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令人喜愛了！一個有趣可愛的年輕人: 爆米香師傅 賴咏華。
我常說：
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是台灣有史以來，唯二的最好的世代。
另一個世代是：成長於大正時期，可惜1945被國民政府殘酷消音的一代。
我們擁有較多資源的中老年人，要努力開創一個像樣一點的環境，譲這個忽然出現在我們身邊的世代，發揮他們的才能與理想。
近兩年來，在臉書努力在寫些東西，就是為了這個念頭。尤其2015七月林冠華之逝，譲我感到慚愧，雖自知無力再做什麼，但至少應該出來說些話。
台灣需要一個思想與文化的啓蒙運動，同時開創出一個好的環境，「支持」(見下註) 年輕人在不同的領域，去形塑未來的樣貌。
/黃武雄 2017/04/13
附註：
什麼是「支持」？
這幾年很多年輕人回郷下田，加入農業運動。但資源有限，開展困難，最後被迫放棄，這是因為社會與國家的支持不足。
例如，地租本身就是負擔沈重的成本。政府近年大肆賤賣國土，是極為錯誤的政策，應該改弦易轍，以極低亷的價格，出租給年輕人，鼓勵創業，待收益漸豐，再調整租金。
這就是一種支持。
不然無數像賴咏華這樣令人敬佩的年輕人，能撐多久？
(我是賴咏華，是稻農、土礱師，也是爆米香師。我這三個職業，剛好涵蓋了一粒米從泥土到嘴唇的完整旅程。我想要帶動更多人瞭解在地食材的美好，我想開著我的爆米香車，巡迴拜訪全台各地16位農夫，用他們種出來有當地水土獨特氣味的稻米，做成爆米香給當地的小朋友們吃。)
2017年4月24日 星期一
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風火的訊息」– 懷念王拓 (2016.08.15)
縱然歷史已經
翻了頁 黃昏的風吹散
烈日的記憶
豪邁的你 仍執拗的
守護那座烘爐 爐面燻黑
似皹裂的皺紋 守護
半個世紀的餘燼
豪邁中裹著幽微的柔情
湛藍的水 北台灣的晴空
游翻自在如魚 海草搖曳
母親的呼叫聲 猶迥盪在水中
遠方風火的訊息 已抖落林間
你踏著海的笛聲
帶著鮮明的 來自底層的印記
一字字濃墨的書寫
步入不可知的黑白
暗夜 年輕的心 聚集在
陋巷的危樓
理想似寶石 但朦朧曖昧
燃燒的熱情 雙頰如火
引向未來 道路 曲折摸索
奮力探照的是 一對對
年輕發亮的眼睛
祕密是友誼與理想的承諾
一波波喧囂與抗議
結局是無情的漆黑
無助的恐懼
那是抗議者的命運
黑牢裡 母親 家 柔情
牽掛如絲 你細細咀嚼
卡拉瑪佐夫的文字與世界
細細思索
德川與貞觀的智謀
孤伶的凝視一盞火炬
四周黑暗 在漫漫長夜
春風再次吹拂 海水再次湛藍
你又游翻如魚
但未曾忘記風火的召喚
你再次把柔情收藏心底
回到原來的道路
昔日的足跡已紛亂雜沓
道路模糊難辨
你執意守護人道與自由
換來友誼的裂解 永遠的痛
日曬雨淋 在空曠的荒漠
一塊塊磚頭 你辛勤的搬運
務實的堆砌
意欲打造人的世界
一塊塊 手工打上底層的印記
一次次 仰看衆鳥
掠過夕日的天空
潮漲潮落 人聚人散
時日推移 天地倏忽蒼老
歷史已經翻頁
寫不完的故事 任它留在風裡
母親 家 柔情
理想 寶石 世紀的餘溫
風火的訊息 啓示錄的年代
夾著豪邁的幹譙聲
如此無忌
只因兩種扞格的身分
袖口的墨漬 與草根的烙印
融入你的性情
如此渾然天成
日頭已墜 吾友
世事如煙
飄丿是你的一生
(黃武雄，2016/08/15 夜)
【後記】
8月8日週一，我的記事本如此記錄：
「前日中午，接到拓兄病危通知。醒之來電。
已流了一天眼淚。
7/23 他才在這裡與我談論世局，憂心小英團隊無法打開這複雜的局面。7/28 Line訊息給我。隔天便因心肌梗塞送新光醫院。
他剛完成兩部小說，寄來稿本要我先讀，給他意見。我邊讀邊哭。
《呼喚》讀了一半，涙流不停，無法卒讀。」
8月11日週四，醒之用Line問我，可否寫篇文章追思。12日文彬再用臉書私訊詢問。我甚猶豫，自知此時氣力不足。同日下午，我告訴文彬，或許以詩代文。15日夜，接醒之來電，深夜動筆書寫此詩初稿。
有些時候，言語道斷，人很多情意與感悟無法用文字表述。對我來說，
「詩，補文字之不足。」一定要書寫，只好寫詩。
詩可以曖昩，可以跳躍，但此詩力求明白易懂，並符合事實，呼應王拓小說中的寫實主義。
1995年，我於台中養病。曾以筆名鄭本寫「族人」一詩，登在時報人間副刊。詩中有句「我閒散如大溪地的族人，背海面陽，但浮貼一臉憂傷」。拓兄於來訪時忽然問我：你去過大溪地嗎？我答：無。拓兄沈默無語。或許因堅持寫實主義，對跳躍虛擬的時地，亦如此敏感。寫此詩時，當日情景就在眼前。
此詩亦試圖以種種對立面，諸如海水與風火、墨漬與草根、自由與教條、友誼與理想、豪邁與柔情、浪漫與務實，紀實追述拓兄的一生，無一虛擬。正是這些對立面，這些重與輕內在辯證，沈澱成詩末的「飄丿」。
台語「飄丿」，中文無對應的譯辭，這是文化差異使然。瀟洒、落拓、漂泊、柔情、草根、扶弱、又不黏不膩、⋯諸多複雜的面向，融合成一種迷人的性格，尤指男性，此詞讀成 piau-pet。這是台灣底層的用語。
翻了頁 黃昏的風吹散
烈日的記憶
豪邁的你 仍執拗的
守護那座烘爐 爐面燻黑
似皹裂的皺紋 守護
半個世紀的餘燼
豪邁中裹著幽微的柔情
湛藍的水 北台灣的晴空
游翻自在如魚 海草搖曳
母親的呼叫聲 猶迥盪在水中
遠方風火的訊息 已抖落林間
你踏著海的笛聲
帶著鮮明的 來自底層的印記
一字字濃墨的書寫
步入不可知的黑白
暗夜 年輕的心 聚集在
陋巷的危樓
理想似寶石 但朦朧曖昧
燃燒的熱情 雙頰如火
引向未來 道路 曲折摸索
奮力探照的是 一對對
年輕發亮的眼睛
祕密是友誼與理想的承諾
一波波喧囂與抗議
結局是無情的漆黑
無助的恐懼
那是抗議者的命運
黑牢裡 母親 家 柔情
牽掛如絲 你細細咀嚼
卡拉瑪佐夫的文字與世界
細細思索
德川與貞觀的智謀
孤伶的凝視一盞火炬
四周黑暗 在漫漫長夜
春風再次吹拂 海水再次湛藍
你又游翻如魚
但未曾忘記風火的召喚
你再次把柔情收藏心底
回到原來的道路
昔日的足跡已紛亂雜沓
道路模糊難辨
你執意守護人道與自由
換來友誼的裂解 永遠的痛
日曬雨淋 在空曠的荒漠
一塊塊磚頭 你辛勤的搬運
務實的堆砌
意欲打造人的世界
一塊塊 手工打上底層的印記
一次次 仰看衆鳥
掠過夕日的天空
潮漲潮落 人聚人散
時日推移 天地倏忽蒼老
歷史已經翻頁
寫不完的故事 任它留在風裡
母親 家 柔情
理想 寶石 世紀的餘溫
風火的訊息 啓示錄的年代
夾著豪邁的幹譙聲
如此無忌
只因兩種扞格的身分
袖口的墨漬 與草根的烙印
融入你的性情
如此渾然天成
日頭已墜 吾友
世事如煙
飄丿是你的一生
(黃武雄，2016/08/15 夜)
【後記】
8月8日週一，我的記事本如此記錄：
「前日中午，接到拓兄病危通知。醒之來電。
已流了一天眼淚。
7/23 他才在這裡與我談論世局，憂心小英團隊無法打開這複雜的局面。7/28 Line訊息給我。隔天便因心肌梗塞送新光醫院。
他剛完成兩部小說，寄來稿本要我先讀，給他意見。我邊讀邊哭。
《呼喚》讀了一半，涙流不停，無法卒讀。」
8月11日週四，醒之用Line問我，可否寫篇文章追思。12日文彬再用臉書私訊詢問。我甚猶豫，自知此時氣力不足。同日下午，我告訴文彬，或許以詩代文。15日夜，接醒之來電，深夜動筆書寫此詩初稿。
有些時候，言語道斷，人很多情意與感悟無法用文字表述。對我來說，
「詩，補文字之不足。」一定要書寫，只好寫詩。
詩可以曖昩，可以跳躍，但此詩力求明白易懂，並符合事實，呼應王拓小說中的寫實主義。
1995年，我於台中養病。曾以筆名鄭本寫「族人」一詩，登在時報人間副刊。詩中有句「我閒散如大溪地的族人，背海面陽，但浮貼一臉憂傷」。拓兄於來訪時忽然問我：你去過大溪地嗎？我答：無。拓兄沈默無語。或許因堅持寫實主義，對跳躍虛擬的時地，亦如此敏感。寫此詩時，當日情景就在眼前。
此詩亦試圖以種種對立面，諸如海水與風火、墨漬與草根、自由與教條、友誼與理想、豪邁與柔情、浪漫與務實，紀實追述拓兄的一生，無一虛擬。正是這些對立面，這些重與輕內在辯證，沈澱成詩末的「飄丿」。
台語「飄丿」，中文無對應的譯辭，這是文化差異使然。瀟洒、落拓、漂泊、柔情、草根、扶弱、又不黏不膩、⋯諸多複雜的面向，融合成一種迷人的性格，尤指男性，此詞讀成 piau-pet。這是台灣底層的用語。
2016年2月15日 星期一
「三橫三縱」的爭議 (2016.02.03)
近來北市「三橫三縱」人行單車道的爭議，愈演愈烈。我不得不趕寫這篇文章。此文已刊登於自由時報 [2016.02.04 自由廣場：「三橫三縱」是步向文明的開始/黃武雄)。
因2006春發起千里步道運動，自始便以關切自然環境與弱勢路權為宗旨。「三橫三縱」與我關聯甚深。
大約在2008年首倡時，我用的是「三直三橫」的詞彙。其後發展的波折，我再抽空為文敍述。
/黃武雄 2016/02/04
---------
近日有幾個時段北市大塞車，媒體開始怪責「三橫三縱」人行單車道的施工。有人更質疑：拓寬路面方便行人與單車通行，是否必要？
這樣的批評與質疑，顯現台灣主流社會的短視。台灣的交通，幾十年來只為汽車設計，機車陪襯。單車與行人完全被邊緣化。
但台灣人到世界各進步國家旅遊或考察，發現先進國家對單車行人的路權十分重視。尤其北歐與日本。這是對弱勢路權的尊重。
同時，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不止節能減碳，清浄空汚；又有益市民健康，減少各種現代病，降低健保支出。
「單車生活化」，意指市民可以安全的騎單車上下班、上下學、買菜購物；單車不只是用來休閒。這是多年來很多有識之士，共同在努力的目標，也是進步城市的交通象徵。柯P上任之前，與民間環保團體接觸，曾明白表示他認同這個目標。上任之後要開始落實，台北市民應該额手稱慶，為我們的城市環境步向文明而高興。一時的汽機車塞車，只是過渡時期的陣痛。
如果台北市目前汽機車的使用者，因街道設計對行人單車變得友善，有二至三成開始改騎單車，甚至短距離改用步行，那麼交通必然大幅改善，空氣也會變得乾淨。試想一部汽車平均只載一、兩人，所佔路面卻是單車的十倍，是不是改騎單車，反而促使交通順暢？
近年騎單車的人有快速成長的趨勢，U-bike 供不應求，就是清楚的指標。但因道路設計對單車不友善，一出事非死即殘，令人傷痛。一個進步的國家，當然要保護進步運具的使用者。
柯P競選時的政見，是設立「棋盤式」的單車道網絡。當單車道足夠密集，騎單車變成安全便捷，使用者就會大幅增加。我們要有耐心，要看長遠。三橫三縱只是開始，是邁向進步城市的開始。
我年輕時，台北市汽車稀少，機車更是罕見。那時的單車還十分笨重，我從台大騎單車到火車站不過十七分鐘。但今天開汽車，十七分鐘有時還到不了。「交通發達」到底是什麼意思？值得衆人深思。
台灣在變，我們的目光也要改變。視野要打開，看廣看遠。不要只盯著一時的塞車，就大肆批評，喊著要開倒車。只有我們自己的觀念改變，台灣才能步入文明國家之列。
延伸閱讀：
1.三橫三縱是元兇也是解藥/徐銘謙(蘋果日報，2016.02.04)
2.三橫三縱決定柯P是為偉大的市長或魯蛇市長？/吳益政 (蘋果日報，2016.02.04)
3.我見我思－紓解塞車的紅蘿蔔/謝錦芳 (中國時報，2016.02.05)
4.造成大塞車的人不是柯文哲 而是你/愛國青年 (三立新聞網/觀點，2016.02.03)
5.好久不見的台北市大塞車/詹順貴 (蘋果日報，2016.02.03)
6.老照片告訴你，阿姆斯特丹成為自行車天堂不是一蹴可幾的 (fastcompany/一心)
7.荷蘭的單車文化可以複製嗎？綠色交通在台灣的理想與現實/洪靖(想想論壇，2014.11.03)
因2006春發起千里步道運動，自始便以關切自然環境與弱勢路權為宗旨。「三橫三縱」與我關聯甚深。
大約在2008年首倡時，我用的是「三直三橫」的詞彙。其後發展的波折，我再抽空為文敍述。
/黃武雄 2016/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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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幾個時段北市大塞車，媒體開始怪責「三橫三縱」人行單車道的施工。有人更質疑：拓寬路面方便行人與單車通行，是否必要？
這樣的批評與質疑，顯現台灣主流社會的短視。台灣的交通，幾十年來只為汽車設計，機車陪襯。單車與行人完全被邊緣化。
但台灣人到世界各進步國家旅遊或考察，發現先進國家對單車行人的路權十分重視。尤其北歐與日本。這是對弱勢路權的尊重。
同時，鼓勵市民使用單車，不止節能減碳，清浄空汚；又有益市民健康，減少各種現代病，降低健保支出。
「單車生活化」，意指市民可以安全的騎單車上下班、上下學、買菜購物；單車不只是用來休閒。這是多年來很多有識之士，共同在努力的目標，也是進步城市的交通象徵。柯P上任之前，與民間環保團體接觸，曾明白表示他認同這個目標。上任之後要開始落實，台北市民應該额手稱慶，為我們的城市環境步向文明而高興。一時的汽機車塞車，只是過渡時期的陣痛。
如果台北市目前汽機車的使用者，因街道設計對行人單車變得友善，有二至三成開始改騎單車，甚至短距離改用步行，那麼交通必然大幅改善，空氣也會變得乾淨。試想一部汽車平均只載一、兩人，所佔路面卻是單車的十倍，是不是改騎單車，反而促使交通順暢？
近年騎單車的人有快速成長的趨勢，U-bike 供不應求，就是清楚的指標。但因道路設計對單車不友善，一出事非死即殘，令人傷痛。一個進步的國家，當然要保護進步運具的使用者。
柯P競選時的政見，是設立「棋盤式」的單車道網絡。當單車道足夠密集，騎單車變成安全便捷，使用者就會大幅增加。我們要有耐心，要看長遠。三橫三縱只是開始，是邁向進步城市的開始。
我年輕時，台北市汽車稀少，機車更是罕見。那時的單車還十分笨重，我從台大騎單車到火車站不過十七分鐘。但今天開汽車，十七分鐘有時還到不了。「交通發達」到底是什麼意思？值得衆人深思。
台灣在變，我們的目光也要改變。視野要打開，看廣看遠。不要只盯著一時的塞車，就大肆批評，喊著要開倒車。只有我們自己的觀念改變，台灣才能步入文明國家之列。
延伸閱讀：
1.三橫三縱是元兇也是解藥/徐銘謙(蘋果日報，2016.02.04)
2.三橫三縱決定柯P是為偉大的市長或魯蛇市長？/吳益政 (蘋果日報，2016.02.04)
3.我見我思－紓解塞車的紅蘿蔔/謝錦芳 (中國時報，2016.02.05)
4.造成大塞車的人不是柯文哲 而是你/愛國青年 (三立新聞網/觀點，2016.02.03)
5.好久不見的台北市大塞車/詹順貴 (蘋果日報，2016.02.03)
6.老照片告訴你，阿姆斯特丹成為自行車天堂不是一蹴可幾的 (fastcompany/一心)
7.荷蘭的單車文化可以複製嗎？綠色交通在台灣的理想與現實/洪靖(想想論壇，2014.11.03)
2015年12月29日 星期二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 (2015.12.27)
一、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有好好落實。
日前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王如玄嚴辭批評教改、批評廣設大學，指責這是李遠哲的錯，要陳建仁答覆。陳建仁在會上只為當年（1995年）李遠哲所召集的教改會做些辯護，指出教改會於次年提出報告書後就解散了，教改如何落實，全在教育部手上。
當時及其後幾年（迄2000年）都一直是國民黨執政，教育部如何面對這本報告書？如何執行？有沒有落實？這些才是關鍵。要李遠哲去扛起教改的責任，其實是一場政治鬧劇。2003年李遠哲公開為教改道歉，是因他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由於辯論會停留在責任歸屬，背後似乎隱喻兩黨皆默認廣設大學是錯的，默認教改是錯的。
但「廣設大學」有什麼錯？！教改有什麼錯？！
二、
1994年台灣十八歲的青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還不到18%。讓更多的年輕人不必為了擠大學窄門，困頓在補習班年復一年；讓這大學窄門的壓力，不致往下擠迫，扭曲中小學教育，戕害一代代孩子的心智。這樣的訴求有什麼錯？！
廣設大學在當時是民意所趨。根據同年聯合報民調的結果，支持者近八成。教改之前，「大學窄門」是無數學生與家長的夢魘。
只有紓解升學壓力，教育才能回歸正常。廣設大學，是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目的不只在紓解升學壓力，更在釋放學生心智，並藉此提升全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當時四一〇教改的訴求是：台灣應該在五到十年之內，讓青年入大學的機會，從18%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
教育的本質是人才培育，是發展人的心智；不是人力規劃。太早強調競爭，對學生分級分類，會扭曲人格發展，同時也帶有階級壓迫。這是反教育的。另一方面，進高中大學，抑或進技職系統，應依學生個人志向，非由政府強行規劃。
很多人批評教改訴求既要「廣設高中大學」，就是要「消滅」技職學校。這是一大誤解。正好相反，四一〇教改主張進職校，必須是學生興趣所在，而不是因進不了高中。這是人民的教育選擇權。也只有這樣，職校品質才不致浮濫，職校畢業生才會受到社會珍惜。若供過於求，職業尊嚴會遭踐踏。
教改訴求，包含李遠哲召集的教改會報告，更主張把技職融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讓所有高中的青年都兼備「動手做」的能力。這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有助於縫合知識與技職的落差。
如果大學能提供好的教育，讓想進大學的人進大學，去接受現代知識的陶冶，去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人民的知識水平便會大幅提升。這重要的投資也將回饋於社會，增強未來的國力。
三、
廣設大學不能忽略新設大學的品質。師資若逐年招攬滯留海外的年輕博士回國任教，甚至接受外籍人士申請，中上等的師資可不虞缺乏。全面提高新設大學的品質，不是不可能，但政府必須投資，並審慎處理。這是當時民間教改論壇重要的議題。
那些年我擔心的是：教育部對廣設大學，會便宜行事用一貫升格私校的方式搪塞。早在1991年，我為文並藉「笑罷童年」的影片，分析若大量升格高職或專校為大學，必然降低大學的品質，無法真正紓解升學壓力。
1996年吳京上仼教育部長，果然提出「第二國道」的構想，要大量升格公私立技職專校。四一〇教改聯盟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好好廣設公立大學，並指出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人民就讀的機會，私立學校發展特色。」兩者定位混淆，必定弊端叢生。
以美國這種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來說，大學生有八成就讀公立大學，台灣到2015年的今天仍只三成多。
政府不能逃避籌設公立大學的責任，不能便宜行事，只靠一紙升格的行政命令，便把提供人民就讀機會的責任推給私校。
教改之前，很多私立專校是高職升格的，品質有很大問題，尤其從1970年代起，許多人辦私立高職是為了賺錢，學店處處林立。這樣的高職升格専科，專科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大學，品質必然粗糙；況且私校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學校，大量升格後的技術學院及大學如何能吸引年輕人就讀，如何能紓解升學壓力？進這樣的大學，又如何能提升人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第二國道的構想發佈之後，我偕時仼教育立委的王拓去與吳部長陳述利害，可惜吳部長堅持如故。潘朶拉的盒子一經打開，教改便走上不歸路。很多私立專校背後都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在支撐。「第二國道」一經通車，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四、
往事已矣，今天面對大學浮濫的現實，我們不能只譴責過去。平心而論，能譲我們的青年有大學可去，本身就是好事。大學的平均水準也許降低，但同年齢層的知識水準還是提升了。這究竟是國家之福。
由於大學浮濫，很多人喜歡嘲笑大學生程度太低，一度「大學指定考試十八分都進大學」變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但這有什麼好笑？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看到的是：大學指考十八分，是因在中小學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國家的責任。教育的目的，不是對孩子筆手劃腳、分級分類，而是讓每一個孩子都得到最好的內在發展。如果我是大學的辦學者，我會努力讓這些程度偏低的學生，在進入我的學校四年之後脱胎換骨，變成一個能思考、有視野的知識青年。這是辦學者與教授者的責任。
1970-72年我曽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這是州立大學，任何一個州民只要中學畢業，就有權利進入州立大學。沒有人會嘲笑學生程度太低。相反的，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都被賦以一項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譲他學會微積分。
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一些同事也做到了。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大學浮濫的問題，不在於很多不明事理的人用嘲笑的口吻說「阿貓阿狗都進了大學」，而在於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大學品質。
