他看到的是：使用跑步機是「雙重消耗能源」。因為人吃了食物，沒有轉化成可使用的能量，這是第一重消耗；進一步使用跑步機轉動機器，甚至在健身房中開冷氣，讓人在跑步機上跑步不致太燠熱，這是第二重能源消耗。別人看到的是許多人在跑步機上跑步運動，他看到的則是深一層的「普遍性」—「雙重能源消耗」。當更多的人都能進行這類思考，看到世間事物的普遍性，世界才會因反思而變得比較美好。當然，「普遍性」也會流於教條，壓迫「特殊性」的存在，兩者是辯證的，必須細緻地處理，才能免於劫難。

 

Q：有關「抽象能力」，法國的教育是用哲學來培育一個人的抽象能力，但事實上，科學或數學也能夠發揮一個人的抽象能力。您認為台灣的科學教育是否有助於發揮一個人的抽象能力？

台灣的科學教育主要是為了訓練技術人才，而且基本上，台灣並沒有所謂的哲學教育。數學本來有提供訓練抽象能力的課程，但是數學是一種自外於人文社會的封閉系統。所以，雖然數學有訓練抽象能力的課程，但是若沒有融入整個人文社會，有時會流於封閉，對思想解放的益處也變得非常有限。

但是，數學所提供的抽象訓練最為細緻、最為深入，因為數學是抽象難度最高的學科。因此，一般說來數學家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他們思路比較清晰，而且他們考慮問題是回到根本層面去思考。數學(及數學基礎)探討的是自然最深層的規律和法則，一個優秀的數學家經常會從根本去探討問題，不易被世俗的權威所支配。反越戰時期，在美國有很多反戰的數學家都挺身而出。不過，就如我前面所言，數學家若沒有與人文社會連結，他們的思想容易流於偏頗。

 

Q：現代的父母為了讓孩子「別輸在起跑點上」，所以紛紛提早讓兒女出外學習許多藝能。請問孩子的適學年齡究竟是幾歲呢？

我難以說出一個普遍的適學年齡，因為這要根據每一個家庭的狀況。比方說，一個勞工家庭所能提供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註1）較弱，因此父母無法讓孩子有多元學習的機會，但是，他們又擔心孩子會重複停留於父母的階級地位。

許多人口頭上說現代的社會沒有所謂的階級，宣稱即使當一個拾垃圾的工人也是非常尊貴的，但是反過來問，如果他們的孩子將來去從事類似的工作，他們真的會無所謂嗎？我們雖然都反對社會有階級，但是它的確存在，而且不同的階級會有不同的待遇，例如：有些人一天要工作十八個鐘頭才能混一口飯吃；有些人一天只要工作幾個鐘頭，就有相當優渥的待遇。我們須感激並尊重那些在社會底層辛勤工作的人，而且要協力爭取提高他們的待遇與福利，但社會階級明顯地存在，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視而不見。許多文化資本較弱的父母提早把孩子送出去學習，無非是希望孩子將來的階級地位能夠提升，不至於跌入社會階級的底層。

所以，當家長詢問我孩子是否該提早學習一些才藝時，我會先瞭解對方的家庭狀況，以及孩子的情形，才能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否則會產生誤導。不過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孩子都需要足夠的文化刺激。一個勞工家庭的孩子通常缺乏足夠的文化刺激，他唯一的文化刺激都是從電視來的，因此他的起跑點就輸給了中產階級的孩子，所以，不應該反對讓他有機會出去學習一些東西。相對地，一個孩子如果已經擁有豐富的文化刺激，那就該多給他一點空閒的、自由的時間。

總之，這個問題牽涉到父母對孩子的期望，以及家庭的文化資本，所以沒有一個定論。有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擁有足夠的文化資本，但是父母仍然提早讓孩子學習許多藝能，這是父母觀念出了問題。對於勞工、農夫、攤販等等，我不會一味的鼓勵他們別讓孩子學習太多東西，好讓孩子擁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因為這種鼓勵也許會讓他們孩子的將來更沒有機會和希望。

