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廣設大學沒什麼錯，錯在浮濫升格；教改沒什麼錯，錯在沒有好好落實。
日前在副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上，王如玄嚴辭批評教改、批評廣設大學，指責這是李遠哲的錯，要陳建仁答覆。陳建仁在會上只為當年（1995年）李遠哲所召集的教改會做些辯護，指出教改會於次年提出報告書後就解散了，教改如何落實，全在教育部手上。
當時及其後幾年（迄2000年）都一直是國民黨執政，教育部如何面對這本報告書？如何執行？有沒有落實？這些才是關鍵。要李遠哲去扛起教改的責任，其實是一場政治鬧劇。2003年李遠哲公開為教改道歉，是因他以高標準要求自己。
由於辯論會停留在責任歸屬，背後似乎隱喻兩黨皆默認廣設大學是錯的，默認教改是錯的。
但「廣設大學」有什麼錯？！教改有什麼錯？！
二、
1994年台灣十八歲的青年，進入四年制大學的機會還不到18%。讓更多的年輕人不必為了擠大學窄門，困頓在補習班年復一年；讓這大學窄門的壓力，不致往下擠迫，扭曲中小學教育，戕害一代代孩子的心智。這樣的訴求有什麼錯？！
廣設大學在當時是民意所趨。根據同年聯合報民調的結果，支持者近八成。教改之前，「大學窄門」是無數學生與家長的夢魘。
只有紓解升學壓力，教育才能回歸正常。廣設大學，是1994年四一〇教育改造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目的不只在紓解升學壓力，更在釋放學生心智，並藉此提升全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當時四一〇教改的訴求是：台灣應該在五到十年之內，讓青年入大學的機會，從18%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
教育的本質是人才培育，是發展人的心智；不是人力規劃。太早強調競爭，對學生分級分類，會扭曲人格發展，同時也帶有階級壓迫。這是反教育的。另一方面，進高中大學，抑或進技職系統，應依學生個人志向，非由政府強行規劃。
很多人批評教改訴求既要「廣設高中大學」，就是要「消滅」技職學校。這是一大誤解。正好相反，四一〇教改主張進職校，必須是學生興趣所在，而不是因進不了高中。這是人民的教育選擇權。也只有這樣，職校品質才不致浮濫，職校畢業生才會受到社會珍惜。若供過於求，職業尊嚴會遭踐踏。
教改訴求，包含李遠哲召集的教改會報告，更主張把技職融入高中課程，作為選修，讓所有高中的青年都兼備「動手做」的能力。這是全人教育的一環，有助於縫合知識與技職的落差。
如果大學能提供好的教育，讓想進大學的人進大學，去接受現代知識的陶冶，去拓展他們的知識視野，人民的知識水平便會大幅提升。這重要的投資也將回饋於社會，增強未來的國力。
三、
廣設大學不能忽略新設大學的品質。師資若逐年招攬滯留海外的年輕博士回國任教，甚至接受外籍人士申請，中上等的師資可不虞缺乏。全面提高新設大學的品質，不是不可能，但政府必須投資，並審慎處理。這是當時民間教改論壇重要的議題。
那些年我擔心的是：教育部對廣設大學，會便宜行事用一貫升格私校的方式搪塞。早在1991年，我為文並藉「笑罷童年」的影片，分析若大量升格高職或專校為大學，必然降低大學的品質，無法真正紓解升學壓力。
1996年吳京上仼教育部長，果然提出「第二國道」的構想，要大量升格公私立技職專校。四一〇教改聯盟到教育部前抗議，要求好好廣設公立大學，並指出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人民就讀的機會，私立學校發展特色。」兩者定位混淆，必定弊端叢生。
以美國這種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來說，大學生有八成就讀公立大學，台灣到2015年的今天仍只三成多。
政府不能逃避籌設公立大學的責任，不能便宜行事，只靠一紙升格的行政命令，便把提供人民就讀機會的責任推給私校。
教改之前，很多私立專校是高職升格的，品質有很大問題，尤其從1970年代起，許多人辦私立高職是為了賺錢，學店處處林立。這樣的高職升格専科，專科升格技術學院，技術學院升格大學，品質必然粗糙；況且私校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學校，大量升格後的技術學院及大學如何能吸引年輕人就讀，如何能紓解升學壓力？進這樣的大學，又如何能提升人民現代知識的水平？
第二國道的構想發佈之後，我偕時仼教育立委的王拓去與吳部長陳述利害，可惜吳部長堅持如故。潘朶拉的盒子一經打開，教改便走上不歸路。很多私立專校背後都有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在支撐。「第二國道」一經通車，這些升格的技術學院與大學便形成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斷其後籌設新的、優質公立大學的可能。
四、
