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史英所談的思考方法 ─ 兼談「什麼是辯證法？」

最近（按：作者寫此文時值 1998 年）與史英討論社區大學的事，史英說他要寫一本給勞工讀的微積分書，像 Lancelot Hogbens 在十九世紀末為工人補校編寫的〈大眾數學〉（Mathematics for Millions）。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正在構思。

一九八一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個夏天，幾位要好的朋友紀萬生、陳菊、王拓都被抓走了。世事無情，每想起他們，總覺落寞。夏天我僻居天祥山上，那時天祥還未開發成今天這樣人來人往的觀光區，天主堂旁邊除幾間木屋外，便是一大片草地，泉石清澈，花木扶疏，蟲鳥徜徉其間。草地盡頭是短崖，崖旁有一棵大青崗樹。我每天在樹底下想「霍甫猜想」（Hopf conjecture）。當時霍甫猜想還沒有被反駁，Henry Wente 提出他推翻霍甫猜想的著名論文，是一九八四年以後的事。

幾百年來人們吹肥皂泡都只看到球狀的泡泡飄浮在空中，肥皂膜的局部特徵是：「膜的每一點 所受的內外壓力差為常數」。這個局部特徵在幾何學上便相當於：「均曲率為定常」。五○年代，霍甫（Heinz Hopf）猜想:「任何均曲率為定常的封閉曲面，必然是我們常看到的正球面。」這猜想到 八○年 代被 Wente 推翻。Wente找出了一大堆像甜甜圈（donut）樣的所謂環面（torus），它們的均曲率皆為定常。換句話說，Wente 證明了肥皂泡不一定是正球面，也可以是環面，只是這種環面相當詭異，它會自己交穿自己（self-intersecting）。Wente 這項反駁的工作震驚了幾何學界，在八○年代,是幾何學方面最為人津津樂道的盛事。

在 Wente 的反駁提出之前，三十年間許多幾何學家都曾試圖證明過「霍甫猜想」，我自不例外，僻居天祥山上的那個夏天，日夜在埋頭苦思。到一九八三年，我自覺有些線索，夏天又赴天祥，史英也有興趣，上山來找我，我們一起在青崗樹下工作了十幾天。

他初抵山上，天色已黑。樹下燈光昏黃，旅途的疲憊還佈滿他的臉。他神情黯然的說:「你知道發生了大事，阿奎諾（Benigno S. Aquino, Jr.）回菲律賓，在機場被馬可仕的軍隊當眾殺害」。我們相對無語，沉默良久。最後他談到自己真正的志趣，說他最想做的事，是去辦個工人補校。

十餘年過去，世事迭變，往日景況已難想像。舊事重提，試圖在追索的是史英寫這本書的早年背景。一九八七年，他與一些朋友籌設人本教育基金會，進行台灣第一波撼動體制的教育改革。十年間，他從實踐中逐漸明白教育改革本身的糾葛複雜，也努力在摸索教育改革的出路。閱讀他這本書，可以看到他用不同的形式在指出：教育改革最終的困難，在於人的思想解放。一方面，從外在制度來說，思想牽涉到政治、社會、經濟各層面的權力運作，尤其是促使權力運作發生變革的動力。後者正是二十世紀社會學激進理論的核心課題。一九九四年「四一○教育改造運動」就是指向這種外在權力運作的變革，由民間所發動的第一波攻勢。另一方面，就內在的意涵而言，思想解放則切入哲學的認識論、科學的思考方法、心理學的認知發展理論以及人存在的終極價值，這類根本而細緻的問題。

史英顯然覺察到教育改革無法自外於其他領域，獨立在教育領域內完成。從早期他志在工人補校，關心政事，到一九九○年三月學運帶領森林小學學生赴現場觀察抗議行動；又從他導引人本教育基金會多次投入社會改革運動，一九九七年並掀起五○四社改浪潮，到最近籌辦社區大學，在在顯示史英所認識的教育改革，並非侷限於教育一隅。但寫《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這本書的時候，他所關心的則是思想解放的內在面向。也因此在書中，史英努力要談思考方法。他把思考界定為自我對話的過程，於是從思考方法抽離出三個基本要素：即聯想力、辯證法、猜想與反駁，並認為思考便是這三種要素的綜合（見《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一書第六章之五）。