未來如何提升大學品質，如何回歸公私校的定位，才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不够水準的私立大學應該回歸巿場機制，但在某些私校退場的同時，我們不應藉此又縮減學生進大學的機會。為了長遠，更要伺機提高公立大學的學生人數比。
批評教改，不要忘了教改之前我們的孩子所受的苦。1974年我去彰中試教，就有一位教過的學生因三次聯考不上而自殺身亡。這不只是一個特例。類似悲慘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在當年時有所聞。
不要美化過去，不要把教改污名化；不要說教改之前，台灣的教育有多好，不要說因為教改，台灣的學生才變得有多苦。這些只是蔑視事實、自欺欺人之談。
今天很多孩子因教改而在一個相對壓力較小，競爭不那麼嚴酷的環境中長大，人變得比較擅於思考，心地變得比較柔軟。與上一個世代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相互欣賞、相互鼓勵。
不論當時教改的進程如何粗糙，教改多少還是釋放了年輕世代的心智。因為他們，台灣社會開始有了內省與反思。他們年輕的手，正一步步在推動社會，讓台灣走向一個前所未有、可以講道理的時代。
本文發表在
1. 商業週刊/教育版：「18分都能進大學」臺大教授黃武雄：你看到的是一場笑話，我看到的卻是那些孩子們的機會 (2015.12.28) [全文發表]
2. 自由評論網/自由共和國：廣設大學的主張沒有錯 (2015.12/28)[精簡版] ； 剪報
※延伸閱讀：
1. 教改中的左與右(全文)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有好好落實。
日前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王如玄嚴辭批評教改、批評廣設大學，指責這是李遠哲的錯，要陳建仁答覆。陳建仁在會上只為當年（1995年）李遠哲所召集的教改會做些辯護，指出教改會於次年提出報告書後就解散了，教改如何落實，全在教育部手上。
當時及其後幾年（迄2000年）都一直是國民黨執政，教育部如何面對這本報告書？如何執行？有沒有落實？這些才是關鍵。要李遠哲去扛起教改的責任，其實是一場政治鬧劇。2003年李遠哲公開為教改道歉，是因他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由於辯論會停留在責任歸屬，背後似乎隱喻兩黨皆默認廣設大學是錯的，默認教改是錯的。
但「廣設大學」有什麼錯？！教改有什麼錯？！
二、
1994年台灣十八歲的青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還不到18%。讓更多的年輕人不必為了擠大學窄門，困頓在補習班年復一年；讓這大學窄門的壓力，不致往下擠迫，扭曲中小學教育，戕害一代代孩子的心智。這樣的訴求有什麼錯？！
廣設大學在當時是民意所趨。根據同年聯合報民調的結果，支持者近八成。教改之前，「大學窄門」是無數學生與家長的夢魘。
只有紓解升學壓力，教育才能回歸正常。廣設大學，是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目的不只在紓解升學壓力，更在釋放學生心智，並藉此提升全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當時四一〇教改的訴求是：台灣應該在五到十年之內，讓青年入大學的機會，從18%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
教育的本質是人才培育，是發展人的心智；不是人力規劃。太早強調競爭，對學生分級分類，會扭曲人格發展，同時也帶有階級壓迫。這是反教育的。另一方面，進高中大學，抑或進技職系統，應依學生個人志向，非由政府強行規劃。
很多人批評教改訴求既要「廣設高中大學」，就是要「消滅」技職學校。這是一大誤解。正好相反，四一〇教改主張進職校，必須是學生興趣所在，而不是因進不了高中。這是人民的教育選擇權。也只有這樣，職校品質才不致浮濫，職校畢業生才會受到社會珍惜。若供過於求，職業尊嚴會遭踐踏。
教改訴求，包含李遠哲召集的教改會報告，更主張把技職融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讓所有高中的青年都兼備「動手做」的能力。這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有助於縫合知識與技職的落差。
如果大學能提供好的教育，讓想進大學的人進大學，去接受現代知識的陶冶，去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人民的知識水平便會大幅提升。這重要的投資也將回饋於社會，增強未來的國力。
三、
廣設大學不能忽略新設大學的品質。師資若逐年招攬滯留海外的年輕博士回國任教，甚至接受外籍人士申請，中上等的師資可不虞缺乏。全面提高新設大學的品質，不是不可能，但政府必須投資，並審慎處理。這是當時民間教改論壇重要的議題。
那些年我擔心的是：教育部對廣設大學，會便宜行事用一貫升格私校的方式搪塞。早在1991年，我為文並藉「笑罷童年」的影片，分析若大量升格高職或專校為大學，必然降低大學的品質，無法真正紓解升學壓力。
1996年吳京上仼教育部長，果然提出「第二國道」的構想，要大量升格公私立技職專校。四一〇教改聯盟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好好廣設公立大學，並指出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人民就讀的機會，私立學校發展特色。」兩者定位混淆，必定弊端叢生。
以美國這種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來說，大學生有八成就讀公立大學，台灣到2015年的今天仍只三成多。
政府不能逃避籌設公立大學的責任，不能便宜行事，只靠一紙升格的行政命令，便把提供人民就讀機會的責任推給私校。
教改之前，很多私立專校是高職升格的，品質有很大問題，尤其從1970年代起，許多人辦私立高職是為了賺錢，學店處處林立。這樣的高職升格専科，專科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大學，品質必然粗糙；況且私校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學校，大量升格後的技術學院及大學如何能吸引年輕人就讀，如何能紓解升學壓力？進這樣的大學，又如何能提升人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第二國道的構想發佈之後，我偕時仼教育立委的王拓去與吳部長陳述利害，可惜吳部長堅持如故。潘朶拉的盒子一經打開，教改便走上不歸路。很多私立專校背後都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在支撐。「第二國道」一經通車，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四、
往事已矣，今天面對大學浮濫的現實，我們不能只譴責過去。平心而論，能譲我們的青年有大學可去，本身就是好事。大學的平均水準也許降低，但同年齢層的知識水準還是提升了。這究竟是國家之福。
由於大學浮濫，很多人喜歡嘲笑大學生程度太低，一度「大學指定考試十八分都進大學」變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但這有什麼好笑？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看到的是：大學指考十八分，是因在中小學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國家的責任。教育的目的，不是對孩子筆手劃腳、分級分類，而是讓每一個孩子都得到最好的內在發展。如果我是大學的辦學者，我會努力讓這些程度偏低的學生，在進入我的學校四年之後脱胎換骨，變成一個能思考、有視野的知識青年。這是辦學者與教授者的責任。
1970-72年我曽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這是州立大學，任何一個州民只要中學畢業，就有權利進入州立大學。沒有人會嘲笑學生程度太低。相反的，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都被賦以一項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譲他學會微積分。
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一些同事也做到了。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大學浮濫的問題，不在於很多不明事理的人用嘲笑的口吻說「阿貓阿狗都進了大學」，而在於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大學品質。
未來如何提升大學品質，如何回歸公私校的定位，才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不够水準的私立大學應該回歸巿場機制，但在某些私校退場的同時，我們不應藉此又縮減學生進大學的機會。為了長遠，更要伺機提高公立大學的學生人數比。
批評教改，不要忘了教改之前我們的孩子所受的苦。1974年我去彰中試教，就有一位教過的學生因三次聯考不上而自殺身亡。這不只是一個特例。類似悲慘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在當年時有所聞。
不要美化過去，不要把教改污名化；不要說教改之前，台灣的教育有多好，不要說因為教改，台灣的學生才變得有多苦。這些只是蔑視事實、自欺欺人之談。
今天很多孩子因教改而在一個相對壓力較小，競爭不那麼嚴酷的環境中長大，人變得比較擅於思考，心地變得比較柔軟。與上一個世代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相互欣賞、相互鼓勵。
不論當時教改的進程如何粗糙，教改多少還是釋放了年輕世代的心智。因為他們，台灣社會開始有了內省與反思。他們年輕的手，正一步步在推動社會，讓台灣走向一個前所未有、可以講道理的時代。
本文發表在
1. 商業週刊/教育版：「18分都能進大學」臺大教授黃武雄：你看到的是一場笑話，我看到的卻是那些孩子們的機會 (2015.12.28) [全文發表]
2. 自由評論網/自由共和國：廣設大學的主張沒有錯 (2015.12/28)[精簡版] ； 剪報
※延伸閱讀：
1. 教改中的左與右(全文)
2015年9月12日 星期六
自由的禁果--為若凡的書《做自己．全人》寫序 (201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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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人是個另類學校，1995年秋創辦，在苗栗內灣。
若凡一度是全人學校的學生，那一年她還是十一、二歲，跟在父親興樑身邊，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沒想到一下子長大了，碩士論文寫的是全人，她永難忘懷的少女經驗。
興樑是全人的創辦人之一，與創校校長老鬍子、同事許敏瑋共同開闢了這塊桃花源。無論這塊地方發生過什麼紛擾，孕育過多少夢想，它是幾百個曾在那裡探索、迷惘、爭吵、思辨，度過年少歲月的孩子們永遠的鄉愁。
若凡再度出現在我面前時，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女性，思考縝密、真誠熱情，又工作勤奮。地球轉得真快，十幾年忽焉而過。上大學不久，她曾與全人孩子們來看過我。後來聽說她在做全人與自由學校的研究，採訪過許多還在、或已不在全人的學生與教師。然後寫成碩士論文，還找到衛城出版。
見面時我只讀了前面幾章，陪她來訪的，是衛城的瑞琳與晏甄。此前我沒答應要替這本書寫點什麼，但聊過之後我變得猶豫不定。
書的起頭，若凡就以現代作家擅長的舖陳，揭開了她尋訪青春的序幕，穿插在不同的時空，小女孩的若凡與青年若凡交迭出現，場景切換、節奏分明，字裡行間流露出她對童年歲月深深的懷念。好的文學手法瞬間吸引我，譲我一口氣讀了好幾章。
但帶著動感與韻律的故事，一邊也鍵入書中嚴肅的教育主題：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亦即，學校教育有無辦法落實青少年完全的自由？
若凡把全人作為她觀察的場域，去尋找這個謎題的答案，尋找她的往昔。她以驚人的毅力，蒐集了豐富的第一手的資料，並用犀利的洞察力，抽絲剝繭，一層層切入這世外桃源內部的矛盾與紛擾。
她寫下這樣的字句，開始她的剖析：
另類是全人的主流。
我一邊尋訪全人校友們的自由青春，一邊在他們身上找尋自己的影子。自青春期起始，到成年的重逢。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不同校友，想知道我們是如何長大成人的？又成為了怎樣的大人？逐一拼湊這些零散的資訊，我驚訝的發現，我們身上共同顯現一種面對規範的姿態，一種看待知識的態度，一種對權力關係的判斷，以及一種生涯規畫的價值觀。而所有的對話，都將這種姿態的成因，指向我們共同的成長環境――全人中學。
全人中學給了我們肆無忌憚的自由青春。
那夜送走三人，我一次次翻開書稿，走入若凡的世界。終於在蘇迪勒颱風來襲的清晨，讀完書稿與「後記」。
二 、
當若凡試圖以她局內／局外兩種身份的研究者，去剖析全人近二十年跌跌撞撞的經驗，我們首先遇到了一個根本的哲學問題：
歷史的重構，如何呈現真實？
什麼是歷史的真實？每一個認真誠實的人，所看到、所經歷、所主張的，都是真實。我們絲毫不會懷疑他敍述的真實性。但那真實只是「相對於敍述者的真實」，只是真實的片斷，不是真實的全部。沒有一片這樣的真實，是全部的真實。
舉個例子說，一位學生或一位教師，曾經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他根據自己經驗，所重述的全人就是真實的全人？不，因為你會遇到另一位同樣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的學生或教師，聽他重述全人，你驚訝的發現，這兩片關於真實的敍述，不只有落差，有些事甚至南轅北轍，可是他們都同樣認真而誠實。
像若凡這樣透過大量的採訪與資料蒐集分析，加上她童年在全人當過幾年學生的經驗，無疑的，她的描述與分析，也許會指出五年八年身歷其境的人所看不到的盲點。尤其每個人自己的某些價值或立場，會使他看不到對立的事實。
但即使若凡這樣努力在尋找真實、重構真實，她的書與真實的全部仍有一段距離。
更一般的說，人不能是全觀點的——即使他身歷其境，因為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有他不在場的角落，有形或無形的不在場的角落。對於要擁有全觀點，不在場的限制是致命的。更何況每個人都帶著他的信念與經驗在看待世界。
沒有人是上帝。這正是人本主義的起點，至少是我個人認為的人本主義的起點。
當然，我們不致因此落入俗套，變成絶對的「相對主義者」，不致因此斷定世間沒有客觀真實，而只承認各自表述的假多元論斷。
但全部的真實不易追尋，必須在開放的、自由論述的公共領域中，不斷相互論證、相互聆聽，這一片片真實才能一步步整合，編織成更大範圍的真實。[1]
若凡這本書是一部很好的文本，用來編織更大的真實。
我強調這樣的論點，無非是希望所有曾經與全人近身接觸、甚至身歷其境的大人小孩，能以開放的態度，以廣濶的心智（broad mind），細細讀完若凡這本書，再注入自己的觀點，去拼湊出更大範圍的真實。同時希望一般讀者把這本書視為一個好的文本，從中得到啟發，卻不必把它當作完全客觀的真實，對它說長道短。不論有無可能，客觀的真實還在發掘、在整合中。
不只是歷史的重構太難，即使在當時，全部的真實也不容易發現。
三、
1995年春，全人籌設時期，創校校長老鬍子來找我，興奮的提起，他已經找到卓蘭內灣山上的一塊地，即將開始他偉大的辦學計畫。那幾年我在台中城郊大肚山邊養病。老鬍子陸續帶了敏瑋、興樑、瑤華、大雄、及幾位早期的創校教師來訪。
我們坐在家前庭園的草地，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對全人來說，那是做夢的年代，未來是理想與瑰麗的彩虹。每一個人都在訴說夢想，打造他心中的桃花源。
1995年秋，全人開辦，老鬍子請我當教育委員。教育委員會是早期董事會的雛形，只提供諮詢，沒有監督的權責。那段日子我還在大病、死神不時在窗下徘徊。我只能偶而造訪內灣，旁觀他們從闢路整地、一區區蓋起校舍、密集討論課程、招生開學，到原始的夢想終於進入實踐、迎接一波波現實的挑戰。
1999年老鬍子因養病淡出，大雄接任校長。為了幫學校立案，我才找了幾位教育學者，併入原來的教育委員，一起成立董事會。[2]我還請了律師詹文凱加入。他是卓蘭在地人，熱心為全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我認識他，是因一九九○年前後的學運。
由於全人學校屬於理想教育，不是一般公私立學校，辦學者有強烈的理想色彩，董事會需多加尊重，不宜直接介入學校辦學，只延續原來教育委員會提供諮詢的功能，不做實質監督，對外則扛起責任。唯有重大爭議，有仲裁權，校內師生可向董事會申訴。
十多年來，我在全人學校的身份是多重的，從教育委員、駐校觀察、學生的父親 [3]、董事會負責人、最後變成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某種意義下，我也看到了全人真實的片斷，看到它美好的年代，看到叢林法則、夢想的困頓，看到它再起、浮浮沉沉，紛紛擾擾，到今日逐漸穩定，尋找到它的身份認同：堅持完全自由的民主學校（大雄的豪語）[4]。
若凡說的沒錯，全人不只孩子在探索在成長，大人也在探索在成長。
四、
若凡這本書太好看了，雖然我不盡然同意她的詮釋，有些地方的分析，也稍嫌冗長。但你要度過那些地方，尤其不要因為她描述那段長長的、黑暗混亂的失序時期，感到不耐、感到離譜，便把書丟到一旁。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若凡始終堅持把她所看所想，所感所悟，忠實誠摯而不憚其煩的記錄下來。只有度過這段長長的甬道，你才會恍悟曾在那裡發生過的一切如何超現實，又如何可貴。
一直看下去，若凡會帶你進入一頁頁新的風景，像走入山裡層巒起伏，最後走進「彎彎的婚禮」。二十年過去，那些偷吃自由禁果的孩子們長大了，進入社會，每一個人都揹著新的閱歷，也帶著舊的印記。若凡如此描述：
就這樣，全人中學所打造的那個自由年代，留在我們個人生命故事中的印記從來不曾消逝。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掠過腦海，在回憶中去而復返，然後盤旋、離去，接著又再度回來。
如今我們齊聚一堂，在彎彎的婚禮上。
近二十年這塊桃花源裡的夢想與實踐，路線與人事，自由與秩序，知識與非知識，理性與感性，……再加上時空在變，人在變，……若凡把這麼複雜的概念與現象，條理分明的編織成一節節好看的故事，每一節故事又處理一項引人深究的爭議。不論她的言說是不是全部的真實，細細讀完這本書，確是一種知性與感性的享受與衝激，也會領悟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啟示。
雖然她把更多的心力用在描寫理想與實踐的矛盾，描寫一層層高峰迭起的發展，描寫那些場景的細節，而未突出劇中人物的寫照，但讀完書，你還是會因桃花源裡那些傻子瘋子而心弦悸動。
在書的「後記」，若凡第一句話說：
我一直覺得成長是辛苦的，一直都是。
然後用沈重的字句，寫下她的質疑：
我一遍又一遍看著校友們的近況。看著他們付出自由的代價，看著他們拿不到好學歷，看著他們在現實和理想間泅泳。我憤怒的問我父親：「你們要給他們自由，他們得到自由了，結果呢？你有沒有問過他們，問過你的孩子說，他們到底想不想要自由？他們為你們所給的自由付出多少代價，你們有想過嗎？」
蘇迪勒颱風那天，家居農舍的左側，山邊崩塌，濁水滾滾。我讀到若凡這段沈痛的質疑。就是這段話，讓我改變主意，決定寫些字句。淚眼凝望窗外風掃雨飛，山崩水急，陷入沉思久久，我終於動起筆寫下這篇序，試圖回應若凡這本書所談的核心問題：
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
你要往下閱讀之前，最好先翻開這書本文，走入若凡的世界，因為我的回應是針對若凡的故事與分析。
六、
尼爾．耶立希校長看著岑岑的背影走出辦公室，他坐回桌邊把剛剛的談話，扼要的登錄在岑岑的個人資料，就像醫生登錄病人的病情一樣。他站起來走到櫃子前把資料歸檔。
創辦這所自由學校已將近三十年，耶立希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相信一個受到肯定、尊重又擁有充分自由的孩子，長大後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做自己喜歡的事，過愉快正面的生活，也自然會承擔起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當然，有些必備的基礎知識，學校必須替孩子打好基礎。
耶立希是社會心理學家，童年在貧民窟長大。他非常了解人在世間生存不易，也長年在思索人存在的意義。人要擁有自由，必須具備足夠的能力與知識視野，這點無庸置疑。沒有能力就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選擇的自由，就不能「做自己」。
從創辦這所住宿學校，耶立希便讓孩子們擁有充分的自由，慢慢孕育自由的精神，以了解自由。他譲孩子們擁有自己的時間空間，做自己的事，管理自己的生活。六十多個從十二到十八歲的孩子，自己組織自治會，討論群體的生活規範，履行他們的決議，處理他們自己違規的問題。當然十一、二個教師也參加自治會，發言討論，但一人一票，教師是絶對少數。
青少年精力無窮，而且充滿熱情，一心想參與並挑戰世界。他們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家庭，爭吵胡鬧調皮搗蛋的事，層出不窮，偶而也會發生欺凌與偷竊。但這些行為在聆聽、了解、自由與寬容的環境中，過了半年一年都會慢慢消失，頂多兩年就會融入學校的環境。出狀況的，經常只是那些新來的孩子。