但是，父母提早讓孩子學習許多學科和才藝，孩子將來是否一定會成功？是否能在這個階級社會中往上爬？那就不一定了，這需要看個人與環境。不過最重要的還是別把孩子的時間佔滿，這樣對孩子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父母需要給孩子一些自由的、屬於自己的時間。

 

Q：要落實您以上所談論的這些理念，學校以外的民間團體可以有哪些貢獻呢？

推動一些可以討論問題，進行反思的場域，像《人籟》不就在做這類工作？教育改革、社會改革、改善公共媒體品質、普及並提升社區圖書館、發展讀書會……等都很重要，民間應監督並協力影響公共決策，包括用公民投票去改變目前凡事皆由上而下的決策，不要老是被政治人物操控一切。這些年來，民間在各地努力去推展的社區大學，本來用意也是為了讓人民有機會去進行反思。你若到一些社區大學去看看，也許會注意到有些人不只去那裡學一些新的東西，更重要的是，他們開始在思考原有價值觀的問題。

現代的人出生以後，就進入一個軌道，這個軌道裡只有兩樣東西；一樣是工作，一樣是家庭，所以現代人的思想變得很單調，缺乏多面向的思考。社區大學的價值就是讓人脫離工作與家庭的箝制，進入一個新的「場域」（field）（註2），在這裡他會認識一些新的朋友。不像以往只接觸親戚、同事等等。這些新的朋友與工作、家庭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能自由的發展出另一種情誼，並且共同學習、探索。雖然社區大學並非有計畫地去規範學生的發展方向，但它能夠提供一個環境，讓他們可以有多線角度的思考。

 

Q：在教育的事上，我們是否該討論兒童究竟有沒有「惡性」？還是最好別去討論，認為他們的本性會慢慢被塑造？

我比較傾向後者。孩子的可塑性很大，新的環境與新的教育方式，可以轉變一個孩子的原有性情。事實上，問題不在於孩子會不會轉變，而在於大人懂不懂得孩子？知不知道用什麼方式教育孩子？肯不肯細心又用力地去塑造一個讓孩子成長的好環境？

每個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其實都有兩面：「善性」與「惡性」。大人要先面對自己的「惡性」，才來談怎麼看小孩的惡性，唯有如此，才會瞭解所謂「惡性」的意義。大人常常自我催眠，以為自己是那個道德已昇華的好人，這其實與事實不符。人的欲望與社會規範經常衝突，不能假裝看不見這個衝突，或自動擦拭自己邪惡的念頭。人只有先面對自己，才能好好地幫助別人，了解孩子。有些做心理輔導的人，心中常有一把尺，這把尺是社會與道德制訂出來的尺，他們以此去輔導別人，而忘了真實存在的自己，塑造出一個假的、善的自己。這樣的輔導有什麼好處呢？

去處理或輔導孩子的行為與人格時，我擔心的是我們常不自覺的把孩子當作「他者」來看待。 

大約四十年前的農業社會，孩子們擁有充裕的時間玩耍。但是，現在的孩子卻需要花相當多的時間，去研習許多學科與才藝。我們不禁想問：身為四十年後的兒童，究竟是幸福的？還是一件不幸的事？

如同我們一開始所討論的，「幸福」如同「無聊」一樣，也有著不同的意義。我們大人不妨也可以問問自己：如果回到童年，你最希望擁有一個什麼樣的童年？仔細想過這個問題，我們會更知道怎麼帶引孩子長大。

回到我們的主題，對於「無聊」這件事，我們必須要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思考：我們的社會文化和教育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給孩子們的是什麼樣的環境？如果我們的孩子越來越不喜歡上學，不喜歡大人為他們安排的活動，或是更根本的對生命感到倦怠、對社會產生抗拒，是誰出了錯呢？是孩子嗎？還是我們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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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1）文化資本：為法國社會學家Bourdieu所提出的概念，即兒童由其學校或家庭的階級領域中所繼承的文化能力，例如菁英階級會刻意培養子女擁有某種品味，以鞏固他們的優勢地位。

（註2）「場域理論」把社會分成各種「子場域」，它們各自以各種「資本型態」活動於結構性、制度性的社會「大場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