聯想力是「想像與直覺」的一環，想像與直覺卻是創造性思考的泉源。即使是天馬行空，不設邊界的幻想，也常成為理性思考的靈感。因為幻想予人以自由，而自由與創造則臍帶相連。事實上，在任何專業領域，在任何行業或工作中，想像與直覺都是思考的基礎。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特有的直覺。這種行業特有的直覺，使人具有好的敏感度或洞察力去思考那一行的問題。直覺強弱，經常決定了人思考問題的品質。就想像與直覺來說，台灣目前天天在進行的學校教育，恰好是反教育。史英在談思考方法時，不提想像與直覺，只匆匆帶過聯想力，似因思考方法既為「方法」，必有跡可尋。書中雖然少談聯想力，但他尤其強調「聯想力」最接近人的自然能力，應率先受到重視。至於「辯證法」，他則花費相當篇幅，詳細舉例闡釋了它的意涵。

事實上，辯證法是西方思想的重要資產。漢文明初期亦有素樸的辯證法，但由於主張折衷的「中庸之道」藉罷黜百家之便，隨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辯證法的發展因此停滯，無法從素樸辯證法演進為現代的動態辯證法。從個體發展史來說，人在早年也都熟悉素樸的辯證法。史英在書中舉小孩獨自玩耍，自言自語的實例：

          我們把這輛車子開過河？不行，橋還沒造好呢！但我這輛車子是防水的...（第六章之一）

便是絕好的佐證。只是素樸辯證法，這種通由自我對話而進行的思考，在學校教育強調單向學習的過程中，不久便被壓抑下去。相較於集體的文明發展史來說，這點十分類似於春秋入秦漢之後的現象。

史英強調辯證法應作為思考方法的基本要素，可以說別具匠心。書中紀錄了他本身與友堂的一段有趣對話。我讀這段對話之時，心裡想著只有才思敏捷如史英，才可能即興作出那樣精彩的應答。

第三個要素「猜想與反駁」，事實上亦蘊涵於辯證法之中，可以看成辯證法的一部分。史英刻意將它分割出來，似乎要突顯思考者的主體性。就如科學哲學家 Karl Popper 所指出的：靜態而所謂客觀的觀察，不會發生新知識，只有通過科學研究者本身以事實材料為基礎，所作的主觀創造（例如不斷的猜想與反駁）才會孕育出重要的科學成就。史英把「猜想與反駁」這一辯證過程作為思考方法，引入教育領域，正是要強調學習者的主觀創造，並與晚近的建構主義聯繫起來。

以霍甫猜想為例，當年我們在天祥山上埋頭苦思的是想證明霍甫猜想本身，正如多數幾何學家 一樣，我們站在霍甫這邊，想要證明天下所有封閉的肥皂泡面都是正球面。我們押錯了賭注。Wente 則站到另一邊，成功的創造出一些不易想像的特殊環面，反駁了霍甫猜想。但問題並沒有因此結束，反而開啟了幾何學研究新的一頁。一九八四年以來，各色各樣不同拓樸的肥皂泡面被發現了，甚至被進一步分類。輔以電腦圖像解析的進步技巧，今天我們在銀幕上可以目不暇給的看到形形色色、詭譎多變的肥皂泡面，這些無一不是人類智慧的主觀創造。研究肥皂泡面不只是為了數學家好玩，它與生物膜、液晶都有相通的性質。事實上它是長久以來人類束手無策、無法掌握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便是一般非線性橢圓偏微分方程解的種種樣態。對於非線性問題，人類的知識迄今還處於早期萌芽的階段。

另一方面，在 Wente 反駁成功之後, 我重新檢視當時押錯邊的許多幾何學家到底錯在那裡？我們的直觀所憑依的是什麼？事實上，當時會跟隨霍甫，也猜想肥皂膜應該是球狀，原因是我們直覺肥皂泡應該只凸不凹。因為假設它果然是凸的，”那麼借助簡單的論證，便可證明它是正球面。可是後來 Wente 的反例告訴了我們這項直覺是錯的。經過一段時期的摸索，我逐漸明白，正確的直覺不是「只凸不凹」而是「不能在小區域凹」。一個新的猜想出現了:「要凹便要凹一大片！」