耶立希相信自由與知性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知性激發深刻的創造，而創造是人類天賦的趣向。每一個人天生都會喜歡自己做出一些有趣或有用的東西，從中取得愉悅和滿足。少了知性的創造，不容易深刻。少了創造，自由會變得無所事事，生命會停頓。
他也深深認同Catalonia那位人道主義的大提琴家所說：「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知性、創造與自由，是生命的循環三角。他認為一旦孩子開始嚮往，並一步步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就不再令人担心，他把「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作孩子通往自由與美麗世界的一把鑰匙。
因此他找來的教師，總有幾位是對知識充滿熱情，或投身於某些創造工作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這些教師的知性熱情與創造工作，自然會感染學生，為孩子打開視野，並激發孩子學習與創造的熱情。這種傳承並不只在課堂，更在生活之中。
七、
耶立希很清楚，知道他聘不到那麼多具備這種特殊條件的教師。現實的各級教育培養出來的多數教師，都只懂一定程度的專業。他對那些教師沒有太多期待，只安排他們在課堂教他們本身的專業，或對孩子做個別學科指導。其中包含培養孩子「讀寫算」的能力。
讀寫算是孩子長大，進入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能力。換句話說，孩子進入文明社會必須懂得兩種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中文、英文），另一為自然語言（數學）。耶立希領悟到數學不只是人想了解自然必要的語言，同時也孕育人的抽象能力。數學教育這個主要功能經常被人們忽略。
抽象能力是人尋找普遍性的能力，用來整合紛雜的特殊經驗，使這些分殊的經驗對自己產生意義，從而促發心智的成熟。可是誰也不知道抽象能力怎麼教。人類文明的特徵是抽象，抽象能力是切入文明社會最關鍵的能力。耶立希知道人浸淫於數學，而非只學習解題技巧，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這是做為心理學家的耶立希很清楚知道的事實。
當然，學習各民族的語文、學習哲學歷史、物理化學、甚至藝術音樂，也都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但數學本身抽象度高[5]，語言清晰，系統嚴謹，若浸淫其中最容易培養抽象能力。
無論如何，中英文與數學，可用來訓練讀寫算的能力，同時培養抽象能力。這是自由學校不能輕忽的事。沒有這種基本能力，自由會流於空談。孩子長大進不了文明社會，更遑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然也做不了自己。
學校成立初期，耶立希就與教師們編製一套「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及相應的教材。學生只要通過其中八到十二階的評鑑，不論是修課或自主學習都可以畢業（例如，人文：自然＝12：8或8：12），其他學科、社團或藝能課程完全自由選修或自主學習。學校不做任何限制。
八、
岑岑是單親爸爸帶大的孩子，爸爸酗酒，媽媽改嫁，富裕的外婆送他來耶立希的學校住宿。初來一兩年，時常鬧事。現在不鬧了，被選為自治會幹部，變得積極開朗，可是他還不想進課堂，每天在校園或附近自由晃盪，偶爾拿著畫本在樹底下或水塘邊畫畫。學校沒有人會管他。
上個月耶立希與岑岑談話，他把「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向岑岑説明，告訴岑岑：他的語文能力，依學校的評鑑，中文第五階，英文與數學都才第二階。岑岑距離畢業前還有七個學期去完成十二階的要求，他可以進課堂修課，也可以自學。萬一沒完成十二階的水準會畢不了業。耶立希這樣清楚的提醒岑岑。
即使沒完成十二階的要求，學校還是會發給他一張結業證書。日後隨時可以回來補修或補鑑定，取得畢業證書。岑岑有什麼打算呢？耶立希問岑岑，同時向岑岑說明讀寫算對岑岑未來的重要。
不過，我們會等待。路你選，由你自己做決定，我們幫助你，這是我們的工作。說不定有一天你長大，也會想回來這所學校，做我與你的敎師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那時候你會覺得幫助孩子們很酷，可是你要先儲備你的能力，就像我們年輕時要儲備我們的能力一樣。
今早郵差送過信，岑岑從洗手間出來，手上拿著剛拆開的信，眼睛紅腫。耶立希正在花園澆水，放下灑水器，邀岑岑進來辦公室聊天。外婆於幾天前過世，已辦完喪事，媽媽來信這樣告訴岑岑。
耶立希在學校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與孩子單獨聊天，有時在辦公室，有時在校園，偶而約孩子到附近的山路散步。他是毎個孩子的朋友，孩子們都很喜歡他、相信他。
今天耶立希靜靜聽著這個孤單的孩子談些外婆與媽媽的事。他不多說什麼，只拍拍這個孩子的肩膀，抱抱他，送他走出辦公室。
平常他會多問孩子的種種想法，包括學習的興趣與困難。孩子也會主動告訴他在學校遇到的大小事。然後他把孩子的學習情況記録下來，一一告知孩子的教師，也請教師針對孩子的學習，向他回報如何做特別處理。比如說，要為那孩子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啓發、引導或補救？教師在學校擁有完全的教學自主權，但用這樣的方式，教師向耶立希負責。
學校除了自治會，沒有多少正式會議要開，平日教師們有個舒適的空間叫做「老鳥沙龍」，大家沒事在那裡喝茶聊天，許多共識自然形成，事情誰負責誰就去做，但他在行動之前，有義務細聽別人的意見與背後的想法。這樣學校很多事情在進行，不必事事開會解決。老鳥們在學校一樣在享受知性與思考的生活，不會為大小事疲於奔命。
九、
耶立希在與孩子單獨聊天時，會提醒孩子，讓每個孩子清楚知道：自己現在處於讀寫算十二階的什麼位置，也問問孩子有什麼規劃或想法。但他不會讓孩子感到囉嗦，甚至感到壓力，因為他的自在樸素，與他天生的幽默感，再嚴肅的事也不會讓孩子感到神經緊繃。
六十多個孩子，每個孩子幾乎每個月會有一次與耶立希聊天。聊天的時間與順序很有彈性，原則上由孩子自己填選，但偶而孩子會提前來串門，耶立希也會臨時邀請。與孩子例行談話，然後轉知教師，這幾乎是耶立希在學校最主要的工作。以這樣的互動方式，耶立希變成校內師生的軸心，他是大家的朋友，三十年來都這樣。當然有時副校長也會接手協助耶立希。
人格教育由自治會處理，知識教育除了讀寫算的要求之外 ，學校完全放任孩子自由學習。
但知性的熱情，隨時在空氣中飄盪。有時會聚集一群人在黒板上討論潮汐的原理、天文或粒子世界。最近的一次颱風過後，他們談了很多氣候與氣候變遷的問題，隨後還開了一門氣候的課。
另一群人在草地上討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與卡繆的《瘟疫》。偶而還會看到樹下有幾個人為了討論基督教史與東西文化的差異，而爭得面紅耳赤。
某些角落有人全神貫注在做木工、繪畫或雕刻。舞蹈、戲劇、練團練琴的聲響也此起彼落。孩子們在學校一點都不會無聊。
學校會出現小波折，但沒有什麼大紛擾。
十、
耶立希的自由學校標榜全人精神（whole man）。他不贊同資本主義社會製造出大批大批「片面的人」。但這不意味著他反對專業訓練，或反對孩子後來變成「專家」。正好相反，他認為全人加上專家最為理想，因為既廣又深。他自己是社會心理學家，但他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學家必須先是一個人。
某些倡導自由教育者，反對升學，認為知識學習若為了升學，為了特定的「功利」目的學習，會使人失去自由。但耶立希從不懷疑升學，他鼓勵學生深造，去取得紮實的專業訓練，當然升不升學由學生自己決定。他說：
為了升學才學習知識當然不好。但在這裡，升學不是因，升學是衆多的果之一，由孩子自由選擇。到快畢業或甚至畢業之後，也就是升學前一兩年，自己努力去自學，去熟悉知識的操作。這樣就不會造成孩子的束縛，反而因升學之前有自學與專注操作的經驗，升學之後又有了專業訓練，人可以自由無礙的投身於他的興趣，參與文明的創造工作。人要有選擇一生志業的自由，而不是被選擇。
耶立希說，不是當了專家就不是全人。一個全人可以同時也是專家。但比起一般學校來說，這所自由學校的學生，知識方面的操作訓練較弱，因為學生花費更多的時間在探索、討論、做夢與吵架，學校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去發展種種興趣。但作為一個「全人」，耶立希說，
他不必具備太多現成的知識，可是他需要具備「自學的能力」。有一天當他想去學什麼，他便有能力去學會什麼。
這一點耶立希的學生做到了，他們若想升學，只要在畢業前後，多用一年的時間發奮自學也多半如願以償。這些學生成年之後，仍時常透過自學進入他們感到興趣的領域。相對於眾多「片面的人」與無數知識倦怠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全人」。
這些曾在自由學校長大的孩子們，有的後來平凡知足但樸實真誠，認真生活。有的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物。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在平凡中呈現偉大。很多年後，岑岑成了重要的繪本作家，他流浪世界各地，當工人、貨車司機……，最後回到他的家鄉定居。那時耶立希已經過世。他沒有如耶立希所說回到那所自由學校，去帶像他過去一樣的孩子，但他的作品遍佈世界各地，激發了無數小孩自由的夢想。
十一、
我虛構耶立希自由學校的故事，回應若凡書上的核心問題。虛構的故事，有些時候比個人現身說法呈現更多的真實。好的小說是這樣，我也期望耶立希的故事帶來更多的真實。這樣我避開了自己的主觀評斷，也避免介入過去全人學校的紛擾，讓全人的讀者可以跳脫具體經驗的牽絆，讓一般讀者可以回到原點：以若凡的書作為很好的文本，加上我的虛構故事，重新思考：「完全自由的學校有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我替故事主角取名為尼爾．耶立希( Neill Erich) ，是有一些背景的。一九二○年代，A.S.Neill 創辦著名的夏山學校，他主張快樂、自由與尊重。在A.S.Neill 的書《夏山學校》（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中，出版家Harold Hart邀請社會心理學家Erich Fromm為那本書寫一篇長序。Fromm 在書中試圖為A.S.Neill的教育理論補足知性教育，並指出夏山承繼西方人文傳統中的「理性、愛、正直與勇氣」。 「尼爾．耶立希」這個名稱，正好是他們兩人教育理論的合體。
若凡的書中談起一九九五年全人成立之初，老鬍子如此詮釋全人：
全人就是全方位發展的人，要從不同學科來看待內在外世界。對我來說，全人和專家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專家」專精於單一學科，「全人」則應跨越學科的藩籬，全人教育不同於拼裝出來的分科教育，而是一種通識教育，將學生當成整體來教育。
三位創辦者老鬍子、興樑與敏瑋都相信孩子的潛能。潛能是學生先驗的稟賦，無法先被預設。所以，教育者不能用任何強制手段來壓迫學生，只有學生自我覺察，才能決定自己的成長。
關於潛能，老鬍子他們與故事中耶立希的觀點一致。但對老鬍子來說，全人與專家不只概念上是對立，在實踐面也是。例如對於升學，老鬍子及早期部分教師相當抗拒。全人創辦期間，作為教育委員，我有幾次與老鬍子及全人教師談到全人，曾明確提起耶立希的看法：學校必須養成孩子的「自學能力」，畢業之後，孩子才能擁有選擇的自由，擁有選擇志業與人生的自由，包括進大學，而不是被選擇。
十二、
一九九九年大雄接任全人第二任校長，在教育委員會上，他表明對於那些已經畢了業的校友，因為基本學科的能力不足，無法選擇自己想走的路，他有強烈的愧疚。他上任後不斷尋求與校內師生達成共識，企圖規定學生修習基本學科，以儲備日後進入社會的能力。
大雄的不安，我當然認同。我一直主張孩子們不能輕忽基本知識，但我不贊成統一規定修課。這期間我多次建議大雄採用耶立希的做法，經常與孩子個別聊天。對於抽象知識的學習，學生應該以個人分殊的立場，與學校商量他自己的意願與進度，而非以學生群體的立場，開會決定是否統一修課。
個體與群體是不一樣的，必須細膩的區分。當阿努無奈的說出：「可是學校是我們的。」我也深有同感。但這句話不表示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應該主宰學校教育的方向，只是表示學生可以主宰自己個人要走哪一條路。
耶立希的精神是把學生看成個體，由學生自覺本身的處境去調整自己知識學習的步調。他把每一個孩子的處境充分告知孩子：「路你選，我們來幫忙。」這是耶立希對於自由的立場。自由與知識沒有道理相互拉扯。
創辦期間，先出現的是自由與秩序相互拉扯，隨後便是自由與知識的對抗。老鬍子最早只立「三大天條」：一、不可使用暴力，二、不打電動，三、不發生性行為。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關鍵在於「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這句話。
為了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創校之後第二、三年，學校進入叢林法則的失序狀態，老鬍子還堅持所承諾的完全自由，不干涉孩子們的行為，他、大雄與教師們在耐心等待。不論這樣做有無爭議，要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他們需要高度的勇氣，與對自由強烈的信念。
另一個矛盾，是自由與知識的拉扯。老鬍子本人是優秀的藝術教育家，在他任內，他的藝術教育是成功的[6]。早期的全人畢業生多半走上與藝術相關的路途，一方面是受惠於老鬍子藝術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因孩子沒有其他選擇。做為藝術創作者，老鬍子關於自由的想像是浪漫的。但把這樣浪漫的想像，放在辦學，會簡化自由與知識的辨證關係。
大雄則傾向知性，他也認為知性與自由密不可分，而知識的基本能力是知性的基礎，一如耶立希的信念。可是全人學校一代代的教師並不這樣認為，很快知識變成自由的對立面，這不同的認知是全人多年紛擾的源頭。
我藉由耶立希的故事，試圖在實踐面上把知性、知識與自由整合起來，並多次以此提醒大雄，學生修課的事，應改用個別聊天由孩子自己決定，代替由學校正式規定。這樣也可以避免自由與知識對立的誤解。[7]
夏山學校的樣本被西方自由教育學者認為無法複製，最關鍵的原因可能是A.S.Neill的人格特質。我勾繪了耶立希學校，但同樣的，耶立希有獨特的人格，他對孩子有深刻的認識，來自貧民窟，深諳人性與實際，而天性自然樸實、寬厚成熟，又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幽默感。每一個自由學校都需要這樣的靈魂人物，如果自由學校無法複製，那不是因為孩子，而是因為大人。
十三、
手邊一本數學書稿，探討「彎曲的空間」。這是一本約七、八百頁的大書，我已經寫了幾年，近月接近完工。這些年幾乎每天都在想、在寫、在校對編排，朋友笑問：這書出版會轟動嗎？我說：「不會。」
「每年大概會有幾個人讀你這本書？」
「三到五個吧！」
「什麼？！」朋友瞪大眼。
「三到五個研究生；也許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之中，會有人跨行過來認真的讀，說不定一個暑假他就有機會進入這個研究領域。」
「三到五個！那你幹嘛拚著老命在寫？」朋友腦筋還在那微小的數字打轉，無暇多聽我的解釋。
前天清晨張開眼，我湧起一個念頭，想在自己這本數學書稿的前言放進去這樣的字眼：「詩一樣的數學」，解釋我如何把複雜艱難的內容變得有感覺，這過程是美，其美如詩。
「原來你是菁英主義者。」朋友如此喟嘆。
不，我不是菁英主義者[8]。 所謂菁英主義是有排斥性的，只重視培育菁英，不重視一般孩子。我重視毎一個孩子，也重視菁英。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孩子慢慢長大，變成菁英，他們之中，有些人是踩過別人的身上，踏著軍樂的步伐前進。但另一些人，是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投身人類文明的創造，為這世界留下美好的東西。我必須為這些孩子鋪路。
每一個孩子都有無限可能。他有可能變成「菁英中的菁英」，為人類的文明做出創造性的重要貢獻。當然，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選擇他的人生，他可以選擇平凡或平庸，快樂知足的過日子，他也可以選擇偉大。莎士比亞選擇了偉大，杜思妥也夫斯基選擇了偉大，梵谷、蕭邦、瑪麗亞．居禮、甘地、愛因斯坦……選擇了偉大。但他們選擇了偉大，並不是因為選擇偉大而變得偉大；是因為他們投身人類的創造文明，使文明富麗風華，並滋潤後來無數孩子的心靈，而自然變成偉大。
賦以孩子們種種可能，不只讓他們有權選擇平凡或平庸，而安心的生活，也讓他們有能力有機會選擇偉大，投身於人類的創造文明。
當我們陪伴孩子長大，我們不能因自己喜歡平凡知足而限制他們，讓他們失去「變成偉大」的能力。我們也不能因自己期望他們變得偉大，而用力揠苗助長，不讓他們選擇「平凡知足」。我們希望孩子們比我們過得快樂，也鼓勵他們步入文明創造的行列，遠遠超越我們。
每一位教育者都要這樣真誠的告訴自己。
十四、
不僅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自由學校也有無限的可能。對於未來，我始終相信存在不同的可能。耶立希學校是一種可能，而歷經滄桑正日趨成熟，且呼應國際民主學校風潮的全人學校，也是一種新的可能。
若凡針對全人學校向他父親提出的質疑，來自她對人的同情，正如當年大雄的愧咎，並非斷言自由學校不可能。她的書，可貴的正是勇於面對全人曾發生過的負面經驗：失序與某種意義的反智。但她也指出正面的的事實：全人培養出來一批批不人云亦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人。
這與我長年的觀察不謀而合：由於全人的孩子能獨立思考，所以他們不媚俗，更對自己誠實。在漢文化，這尤其難得。
雖說全人孩子在學校不太上課，不太做功課，但他們每天在進行思辨。學校沒有不能挑戰的權威。孩子對教師校長直呼其名，你要孩子做什麼或相信什麼，一定要好好講道理，接受孩子的質疑。
孩子們日夜相處，他們之間也天天在相互辯詰，相互吐糟，對於一般人慣性的掩飾與虛偽十分敏感。因為那樣自由的環境，無需謊言，無需掩飾，孩子們不用像現實社會的人那樣，一層層把自己包裝起來。於是他們很容易看到原來的自己，看到原來的同伴，知道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尤其那樣的環境沒有太多的競爭，唯一的壓力來自自己：如何自我肯定。
文學藝術的創作，最需要的是這種「看到自己」的特質。漢文化的文學藝術經常陷入純技巧的表現，缺乏深刻的內涵，就因創作者自己的面目被自己、被他所屬的文化一層層掩蓋，而看不到自己。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漢文化有反省，但無反思。
「反省」是省察自己言行有無違反社會規範，從前人講「吾日三省吾身」指的只是：自省有無違反儒家教義。「反思」則是考察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是誰？我真正要的是什麼？我願意做什麼，有無能力做什麼？考察自己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係，從而變得真誠成熟。「看到自己」是一種能力，最後變成一種自然樸實的品德。
當然人要「看到自己」很不容易，它是每個人一生永遠的功課。人只要活著，隨時還會有新的東西、新的顧慮在蒙蔽我們。但全人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跨出去的這一步，是很大的一步。他們遠遠走在我們前面，因為他們曾經擁有完全的自由。
自由是艱辛的，經常會頭破血流，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自由不是一般人空想中的純粹享受。現實社會的人大半在逃避自由。
海禮[9]兩三年前寫了一篇文章〈看見自己，全人〉。他的觀察與我相近。獨立思考、不媚俗與看見自己，這些特質在全人孩子的身上是一體的。
如果海禮與我的觀察具有普遍性，那麼這項成就是全人學校那些曾經堅持自由的瘋子儍子們，重要卻被忽略的貢獻，也是那些嚐過自由禁果的孩子們，經過長時間摸索、嬉鬧、迷惘、歡笑、哭泣與困頓，最後為這世間帶來的珍貴禮物。
我希望若凡的書對嚮往自由的教育者來說，只是一個驛站，打點行裝重新上路。她的書標誌著自由學校更多可能的開始。
二十年來，或遠或近，我一直看著這所自由學校走在荒野步履蹣跚，看著孩子們長大成人，步入悲歡人生；也時而與全人的大大小小，或魚雁往還，或談笑聊天。以這樣的方式，我一直維持著全人的第五個身份：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近日若凡來信寫道：
你看著我們忽然長大，我們看著你慢慢變老。
大概是這樣吧，世事與歲月。
[1]大雄（黃政雄）在〈全人實驗教育計畫2.0版〉一文中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把理性定義
為一種追求一致性（unity）的意志，與無限溝通的意願，…。這段話值得再三咀嚼。
[2]幾位教育學者盡皆一時之選：謝小芩、馮朝霖、陳佩英、鄭同僚、孟子青…。成虹飛則是原來全人教育委員會召集人。他們對教育不只熱誠公正，並經常參與教育改革的實務，累積很多珍貴的經驗。2009年全人立案之後，大雄邀邱守榕任董事長。十多年間董事人選迭有更替。