往事已矣，今天面對大學浮濫的現實，我們不能只譴責過去。平心而論，能譲我們的青年有大學可去，本身就是好事。大學的平均水準也許降低，但同年齢層的知識水準還是提升了。這究竟是國家之福。
由於大學浮濫，很多人喜歡嘲笑大學生程度太低，一度「大學指定考試十八分都進大學」變成了膾炙人口的笑話。但這有什麼好笑？
作為一個教育者，我看到的是：大學指考十八分，是因在中小學沒有受到好的教育。這是教育者的責任，是國家的責任。教育的目的，不是對孩子筆手劃腳、分級分類，而是讓每一個孩子都得到最好的內在發展。如果我是大學的辦學者，我會努力讓這些程度偏低的學生，在進入我的學校四年之後脱胎換骨，變成一個能思考、有視野的知識青年。這是辦學者與教授者的責任。
1970-72年我曽在密西根一所州立大學教書。這是州立大學，任何一個州民只要中學畢業，就有權利進入州立大學。沒有人會嘲笑學生程度太低。相反的，我們教微積分的教授都被賦以一項任務：即使學生連國中數學的交叉相乘都不會，我們也要在一年之後譲他學會微積分。
事實上，我自己做到了，一些同事也做到了。這是我們拿薪水的教授對社會應盡的義務。作為教育者，我們不能嘲笑學生。
大學浮濫的問題，不在於很多不明事理的人用嘲笑的口吻說「阿貓阿狗都進了大學」，而在於我們提供了什麼樣的大學品質。
未來如何提升大學品質，如何回歸公私校的定位，才是我們要努力的目標。不够水準的私立大學應該回歸巿場機制，但在某些私校退場的同時，我們不應藉此又縮減學生進大學的機會。為了長遠，更要伺機提高公立大學的學生人數比。
批評教改，不要忘了教改之前我們的孩子所受的苦。1974年我去彰中試教，就有一位教過的學生因三次聯考不上而自殺身亡。這不只是一個特例。類似悲慘而令人痛心的現象，在當年時有所聞。
不要美化過去，不要把教改污名化；不要說教改之前，台灣的教育有多好，不要說因為教改，台灣的學生才變得有多苦。這些只是蔑視事實、自欺欺人之談。
今天很多孩子因教改而在一個相對壓力較小，競爭不那麼嚴酷的環境中長大，人變得比較擅於思考，心地變得比較柔軟。與上一個世代不一樣，他們更知道相互欣賞、相互鼓勵。
不論當時教改的進程如何粗糙，教改多少還是釋放了年輕世代的心智。因為他們，台灣社會開始有了內省與反思。他們年輕的手，正一步步在推動社會，讓台灣走向一個前所未有、可以講道理的時代。
本文發表在
1. 商業週刊/教育版：「18分都能進大學」臺大教授黃武雄：你看到的是一場笑話，我看到的卻是那些孩子們的機會 (2015.12.28) [全文發表]
2. 自由評論網/自由共和國：廣設大學的主張沒有錯 (2015.12/28)[精簡版] ； 剪報
※延伸閱讀：
1. 教改中的左與右(全文)
2015年12月29日 星期二
2015年9月12日 星期六
自由的禁果--為若凡的書《做自己．全人》寫序 (2015.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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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人是個另類學校，1995年秋創辦，在苗栗內灣。
若凡一度是全人學校的學生，那一年她還是十一、二歲，跟在父親興樑身邊，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沒想到一下子長大了，碩士論文寫的是全人，她永難忘懷的少女經驗。
興樑是全人的創辦人之一，與創校校長老鬍子、同事許敏瑋共同開闢了這塊桃花源。無論這塊地方發生過什麼紛擾，孕育過多少夢想，它是幾百個曾在那裡探索、迷惘、爭吵、思辨，度過年少歲月的孩子們永遠的鄉愁。
若凡再度出現在我面前時，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女性，思考縝密、真誠熱情，又工作勤奮。地球轉得真快，十幾年忽焉而過。上大學不久，她曾與全人孩子們來看過我。後來聽說她在做全人與自由學校的研究，採訪過許多還在、或已不在全人的學生與教師。然後寫成碩士論文，還找到衛城出版。
見面時我只讀了前面幾章，陪她來訪的，是衛城的瑞琳與晏甄。此前我沒答應要替這本書寫點什麼，但聊過之後我變得猶豫不定。
書的起頭，若凡就以現代作家擅長的舖陳，揭開了她尋訪青春的序幕，穿插在不同的時空，小女孩的若凡與青年若凡交迭出現，場景切換、節奏分明，字裡行間流露出她對童年歲月深深的懷念。好的文學手法瞬間吸引我，譲我一口氣讀了好幾章。
但帶著動感與韻律的故事，一邊也鍵入書中嚴肅的教育主題：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亦即，學校教育有無辦法落實青少年完全的自由？
若凡把全人作為她觀察的場域，去尋找這個謎題的答案，尋找她的往昔。她以驚人的毅力，蒐集了豐富的第一手的資料，並用犀利的洞察力，抽絲剝繭，一層層切入這世外桃源內部的矛盾與紛擾。
她寫下這樣的字句，開始她的剖析：
另類是全人的主流。