一九九四年底，我在病發前後證明了這個猜想，並把凹區域的範圍加以定量，【1】這就釐清了 霍甫猜想所使用的直覺，同時也解決了毛細曲面的凸性問題。可是另一個新的問題產生了：這個「要凹便要凹一大片」的性質是不是許多橢圓偏微分方程解的共相？就這樣另一扇新的門又打開了，新的問題出現，新的研究也亟待開發。正反迭變，門一扇扇打開；在辯證法的催化中，知識一寸寸發展，彷彿自己有了生命。這便是辯證法的動態過程，也是近代西方辯證法的精髓。朝右看去，它不同於中庸之道，以靜態的折衷兩極去看待問題；往左，它又迥異於教條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把知識文化當作經濟的必然。

解說霍甫猜想半世紀來的發展，可以看出辯證法在自然科學研究上的所扮演的角色。在社會科學方面，自黑格爾、馬克思、佛洛伊德以降，辯證法更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從早先青崗樹下，史英透露對世事的憂心，到去年推動五○四社會改革運動，今年出版這本書談思想方法、籌設社區大學，這一長串的事情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似乎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到底思想解放與社會變革的力量在哪裡？這問題縈繞著無數個世代，難以數計的社會良心。就這個問題，辯證法又告訴我們探討與分析的脈絡。

近代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出：民主社會的重要政策（含社會資源的分配政策，如社會福利與財稅）事實上是由政治立場或經濟所得恰居中位（median voter）的公民在決定（Anthony Downs, 1957）。這個結論源自「直接民主」採多數決的投票結果。至若「代議民主」，一般說來其社會決策遠比直接民主偏右；又由於中位者的政治立場在中產階級已興起的國家中，皆傾向保守，所以民主社會的重要決策自然傾向保守。這是辯證法的正題。依據這個正題，國家一旦採取民主制度。而且中產階級亦已興起，則社會變革無復可能。

但觀察美國六○年代至七○年代中期，十餘年間美國社會卻發生重大變革，國家對內甚至部份對外政策，皆由保守急速轉向開明，連一般人的價值觀也相應變動。比起六○年代中期我初到美國，七○年代的美國社會，不論是社會福利或是法定權益，就弱勢族群與少數民族的立場來說，皆已大幅提高，而社會對個人生活的控制亦相對減弱。這反例說明了社會變革的力量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依然存在。較細緻的探討顯示選民並非固守某一立場，例如：同一選民在宗教與文化方面傾向保守，但在戰爭議題上卻愛好和平厭惡戰爭。六○年代歐美社會的變革，便是由積極份子去將每一位人民在反戰議題上的進步成份收集起來，形成強大的民意，變成一股進步的力量，由此帶動其他議題的發展，深化人民在其他議題（諸如人權、弱勢者權利以及生態公害）上的認識與覺醒。

就辯證法來說，選民的政治立場不能以單一指標來定量。這是反題。從這一反題出發，我們看出：尋求適切的進步議題，亦即把人的偏好從單一指標中釋放出來，改用多議題的多元立場來表達，選擇其中進步成份總和過半的的議題（如前述的反戰），作為主要訴求；同時營造環境，促發人的自我認識（通過對其他進步議題的深入討論，促發思想解放）。這樣的新路線可能是社會再進步的關鍵。於是政治經濟學與社會學又可以結合起來，深化其理論，而社會學所謂激進民主的理論所企圖尋求的社會變革力量，也再度復活。以此深入分析台灣政治現實與社會變革，我們可看到新的思考面向。事實上，當前民間所倡導的社區大學模式，正依循上述的新路線，在尋求台灣社會的更生力量。對這牽連稍遠的問題，我將另文討論。