[3] 「家長」是個奇怪的字眼，恕我不用。1999年春年詢十一歲，進全人讀小六，創校期全人招收的學生是10到18歲的孩子。
[4] 全人這幾年開始加入國際民主學校的活動，在歐洲與各國另類的民主學校交流。明年2016將在內灣承辦世界民主學校年會。我一直認為全人往下走入草根，往外走向國際是好的。理想教育的學校最忌封閉。這些年匯入國際進步學校的潮流，對全人無疑是正面的。
[9] 余海禮係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全人家長，後期董事。在全人義務講物理課多年，深入觀察全人學校及學生。
延伸閱讀：
一、
全人是個另類學校，1995年秋創辦，在苗栗內灣。
若凡一度是全人學校的學生，那一年她還是十一、二歲，跟在父親興樑身邊，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沒想到一下子長大了，碩士論文寫的是全人，她永難忘懷的少女經驗。
興樑是全人的創辦人之一，與創校校長老鬍子、同事許敏瑋共同開闢了這塊桃花源。無論這塊地方發生過什麼紛擾，孕育過多少夢想，它是幾百個曾在那裡探索、迷惘、爭吵、思辨，度過年少歲月的孩子們永遠的鄉愁。
若凡再度出現在我面前時，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女性，思考縝密、真誠熱情，又工作勤奮。地球轉得真快，十幾年忽焉而過。上大學不久，她曾與全人孩子們來看過我。後來聽說她在做全人與自由學校的研究，採訪過許多還在、或已不在全人的學生與教師。然後寫成碩士論文，還找到衛城出版。
見面時我只讀了前面幾章，陪她來訪的，是衛城的瑞琳與晏甄。此前我沒答應要替這本書寫點什麼，但聊過之後我變得猶豫不定。
書的起頭，若凡就以現代作家擅長的舖陳，揭開了她尋訪青春的序幕，穿插在不同的時空，小女孩的若凡與青年若凡交迭出現，場景切換、節奏分明，字裡行間流露出她對童年歲月深深的懷念。好的文學手法瞬間吸引我，譲我一口氣讀了好幾章。
但帶著動感與韻律的故事，一邊也鍵入書中嚴肅的教育主題：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亦即，學校教育有無辦法落實青少年完全的自由？
若凡把全人作為她觀察的場域，去尋找這個謎題的答案，尋找她的往昔。她以驚人的毅力，蒐集了豐富的第一手的資料，並用犀利的洞察力，抽絲剝繭，一層層切入這世外桃源內部的矛盾與紛擾。
她寫下這樣的字句，開始她的剖析：
另類是全人的主流。
我一邊尋訪全人校友們的自由青春，一邊在他們身上找尋自己的影子。自青春期起始，到成年的重逢。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不同校友，想知道我們是如何長大成人的？又成為了怎樣的大人？逐一拼湊這些零散的資訊，我驚訝的發現，我們身上共同顯現一種面對規範的姿態，一種看待知識的態度，一種對權力關係的判斷，以及一種生涯規畫的價值觀。而所有的對話，都將這種姿態的成因，指向我們共同的成長環境――全人中學。
全人中學給了我們肆無忌憚的自由青春。
那夜送走三人，我一次次翻開書稿，走入若凡的世界。終於在蘇迪勒颱風來襲的清晨，讀完書稿與「後記」。
二 、
當若凡試圖以她局內／局外兩種身份的研究者，去剖析全人近二十年跌跌撞撞的經驗，我們首先遇到了一個根本的哲學問題：
歷史的重構，如何呈現真實？
什麼是歷史的真實？每一個認真誠實的人，所看到、所經歷、所主張的，都是真實。我們絲毫不會懷疑他敍述的真實性。但那真實只是「相對於敍述者的真實」，只是真實的片斷，不是真實的全部。沒有一片這樣的真實，是全部的真實。
舉個例子說，一位學生或一位教師，曾經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他根據自己經驗，所重述的全人就是真實的全人？不，因為你會遇到另一位同樣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的學生或教師，聽他重述全人，你驚訝的發現，這兩片關於真實的敍述，不只有落差，有些事甚至南轅北轍，可是他們都同樣認真而誠實。
像若凡這樣透過大量的採訪與資料蒐集分析，加上她童年在全人當過幾年學生的經驗，無疑的，她的描述與分析，也許會指出五年八年身歷其境的人所看不到的盲點。尤其每個人自己的某些價值或立場，會使他看不到對立的事實。
但即使若凡這樣努力在尋找真實、重構真實，她的書與真實的全部仍有一段距離。
更一般的說，人不能是全觀點的——即使他身歷其境，因為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有他不在場的角落，有形或無形的不在場的角落。對於要擁有全觀點，不在場的限制是致命的。更何況每個人都帶著他的信念與經驗在看待世界。
沒有人是上帝。這正是人本主義的起點，至少是我個人認為的人本主義的起點。
當然，我們不致因此落入俗套，變成絶對的「相對主義者」，不致因此斷定世間沒有客觀真實，而只承認各自表述的假多元論斷。
但全部的真實不易追尋，必須在開放的、自由論述的公共領域中，不斷相互論證、相互聆聽，這一片片真實才能一步步整合，編織成更大範圍的真實。[1]
若凡這本書是一部很好的文本，用來編織更大的真實。
我強調這樣的論點，無非是希望所有曾經與全人近身接觸、甚至身歷其境的大人小孩，能以開放的態度，以廣濶的心智（broad mind），細細讀完若凡這本書，再注入自己的觀點，去拼湊出更大範圍的真實。同時希望一般讀者把這本書視為一個好的文本，從中得到啟發，卻不必把它當作完全客觀的真實，對它說長道短。不論有無可能，客觀的真實還在發掘、在整合中。
不只是歷史的重構太難，即使在當時，全部的真實也不容易發現。
三、
1995年春，全人籌設時期，創校校長老鬍子來找我，興奮的提起，他已經找到卓蘭內灣山上的一塊地，即將開始他偉大的辦學計畫。那幾年我在台中城郊大肚山邊養病。老鬍子陸續帶了敏瑋、興樑、瑤華、大雄、及幾位早期的創校教師來訪。
我們坐在家前庭園的草地，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對全人來說，那是做夢的年代，未來是理想與瑰麗的彩虹。每一個人都在訴說夢想，打造他心中的桃花源。
1995年秋，全人開辦，老鬍子請我當教育委員。教育委員會是早期董事會的雛形，只提供諮詢，沒有監督的權責。那段日子我還在大病、死神不時在窗下徘徊。我只能偶而造訪內灣，旁觀他們從闢路整地、一區區蓋起校舍、密集討論課程、招生開學，到原始的夢想終於進入實踐、迎接一波波現實的挑戰。
1999年老鬍子因養病淡出，大雄接任校長。為了幫學校立案，我才找了幾位教育學者，併入原來的教育委員，一起成立董事會。[2]我還請了律師詹文凱加入。他是卓蘭在地人，熱心為全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我認識他，是因一九九○年前後的學運。
由於全人學校屬於理想教育，不是一般公私立學校，辦學者有強烈的理想色彩，董事會需多加尊重，不宜直接介入學校辦學，只延續原來教育委員會提供諮詢的功能，不做實質監督，對外則扛起責任。唯有重大爭議，有仲裁權，校內師生可向董事會申訴。
十多年來，我在全人學校的身份是多重的，從教育委員、駐校觀察、學生的父親 [3]、董事會負責人、最後變成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某種意義下，我也看到了全人真實的片斷，看到它美好的年代，看到叢林法則、夢想的困頓，看到它再起、浮浮沉沉，紛紛擾擾，到今日逐漸穩定，尋找到它的身份認同：堅持完全自由的民主學校（大雄的豪語）[4]。
若凡說的沒錯，全人不只孩子在探索在成長，大人也在探索在成長。
四、
若凡這本書太好看了，雖然我不盡然同意她的詮釋，有些地方的分析，也稍嫌冗長。但你要度過那些地方，尤其不要因為她描述那段長長的、黑暗混亂的失序時期，感到不耐、感到離譜，便把書丟到一旁。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若凡始終堅持把她所看所想，所感所悟，忠實誠摯而不憚其煩的記錄下來。只有度過這段長長的甬道，你才會恍悟曾在那裡發生過的一切如何超現實，又如何可貴。
一直看下去，若凡會帶你進入一頁頁新的風景，像走入山裡層巒起伏，最後走進「彎彎的婚禮」。二十年過去，那些偷吃自由禁果的孩子們長大了，進入社會，每一個人都揹著新的閱歷，也帶著舊的印記。若凡如此描述：
就這樣，全人中學所打造的那個自由年代，留在我們個人生命故事中的印記從來不曾消逝。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掠過腦海，在回憶中去而復返，然後盤旋、離去，接著又再度回來。
如今我們齊聚一堂，在彎彎的婚禮上。
近二十年這塊桃花源裡的夢想與實踐，路線與人事，自由與秩序，知識與非知識，理性與感性，……再加上時空在變，人在變，……若凡把這麼複雜的概念與現象，條理分明的編織成一節節好看的故事，每一節故事又處理一項引人深究的爭議。不論她的言說是不是全部的真實，細細讀完這本書，確是一種知性與感性的享受與衝激，也會領悟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啟示。
雖然她把更多的心力用在描寫理想與實踐的矛盾，描寫一層層高峰迭起的發展，描寫那些場景的細節，而未突出劇中人物的寫照，但讀完書，你還是會因桃花源裡那些傻子瘋子而心弦悸動。
在書的「後記」，若凡第一句話說：
我一直覺得成長是辛苦的，一直都是。
然後用沈重的字句，寫下她的質疑：
我一遍又一遍看著校友們的近況。看著他們付出自由的代價，看著他們拿不到好學歷，看著他們在現實和理想間泅泳。我憤怒的問我父親：「你們要給他們自由，他們得到自由了，結果呢？你有沒有問過他們，問過你的孩子說，他們到底想不想要自由？他們為你們所給的自由付出多少代價，你們有想過嗎？」
蘇迪勒颱風那天，家居農舍的左側，山邊崩塌，濁水滾滾。我讀到若凡這段沈痛的質疑。就是這段話，讓我改變主意，決定寫些字句。淚眼凝望窗外風掃雨飛，山崩水急，陷入沉思久久，我終於動起筆寫下這篇序，試圖回應若凡這本書所談的核心問題：
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
你要往下閱讀之前，最好先翻開這書本文，走入若凡的世界，因為我的回應是針對若凡的故事與分析。
六、
尼爾．耶立希校長看著岑岑的背影走出辦公室，他坐回桌邊把剛剛的談話，扼要的登錄在岑岑的個人資料，就像醫生登錄病人的病情一樣。他站起來走到櫃子前把資料歸檔。
創辦這所自由學校已將近三十年，耶立希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相信一個受到肯定、尊重又擁有充分自由的孩子，長大後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做自己喜歡的事，過愉快正面的生活，也自然會承擔起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當然，有些必備的基礎知識，學校必須替孩子打好基礎。
耶立希是社會心理學家，童年在貧民窟長大。他非常了解人在世間生存不易，也長年在思索人存在的意義。人要擁有自由，必須具備足夠的能力與知識視野，這點無庸置疑。沒有能力就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選擇的自由，就不能「做自己」。
從創辦這所住宿學校，耶立希便讓孩子們擁有充分的自由，慢慢孕育自由的精神，以了解自由。他譲孩子們擁有自己的時間空間，做自己的事，管理自己的生活。六十多個從十二到十八歲的孩子，自己組織自治會，討論群體的生活規範，履行他們的決議，處理他們自己違規的問題。當然十一、二個教師也參加自治會，發言討論，但一人一票，教師是絶對少數。
青少年精力無窮，而且充滿熱情，一心想參與並挑戰世界。他們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家庭，爭吵胡鬧調皮搗蛋的事，層出不窮，偶而也會發生欺凌與偷竊。但這些行為在聆聽、了解、自由與寬容的環境中，過了半年一年都會慢慢消失，頂多兩年就會融入學校的環境。出狀況的，經常只是那些新來的孩子。
耶立希相信自由與知性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知性激發深刻的創造，而創造是人類天賦的趣向。每一個人天生都會喜歡自己做出一些有趣或有用的東西，從中取得愉悅和滿足。少了知性的創造，不容易深刻。少了創造，自由會變得無所事事，生命會停頓。
他也深深認同Catalonia那位人道主義的大提琴家所說：「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知性、創造與自由，是生命的循環三角。他認為一旦孩子開始嚮往，並一步步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就不再令人担心，他把「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作孩子通往自由與美麗世界的一把鑰匙。
因此他找來的教師，總有幾位是對知識充滿熱情，或投身於某些創造工作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這些教師的知性熱情與創造工作，自然會感染學生，為孩子打開視野，並激發孩子學習與創造的熱情。這種傳承並不只在課堂，更在生活之中。
七、
耶立希很清楚，知道他聘不到那麼多具備這種特殊條件的教師。現實的各級教育培養出來的多數教師，都只懂一定程度的專業。他對那些教師沒有太多期待，只安排他們在課堂教他們本身的專業，或對孩子做個別學科指導。其中包含培養孩子「讀寫算」的能力。
讀寫算是孩子長大，進入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能力。換句話說，孩子進入文明社會必須懂得兩種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中文、英文），另一為自然語言（數學）。耶立希領悟到數學不只是人想了解自然必要的語言，同時也孕育人的抽象能力。數學教育這個主要功能經常被人們忽略。
抽象能力是人尋找普遍性的能力，用來整合紛雜的特殊經驗，使這些分殊的經驗對自己產生意義，從而促發心智的成熟。可是誰也不知道抽象能力怎麼教。人類文明的特徵是抽象，抽象能力是切入文明社會最關鍵的能力。耶立希知道人浸淫於數學，而非只學習解題技巧，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這是做為心理學家的耶立希很清楚知道的事實。
當然，學習各民族的語文、學習哲學歷史、物理化學、甚至藝術音樂，也都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但數學本身抽象度高[5]，語言清晰，系統嚴謹，若浸淫其中最容易培養抽象能力。
無論如何，中英文與數學，可用來訓練讀寫算的能力，同時培養抽象能力。這是自由學校不能輕忽的事。沒有這種基本能力，自由會流於空談。孩子長大進不了文明社會，更遑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然也做不了自己。
學校成立初期，耶立希就與教師們編製一套「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及相應的教材。學生只要通過其中八到十二階的評鑑，不論是修課或自主學習都可以畢業（例如，人文：自然＝12：8或8：12），其他學科、社團或藝能課程完全自由選修或自主學習。學校不做任何限制。
八、
岑岑是單親爸爸帶大的孩子，爸爸酗酒，媽媽改嫁，富裕的外婆送他來耶立希的學校住宿。初來一兩年，時常鬧事。現在不鬧了，被選為自治會幹部，變得積極開朗，可是他還不想進課堂，每天在校園或附近自由晃盪，偶爾拿著畫本在樹底下或水塘邊畫畫。學校沒有人會管他。
上個月耶立希與岑岑談話，他把「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向岑岑説明，告訴岑岑：他的語文能力，依學校的評鑑，中文第五階，英文與數學都才第二階。岑岑距離畢業前還有七個學期去完成十二階的要求，他可以進課堂修課，也可以自學。萬一沒完成十二階的水準會畢不了業。耶立希這樣清楚的提醒岑岑。
即使沒完成十二階的要求，學校還是會發給他一張結業證書。日後隨時可以回來補修或補鑑定，取得畢業證書。岑岑有什麼打算呢？耶立希問岑岑，同時向岑岑說明讀寫算對岑岑未來的重要。
不過，我們會等待。路你選，由你自己做決定，我們幫助你，這是我們的工作。說不定有一天你長大，也會想回來這所學校，做我與你的敎師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那時候你會覺得幫助孩子們很酷，可是你要先儲備你的能力，就像我們年輕時要儲備我們的能力一樣。
今早郵差送過信，岑岑從洗手間出來，手上拿著剛拆開的信，眼睛紅腫。耶立希正在花園澆水，放下灑水器，邀岑岑進來辦公室聊天。外婆於幾天前過世，已辦完喪事，媽媽來信這樣告訴岑岑。
耶立希在學校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與孩子單獨聊天，有時在辦公室，有時在校園，偶而約孩子到附近的山路散步。他是毎個孩子的朋友，孩子們都很喜歡他、相信他。
今天耶立希靜靜聽著這個孤單的孩子談些外婆與媽媽的事。他不多說什麼，只拍拍這個孩子的肩膀，抱抱他，送他走出辦公室。
平常他會多問孩子的種種想法，包括學習的興趣與困難。孩子也會主動告訴他在學校遇到的大小事。然後他把孩子的學習情況記録下來，一一告知孩子的教師，也請教師針對孩子的學習，向他回報如何做特別處理。比如說，要為那孩子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啓發、引導或補救？教師在學校擁有完全的教學自主權，但用這樣的方式，教師向耶立希負責。
學校除了自治會，沒有多少正式會議要開，平日教師們有個舒適的空間叫做「老鳥沙龍」，大家沒事在那裡喝茶聊天，許多共識自然形成，事情誰負責誰就去做，但他在行動之前，有義務細聽別人的意見與背後的想法。這樣學校很多事情在進行，不必事事開會解決。老鳥們在學校一樣在享受知性與思考的生活，不會為大小事疲於奔命。
九、
耶立希在與孩子單獨聊天時，會提醒孩子，讓每個孩子清楚知道：自己現在處於讀寫算十二階的什麼位置，也問問孩子有什麼規劃或想法。但他不會讓孩子感到囉嗦，甚至感到壓力，因為他的自在樸素，與他天生的幽默感，再嚴肅的事也不會讓孩子感到神經緊繃。
六十多個孩子，每個孩子幾乎每個月會有一次與耶立希聊天。聊天的時間與順序很有彈性，原則上由孩子自己填選，但偶而孩子會提前來串門，耶立希也會臨時邀請。與孩子例行談話，然後轉知教師，這幾乎是耶立希在學校最主要的工作。以這樣的互動方式，耶立希變成校內師生的軸心，他是大家的朋友，三十年來都這樣。當然有時副校長也會接手協助耶立希。
人格教育由自治會處理，知識教育除了讀寫算的要求之外 ，學校完全放任孩子自由學習。
但知性的熱情，隨時在空氣中飄盪。有時會聚集一群人在黒板上討論潮汐的原理、天文或粒子世界。最近的一次颱風過後，他們談了很多氣候與氣候變遷的問題，隨後還開了一門氣候的課。
另一群人在草地上討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與卡繆的《瘟疫》。偶而還會看到樹下有幾個人為了討論基督教史與東西文化的差異，而爭得面紅耳赤。
某些角落有人全神貫注在做木工、繪畫或雕刻。舞蹈、戲劇、練團練琴的聲響也此起彼落。孩子們在學校一點都不會無聊。
學校會出現小波折，但沒有什麼大紛擾。
十、
耶立希的自由學校標榜全人精神（whole man）。他不贊同資本主義社會製造出大批大批「片面的人」。但這不意味著他反對專業訓練，或反對孩子後來變成「專家」。正好相反，他認為全人加上專家最為理想，因為既廣又深。他自己是社會心理學家，但他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學家必須先是一個人。
某些倡導自由教育者，反對升學，認為知識學習若為了升學，為了特定的「功利」目的學習，會使人失去自由。但耶立希從不懷疑升學，他鼓勵學生深造，去取得紮實的專業訓練，當然升不升學由學生自己決定。他說：
為了升學才學習知識當然不好。但在這裡，升學不是因，升學是衆多的果之一，由孩子自由選擇。到快畢業或甚至畢業之後，也就是升學前一兩年，自己努力去自學，去熟悉知識的操作。這樣就不會造成孩子的束縛，反而因升學之前有自學與專注操作的經驗，升學之後又有了專業訓練，人可以自由無礙的投身於他的興趣，參與文明的創造工作。人要有選擇一生志業的自由，而不是被選擇。
耶立希說，不是當了專家就不是全人。一個全人可以同時也是專家。但比起一般學校來說，這所自由學校的學生，知識方面的操作訓練較弱，因為學生花費更多的時間在探索、討論、做夢與吵架，學校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去發展種種興趣。但作為一個「全人」，耶立希說，
他不必具備太多現成的知識，可是他需要具備「自學的能力」。有一天當他想去學什麼，他便有能力去學會什麼。
這一點耶立希的學生做到了，他們若想升學，只要在畢業前後，多用一年的時間發奮自學也多半如願以償。這些學生成年之後，仍時常透過自學進入他們感到興趣的領域。相對於眾多「片面的人」與無數知識倦怠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全人」。
這些曾在自由學校長大的孩子們，有的後來平凡知足但樸實真誠，認真生活。有的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物。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在平凡中呈現偉大。很多年後，岑岑成了重要的繪本作家，他流浪世界各地，當工人、貨車司機……，最後回到他的家鄉定居。那時耶立希已經過世。他沒有如耶立希所說回到那所自由學校，去帶像他過去一樣的孩子，但他的作品遍佈世界各地，激發了無數小孩自由的夢想。
十一、