台灣經濟繁榮，以國民所得而論，已進逼西方國家水準，思想層次卻還處於法國啟蒙運動之前。啟蒙時期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迄未在漢人社會中深入辯證討論。台灣大眾更未接受現代重要思潮的洗禮；進各級學校受教育，只停留在學習語文數學及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學習謀生的工具與專業。史英在本書中著力討論思想方法，首度將辯證法引入教育改革的領域，以為思考方法的利器，這個創見對於台灣社會將有深遠的影響。

討論思考方法是史英這本書的重頭戲，「與知識戀愛」則為他對知識價值的觀點，後者卻是他討論思考方法的經驗基礎。在談到自由學習的時候，史英反對任由孩子自訂學習進度，他說：

      關鍵在於「愛」。如果我們真的愛這個小孩，真的關心他，難道不會設法「宣傳」我們想教給他的知識，以及那知識的價值與意義嗎？除非我們自己首先就預設知識了無意義。（第三章附一）

他提到「愛智的生活」說：

愛智的生活，不僅僅為了教育，也為了更有意思的活著。人活著除了掙得溫飽，追求理想，難道不想「知道個究竟」嗎？（四章之二）

弗洛姆 （Erich Fromm）評介夏山學校時，對知識的價值也抱持類似的觀點。他肯定夏山創校人尼爾（A. S. Niel）著重兒童自主人格的激進教育路線，卻質疑夏山輕忽知識的態度。事實上，每一個人對知識價值的論斷，取決於他自身長久接觸知識的經驗。那年從天祥北回，史英與我繞經中橫蜿蜒的山路,途中我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山壁忽而在右，忽而在左？」於是我們開始思索種種由右變左的臨界情況（例如：經過鞍點），並加以分類。最後我們自嘲：「又犯老毛病了，大概只有學數學的才會這樣無聊！一天到晚在想些沒用的東西。」笑聲甫落，各自還是在心底繼續盤算如何把解答弄得更簡潔。

思考是一種習慣。這整本書記錄的正是一個習慣思考的人，投身教育改革實踐，日積月累一步步留下來的腳跡。史英在書末提出一項大膽的企圖，嘗試不依附社會制度的變革，而獨立在思想解放的路程上解決「心智階級矛盾」。這項企圖對我來說，顯然過份樂觀。事實上，在教育改革與社會改革的許多論題上，我們兩人始終存在若干歧見，但閱讀這本書，對我而言是非常愉快的事。史英獨特的文風，峰迴路轉的論證，發人深省的觀點，一路吸引著我手不釋卷的讀完他的書稿。閱讀之時，我腦海不斷浮現十七年前天祥山上的情景，我想他要把書上所談的思考方法拿去弄工人補校，拿去辦社區大學，也拿去寫他的微積分書。早年他對世事的關注，支撐他十幾年來日夜不懈的為教育改革奔走，也促成他今日寫下森林小徑這本書。從書中我們可以較有系統的看到，史英在實踐中冷靜思考的脈絡。

對於多數的讀者，我建議打開書時先看第五章「關於練習」。你立刻會讀得入迷，會從中獲益，而且馬上會有話要說。這時你就敲了他的門，門縫裡將傳來那好辯之徒「嘿嘿！」的得意笑聲。                                                                         

【註】

【1】這研究與林俊吉的另一結果合併刊登在 Archive of Rational Machanics and Analysis, 1998。

 

(本文寫於 1998 年，原為《從森林小徑到椰林大道》序言，後並收錄於《成人的夏山：社區大學文獻選輯》(2004)一書。)