我虛構耶立希自由學校的故事，回應若凡書上的核心問題。虛構的故事，有些時候比個人現身說法呈現更多的真實。好的小說是這樣，我也期望耶立希的故事帶來更多的真實。這樣我避開了自己的主觀評斷，也避免介入過去全人學校的紛擾，讓全人的讀者可以跳脫具體經驗的牽絆，讓一般讀者可以回到原點：以若凡的書作為很好的文本，加上我的虛構故事，重新思考：「完全自由的學校有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我替故事主角取名為尼爾．耶立希( Neill Erich) ，是有一些背景的。一九二○年代，A.S.Neill 創辦著名的夏山學校，他主張快樂、自由與尊重。在A.S.Neill 的書《夏山學校》（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中，出版家Harold Hart邀請社會心理學家Erich Fromm為那本書寫一篇長序。Fromm 在書中試圖為A.S.Neill的教育理論補足知性教育，並指出夏山承繼西方人文傳統中的「理性、愛、正直與勇氣」。 「尼爾．耶立希」這個名稱，正好是他們兩人教育理論的合體。
若凡的書中談起一九九五年全人成立之初，老鬍子如此詮釋全人：
全人就是全方位發展的人，要從不同學科來看待內在外世界。對我來說，全人和專家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專家」專精於單一學科，「全人」則應跨越學科的藩籬，全人教育不同於拼裝出來的分科教育，而是一種通識教育，將學生當成整體來教育。
三位創辦者老鬍子、興樑與敏瑋都相信孩子的潛能。潛能是學生先驗的稟賦，無法先被預設。所以，教育者不能用任何強制手段來壓迫學生，只有學生自我覺察，才能決定自己的成長。
關於潛能，老鬍子他們與故事中耶立希的觀點一致。但對老鬍子來說，全人與專家不只概念上是對立，在實踐面也是。例如對於升學，老鬍子及早期部分教師相當抗拒。全人創辦期間，作為教育委員，我有幾次與老鬍子及全人教師談到全人，曾明確提起耶立希的看法：學校必須養成孩子的「自學能力」，畢業之後，孩子才能擁有選擇的自由，擁有選擇志業與人生的自由，包括進大學，而不是被選擇。
十二、
一九九九年大雄接任全人第二任校長，在教育委員會上，他表明對於那些已經畢了業的校友，因為基本學科的能力不足，無法選擇自己想走的路，他有強烈的愧疚。他上任後不斷尋求與校內師生達成共識，企圖規定學生修習基本學科，以儲備日後進入社會的能力。
大雄的不安，我當然認同。我一直主張孩子們不能輕忽基本知識，但我不贊成統一規定修課。這期間我多次建議大雄採用耶立希的做法，經常與孩子個別聊天。對於抽象知識的學習，學生應該以個人分殊的立場，與學校商量他自己的意願與進度，而非以學生群體的立場，開會決定是否統一修課。
個體與群體是不一樣的，必須細膩的區分。當阿努無奈的說出：「可是學校是我們的。」我也深有同感。但這句話不表示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應該主宰學校教育的方向，只是表示學生可以主宰自己個人要走哪一條路。
耶立希的精神是把學生看成個體，由學生自覺本身的處境去調整自己知識學習的步調。他把每一個孩子的處境充分告知孩子：「路你選，我們來幫忙。」這是耶立希對於自由的立場。自由與知識沒有道理相互拉扯。
創辦期間，先出現的是自由與秩序相互拉扯，隨後便是自由與知識的對抗。老鬍子最早只立「三大天條」：一、不可使用暴力，二、不打電動，三、不發生性行為。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關鍵在於「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這句話。
為了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創校之後第二、三年，學校進入叢林法則的失序狀態，老鬍子還堅持所承諾的完全自由，不干涉孩子們的行為，他、大雄與教師們在耐心等待。不論這樣做有無爭議，要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他們需要高度的勇氣，與對自由強烈的信念。
另一個矛盾，是自由與知識的拉扯。老鬍子本人是優秀的藝術教育家，在他任內，他的藝術教育是成功的[6]。早期的全人畢業生多半走上與藝術相關的路途，一方面是受惠於老鬍子藝術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因孩子沒有其他選擇。做為藝術創作者，老鬍子關於自由的想像是浪漫的。但把這樣浪漫的想像，放在辦學，會簡化自由與知識的辨證關係。
大雄則傾向知性，他也認為知性與自由密不可分，而知識的基本能力是知性的基礎，一如耶立希的信念。可是全人學校一代代的教師並不這樣認為，很快知識變成自由的對立面，這不同的認知是全人多年紛擾的源頭。
我藉由耶立希的故事，試圖在實踐面上把知性、知識與自由整合起來，並多次以此提醒大雄，學生修課的事，應改用個別聊天由孩子自己決定，代替由學校正式規定。這樣也可以避免自由與知識對立的誤解。[7]
夏山學校的樣本被西方自由教育學者認為無法複製，最關鍵的原因可能是A.S.Neill的人格特質。我勾繪了耶立希學校，但同樣的，耶立希有獨特的人格，他對孩子有深刻的認識，來自貧民窟，深諳人性與實際，而天性自然樸實、寬厚成熟，又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幽默感。每一個自由學校都需要這樣的靈魂人物，如果自由學校無法複製，那不是因為孩子，而是因為大人。
十三、
手邊一本數學書稿，探討「彎曲的空間」。這是一本約七、八百頁的大書，我已經寫了幾年，近月接近完工。這些年幾乎每天都在想、在寫、在校對編排，朋友笑問：這書出版會轟動嗎？我說：「不會。」
「每年大概會有幾個人讀你這本書？」
「三到五個吧！」
「什麼？！」朋友瞪大眼。
「三到五個研究生；也許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之中，會有人跨行過來認真的讀，說不定一個暑假他就有機會進入這個研究領域。」
「三到五個！那你幹嘛拚著老命在寫？」朋友腦筋還在那微小的數字打轉，無暇多聽我的解釋。
前天清晨張開眼，我湧起一個念頭，想在自己這本數學書稿的前言放進去這樣的字眼：「詩一樣的數學」，解釋我如何把複雜艱難的內容變得有感覺，這過程是美，其美如詩。
「原來你是菁英主義者。」朋友如此喟嘆。
不，我不是菁英主義者[8]。 所謂菁英主義是有排斥性的，只重視培育菁英，不重視一般孩子。我重視毎一個孩子，也重視菁英。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孩子慢慢長大，變成菁英，他們之中，有些人是踩過別人的身上，踏著軍樂的步伐前進。但另一些人，是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投身人類文明的創造，為這世界留下美好的東西。我必須為這些孩子鋪路。
每一個孩子都有無限可能。他有可能變成「菁英中的菁英」，為人類的文明做出創造性的重要貢獻。當然，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選擇他的人生，他可以選擇平凡或平庸，快樂知足的過日子，他也可以選擇偉大。莎士比亞選擇了偉大，杜思妥也夫斯基選擇了偉大，梵谷、蕭邦、瑪麗亞．居禮、甘地、愛因斯坦……選擇了偉大。但他們選擇了偉大，並不是因為選擇偉大而變得偉大；是因為他們投身人類的創造文明，使文明富麗風華，並滋潤後來無數孩子的心靈，而自然變成偉大。
賦以孩子們種種可能，不只讓他們有權選擇平凡或平庸，而安心的生活，也讓他們有能力有機會選擇偉大，投身於人類的創造文明。
當我們陪伴孩子長大，我們不能因自己喜歡平凡知足而限制他們，讓他們失去「變成偉大」的能力。我們也不能因自己期望他們變得偉大，而用力揠苗助長，不讓他們選擇「平凡知足」。我們希望孩子們比我們過得快樂，也鼓勵他們步入文明創造的行列，遠遠超越我們。
每一位教育者都要這樣真誠的告訴自己。
十四、
不僅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自由學校也有無限的可能。對於未來，我始終相信存在不同的可能。耶立希學校是一種可能，而歷經滄桑正日趨成熟，且呼應國際民主學校風潮的全人學校，也是一種新的可能。
若凡針對全人學校向他父親提出的質疑，來自她對人的同情，正如當年大雄的愧咎，並非斷言自由學校不可能。她的書，可貴的正是勇於面對全人曾發生過的負面經驗：失序與某種意義的反智。但她也指出正面的的事實：全人培養出來一批批不人云亦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人。
這與我長年的觀察不謀而合：由於全人的孩子能獨立思考，所以他們不媚俗，更對自己誠實。在漢文化，這尤其難得。
雖說全人孩子在學校不太上課，不太做功課，但他們每天在進行思辨。學校沒有不能挑戰的權威。孩子對教師校長直呼其名，你要孩子做什麼或相信什麼，一定要好好講道理，接受孩子的質疑。
孩子們日夜相處，他們之間也天天在相互辯詰，相互吐糟，對於一般人慣性的掩飾與虛偽十分敏感。因為那樣自由的環境，無需謊言，無需掩飾，孩子們不用像現實社會的人那樣，一層層把自己包裝起來。於是他們很容易看到原來的自己，看到原來的同伴，知道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尤其那樣的環境沒有太多的競爭，唯一的壓力來自自己：如何自我肯定。
文學藝術的創作，最需要的是這種「看到自己」的特質。漢文化的文學藝術經常陷入純技巧的表現，缺乏深刻的內涵，就因創作者自己的面目被自己、被他所屬的文化一層層掩蓋，而看不到自己。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漢文化有反省，但無反思。
「反省」是省察自己言行有無違反社會規範，從前人講「吾日三省吾身」指的只是：自省有無違反儒家教義。「反思」則是考察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是誰？我真正要的是什麼？我願意做什麼，有無能力做什麼？考察自己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係，從而變得真誠成熟。「看到自己」是一種能力，最後變成一種自然樸實的品德。
當然人要「看到自己」很不容易，它是每個人一生永遠的功課。人只要活著，隨時還會有新的東西、新的顧慮在蒙蔽我們。但全人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跨出去的這一步，是很大的一步。他們遠遠走在我們前面，因為他們曾經擁有完全的自由。
自由是艱辛的，經常會頭破血流，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自由不是一般人空想中的純粹享受。現實社會的人大半在逃避自由。
海禮[9]兩三年前寫了一篇文章〈看見自己，全人〉。他的觀察與我相近。獨立思考、不媚俗與看見自己，這些特質在全人孩子的身上是一體的。
如果海禮與我的觀察具有普遍性，那麼這項成就是全人學校那些曾經堅持自由的瘋子儍子們，重要卻被忽略的貢獻，也是那些嚐過自由禁果的孩子們，經過長時間摸索、嬉鬧、迷惘、歡笑、哭泣與困頓，最後為這世間帶來的珍貴禮物。
我希望若凡的書對嚮往自由的教育者來說，只是一個驛站，打點行裝重新上路。她的書標誌著自由學校更多可能的開始。
二十年來，或遠或近，我一直看著這所自由學校走在荒野步履蹣跚，看著孩子們長大成人，步入悲歡人生；也時而與全人的大大小小，或魚雁往還，或談笑聊天。以這樣的方式，我一直維持著全人的第五個身份：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近日若凡來信寫道：
你看著我們忽然長大，我們看著你慢慢變老。
大概是這樣吧，世事與歲月。
[1]大雄（黃政雄）在〈全人實驗教育計畫2.0版〉一文中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把理性定義
為一種追求一致性（unity）的意志，與無限溝通的意願，…。這段話值得再三咀嚼。
[2]幾位教育學者盡皆一時之選：謝小芩、馮朝霖、陳佩英、鄭同僚、孟子青…。成虹飛則是原來全人教育委員會召集人。他們對教育不只熱誠公正，並經常參與教育改革的實務，累積很多珍貴的經驗。2009年全人立案之後，大雄邀邱守榕任董事長。十多年間董事人選迭有更替。
[3] 「家長」是個奇怪的字眼，恕我不用。1999年春年詢十一歲，進全人讀小六，創校期全人招收的學生是10到18歲的孩子。
[4] 全人這幾年開始加入國際民主學校的活動，在歐洲與各國另類的民主學校交流。明年2016將在內灣承辦世界民主學校年會。我一直認為全人往下走入草根，往外走向國際是好的。理想教育的學校最忌封閉。這些年匯入國際進步學校的潮流，對全人無疑是正面的。
[9] 余海禮係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全人家長，後期董事。在全人義務講物理課多年，深入觀察全人學校及學生。
延伸閱讀：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劉若凡，衞城出版社，2015.09.11
那裡有條界線(繪本)
這是1996年以筆名黃南，嘗試畫作的繪本"那裡有條界線"，由遠流出版。其後經多次再版改版。去年2014重修幾張舊圖，近日配上台語發音，摯友公視導演林冰友協助配樂及製作，並上傳到YouTube.
創作此繪本時，我人在加州Stockton二姐家養病，年詢才十歲，日夜暱在我身邊。我作畫時他坐在我對面，或爬到桌底下玩耍，時而上來瞄瞄我的畫，講兩句他的意見。二十年忽焉而過，孩子一眨眼就長大了。重翻這繪本，想起作畫的那個令人懷念的夏天。
上文「自由的禁果」多次提到全人學校創校校長老鬍子。老鬍子本名程延平，為台灣畫家。這繪本首次在誠品發表時，由老鬍子與林真美講評，紙風車演劇。
其後出版國際版時，老鬍子幫忙我找秋雨物流特助蘇國慶協助。蘇亦畫家，與老鬍子藝專同學，擅長捕捉晨昏四季，光影流轉。國際版有台、中、英、日四國語言。Tamy Wu 英譯、林真美日譯。
這次上傳至YouTube者，僅台語配音，我自己朗讀，氣不很順。遠流初版附光碟，台語由劉森雨配音，惜已絶版多年。
二十年來，這繪本一路有很多友人相助，包含遠流諸友。今日製作網路版，上傳YouTube，尤思故人。
/黃武雄 2015/09/11
創作此繪本時，我人在加州Stockton二姐家養病，年詢才十歲，日夜暱在我身邊。我作畫時他坐在我對面，或爬到桌底下玩耍，時而上來瞄瞄我的畫，講兩句他的意見。二十年忽焉而過，孩子一眨眼就長大了。重翻這繪本，想起作畫的那個令人懷念的夏天。
上文「自由的禁果」多次提到全人學校創校校長老鬍子。老鬍子本名程延平，為台灣畫家。這繪本首次在誠品發表時，由老鬍子與林真美講評，紙風車演劇。
其後出版國際版時，老鬍子幫忙我找秋雨物流特助蘇國慶協助。蘇亦畫家，與老鬍子藝專同學，擅長捕捉晨昏四季，光影流轉。國際版有台、中、英、日四國語言。Tamy Wu 英譯、林真美日譯。
這次上傳至YouTube者，僅台語配音，我自己朗讀，氣不很順。遠流初版附光碟，台語由劉森雨配音，惜已絶版多年。
二十年來，這繪本一路有很多友人相助，包含遠流諸友。今日製作網路版，上傳YouTube，尤思故人。
/黃武雄 2015/09/11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教育手札 (2015.08.07)
昨晚知道孩子們已經安全撤離教育部，終於鬆了一口氣。我們要擁抱孩子們，為他們喝采，歡迎他們平安回家，同時在心底永遠懷念冠華。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換一場嘉年華會 (2015.08.06)
颱風要來，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還在第一線抗爭，令人擔心。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本文同步刊登於自由評論網、民報。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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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
多元文化與新舊課綱 (2015.08.01)
一、
新舊歷史課綱內容的爭議，真是所謂「台獨史觀」與「中國史觀」之間的差異嗎？
去年二○一四元月，爭議初起，我仍在病中。為了弄清楚癥結，用心對照兩種課綱。那時我看到的，並不是所謂統獨之爭，而是兩種世界觀的不同。說新課綱是「微調」，其實是「大調」，因為世界觀完全不一樣了。舊課綱所重視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內容，在新課綱中被拿掉。例如，第四主題「當代台灣」，舊課綱的第四章「台灣文化的多元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教育發展」全部刪除。其他地方再也看不到有多元文化或公民社會的歷史題材。
然後，新課綱只強調「經濟發展」。在同一主題第二章中，原來舊課綱中，「經濟發展與挑戰」的「挑戰」兩字，也被拿掉。原來「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環保問題」，當然也刪除了。在新課綱中，只留下「經濟起飛」作為重點，並不斷凸顯當時政府帶動經濟起飛的功勞。
二、
當代人類最主要的兩個課題，一為處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平衡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引入「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觀念，用來處理第一個矛盾，是進步的，是人類到二十世紀中葉，歷經專制統治、各種壓迫與戰亂的痛苦，才找到的一條掙脫集體主義的出路。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教育，最核心的精神。新課綱完全無視它的重要性，大筆一揮，全部刪除。令人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只向經濟發展傾斜，無視於它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也是難以理解的偏頗。新課綱的立足點，就是這種反動落伍的世界觀。倒是我很佩服當時擬訂舊課綱的歷史學者們，能夠把現代文明社會主張「多元文化與環保」的世界觀融入課綱中。新舊課綱之爭，就是落伍與進步的兩種世界觀之爭。這才是關鍵的差異。
三、
在舊課綱中，看不到所謂的「台獨史觀」。泛政治人喜歡製造名詞，亂扣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
舊課綱有台灣的主體性，這點無庸置疑。任何人談自己的歷史，一定是從自己的身邊談起，這就是主體性。一個人寫家族史，也有其家族的主體性。一個小孩要認識世界，當然先認識母親、親人、鄰里、縣市、國家，再逐步擴及世界。教育不能違反這個最自然的，由近及遠，由內而外的認知程序。在台灣實施歷史教育，當然要從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出發，談他們的生活、社會、苦難與歡樂，追尋他們的共同記憶，這就是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其實是多元文化的一環，也是公民社會的出發點。舊課綱強調台灣與世界的歷史互動，這是為下一代打開視野與胸懷做好準備。台灣主體性則是它的基礎。
人充份認識自己的家園，進入世界才遊刃有餘。主體性不是地域性，正好相反，主體性與世界性是雙生子。詩人馬拉嘉講：
欲邀遊天地
還戀我故土
正是這樣的寫照。而進入世界，則是尊重多元文化，欣賞異民族的起點。
相對的，新課綱處處強調中國角色與漢族中心主義，並割裂台灣與世界的互動。例如在第一主題「早期台灣」第二章，把「說明……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的接觸，進而敘述荷西及鄭芝龍時期台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整段刪除。講台灣史，可以不好好談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嗎？在新課綱中，「漢族中心主義」不僅貶低台灣對外的互動，也漠視原住民的存在與貢獻。輕蔑多元文化，一直貫穿於新課綱的思維。
四、
如果要套上史觀兩字，舊課綱的史觀，比較接近「多元史觀」。這是目前世界各文明國家，在歷史教育中所採用的世界觀。至於新課綱，該用什麼字眼來界定它的史觀？我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漢族中心主義的、一元的、落伍的、沙文的、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史觀。把「多元史觀」中，有關台灣的主體性，硬拗成「台獨史觀」，然後與「中國史觀」對立起來，模糊焦點，再度撕裂台灣社會，這是極為不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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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為了堅持信念，為了不接受反動落伍的洗腦教育，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猶在烈日與暗夜中奮戰。他們看得比大人清楚，他們熱情真誠，台灣所有人都應該為他們驕傲，為他們的獨立判斷、為他們的堅持信念而驕傲。但他們已歷經難以名狀的磨難與傷痛。手銬、束帶、羞辱與死別，這些煎熬對於大人都難以承受，我們何忍還讓他們在街頭受苦？
教育為的是未來，他們代表未來，未來的世界屬於他們。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是多元的世界。他們有權利選擇沒有遮掩、沒有謊言的多元史觀。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放手吧，他們不是別人的政治工具，就是因為他們不想當政治工具，才挺身出來抗議。是你們想把他們當政治工具，才有今日的抗議與永遠的傷痛。記得冠華最後的吶喊嗎？記得嗎？……。