社區大學為什麼要發大學文憑？

最近（按：本文寫於 1998 年）地方政府積極支持民間學者所提普設社區大學，以進行社會重建，發展新文化的理想。經過半年的努力，第一所社區大學已在台北市文山區設立，其後同類的社區大學將在各地如雨後春筍，逐一湧現。文山社區大學招生消息發佈不及半月，報名市民已逾千人，可見民眾需求甚殷。「學術課程」橫跨人文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三大領域，著重知識分析。另有「社團課程」引導學員參與公共事務，培養共同經營現代社會的能力與水準。此外尚有「生活藝能課程」，協助市民充實自身生活內容。社區大學課程內容紮實而生動，師資陣容尤為堅強，多數大學教授與文化界人士自動而熱心來奉獻心力，令人感動。一千萬的投資，辦一所高水準的平民大學，這便是「台灣奇蹟」，奇蹟的根源是潛藏於台灣社會內部，一向被忽略但充滿生命力的民間自主力量。大學是公民接觸現代知識、學習經營現代社會的場所，不是少數菁英階級的特權。未來的社會日趨複雜，且變動劇烈，我們需要成熟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現代公民，合力經營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新社會。普設社區大學，正是因應這種需要。市民既努力完成社區大學的修課要求，市政府理應為社區大學核發畢業證書（作為預備文憑），待學位授予法通過修法後，即正式授予學位。社區大學為四年制。核發之畢業證書，日後相當於學士學位。修滿兩年課程，經學員申請可發二年結業證書，日後相當於（一般社區學院之）副學士學位。另外社區大學亦發學分或學程修業證明，以便於在職進修之需。社區大學設四年制而核發畢業證書，預備授予學位，其意義是多重的：

一、實現人民完成大學學業，接受較完整現代教育的願望：台灣的大學供不應求，相對於各國，十八歲青年進四年制大學的機會，加拿大60%，美國54%，日本30%，南韓43%，台灣目前還停留於18%。上大學是人民的權利，社區大學將以最低的投資，提供公民學習新知，發展能力，並充實生活﹐同時也彌補人民上四年制大學機會之不足。二、協助紓解升學壓力，間接打破文憑主義：社區大學既然門戶開放，入學無年齡及其他資格限制，成人之後仍隨時可以進社區大學完成大學學位，便毋須於中學期間執意要升高中上大學。這樣多少可以紓解部份升學壓力，也有助於打破文憑主義。

三、均衡兩性同時成長：目前各文化中心或民間研習機構提供成長課程，參與者通常以婦女居多。但學習新知，不斷求取進步與成長，需要兩性共同參與，從私領域到公共領域的問題，才能逐步改善。有人說：女性固然要成長﹐男性更須要成長。沒有學位作為誘因，很難吸引男性投入。辦社區大學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四、普遍提升全民素質：如果沒有學位作為誘因，很難吸引各階層、各年齡層、各不同背景的公民，投入社區大學所提供的課程。尤其學術課程與社團課程，在在需要學員投入相當心力，才能發揮效果。沒有學位作為誘因，社區大學將窄化於休閒與技職課程，無法提升層次。反過來，有學位作為誘因吸收民眾投入，社區大學的三類課程：學術課程、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才能同時發展，相互穿引，達到提升全民素質，發展新價值觀，新文化的效果。

五、給予專科畢業生進修機會：因為社區大學為四年制，而且課程著重通識精神，正好彌補技職教育太早專門化的缺點，對於國內為數眾多的專科畢業生，社區大學適時提供進一步取得學士學位的機會。六、提供各界在職進修的課程：國內中小學教師或企業管理階層幹部，多數已大學畢業。由於社區大學設為四年制，課程層次可以提高，以協助大學已畢業之人士，作在職進修。

七、改進社會技術主義與工具主義傾向：台灣數十年來的大學教育本質是專門教育，訓練領域過份窄化於單一科目，造成今日社會領導精英，目光短淺，只重技術不重精神的流弊。社區大學強調通識課程，著重各門課程之精神，兼具人文主義（這點相較於美國社區學院之功能恰好相反），為求深入，須設四年制，吸引大學已畢業之人士回社區大學修課，取得通識課程之學分。社區大學的課程著重根本思考、問題分析與內在反省。其內容更具有公共性及生活性，發展公共領域與改造人的私領域，而切入的方式則強調人的主體性，強調由問題出發，藉由共讀書籍與資料、參與實際公共事務與密集討論互動，去提升個人認識世界的層次，從而發展未來的新文化。

最後我們談談幾個一般人可能會提出的質疑：

一、核發四年制文憑，與教育部規劃之「社區學院為二年制」不一致，是否會形成地方與中央對抗？核發四年制社區大學畢業證書，是表示縣市政府承認證書持有者已完成社區大學修課要求。至於授予學位須待中央立法通過。台北市政府可以考慮在明年台北市立大學成立之後，學位由台北市立大學授予，但註明修課之各社區大學所在地，以避免統一標準並維持各社區大學之多樣性。

二、入學之學歷資格不限，若國中畢業生逕入社區大學，跳過高中階段，是否會降低社區大學素質？社區大學內設有學術課程之先修班，協助文字符號之能力略為偏低之民眾。（但社團活動課程與生活藝能課程，則無此必要，國小學歷者可能在社團活動與生活藝能方面表現遠優於較高學歷者）對於學歷偏低之學員，社區大學將於其在學期間內作高中學力鑑定。

三、既然我們辦社區大學，強調的是：提供學員們一個好的互動學習的環境，讓他們得到一些好的東西，而不在強調名位強調學歷，那麼社區大學為什麼又要發文憑？這不是幫文憑主義推波助瀾？關於文憑主義，我在〈台灣教育的重建〉一書中，已有詳盡的分析。在這裡我只說幾句話。如果我們真正在反對文憑主義，那麼我們應該努力去反對文憑制度，起碼要去反對官方依文憑用人，依學歷敘薪的制度。只要文憑制度依然存在，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反對「別人」取得文憑。當人人都有機會去拿到文憑時，文憑主義自然消失。一天到晚擔心文憑會因而貶值的人，正是道道地地的文憑主義者，同時也經常是文憑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本文寫於 1998 年 8 月）

 

北 窗 (1998)

誰來到夢中 輕扣小屋的北窗
藤蔓爬滿你的窗台 煙藍的紅隼張開大翼
緩緩掠過初秋的天空 投牠的身影
於金黃的原野 你定定凝望
遠方的橡林 想她靜靜躺在臂彎
浪潮捲走終年的記憶
只留存那瞬間 她的笑靨

夜霧裡垃圾車一路開到坡頂 嘩啦啦倒掉
整車人的靈魂 你無法不想念
漂木的碼頭浮盪於潮水
在夕陽驀然墜落的剎那消失於山的暗影

那是戲與淚水、歌與叫賣的年代
舞台的衣袖辨不清面目真假
憂傷漂流於街巷
石橋的橋頭坐著戴紅帽的幽靈
溝水靜靜的淌著 靜靜的
猶如她躺在你心神悸動的臂彎

如果不是夢那麼便是現實
夢到底比現實容易捕捉 記憶始終是
片斷 你猛力搖頭搖落滿天星斗
想不起發生過什麼
春夜你看過火光紅紅閃在天際
冬日你聽過海嘯隆隆捲走一切
叮叮噹噹單車孤伶伶的騎過田野
她步履輕盈 提著滿籃子的秋天
沒入乾枯的橡林 鏡裡有佈滿血絲的雙眼
佈滿皺紋的疲憊

大雄星座安睡在雲層的上方
你從未見過
北極星竟高高懸掛於天頂
那是寒凍的永夜抑或真實的夢境？
吞掉碼頭 終究是山長長的暗影
在夕陽驀然墜落的剎那
凝望落日的人紛紛起身散去
戲終幕謝 暗夜靜寂
你走過碼頭 穿過戲台空蕩蕩的座席
在橡林裡 尋找失落的蹄音

(一九九八年夏寫於加州)

鄉 愁 (1997)

郊山路斷 於竹林驟雨滂沱
石階上的青苔 猶然新綠
田園如詩 阡陌綿延的
盡頭 是美麗的鄉愁

妳的眼底濡濕沾著
昨夜的夢 霧悄悄落入林間
縱然斑鳩黃昏的啼鳴
不帶一絲震顫 竹林裡的幽秘
似命運般詭譎 正盤桓著
春日的猶疑與飄過山谷的嘆息

夜裡我踉蹌走入田埂
尋找舊日迷亂的腳印
妳細細絞乾滴水的髮絲
殘留唇印的枕巾
在晒衣竿上散發陽光的芳香

溝水潺潺流著月影
椰樹彫繪星夜的天空
妳的手輕撫半個世紀的荒蕪
在我瘦削枯黑的臉頰

我停步水邊撕碎亙久的記憶
切割出一季時間
圍成孤島沈睡千年於夜色蒼茫

(一九九七年夏，寫於巴里島田埂)