孩子們是對的，請聽聽他們的規勸。撤回新課綱，讓他們早點平安回家。
本文刊登於「自由共和國」(2015.08.03)。
參考資料：歷史課綱到底改了什麼？─ 新舊版本比較 (2014)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 (2015.06.22)
一、 全文下載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兩難的取捨 (2015.03.23)
受邀參加「五十聚會在台大」，我欣然答應的下一刻，便意識到校門口因興建人文大樓，延宕四年的兩難。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 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2013年11月21日 星期四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花園新城桃李舘1990年代（黃武雄教授專訪，文 / 陳蘭 亭）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平靜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僻靜的台階，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賞遠景觀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基本上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 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讓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反彈，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首先要有據點，地理位置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有機會形成一種社區的力量。隨後黃老師選定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由於有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地籌募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末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黃老師努力從記憶搜尋當時出現在桃李館的朋友。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館。「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坐满了人。座中有個陌生的面孔忽然舉手發言：「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規劃， 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館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豐富的藏書，塞滿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館的時間也不同。 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型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隔籬逐漸融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館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館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任何人任何時間24小時都可以進來，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櫈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 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 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継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 27 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継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譲全國公眾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步。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不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参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被動員。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便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館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曽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館庭園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黃武雄教授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內；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 "沒有偏見" 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平靜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僻靜的台階，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賞遠景觀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基本上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 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讓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反彈，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首先要有據點，地理位置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有機會形成一種社區的力量。隨後黃老師選定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由於有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地籌募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末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黃老師努力從記憶搜尋當時出現在桃李館的朋友。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館。「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坐满了人。座中有個陌生的面孔忽然舉手發言：「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規劃， 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館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豐富的藏書，塞滿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館的時間也不同。 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型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隔籬逐漸融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館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館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任何人任何時間24小時都可以進來，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櫈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 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 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継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 27 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継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譲全國公眾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步。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不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参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被動員。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便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館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曽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館庭園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黃武雄教授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內；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 "沒有偏見" 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
2013年11月10日 星期日
再怎麼辛苦也值得 (為陳定信醫生文集而寫)
近日讀藍麗娟寫陳定信教授的傳記《堅定信念》一書，對定信兄一生的努力與成就，十分感佩，立即託友人陸續買了十五本書，分送給朋友們，並鼓勵年輕人閱讀。定信兄與我同年，在台大是老同事，雖然他研究的是醫學，我做的則是數學，但我們經歷同一個時代，讀他的傳記讓我重新走過一遍消逝的日子，重新檢視自己的往昔，並調整了一些累積多年的看法。他的傳記、他真實的一生承載無數值得深談的啟示，但寫這短文因限於篇幅，只能就他與我三十多年的醫病關係，取出一小切片談一、兩個觀點。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一九七六年我罹患 B 型肝炎，便曾求診於他。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因自己長期疏忽，身上的肝炎已轉成十公分大的肝癌，並擴散至肺部十多個腫瘤。癌症病發當初是在台中榮總（施明純醫師看診）及一家診所檢查的，兩處醫生皆認為我的生命期只剩三到六個月。隨後回台大，定信兄亦作此診斷，並告訴我癌細胞的原發處在右肝，經由血液傳至兩肺。11月我赴加州大學舊金山附屬醫院 (UCSF) 檢查，得同樣結論。這期間我經常與定信兄聯繫，深刻感受到他的坦直與用心。
當時 UCSF 有一個研究團隊正在實驗 LIP-DOX 的標靶化療法：以小脂肪球包裹的化療藥劑（Doxorubicin）注射血管進入血液。標靶的原理是：癌細胞的增生沒有良好的控管，其附近血管壁的漏孔有大有小，大的漏孔遠大於正常細胞附近的血管漏孔。小脂肪球的半徑便設計在兩者之間，於是絕大部分的化療藥劑便沿血管順利運送到癌細胞，不致一路流出，去破壞正常細胞，因而大幅提高化療的效率。這個看來十分聰明的標靶療法，已通過動物實驗，正在進行毒性實驗。我雖是外國病人沒有健保，但 UCSF 的研究團隊願意免費接納我加入測試。我不待猶豫，立即越洋傳真詢問定信兄。
由於我深知病人個體的特殊立場與醫生專業而嚴謹的普遍立場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寫信時我這樣問定信兄：「你很了解我的病情，也擁有最尖端的醫學判斷，如果你是我，而非我的醫生，你會怎麼辦？」不到半天，我得到他真摯感人的答覆：「我會回來與小孩及自己所愛的人一起度過最後的這段時光。」於是我不假思索，收拾行李，於12月中回到台灣。
這樣我作出了正確的決定。可惜那個標靶實驗後來沒有成功。十多年後我曾寫信給定信兄，感謝他總是在我最需要的時刻，「適時的伸出援手」。
事實上從我十月發病之初，他就給予我最大的協助，並把我的病情以及接下來可能出現的症狀懇切而詳細的向我說明，讓我知道自己的處境，快速的整理自己的思緒。當時定信兄主持下的台大肝炎研究團隊正在進行一種 cocktail 化療的實驗。摯友林山田、陳師孟、張則周、賀德芬與楊明倫來家裡探病，告我此事。我以此問定信兄，他的答覆是：「你加入這實驗，對醫學研究或有貢獻，但對你的身體沒有幫助。」
由於他的誠懇與坦直，我的心思很快就沈澱下來。我不知這付安定的心情，是否像有些過分強調心理因素的人所說，對於往後奇蹟似的存活下來有若干幫助，但我確定它帶給我平靜與自由。我不用掙扎於幾種其實都近乎無望的選擇之間，也不必像很多病人那樣承受一次次的身心折磨。我迅速接受自己既定的命運，處理好身邊的事，開始用「多活一天就開心一天」的心情面對死亡，忽然我的心自由了。
這二、三十年定信兄與我的醫病關係中，最關鍵的是信任。我清楚感受到他的誠懇認真，感受到他站在病人的立場為病人著想（不只對我這個特殊病人），當然我也完全信任他的專業判斷。在《堅定信念》一書中，他談到信任在醫病關係中的重要，包括許多醫療糾紛都來自醫生沒有取得病人的信任。
事實上有些醫生在從業之初並不曾意識到自己工作的莊嚴與神聖。病人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醫生，自始便對醫生充滿崇敬與期待。病人脆弱的心理很容易感受到醫生對他（她）的「好」。以我個人及親友們在台灣各醫院或診所就醫的經驗來說，很多時候醫生的耐性非常有限，沈默安靜與愛發問的兩種病人，都有過被醫生冷落，甚或訓斥的經驗。我當然了解在台灣這種亟待改進的醫療制度之下，醫生的工作負擔無比沈重，能分攤給每位病人的時間也少得可憐，但建立病人的信任感，無論如何還是醫療行為最關鍵的一件事。
以我看來，病人的信任感主要來自醫生本身散發出來的人格特質。是醫生的誠懇認真、關心病人又實事求是的態度，讓病人從心底對醫生有了信任。
當然，強調信任感，並不意謂病人要絕對遵從醫生的診斷去做，必要時病人還是要去尋求第二種意見（second opinion）。醫生不是神，誤診是難免的，尤其大醫院的醫生工作的緊繃與負荷，經常到達自己身心的極限。病人應該體諒。若有疑義或遇到生死關鍵，主動尋求第二個醫生的意見，譲自己的生命，多一層保護是必要的。
過去在小鎮，醫生只靠診查就必須斷定病情。有些誤診是無奈的，但病人信任醫生，醫生竭力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家都相安無事，並和善對待。好的醫生也終生得到鎭民的敬重。這些醫生不只自信、擁有尊嚴，而且迅速累積診查斷病的經驗。今日醫病關係變得複雜，尤其在大都會大醫院。有些時候，醫生無意識的把病人物化，病人則一方面把醫生的專業神化，另一方面把醫生的角色工具化。這就扭曲了原來相互信任的醫病關係。病人若不了解醫生也是一個人，尤其動輒提告，會弄到醫生失去自信與熱情，不只大小病都一概依賴儀器，不願再靠經驗與專業判斷診查，而且擔心司法纒身，不敢再為病人作明智的賭注與決斷，以致耽誤病情。
關於病人的主體性，病人愈了解自己的身體，對自己的康復會越有利。我一方面對定信兄有著很深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加強對癌症的認識。「病人的主體性」在醫病關係中也與「信任醫生」一樣重要，因為病人病苦的複雜與分殊，不是每位醫生都能夠完全體會，有些時候病人對察覺自己身體的變化更為敏感。但病人的主體性，最好能建立在科學精神與醫學知識之上，尤其當這社會多數人還輕易相信不經證實的種種似是而非的傳言與臆斷之時。
一九九四年病發之時，我細讀 John Barry 寫 Steven Rosenberg 的《細胞轉型》(The Transformed Cell)。這本書讓我對癌症有了粗淺的認識，同時因親友們協助收集，我快速的閱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有關治療癌症的一些資料，又因為讀了史懷哲的友人，德國醫生 Max Gerson 寫的一本膾炙人口的書，想確定 Gerson therapy 到底有無療效，還仔細閱讀了Lancelot雜誌的專業評論。一、兩個月內我弄清楚民間會如此輕信癌症的另類療法，其實源自一般人對科技霸權的反彈，對科學精神的誤解，尤其是面對癌症時病人的無助。至於我自己，由於熟悉科學研究的艱苦及嚴謹，了解科學的力量與局限，也多少涉獵科學哲學，自始我就很難人云亦云，更難接受種種偏方。
一九九五年我曾送一本《細胞轉型》的書給定信兄，並建議列入台大通識教育的閱讀書籍。幾年之後我讀 Robert Cooke 寫 Judah Folkman 的傳記《佛克曼醫師的戰爭》(Dr. Folkman’s War)，也增加我在科普層次上對癌症的認識。這兩本書與定信兄的傳記，都值得列入通識書籍，並廣為介紹，打開年輕人的知識視野，並提升科學素養。它們提供的不只是對醫學的認識，不只是對科學精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者的態度與奮鬥的事蹟，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定信兄在書中講得很好：一個醫生必須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一個專業者。科學與人文不只並行不悖，更是相互融入，如果這兩個世界的工作者，都有足夠深刻的反思與相互了解，而不自畫疆界。
天若有情天亦老。事實上我從年輕時便經常在問：一個醫生除了沈重與超時的工作負擔之外，還看盡多少病苦、多少無助，他對人的熱情如何不因歲月而燃燒殆盡？我知道如果是我，那熱情支持不了幾年。定信兄的書所記錄的一種生命中的堅毅，雖然不是完全的答案，卻是珍貴的啟示。
我不免想起一九九四年我病發之時，定信兄的助理陪我去作檢查。走在台大醫院的廊下，她說，與陳教授工作，再怎麼辛苦也值得，因為她看到了什麼是用心與正直。
二O一三年十一月十日 黃武雄寫於新店農舍
推薦：
《堅定信念：肝病世界權威陳定信的人生志業》(2013.08.01 出版)
2013年8月6日 星期二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林口之夜 (寫於1985)
已經是住院第四天了。患腸癌那病人的病床今早又住進來新的病人。
幾天前從家裡出來時，對家人都說要去南部出差，唯獨對鄰居李太太才說要去住院做肝穿刺。雖然肝穿刺是輕微不過的手術，父親還是會為此整夜不眠。原先告訴李太太時，只擔心萬一家裡有急事還可以通知到我，沒料到李太太竟也以為這是不得了的大病，不然為什麼我要隱瞞父親。當她送我到後門巷口，忽而紅起了眼眶，要我自己保重，我居然也莫名地難過起來。
又是一夜未睡。第一晚是因剛作手術，一夜昏迷，第二晚則因隔壁病房的病人通宵達旦的嚎啕不停。據說是菲律賓華僑，來台灣做生意，不幸發生車禍的。哭鬧時言語還夾雜著英文。同房對床又有個姓徐的病人，因做胃鏡檢查也呻吟不休，是基隆碼頭的工人。護士過來問他痛嗎﹖他回說：「幹﹗不痛我幹嘛叫﹗」他腹部剛開過刀，該用傷口壓床，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翻身。
「還不能翻身嗎﹖」他趴在床上邊叫邊問。護士說：「不可以呀﹗不是老早同你說過，可以翻身時會過來告訴你麼﹖」待護士離開，他突然一聲：「幹﹗連翻個身都不行，我偏偏要起來走看看。」只見他霍地一起，已將點滴藥水連瓶帶架的扛在肩上，起身晃到洗手間去，一手還抱著肚子哇哇叫痛。