 

《台灣教育的重建》1997增訂版序－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兩年匆匆過去。風起雲湧的民間教改運動起而復落，眾所囑目的行政院教改會（註一）繼而成立，交了報告，也已煙消雲散。教改的焦點再度轉回教育部，部長吳京一人頻頻出現在媒體的鎂光燈下。種種改革措施被描繪成美麗的願景，但教改的路却更形漫長。

這些日子，我對教改極端失望。等待了幾十年的機構，眼看便要流逝。台灣粗廉而一條鞭式的教育，積弊半個世紀已由根腐爛。到這幾年，要大力改革的呼聲，終在民間匯成風潮，並由下而上的形成全國共識。這是著手全面改造千載難逢的時機。可惜主導教改的知識菁英，無法從大社會的角度去分析台灣教育的病源，以謀求解決的方法，反而天真的試圖避開社會重建，避開政治。自我設限的結果，是蹉跎良機，辜負民間深切的期待。

民間教改的力量可能再聚集嗎？我不知道。台灣社會最大的隱憂是無法形成持續的民間力量。這是長年中央集權與政治控制的結果。四十多年的戒嚴解除了，但台灣並沒有出現過一段時期的社會重建，讓社會復原；更沒有開放過公共領域，讓人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去建立新社會的價值觀；從解嚴，經國家認同的紛擾，便跳過社會重建，直接進入今天政黨彼此分配權力的階段。民眾始終是觀眾。國家新秩序的重建，沒有民眾參與，便發展不出民間力量。沒有民間力量的所謂民意，是虛假的民意，可以隨時被操弄或製造。沒有民間力量的國家運作，必然失去有效的監督。近年來資本主義在台灣急速膨脹，沒有民間力量的監督，二、三十年內台灣將發展成全世界最惡質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對教改的悲觀，只是對政治悲觀的一面。兩年半前，我曾寄望以教育重建去推動部份的社會重建，釋放出台灣社會的生命力。例如藉由中小學社區化，成立資源豐沛的社區中心、社區大學與社區圖書館、體育場等社區公共空間，來促進社區參與，型形成社區意識，作為未來建立民間社會的基礎。於今看來，掌握教改方向的菁英，並沒有認識到台灣社會的大脈動。連順應民間需求，廣設高中大學這樣低調的訴求，都被凍結不顧。

什麼是國家的教育改革？國家教育改革不是個人講道、宣揚觀念重整或心靈革命，而是透過國家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此即政治），使人在教育領域內擁有更充分的機會，因參與、批判、回饋與反思，而打開知識視野、釋放個人心智，增進人民才能，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生命力。教育社會學家 Rolland Paulston（註二）指出，所謂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是國家教育政策的根本變革，這變革必然伴隨著：(1)國家教育資源的大幅度增加或再分配，(2)各級教育人數在總人口的百分比有顯著改變，(3)各階級、族群與性別進入各級降教育的百分比做大幅度的變動，或(4)課程目的與內容有重大的變革。

這類較高層次的議題是國家教育改革起碼該碰該做的事。可是教改會的總報告與吳京部長的教改措施都怕牽動國家資源與權力而避口不談。事實上現階段的台灣教育，還不能只限於上述改革。教育領域內的權力亦須下放到學校與社區。這點是基於台灣的特殊背景而不容忽視的改革。近半世紀的戒嚴，使人失去自主，由上而下的管制，必須徹底打破，以「自主-監督」取代「防弊-管制」，來發展新世紀的教育。同時台灣長期被漠視甚而被打壓被遺忘的社會正義，亦應列為教育改革的重心。近月四一O 教改聯盟的新書《民間教改的藍圖》(時報文化)，便提出以社會正義為主軸的教改路線。

但是從教改會到教育部的主流教改思維裡，我們找不到這些根本變革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小格局的考試方案多元化、小規模鬆綁，建立證照制度等這類沒有遠景的願景。

在這不得不悲觀的時刻，我增訂了去年夏初版付梓的書《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以備另一次民間教改的力量再度匯集的時候，增添一些討論思辨的議題。

但民間教改的力量還可能再度匯集嗎？我不知道。也許今年明年，也許再半個世紀。

黃武雄
一九九六年歲暮

（註一）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官方成立跨部會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輿論簡稱為「教改會」。該會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提出後，宣布解散。
（註二）參見 I. Fägerlind and L. J. Saha，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Pergamon, 1983, pp.139-

 

藍 焰 (1996)

嗩吶孤伶的吹著 不成調的荒涼
高亢折長 七人的隊伍走在夏末的雨中
棺木一端 伸出他赤裸的腳ㄚ
這是最後的自由 他說

半個世紀的日月 黏附在灰色舊大衣的
衣角 走入風裡 如蝴蝶之蛹 他安息在閣樓
七彩邊框的天窗一張張稚氣的臉輪流凝望
他鬆一口氣 夢裡看到童年友伴的秘密

長統靴胡亂踩過他臥在街頭的身軀
憤怒 自由與血 一次次白色的帷幕包裹著
悽厲的驚懼 散落在寒霧中的晨曦
零星嘶喊 偶而啜泣
沸騰的夜裡 他看到母親 也看到她的憂戚

蜷伏在車廂的一角 最安全的時刻 長長的
黑漆漆的隧道 像漂浮於子宮中的無意識
搖籃裡沒有恐懼 他輕喚她的名字 來在
桂花飄香的窗前 青槭與鐵線蕨
托映著燈簾上的側臉 緩慢而靜默
她摺疊 一隻隻 祈願的 紙雁
相許是無終止的誓言

蹣跚走過時間的長廊
手推一車冰筒 滿滿懸掛的鈴鐺
叫賣與牽掛 如濕漉漉的雨季 黏黏膩膩
經年兜售的理想 從根腐爛
愛在相互的眼底發霉

看不見的紅與熱 自由是躲在地心的夢
他睜開眼 叛逆帶著藍焰 叛逆自己
如果暮色中的平野 只有遺忘的風
然後嗩吶無聊的吹著 穿過市集
在不搭調的行列
穿過發散的世界 久久 當星光淒迷

(一九九六年病中寫於大度山上)

 

族 人 (1995)

我坐在石岩 圍著大花的寬裙
閒散如大溪地的族人
坦胸赤膊 背海面陽 但浮貼一臉憂傷
灰青鋪做底粉 晴藍的油彩
勾繪鼻樑與厚唇
眼邊及眉宇的皺紋 似假還真

我不曾用這副疲憊的面具迎向妳 當我們
初次相遇 愕然錯身而過 平交道的鈴鐺聲
搖曳在風裡 街角印著妳的落寞
大廈三月的暗影 飄動反核的大白布條

沒有血痕 一夜的騷動在噴水車的輪底
沖淨無餘 泡沫滾滾流入暗溝 永遠消逝的歷史
就如永遠的遺忘 人們又手提花籃編織著
美麗的故事 跳舞迴旋為黎明疊聲歡唱

黎明沒有憂傷 憂傷屬於山澗的低吟
屬於蟋蟀重複不停的奏鳴 印地安人永遠的寂靜
妳走過田埂 迎我而來
黃色的油菜花細細密密的開遍在妳的裙邊

春日 妳在井邊提水 我俯身啜飲
一桶的思念 凝視井面照映妳的容顏
雷聲隆隆 驚醒冬眠的幼蟬蜥蜴與雪地的黑熊
我又隻身飄零 走向沒有妳 沒有淚與血的邊境

乾涸的溝渠換不回平交道鈴鐺的記憶
人與歷史的事跡早已碎裂風化 灰青的粉末
一層層堆積 塗抹成面具的彩繪
我擁抱妳的身軀忘情的吸吮 汗水如雨
蒸騰的肌膚 吶喊嘶叫 狂喜的淚在眼角

從遺忘的歲月 妳向我走來
風雪沾滿妳的亂髮 我愛
我的笑掩不住滿心疲憊 粉青憂傷的面具
是我的臉
沒有淚 沒有血 沒有夢 沒有邊界
我躑躅獨行 摺藏在濃繪的皺紋裡
唯妳蕩漾井面的姿影

 

(一九九五於台中斷斷續續寫成，刊登於中時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