隔床有個婦人，是來照顧她先生的，在新店開雜貨舖。長期照顧病人是十分辛苦的事，在她想來，最大的酬勞莫過於別人能讚賞她的賢慧。幾天來都聽她在病房裡說夫妻應該要相互扶持，尤其是有病痛的時候。每次她說這些時，彷彿忘了她那氣若游絲的丈夫正在生死邊緣掙扎。
翌晨這位婦人終於忍不住問起那徐姓病人：「你是娶某未?」徐似乎早料到這一問，故意不答理。那婦人心猶未甘，停一陣子再問一次，這時徐才不耐的回答：「娶了娶了，是按怎（是怎樣）?」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到昨天入夜，天氣轉涼，病房氣氛也跟著變得愁苦。晚餐後去大廳洗漱，便看到病人的一大群親友在廊下拭淚，聽說是頭間病房有病人剛斷了氣。回來房裡，隔床那婦人又說斜角患腸癌那病人怕熬不過今夜。果然整夜醫生護士出出入入，幢幢身影與道具在布簾後忙個不停。漸漸我亦迷迷糊糊的入睡了，卻在此起彼落的啜泣聲中醒來，醒來後一時不能再入睡，便躺著悶想。
想起阿守，如果這次他能陪我來，必然也整夜不睡地坐在床邊感受周遭生死的愁苦。那是個心地無限透明，真無一絲塵垢的青年！年前我做首次檢查手術時，他陪我來，便坐在床邊讀小山勝清寫的宮本武藏。看似消遣的書，其實是小山氏借來談他自身思想的小說。透過宮本一生及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背景，談劍與禪、情與自我，談人道主義與社會演進間的矛盾。阿守大體也受劍禪合一的感染，又觀照他自身原本濃厚的人道情感，自上次陪我來住院後直有半年不見蹤影。一天夜裡，摩托車的引擎聲在我家後門熄了火。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骨瘦如柴、滿臉鬍鬚的人形，唯兩道濃眉之下，略小卻炯炯發亮的眼睛還燃燒著生氣。他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坐在我書房竹椅，經我一再追問，才說起他正在礦區挖煤，已做了三個多月的臨時礦工。
他原來準備要考農藝研究所，為了某些心中不解的問題---我迄今不知他為何去當礦工，是那樣的工作最能磨練自身，抑或多少可以了解受苦的底層---，竟深入地裡幾百公尺的坑道去求取體驗，此後又不曾看到他寫什麼報導，也不曾聽他向任何朋友提及這段經歷，只感到他默默將那樣真實的體驗留存在他一人心中。這時刻，如果是他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聽到他將悲天憫人的感情形諸言語，但我知道他的心將終夜與那病人的親友一道啜泣。
長夜漸盡，天有點亮光，氣溫變得更低，這是重病患者最難熬過的時刻。我母親也是在這樣寒冷的清晨去世的。斜角持續竟夜的啜泣聲終於轉成椎心無助的嚎啕。
窗外雲壓得更低，電線在風裡狂舞。
(1985/01/31 以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幾天前從家裡出來時，對家人都說要去南部出差，唯獨對鄰居李太太才說要去住院做肝穿刺。雖然肝穿刺是輕微不過的手術，父親還是會為此整夜不眠。原先告訴李太太時，只擔心萬一家裡有急事還可以通知到我，沒料到李太太竟也以為這是不得了的大病，不然為什麼我要隱瞞父親。當她送我到後門巷口，忽而紅起了眼眶，要我自己保重，我居然也莫名地難過起來。
又是一夜未睡。第一晚是因剛作手術，一夜昏迷，第二晚則因隔壁病房的病人通宵達旦的嚎啕不停。據說是菲律賓華僑，來台灣做生意，不幸發生車禍的。哭鬧時言語還夾雜著英文。同房對床又有個姓徐的病人，因做胃鏡檢查也呻吟不休，是基隆碼頭的工人。護士過來問他痛嗎﹖他回說：「幹﹗不痛我幹嘛叫﹗」他腹部剛開過刀，該用傷口壓床，四十八小時內不能翻身。
「還不能翻身嗎﹖」他趴在床上邊叫邊問。護士說：「不可以呀﹗不是老早同你說過，可以翻身時會過來告訴你麼﹖」待護士離開，他突然一聲：「幹﹗連翻個身都不行，我偏偏要起來走看看。」只見他霍地一起，已將點滴藥水連瓶帶架的扛在肩上，起身晃到洗手間去，一手還抱著肚子哇哇叫痛。
隔床有個婦人，是來照顧她先生的，在新店開雜貨舖。長期照顧病人是十分辛苦的事，在她想來，最大的酬勞莫過於別人能讚賞她的賢慧。幾天來都聽她在病房裡說夫妻應該要相互扶持，尤其是有病痛的時候。每次她說這些時，彷彿忘了她那氣若游絲的丈夫正在生死邊緣掙扎。
翌晨這位婦人終於忍不住問起那徐姓病人：「你是娶某未?」徐似乎早料到這一問，故意不答理。那婦人心猶未甘，停一陣子再問一次，這時徐才不耐的回答：「娶了娶了，是按怎（是怎樣）?」
「既然娶了，你某（妻子）怎麼不來陪你?」是婦人勝利而得意的聲音。
「幹！來這裡又不是來爽（快活），還要兩人做伙（一起）哀?」徐哇哇的罵著。連窗口那床來探望他母親的國中生，也忍不住偷笑起來。
到昨天入夜，天氣轉涼，病房氣氛也跟著變得愁苦。晚餐後去大廳洗漱，便看到病人的一大群親友在廊下拭淚，聽說是頭間病房有病人剛斷了氣。回來房裡，隔床那婦人又說斜角患腸癌那病人怕熬不過今夜。果然整夜醫生護士出出入入，幢幢身影與道具在布簾後忙個不停。漸漸我亦迷迷糊糊的入睡了，卻在此起彼落的啜泣聲中醒來，醒來後一時不能再入睡，便躺著悶想。
想起阿守，如果這次他能陪我來，必然也整夜不睡地坐在床邊感受周遭生死的愁苦。那是個心地無限透明，真無一絲塵垢的青年！年前我做首次檢查手術時，他陪我來，便坐在床邊讀小山勝清寫的宮本武藏。看似消遣的書，其實是小山氏借來談他自身思想的小說。透過宮本一生及基督教傳入日本的背景，談劍與禪、情與自我，談人道主義與社會演進間的矛盾。阿守大體也受劍禪合一的感染，又觀照他自身原本濃厚的人道情感，自上次陪我來住院後直有半年不見蹤影。一天夜裡，摩托車的引擎聲在我家後門熄了火。我開門看到的是一具骨瘦如柴、滿臉鬍鬚的人形，唯兩道濃眉之下，略小卻炯炯發亮的眼睛還燃燒著生氣。他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坐在我書房竹椅，經我一再追問，才說起他正在礦區挖煤，已做了三個多月的臨時礦工。
他原來準備要考農藝研究所，為了某些心中不解的問題---我迄今不知他為何去當礦工，是那樣的工作最能磨練自身，抑或多少可以了解受苦的底層---，竟深入地裡幾百公尺的坑道去求取體驗，此後又不曾看到他寫什麼報導，也不曾聽他向任何朋友提及這段經歷，只感到他默默將那樣真實的體驗留存在他一人心中。這時刻，如果是他坐在我身邊，我不會聽到他將悲天憫人的感情形諸言語，但我知道他的心將終夜與那病人的親友一道啜泣。
長夜漸盡，天有點亮光，氣溫變得更低，這是重病患者最難熬過的時刻。我母親也是在這樣寒冷的清晨去世的。斜角持續竟夜的啜泣聲終於轉成椎心無助的嚎啕。
窗外雲壓得更低，電線在風裡狂舞。
(1985/01/31 以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消失的錯字 (寫於1982)
走出敏生的家，已見不到太陽。長長的海風恣意撥弄著道旁兩排發育不良的木麻黃。雖說木麻黃的樹幹還勉強挺立，樹梢順著風向東倒西歪，像被欺侮的小孩的頭，順著欺侮他的手，搖來晃去，顯得無奈。
「二哥若知道你來，一定很高興。」敏生的弟弟送我出來，低頭踢著路上的西瓜皮說。
沉默半晌，我才開了口：「為什麼家裡不擺設靈位﹖」
「父親不相信那真是二哥，說二哥一定還活著。」
「你母親怎麼說﹖」
「阿母說，屍身的脖子後邊有個斗大的痣，是床母做記，準是二哥，還是認了罷。父親依然不信，堅持不設靈位，要等二哥回來。」
一、
穿過阡陌相連的田野，便看到春林國小的水泥牆。十年前，這裡只是一帶竹林，竹林成了學校西側自然的藩籬。每天同敏生上學，便穿過這片竹林。敏生是規規矩矩的孩子，我在竹幹上刻字，他會說不對，就是偶而砍下一節竹枝，拿回去做紙彈槍，他都會以為罪惡。為此，有些事我總是背著他做。不過我始終相信他，他會將偷芒果當作不可原諒的壞事，但永遠不會打小報告。
好打小報告的是良一。小時後，讀到秦檜，便想到良一，甚至看到西遊記中豬八戒上場，也好似看到良一。總覺得我做每樣事，良一都在旁斜眼覷看。當他視線瞄到我遮掩在課本底下諸葛青雲的漫畫，嘴角那絲得意的笑，會叫人戰慄不止。
長大了，很多恩怨是非也都煙消雲散。去年到台北讀大學，與敏生同租一處，良一也來暫住。敏生兩度參加聯考落第，準備再度重考，在補習班繳了費，日子過得很晦暗。良一則在某大讀商學，天天上美語會話班，聽美語錄音帶，全新憧憬赴新大陸的未來。第一個晚上，三人重聚，買來一瓶紅露，幾包花生，切三十塊錢豬耳朵，促膝話舊，也頗能盡興。良一說黑皮老師已轉行業商，在家外銷鞋廠做事，但還住在學校原來那宿舍，並提議找個日子，三人一起回去看黑皮老師，好叫他高興。我當下附議，抬眼見敏生雖也點頭答應，可是雙唇緊抿，便改口要把約期延後，待今年八月敏生考過試再說。
一翻牆，進入春林國小，便是那排熟眼的木造教室。邊間的側牆刷得粉白，新近塗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兩行醒目的宣傳標語。這面粉白牆，從前畫滿的是數學式子。有個圓的圖樣，底下寫著圓周率π等於3.1416。我始終覺得圓周率是神祕而難以捉摸的東西，尤其是π那個稀奇古怪的字眼。敏生卻坦然不疑，只告訴我說：「圓周率就是3.1416，3.1416就是圓周率。」有次我駁他：「那麼3.1417是什麼﹖」他猶豫片刻，竟答：「3.1417便不是圓周率。」
我不知道這些荒唐的困惑為什麼會佔據我們幼小的心靈。但可以肯定，當時我們沒有一點要去問黑皮老師的念頭。我們甚至沒想到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問老師。不過我也懷疑黑皮老師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
有一次，班上好多人一起被罰跑操場，各人因考試分數高低不同，罰跑的圈數不一。敏生幸好因滿分而免役，受命在場監督。我很快跑完該罰的兩圈，走過來挨在他旁邊。敏生心腸軟，看到體弱同學不堪多跑，便開始不安。我替他出點子，假稱奉令一律赦免，要大家歇下來停跑，大家也心知肚明。沒想到給良一打了小報告。
當黑皮老師像黑煙一般的出現在升旗台邊，驚恐懾住了每一個人。敏生被叫過去，把各人該跑沒跑的圈數加起來。
「多少﹖」黑皮老師平靜的問。
「四十六圈。」敏生的加法一向最快。
「除以二呢﹖」
「是二十三。」
「這是『平均數』。你一個人要替他們跑完這二十三圈。」
有幾年我因此以為「平均數」真的就是加起來除以二。同時始終存疑：為什麼是除以二 ﹖不是除以三 ﹖不是除以四 ﹖
看敏生弱小的身軀在暮色蒼茫中跑完那二十三圈，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痛苦的一節。我不停的發誓，有一天要整良一，叫良一向敏生賠一百個不是，叩一千個頭。我遠遠坐在廊下，一邊發誓，一邊哭，熱淚一滴滴掉在膝上，分明感應敏生內心的煎熬。天色漸黑，敏生單薄而執拗的肩頭，在暮色中上下起伏的節拍越來越慢，不時提起的右手，自臉上抹拭的，彷彿是我膝頭上一樣溫濕的淚。
夜已低垂，大地終至完全黑暗。我攙著敏生發冷的身子，穿出黑暗的竹林。
二、
敏生生來孱弱，個子也較小，同學喜歡嘲笑他。有一天黑板上貼了一張「李敏生之像」，走近一看，竟是「胃特靈」畫有病夫胃痛模樣的廣告。
在台北補習的第二年，他的臉色更加蒼黃。他姊姊來信說家裡叫他去打補針，我則勸他晨跑。有次他經不住我苦勸，雖然夜裡失了眠，一早還是隨我去跑步。我說跑步要慢慢來，不能一下子跑太遠，他卻堅持不要因他改變我每天原定的路線。起初跑上福和橋，沐於久違的晨風，他快意的笑著說：「記不記得我有跑二十三圈操場的記錄﹖」我沒立即搭腔，跑了幾十步路才接著說：
「良一那小子還在矇頭大睡，我的毒誓飛了﹗」
「算了﹗」敏生嘴角泛著晨風似的微笑，恨是雲絲，在晨風中不留一點痕跡。
我一直以為敏生不知什麼是怨，他總是寬宥一切，直到後來我含淚讀了他再度落榜自東海岸寄回的遺書，才知道他並非真的無怨，只是把所有該落在別人身上的怨，轉由自己承擔：「在這社會我已一無是處，我的存在變成我所愛的人的負擔。」他遺書上這樣寫著。就這句話，我有許多理由要駁他，我可以說上十天十夜為什麼我一千個不同意，可是他已沒有回應，他棄絕自己，使自己從這世間消失，像點滴褪色藥水於寫錯的字跡上，把自己的存在當作寫錯的字。
敏生執拗的同我跑完全程，回到寄宿處，已近虛脫，一病便十多天。他躺在床上也不肯去看醫生，整天面牆，很少說話。清醒的時候，手指便在牆上塗鴉。只有一件事，使他回過身來抓著我的手。他要我保證，絕不向家裡人提一句他生病。
十年前在春林國小分手以後，敏生同我便失去聯繫，只聽說他考上南部著名的中學。多年不見，在台北寄宿處那低矮陰暗的半樓樓梯，弓著腰重逢時，他一現即逝的笑說明隱藏心底的抑鬱。長年功課的挫折與生活不能獨立，使他終日沉默寡言。平日，只當我重覆談到同一話題，他才偶而說兩句他的意見。高中畢業兩年，還仰仗父母辛苦種植蘆筍維生，最叫他羞愧。他不時牽掛著自己在拖累家人。後來寄回家裡的遺書雖寥寥幾句，便也提到，他本欲投保，以受益金提供弟妹讀書，隨後才知道投保人自盡時不在受益之列。
良一依然天天播放他的美語錄音帶。早上八、九點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按下錄音機上START的開關。有時自洗手間披條大毛巾衝了出來，為的只是把音量放大，隨即又躲回去蹲在馬桶上，喃喃附和著播放的錄音，唸個不停。
「會講一口英文，一輩子便不怕沒飯吃。」良一沒事就要搬出他的道裡。「時運不濟還可以保住一份薪水。運氣來了，搞搞貿易買賣地皮，說不定千萬新台幣轉手可得，有了這一筆錢，可到加州去做生意。不然總可以去美國讀個MBA（企管碩士），走入美國企業界，那天APM電子公司的老闆回來台灣找市場，還說他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理工的博士們為他效勞，你看讀理工的多划不來。」良一總要顯露他的世故，要告訴我們這世間真實的模樣。我明知他說的多少也是實情，仍忍不住要同他抬檯槓，敏生則從來不發一言。
不知是因為良一，還是別的原因，我對美語會話，心底起了惡感。敏生臥病期間，我禁止大聲放錄音帶，良一也沒抗議。只是起床後，站在走道的小鏡前刷牙，口中還唸唸有詞。刷牙與唸美語同為良一的早課。他十分愛惜自己兩排潔白的牙齒，每次刷牙總要耗上半個多鐘頭。「刷牙不止要清除口中碎渣，更要好好按摩牙床。」他常津津樂道這段從牙醫那兒得來的知識。
良一在小鏡前擠好牙膏，嘴裡一邊唸上幾句英文：Mary took a flight to California. The flight was……便停下來若有所思的將牙刷伸入口裡，低頭上上下下刷了起來，又突然擡起頭抽出牙刷，對著鏡子接道：quite smooth. But all ... had to fasten the seat belts……又再次低頭刷牙。這樣唸了又刷，刷了又唸，一口泛黃的牙膏泡沫，不知怎的熬在他的口裡，就像老菸槍吞雲吐霧，把玩煙圈一樣服服貼貼。我朝床上的敏生擠眼苦笑，突覺自己的牙床又酸又累，似乎一下子分泌出來好多口水。
三、
春林國小粉白的標語牆旁邊，離地約兩公尺高，是邊間教室的欄杆。我躍上欄杆，一幕鮮明的記憶像快刀似的割裂我的思緒。
冬天，「擠油渣」是課間十分鐘盛行的遊戲，在佈告欄下大家擠成一堆，好玩又可以取暖。夏天「跳欄杆」則代替了「擠油渣」。
每當黑皮老師後腳一走出教室門口，大家就跟著衝出教室，擠向走廊的欄杆。一個胖子跳下欄杆，屁股蹬在水泥地上，發呆半晌才勉強站起。「膽小的不敢跳。」胖子口裡也茫然附和著。
所有的人都跳了下來，只有敏生蹲在欄杆上猶豫。有幾次他兩手後擺，看似要跳下來，卻又遲疑的停在那兒。
「跳啊，李敏生跳下來啊﹗」呼喝聲越來越大。敏生的臉脹得緋紅，雙拳緊握，終於他深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似乎下定了決心。可是呼喝聲落，他張開眼，發現自己兩腳還牢牢釘在欄杆上，欄杆下面已爆出一陣哈哈大笑。幸好上課鈴聲替敏生解了圍。
隔天星期日，我穿過竹林，赫然發現敏生一個人蹲在欄杆上，跟昨天一樣，作勢欲跳。我原想要叫他，立刻又把話吞回去。靜靜躲回林中觀看。起初敏生嘴皮翻動，像在唸些什麼，隨即咬住下唇，緊盯下邊的水泥地，兩眼像要鼓出。一霎時，空氣凝結，蟬聲也歇。忽然黑影閃落，他身形一晃，已從水泥地上站了起來。我衝出竹林，大叫：「成功了，敏生——」
他愕在當地。看我走近，滿臉通紅，但掩不住內心喜悅，忽然反身爬向欄杆上，嚷著：「我要再來一次﹗」
就這樣敏生學會同大家一樣，跳下走廊邊的欄杆。事隔多年，我重回舊地，欄杆已腐朽不堪。數日前報屁股的一則小新聞：「聯考失意輕生，考生跳崖自盡」的報導閃過腦際。十年前那執拗瘦小的身影，在這欄杆上強制自己往下跳的經驗，必定在他絕望的一刻，給他生平最大卻也最不值得的勇氣，支持他縱身跳下崖底深淵。
天色漸黑，操場過去無際的田野多了幾家燈火，在紫灰的暮靄下，反增荒涼落寞。敏生稚弱單薄的身影似乎又搖搖擺擺的出現在跑道上，時而舉起的右手正拭去滿臉的淚水。
四、
也許是潛意識裡尚存留著三人在台北寄宿時要去找黑皮老師的約定，入夜之後，我竟然發覺自己來到黑皮老師的宿舍門前。從前的竹籬笆已換上水泥牆。竹籬笆上的牽牛花，則代以防盜用的碎玻璃。出來應門的是師母。歲月已在她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小時被罰勞動服務時，常到黑皮老師家打掃環境，師母是入門不久的新娘，坐在梳妝台前細心勾繪，沒抬眼看過我們，更沒朝我們說過一句話。有好幾年，每聽人提起「鮮花插在牛糞上」便想起黑皮老師與他美麗的新娘。
門前發福的中年婦人，打碎了記憶中那美麗新娘的影像。院子裡原有一個長滿青苔的小池塘，現在已填土覆蓋，舖上水泥。牆角的金菊與紅石榴也換成幾盆草蘭，雖是名貴的花，卻疏於照顧。
開門時師母原不怎麼親切，待知道是黑皮老師教過的學生且已經在大學裡讀書，便努力要高興起來，說老師疼學生畢竟有了收穫，一定要留我等到黑皮老師回來。她笑的時候，下牙死命咬住上唇，樣子非常勉強。過後我才在無意中發覺她剛拔掉一顆門牙，等著裝上義齒。笑的時候，堅持不讓牙齒外露，究竟不是容易的事。有幾次我分不清她是在笑或是在哭。
坐在客廳的榻榻米上聽師母談過黑皮老師的近況後，就漸漸不再注意她還談些什麼，直到師母站起來說：「你老師回來了。」才發覺黑皮老師的摩托車已在院子裡熄了火。
黑皮老師反而變得年輕。從前大家背地裡叫他「黑皮」，是因他又黑又瘦，頰上的皺紋像兩彎颱風草的葉脈，一道道清晰而細密的刻劃著。現在他是白多了，臉圓起來，皺紋也消失了。看到他踏進門時的笑容，我無法把他與記憶中從沒笑過的黑皮老師聯想在一起。黑皮老師與師母談過幾句話，便坐下來問我：
「鄭義本，與良一同班﹖」
「是，與良一及李敏生同過班。」
「我記得你，你後來轉校了，良一最近還提起過你。你現在學什麼 ﹖」
「數學。」
「對對，你那時算術就很出色。」黑皮老師一副得意的樣子。可是，天曉得我當時算術有多好，計算總是粗心大意，每次分數不達標準，就被黑皮用手擰住眼皮，整個頭隨著他搖曳的手俯仰不止。「什麼地方錯﹖看到沒有﹖」黑皮一邊說著。
「……」
「看到沒有 ﹖」
被扯住眼皮的眼睛能看到什麼﹖只覺痛徹心肺。口中卻要學會賣乖，趕緊把「看到了，看到了……」說上幾遍，才有回復自由的希望。
「不，林良一與李敏生的算術功課都比我好多了。」我無法贊同黑皮對我過去算術功課的讚揚。
「良一不只算術好，他是什麼都好，年紀輕輕，連做生意都很在行。」
「他常回來看老師嗎﹖」
「他常回來。」黑皮回頭與師母交換了會心的笑。
師母插口說道：「良一是我親弟弟，你老師最近還想找他回來手套工廠幫忙一兩個月，順便也照顧外銷生意。
這麼說，良一竟是黑皮老師的內弟了。黑皮笑著，就像愚人節朝著受戲弄的人宣佈今天是愚人節那樣的笑容。想起那次敏生被良一打小報告，我忽然憤恨不平，便一言不發，低著頭喝茶。
「你好像提到李什麼生﹖他現在做什麼﹖」黑皮老師先打破沉默。
「李敏生。也是那時同班的。瘦瘦小小的模樣。」我原想說出敏生不幸的遭遇，但立即感到，待我幫黑皮記起敏生時，黑皮一定會以事後諸葛亮的口吻，大談為人不該悲觀的道理，便將湧在喉頭的話嚥了回去。
「哦﹖我好像有點印象，他現在也很成功嗎﹖」黑皮興致勃勃。我憶起從前黑皮常以他曾教出議員、律師及大公司董事長，來責怪我們不出息的神情，便想岔開話題：
「好久沒見到敏生了。班上還有誰來看過老師嗎﹖」
黑皮果然又興高采烈的談起一些學生的成功事蹟。只是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我們同班的，也不問我認不認得他們。黑皮好像了解這些學生後來的成就，比知道他們的過去還具體。
說話的時候，黑皮老師指著架上的藥瓶，要師母遞過來。倒出幾滴在他的手心後，便沾著塗在自己的額頭來回搓揉，為的是要解除疲勞。一股沖鼻的氣味，忽地擴散開來。
我在心中驚喊：「這是薄荷油﹗」
五、
「修理」是黑皮老師的口頭禪。一條條掛在三角箱裡大大小小的棍子，便是他用來修理我們的道具。除了少數例外，就連敏生那樣戰戰兢兢，鎮日抱著書本，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的學生也幾乎天天挨打。每天放學前要考試。黑皮規定不同的及格標準。敏生的價碼是一百分，我的也高達九十五分，良一的價碼我記不清了，只覺得他很少挨打。
「不打不成器」是黑皮老師的教學指南。他將修理學生看成家常便飯。我們雖天天挨皮肉之痛，並無法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把挨打也看成家常便飯。挨打的恐懼盤據心中的一角，日日嚙蝕著我們。一年以後，當我轉到中部，發覺有不打人的老師，竟歡喜得不忍拭去那新老師不時從爆出的門牙濺到我臉上的口水，寧任它風乾。不過夜裡，我夢魘驚起，又看到黑皮。
薄荷油曾經是我的救命丹。一天我忽發奇想，蹲在祖厝舊式的大床上，替祖母搥小腿塗薄荷油。望著祖母乾癟卻仍柔軟的小腿肚上有幾處蚊子叮的斑痕，竟好玩的問起：「塗了薄荷油，就不怕蚊子咬﹖」
「不怕。」祖母漫不經心的答。
「那麼打傷呢﹖」我感到血氣湧在胸口。
「也不怕。」祖母還是漫不經心的答。也不管祖母的話有無一點依據，我高興得要跳了起來，就像阿基米得從澡缸衝出去大喊我發現了那樣，我有著無以名狀的興奮。
次日，我在班上遊說，很快就募得三元兩角。跑去街角長春藥房買回來大瓶薄荷油。為了要提高大家信心，就暗地裡摻進幾匙花生油，看起來有點茶色，再換個酒瓶裝上。
好不容易說服敏生替我幫腔，向班上同學聲稱這瓶藥油是賣藝的「鐵骨盧」私下賣給我的家傳秘方。盧家父子是濁水溪南北遠近聞名的武術高人。腕粗的鐵棍子打在肋骨上，會反彈一丈多遠。父親「銅骨盧」還傳說曾飛躍於水上，救出困在水患中的幾戶人家。鎮上的小孩生也何遲，無緣見識銅骨盧的功夫，卻也看過兒子鐵骨盧在媽祖廟前的把式。有人說兒子已得父親七、八成的真傳，也有人說兒子不及父親二、三成的火候，這是廟前老人爭執不休的話題。
降過旗，打掃好教室，大家隔外興奮。輪流在自己手上塗好盧家的秘方，高高興興，彷彿打扮好要去看場等候了很久的野台戲一樣。有幾個比較「惜皮的」，跑到廁所，連屁股都抹上藥油。每個人眼睛好像由黑白換成彩色，泛著一層異樣的光澤，微笑的嘴角不時互換會心的秘密。
但誰都不這樣就放了心的，心裡總存著疑慮。考完試，照例修理。大家屏氣盯著第一雙伸出來挨打的手，竹棍子落在手上，每個人的心好像同時被抽了一記，卻仍一臉迷網，直到那雙手的主人走下台來，咧開嘴搖了兩下頭。「不痛，不痛﹗」一道沒有聲音的訊息散播開來，每個人腦中都好似響起轟的一聲。五十幾顆心。就像五十幾個花苞，陽光一照，一瞬間都顫巍巍的開了花。
敏生是第三個挨打的，儘管他閉起眼，將眉眼鼻口擠在一堆，熬過七、八下竹棍，大家不以為意，只當他本來就膽怯，自然「惜皮」。
至今我依然無法解釋，為什麼輪到我時，我真不感疼痛。竹棍子打在腿肚都已裂成片片，我還紋絲不動。打過我，黑皮已一臉鐵青，薄荷油刺鼻的異味與全班喜洋洋的空氣，對於一個成人已足夠說明是麼一回事，可是後來我們都怪良一，因為黑皮叫良一隨他去問話。
講台上頭的牆角，一隻壁虎正快速移近因殘破而糾結下垂的蜘蛛網，網絲下端一隻長腳蚊不停的掙動。我瞟一眼看敏生，他也兩眼正盯注在蜘蛛網上的長腳蚊。
黑皮重新出現在教室門口時，身後的良一右手提了水桶，左手拿著一塊洗衣肥皂。我們一一被叫到講台前，用肥皂洗手上腳上盧家的秘方。黑皮則親自在場監督，不時還動手搓摩我們洗過肥皂的手腳，看看是否尚存一點油膩。有些人被迫洗了好幾次。當然我也是他特別照顧的一個。
如果說我對現今坐在對桌，口沫潢飛向我展示他教學功蹟的黑皮老師，還存有什麼芥蒂的話，那是因為薄荷油這樁事。以他對小孩心理這般深刻的了解，他原可以成為每個學生終生敬愛終生懷念的好老師。
薄荷油沖掉了。鹼性的肥皂反而沒洗淨。突然失去防護層的皮膚，吸飽鹼皂，乾澀而容易摧殘。牆角的壁虎暫時放著已困在蜘蛛網中的長腳蚊在一旁，從容發出刺耳但似乎愉快的叫聲。黑皮老師慢條斯理的宣佈我們下一刻鐘的命運：先前打過的不算，全體加倍重來一遍。
當下一刻鐘到來，黑夜重重壓在教室的四周。牆上的壁虎耐性已盡，縱身躍起，一口吞噬了它囊中的食物。教室內哀疼的呼聲與默默的抽泣，此起彼落，在五十多個幼小的心靈，留下永難康復的傷痛。
讀西遊記總覺孫悟空忠心耿耿而能者多勞，豬八戒好逸惡勞而愛進讒言，至於三藏，則是心地仁慈但不辨是非的昏君。豬八戒經常誤事而倍受寵愛，孫悟空每每不辭艱危與妖魔奮戰，好不容易一棒打死惡敵，救出師父師弟，卻反挨三藏責以殘忍不仁。敏生與我素愛孫悟空，偶遇委屈，都以孫悟空自況，良一不用說是我們心中的豬八戒，黑皮則是三藏的化身。
薄荷油事情過後，我開始了解，把黑皮當作三藏是太天真了，敏生也默默點頭。可是我們翻爛西遊記都沒再找到真足代表黑皮老師的人物。
那天怎麼離開黑皮老師的宿舍，已不清楚。只記得黑皮老師胖起來的圓臉，又逐漸出現那颱風草樣的皺紋，頰上兩彎葉脈越來越清晰。十年前黑皮的模樣回來了，彷彿對桌圓圓的面容，只是舊日鐵青瘦削的臉透過哈哈鏡投射到今天。敏生也在哈哈鏡中出現了，站在欄杆上嘴皮翻動，兩眼欲突，好似在掙扎著什麼。然後像寫錯的字一樣在褪色藥水中消失。
忽然我以為自己悟出了什麼，高興的拍起手，在哈哈鏡前開心的笑了起來。
其實對於夜一樣的謎，我仍然茫無所知。我究竟天真，一如昔日要用薄荷油減輕鞭笞痛苦一樣的單純。像靈捷的野兔身手矯健，我可以輕易的翻過牆，躍過小溪，在田埂中飛快奔突。但———
我走不完的是無邊無盡的夜。
註：本文為紀念黃明富而作。1974年，作者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數學實驗教材，而赴彰化高中實地試教。黃明富係當時高二丙班學生，畢業後數度參加聯考失敗，於1978年夏在花蓮東海岸跳崖自盡。
(1982/10/25 以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二哥若知道你來，一定很高興。」敏生的弟弟送我出來，低頭踢著路上的西瓜皮說。
沉默半晌，我才開了口：「為什麼家裡不擺設靈位﹖」
「父親不相信那真是二哥，說二哥一定還活著。」
「你母親怎麼說﹖」
「阿母說，屍身的脖子後邊有個斗大的痣，是床母做記，準是二哥，還是認了罷。父親依然不信，堅持不設靈位，要等二哥回來。」
一、
穿過阡陌相連的田野，便看到春林國小的水泥牆。十年前，這裡只是一帶竹林，竹林成了學校西側自然的藩籬。每天同敏生上學，便穿過這片竹林。敏生是規規矩矩的孩子，我在竹幹上刻字，他會說不對，就是偶而砍下一節竹枝，拿回去做紙彈槍，他都會以為罪惡。為此，有些事我總是背著他做。不過我始終相信他，他會將偷芒果當作不可原諒的壞事，但永遠不會打小報告。
好打小報告的是良一。小時後，讀到秦檜，便想到良一，甚至看到西遊記中豬八戒上場，也好似看到良一。總覺得我做每樣事，良一都在旁斜眼覷看。當他視線瞄到我遮掩在課本底下諸葛青雲的漫畫，嘴角那絲得意的笑，會叫人戰慄不止。
長大了，很多恩怨是非也都煙消雲散。去年到台北讀大學，與敏生同租一處，良一也來暫住。敏生兩度參加聯考落第，準備再度重考，在補習班繳了費，日子過得很晦暗。良一則在某大讀商學，天天上美語會話班，聽美語錄音帶，全新憧憬赴新大陸的未來。第一個晚上，三人重聚，買來一瓶紅露，幾包花生，切三十塊錢豬耳朵，促膝話舊，也頗能盡興。良一說黑皮老師已轉行業商，在家外銷鞋廠做事，但還住在學校原來那宿舍，並提議找個日子，三人一起回去看黑皮老師，好叫他高興。我當下附議，抬眼見敏生雖也點頭答應，可是雙唇緊抿，便改口要把約期延後，待今年八月敏生考過試再說。
一翻牆，進入春林國小，便是那排熟眼的木造教室。邊間的側牆刷得粉白，新近塗上「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兩行醒目的宣傳標語。這面粉白牆，從前畫滿的是數學式子。有個圓的圖樣，底下寫著圓周率π等於3.1416。我始終覺得圓周率是神祕而難以捉摸的東西，尤其是π那個稀奇古怪的字眼。敏生卻坦然不疑，只告訴我說：「圓周率就是3.1416，3.1416就是圓周率。」有次我駁他：「那麼3.1417是什麼﹖」他猶豫片刻，竟答：「3.1417便不是圓周率。」
我不知道這些荒唐的困惑為什麼會佔據我們幼小的心靈。但可以肯定，當時我們沒有一點要去問黑皮老師的念頭。我們甚至沒想到這樣的問題也可以問老師。不過我也懷疑黑皮老師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
有一次，班上好多人一起被罰跑操場，各人因考試分數高低不同，罰跑的圈數不一。敏生幸好因滿分而免役，受命在場監督。我很快跑完該罰的兩圈，走過來挨在他旁邊。敏生心腸軟，看到體弱同學不堪多跑，便開始不安。我替他出點子，假稱奉令一律赦免，要大家歇下來停跑，大家也心知肚明。沒想到給良一打了小報告。
當黑皮老師像黑煙一般的出現在升旗台邊，驚恐懾住了每一個人。敏生被叫過去，把各人該跑沒跑的圈數加起來。
「多少﹖」黑皮老師平靜的問。
「四十六圈。」敏生的加法一向最快。
「除以二呢﹖」
「是二十三。」
「這是『平均數』。你一個人要替他們跑完這二十三圈。」
有幾年我因此以為「平均數」真的就是加起來除以二。同時始終存疑：為什麼是除以二 ﹖不是除以三 ﹖不是除以四 ﹖
看敏生弱小的身軀在暮色蒼茫中跑完那二十三圈，是我童年記憶中最痛苦的一節。我不停的發誓，有一天要整良一，叫良一向敏生賠一百個不是，叩一千個頭。我遠遠坐在廊下，一邊發誓，一邊哭，熱淚一滴滴掉在膝上，分明感應敏生內心的煎熬。天色漸黑，敏生單薄而執拗的肩頭，在暮色中上下起伏的節拍越來越慢，不時提起的右手，自臉上抹拭的，彷彿是我膝頭上一樣溫濕的淚。
夜已低垂，大地終至完全黑暗。我攙著敏生發冷的身子，穿出黑暗的竹林。
二、
敏生生來孱弱，個子也較小，同學喜歡嘲笑他。有一天黑板上貼了一張「李敏生之像」，走近一看，竟是「胃特靈」畫有病夫胃痛模樣的廣告。
在台北補習的第二年，他的臉色更加蒼黃。他姊姊來信說家裡叫他去打補針，我則勸他晨跑。有次他經不住我苦勸，雖然夜裡失了眠，一早還是隨我去跑步。我說跑步要慢慢來，不能一下子跑太遠，他卻堅持不要因他改變我每天原定的路線。起初跑上福和橋，沐於久違的晨風，他快意的笑著說：「記不記得我有跑二十三圈操場的記錄﹖」我沒立即搭腔，跑了幾十步路才接著說：
「良一那小子還在矇頭大睡，我的毒誓飛了﹗」
「算了﹗」敏生嘴角泛著晨風似的微笑，恨是雲絲，在晨風中不留一點痕跡。
我一直以為敏生不知什麼是怨，他總是寬宥一切，直到後來我含淚讀了他再度落榜自東海岸寄回的遺書，才知道他並非真的無怨，只是把所有該落在別人身上的怨，轉由自己承擔：「在這社會我已一無是處，我的存在變成我所愛的人的負擔。」他遺書上這樣寫著。就這句話，我有許多理由要駁他，我可以說上十天十夜為什麼我一千個不同意，可是他已沒有回應，他棄絕自己，使自己從這世間消失，像點滴褪色藥水於寫錯的字跡上，把自己的存在當作寫錯的字。
敏生執拗的同我跑完全程，回到寄宿處，已近虛脫，一病便十多天。他躺在床上也不肯去看醫生，整天面牆，很少說話。清醒的時候，手指便在牆上塗鴉。只有一件事，使他回過身來抓著我的手。他要我保證，絕不向家裡人提一句他生病。
十年前在春林國小分手以後，敏生同我便失去聯繫，只聽說他考上南部著名的中學。多年不見，在台北寄宿處那低矮陰暗的半樓樓梯，弓著腰重逢時，他一現即逝的笑說明隱藏心底的抑鬱。長年功課的挫折與生活不能獨立，使他終日沉默寡言。平日，只當我重覆談到同一話題，他才偶而說兩句他的意見。高中畢業兩年，還仰仗父母辛苦種植蘆筍維生，最叫他羞愧。他不時牽掛著自己在拖累家人。後來寄回家裡的遺書雖寥寥幾句，便也提到，他本欲投保，以受益金提供弟妹讀書，隨後才知道投保人自盡時不在受益之列。
良一依然天天播放他的美語錄音帶。早上八、九點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按下錄音機上START的開關。有時自洗手間披條大毛巾衝了出來，為的只是把音量放大，隨即又躲回去蹲在馬桶上，喃喃附和著播放的錄音，唸個不停。
「會講一口英文，一輩子便不怕沒飯吃。」良一沒事就要搬出他的道裡。「時運不濟還可以保住一份薪水。運氣來了，搞搞貿易買賣地皮，說不定千萬新台幣轉手可得，有了這一筆錢，可到加州去做生意。不然總可以去美國讀個MBA（企管碩士），走入美國企業界，那天APM電子公司的老闆回來台灣找市場，還說他手下有三十多個學理工的博士們為他效勞，你看讀理工的多划不來。」良一總要顯露他的世故，要告訴我們這世間真實的模樣。我明知他說的多少也是實情，仍忍不住要同他抬檯槓，敏生則從來不發一言。
不知是因為良一，還是別的原因，我對美語會話，心底起了惡感。敏生臥病期間，我禁止大聲放錄音帶，良一也沒抗議。只是起床後，站在走道的小鏡前刷牙，口中還唸唸有詞。刷牙與唸美語同為良一的早課。他十分愛惜自己兩排潔白的牙齒，每次刷牙總要耗上半個多鐘頭。「刷牙不止要清除口中碎渣，更要好好按摩牙床。」他常津津樂道這段從牙醫那兒得來的知識。
良一在小鏡前擠好牙膏，嘴裡一邊唸上幾句英文：Mary took a flight to California. The flight was……便停下來若有所思的將牙刷伸入口裡，低頭上上下下刷了起來，又突然擡起頭抽出牙刷，對著鏡子接道：quite smooth. But all ... had to fasten the seat belts……又再次低頭刷牙。這樣唸了又刷，刷了又唸，一口泛黃的牙膏泡沫，不知怎的熬在他的口裡，就像老菸槍吞雲吐霧，把玩煙圈一樣服服貼貼。我朝床上的敏生擠眼苦笑，突覺自己的牙床又酸又累，似乎一下子分泌出來好多口水。
三、
春林國小粉白的標語牆旁邊，離地約兩公尺高，是邊間教室的欄杆。我躍上欄杆，一幕鮮明的記憶像快刀似的割裂我的思緒。
冬天，「擠油渣」是課間十分鐘盛行的遊戲，在佈告欄下大家擠成一堆，好玩又可以取暖。夏天「跳欄杆」則代替了「擠油渣」。
每當黑皮老師後腳一走出教室門口，大家就跟著衝出教室，擠向走廊的欄杆。一個胖子跳下欄杆，屁股蹬在水泥地上，發呆半晌才勉強站起。「膽小的不敢跳。」胖子口裡也茫然附和著。
所有的人都跳了下來，只有敏生蹲在欄杆上猶豫。有幾次他兩手後擺，看似要跳下來，卻又遲疑的停在那兒。
「跳啊，李敏生跳下來啊﹗」呼喝聲越來越大。敏生的臉脹得緋紅，雙拳緊握，終於他深深吸一口氣，閉上眼睛，似乎下定了決心。可是呼喝聲落，他張開眼，發現自己兩腳還牢牢釘在欄杆上，欄杆下面已爆出一陣哈哈大笑。幸好上課鈴聲替敏生解了圍。
隔天星期日，我穿過竹林，赫然發現敏生一個人蹲在欄杆上，跟昨天一樣，作勢欲跳。我原想要叫他，立刻又把話吞回去。靜靜躲回林中觀看。起初敏生嘴皮翻動，像在唸些什麼，隨即咬住下唇，緊盯下邊的水泥地，兩眼像要鼓出。一霎時，空氣凝結，蟬聲也歇。忽然黑影閃落，他身形一晃，已從水泥地上站了起來。我衝出竹林，大叫：「成功了，敏生——」
他愕在當地。看我走近，滿臉通紅，但掩不住內心喜悅，忽然反身爬向欄杆上，嚷著：「我要再來一次﹗」
就這樣敏生學會同大家一樣，跳下走廊邊的欄杆。事隔多年，我重回舊地，欄杆已腐朽不堪。數日前報屁股的一則小新聞：「聯考失意輕生，考生跳崖自盡」的報導閃過腦際。十年前那執拗瘦小的身影，在這欄杆上強制自己往下跳的經驗，必定在他絕望的一刻，給他生平最大卻也最不值得的勇氣，支持他縱身跳下崖底深淵。
天色漸黑，操場過去無際的田野多了幾家燈火，在紫灰的暮靄下，反增荒涼落寞。敏生稚弱單薄的身影似乎又搖搖擺擺的出現在跑道上，時而舉起的右手正拭去滿臉的淚水。
四、
也許是潛意識裡尚存留著三人在台北寄宿時要去找黑皮老師的約定，入夜之後，我竟然發覺自己來到黑皮老師的宿舍門前。從前的竹籬笆已換上水泥牆。竹籬笆上的牽牛花，則代以防盜用的碎玻璃。出來應門的是師母。歲月已在她身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小時被罰勞動服務時，常到黑皮老師家打掃環境，師母是入門不久的新娘，坐在梳妝台前細心勾繪，沒抬眼看過我們，更沒朝我們說過一句話。有好幾年，每聽人提起「鮮花插在牛糞上」便想起黑皮老師與他美麗的新娘。
門前發福的中年婦人，打碎了記憶中那美麗新娘的影像。院子裡原有一個長滿青苔的小池塘，現在已填土覆蓋，舖上水泥。牆角的金菊與紅石榴也換成幾盆草蘭，雖是名貴的花，卻疏於照顧。
開門時師母原不怎麼親切，待知道是黑皮老師教過的學生且已經在大學裡讀書，便努力要高興起來，說老師疼學生畢竟有了收穫，一定要留我等到黑皮老師回來。她笑的時候，下牙死命咬住上唇，樣子非常勉強。過後我才在無意中發覺她剛拔掉一顆門牙，等著裝上義齒。笑的時候，堅持不讓牙齒外露，究竟不是容易的事。有幾次我分不清她是在笑或是在哭。
坐在客廳的榻榻米上聽師母談過黑皮老師的近況後，就漸漸不再注意她還談些什麼，直到師母站起來說：「你老師回來了。」才發覺黑皮老師的摩托車已在院子裡熄了火。
黑皮老師反而變得年輕。從前大家背地裡叫他「黑皮」，是因他又黑又瘦，頰上的皺紋像兩彎颱風草的葉脈，一道道清晰而細密的刻劃著。現在他是白多了，臉圓起來，皺紋也消失了。看到他踏進門時的笑容，我無法把他與記憶中從沒笑過的黑皮老師聯想在一起。黑皮老師與師母談過幾句話，便坐下來問我：
「鄭義本，與良一同班﹖」
「是，與良一及李敏生同過班。」
「我記得你，你後來轉校了，良一最近還提起過你。你現在學什麼 ﹖」
「數學。」
「對對，你那時算術就很出色。」黑皮老師一副得意的樣子。可是，天曉得我當時算術有多好，計算總是粗心大意，每次分數不達標準，就被黑皮用手擰住眼皮，整個頭隨著他搖曳的手俯仰不止。「什麼地方錯﹖看到沒有﹖」黑皮一邊說著。
「……」
「看到沒有 ﹖」
被扯住眼皮的眼睛能看到什麼﹖只覺痛徹心肺。口中卻要學會賣乖，趕緊把「看到了，看到了……」說上幾遍，才有回復自由的希望。
「不，林良一與李敏生的算術功課都比我好多了。」我無法贊同黑皮對我過去算術功課的讚揚。
「良一不只算術好，他是什麼都好，年紀輕輕，連做生意都很在行。」
「他常回來看老師嗎﹖」
「他常回來。」黑皮回頭與師母交換了會心的笑。
師母插口說道：「良一是我親弟弟，你老師最近還想找他回來手套工廠幫忙一兩個月，順便也照顧外銷生意。
這麼說，良一竟是黑皮老師的內弟了。黑皮笑著，就像愚人節朝著受戲弄的人宣佈今天是愚人節那樣的笑容。想起那次敏生被良一打小報告，我忽然憤恨不平，便一言不發，低著頭喝茶。
「你好像提到李什麼生﹖他現在做什麼﹖」黑皮老師先打破沉默。
「李敏生。也是那時同班的。瘦瘦小小的模樣。」我原想說出敏生不幸的遭遇，但立即感到，待我幫黑皮記起敏生時，黑皮一定會以事後諸葛亮的口吻，大談為人不該悲觀的道理，便將湧在喉頭的話嚥了回去。
「哦﹖我好像有點印象，他現在也很成功嗎﹖」黑皮興致勃勃。我憶起從前黑皮常以他曾教出議員、律師及大公司董事長，來責怪我們不出息的神情，便想岔開話題：
「好久沒見到敏生了。班上還有誰來看過老師嗎﹖」
黑皮果然又興高采烈的談起一些學生的成功事蹟。只是這些學生沒有一個是我們同班的，也不問我認不認得他們。黑皮好像了解這些學生後來的成就，比知道他們的過去還具體。
說話的時候，黑皮老師指著架上的藥瓶，要師母遞過來。倒出幾滴在他的手心後，便沾著塗在自己的額頭來回搓揉，為的是要解除疲勞。一股沖鼻的氣味，忽地擴散開來。
我在心中驚喊：「這是薄荷油﹗」
五、
「修理」是黑皮老師的口頭禪。一條條掛在三角箱裡大大小小的棍子，便是他用來修理我們的道具。除了少數例外，就連敏生那樣戰戰兢兢，鎮日抱著書本，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的學生也幾乎天天挨打。每天放學前要考試。黑皮規定不同的及格標準。敏生的價碼是一百分，我的也高達九十五分，良一的價碼我記不清了，只覺得他很少挨打。
「不打不成器」是黑皮老師的教學指南。他將修理學生看成家常便飯。我們雖天天挨皮肉之痛，並無法練成金剛不壞之身，把挨打也看成家常便飯。挨打的恐懼盤據心中的一角，日日嚙蝕著我們。一年以後，當我轉到中部，發覺有不打人的老師，竟歡喜得不忍拭去那新老師不時從爆出的門牙濺到我臉上的口水，寧任它風乾。不過夜裡，我夢魘驚起，又看到黑皮。
薄荷油曾經是我的救命丹。一天我忽發奇想，蹲在祖厝舊式的大床上，替祖母搥小腿塗薄荷油。望著祖母乾癟卻仍柔軟的小腿肚上有幾處蚊子叮的斑痕，竟好玩的問起：「塗了薄荷油，就不怕蚊子咬﹖」
「不怕。」祖母漫不經心的答。
「那麼打傷呢﹖」我感到血氣湧在胸口。
「也不怕。」祖母還是漫不經心的答。也不管祖母的話有無一點依據，我高興得要跳了起來，就像阿基米得從澡缸衝出去大喊我發現了那樣，我有著無以名狀的興奮。
次日，我在班上遊說，很快就募得三元兩角。跑去街角長春藥房買回來大瓶薄荷油。為了要提高大家信心，就暗地裡摻進幾匙花生油，看起來有點茶色，再換個酒瓶裝上。
好不容易說服敏生替我幫腔，向班上同學聲稱這瓶藥油是賣藝的「鐵骨盧」私下賣給我的家傳秘方。盧家父子是濁水溪南北遠近聞名的武術高人。腕粗的鐵棍子打在肋骨上，會反彈一丈多遠。父親「銅骨盧」還傳說曾飛躍於水上，救出困在水患中的幾戶人家。鎮上的小孩生也何遲，無緣見識銅骨盧的功夫，卻也看過兒子鐵骨盧在媽祖廟前的把式。有人說兒子已得父親七、八成的真傳，也有人說兒子不及父親二、三成的火候，這是廟前老人爭執不休的話題。
降過旗，打掃好教室，大家隔外興奮。輪流在自己手上塗好盧家的秘方，高高興興，彷彿打扮好要去看場等候了很久的野台戲一樣。有幾個比較「惜皮的」，跑到廁所，連屁股都抹上藥油。每個人眼睛好像由黑白換成彩色，泛著一層異樣的光澤，微笑的嘴角不時互換會心的秘密。
但誰都不這樣就放了心的，心裡總存著疑慮。考完試，照例修理。大家屏氣盯著第一雙伸出來挨打的手，竹棍子落在手上，每個人的心好像同時被抽了一記，卻仍一臉迷網，直到那雙手的主人走下台來，咧開嘴搖了兩下頭。「不痛，不痛﹗」一道沒有聲音的訊息散播開來，每個人腦中都好似響起轟的一聲。五十幾顆心。就像五十幾個花苞，陽光一照，一瞬間都顫巍巍的開了花。
敏生是第三個挨打的，儘管他閉起眼，將眉眼鼻口擠在一堆，熬過七、八下竹棍，大家不以為意，只當他本來就膽怯，自然「惜皮」。
至今我依然無法解釋，為什麼輪到我時，我真不感疼痛。竹棍子打在腿肚都已裂成片片，我還紋絲不動。打過我，黑皮已一臉鐵青，薄荷油刺鼻的異味與全班喜洋洋的空氣，對於一個成人已足夠說明是麼一回事，可是後來我們都怪良一，因為黑皮叫良一隨他去問話。
講台上頭的牆角，一隻壁虎正快速移近因殘破而糾結下垂的蜘蛛網，網絲下端一隻長腳蚊不停的掙動。我瞟一眼看敏生，他也兩眼正盯注在蜘蛛網上的長腳蚊。
黑皮重新出現在教室門口時，身後的良一右手提了水桶，左手拿著一塊洗衣肥皂。我們一一被叫到講台前，用肥皂洗手上腳上盧家的秘方。黑皮則親自在場監督，不時還動手搓摩我們洗過肥皂的手腳，看看是否尚存一點油膩。有些人被迫洗了好幾次。當然我也是他特別照顧的一個。
如果說我對現今坐在對桌，口沫潢飛向我展示他教學功蹟的黑皮老師，還存有什麼芥蒂的話，那是因為薄荷油這樁事。以他對小孩心理這般深刻的了解，他原可以成為每個學生終生敬愛終生懷念的好老師。
薄荷油沖掉了。鹼性的肥皂反而沒洗淨。突然失去防護層的皮膚，吸飽鹼皂，乾澀而容易摧殘。牆角的壁虎暫時放著已困在蜘蛛網中的長腳蚊在一旁，從容發出刺耳但似乎愉快的叫聲。黑皮老師慢條斯理的宣佈我們下一刻鐘的命運：先前打過的不算，全體加倍重來一遍。
當下一刻鐘到來，黑夜重重壓在教室的四周。牆上的壁虎耐性已盡，縱身躍起，一口吞噬了它囊中的食物。教室內哀疼的呼聲與默默的抽泣，此起彼落，在五十多個幼小的心靈，留下永難康復的傷痛。
讀西遊記總覺孫悟空忠心耿耿而能者多勞，豬八戒好逸惡勞而愛進讒言，至於三藏，則是心地仁慈但不辨是非的昏君。豬八戒經常誤事而倍受寵愛，孫悟空每每不辭艱危與妖魔奮戰，好不容易一棒打死惡敵，救出師父師弟，卻反挨三藏責以殘忍不仁。敏生與我素愛孫悟空，偶遇委屈，都以孫悟空自況，良一不用說是我們心中的豬八戒，黑皮則是三藏的化身。
薄荷油事情過後，我開始了解，把黑皮當作三藏是太天真了，敏生也默默點頭。可是我們翻爛西遊記都沒再找到真足代表黑皮老師的人物。
那天怎麼離開黑皮老師的宿舍，已不清楚。只記得黑皮老師胖起來的圓臉，又逐漸出現那颱風草樣的皺紋，頰上兩彎葉脈越來越清晰。十年前黑皮的模樣回來了，彷彿對桌圓圓的面容，只是舊日鐵青瘦削的臉透過哈哈鏡投射到今天。敏生也在哈哈鏡中出現了，站在欄杆上嘴皮翻動，兩眼欲突，好似在掙扎著什麼。然後像寫錯的字一樣在褪色藥水中消失。
忽然我以為自己悟出了什麼，高興的拍起手，在哈哈鏡前開心的笑了起來。
其實對於夜一樣的謎，我仍然茫無所知。我究竟天真，一如昔日要用薄荷油減輕鞭笞痛苦一樣的單純。像靈捷的野兔身手矯健，我可以輕易的翻過牆，躍過小溪，在田埂中飛快奔突。但———
我走不完的是無邊無盡的夜。
註：本文為紀念黃明富而作。1974年，作者因教育部委託台大編寫數學實驗教材，而赴彰化高中實地試教。黃明富係當時高二丙班學生，畢業後數度參加聯考失敗，於1978年夏在花蓮東海岸跳崖自盡。
(1982/10/25 以筆名「鄭本」，刊於自立晚報副刊。後收錄於《黑眼珠的困惑》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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