我一邊尋訪全人校友們的自由青春，一邊在他們身上找尋自己的影子。自青春期起始，到成年的重逢。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不同校友，想知道我們是如何長大成人的？又成為了怎樣的大人？逐一拼湊這些零散的資訊，我驚訝的發現，我們身上共同顯現一種面對規範的姿態，一種看待知識的態度，一種對權力關係的判斷，以及一種生涯規畫的價值觀。而所有的對話，都將這種姿態的成因，指向我們共同的成長環境――全人中學。
全人中學給了我們肆無忌憚的自由青春。
那夜送走三人，我一次次翻開書稿，走入若凡的世界。終於在蘇迪勒颱風來襲的清晨，讀完書稿與「後記」。
二 、
當若凡試圖以她局內／局外兩種身份的研究者，去剖析全人近二十年跌跌撞撞的經驗，我們首先遇到了一個根本的哲學問題：
歷史的重構，如何呈現真實？
什麼是歷史的真實？每一個認真誠實的人，所看到、所經歷、所主張的，都是真實。我們絲毫不會懷疑他敍述的真實性。但那真實只是「相對於敍述者的真實」，只是真實的片斷，不是真實的全部。沒有一片這樣的真實，是全部的真實。
舉個例子說，一位學生或一位教師，曾經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他根據自己經驗，所重述的全人就是真實的全人？不，因為你會遇到另一位同樣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的學生或教師，聽他重述全人，你驚訝的發現，這兩片關於真實的敍述，不只有落差，有些事甚至南轅北轍，可是他們都同樣認真而誠實。
像若凡這樣透過大量的採訪與資料蒐集分析，加上她童年在全人當過幾年學生的經驗，無疑的，她的描述與分析，也許會指出五年八年身歷其境的人所看不到的盲點。尤其每個人自己的某些價值或立場，會使他看不到對立的事實。
但即使若凡這樣努力在尋找真實、重構真實，她的書與真實的全部仍有一段距離。
更一般的說，人不能是全觀點的——即使他身歷其境，因為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有他不在場的角落，有形或無形的不在場的角落。對於要擁有全觀點，不在場的限制是致命的。更何況每個人都帶著他的信念與經驗在看待世界。
沒有人是上帝。這正是人本主義的起點，至少是我個人認為的人本主義的起點。
當然，我們不致因此落入俗套，變成絶對的「相對主義者」，不致因此斷定世間沒有客觀真實，而只承認各自表述的假多元論斷。
但全部的真實不易追尋，必須在開放的、自由論述的公共領域中，不斷相互論證、相互聆聽，這一片片真實才能一步步整合，編織成更大範圍的真實。[1]
若凡這本書是一部很好的文本，用來編織更大的真實。
我強調這樣的論點，無非是希望所有曾經與全人近身接觸、甚至身歷其境的大人小孩，能以開放的態度，以廣濶的心智（broad mind），細細讀完若凡這本書，再注入自己的觀點，去拼湊出更大範圍的真實。同時希望一般讀者把這本書視為一個好的文本，從中得到啟發，卻不必把它當作完全客觀的真實，對它說長道短。不論有無可能，客觀的真實還在發掘、在整合中。
不只是歷史的重構太難，即使在當時，全部的真實也不容易發現。
三、
1995年春，全人籌設時期，創校校長老鬍子來找我，興奮的提起，他已經找到卓蘭內灣山上的一塊地，即將開始他偉大的辦學計畫。那幾年我在台中城郊大肚山邊養病。老鬍子陸續帶了敏瑋、興樑、瑤華、大雄、及幾位早期的創校教師來訪。
我們坐在家前庭園的草地，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對全人來說，那是做夢的年代，未來是理想與瑰麗的彩虹。每一個人都在訴說夢想，打造他心中的桃花源。
1995年秋，全人開辦，老鬍子請我當教育委員。教育委員會是早期董事會的雛形，只提供諮詢，沒有監督的權責。那段日子我還在大病、死神不時在窗下徘徊。我只能偶而造訪內灣，旁觀他們從闢路整地、一區區蓋起校舍、密集討論課程、招生開學，到原始的夢想終於進入實踐、迎接一波波現實的挑戰。
1999年老鬍子因養病淡出，大雄接任校長。為了幫學校立案，我才找了幾位教育學者，併入原來的教育委員，一起成立董事會。[2]我還請了律師詹文凱加入。他是卓蘭在地人，熱心為全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我認識他，是因一九九○年前後的學運。
由於全人學校屬於理想教育，不是一般公私立學校，辦學者有強烈的理想色彩，董事會需多加尊重，不宜直接介入學校辦學，只延續原來教育委員會提供諮詢的功能，不做實質監督，對外則扛起責任。唯有重大爭議，有仲裁權，校內師生可向董事會申訴。
十多年來，我在全人學校的身份是多重的，從教育委員、駐校觀察、學生的父親 [3]、董事會負責人、最後變成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某種意義下，我也看到了全人真實的片斷，看到它美好的年代，看到叢林法則、夢想的困頓，看到它再起、浮浮沉沉，紛紛擾擾，到今日逐漸穩定，尋找到它的身份認同：堅持完全自由的民主學校（大雄的豪語）[4]。
若凡說的沒錯，全人不只孩子在探索在成長，大人也在探索在成長。
四、
若凡這本書太好看了，雖然我不盡然同意她的詮釋，有些地方的分析，也稍嫌冗長。但你要度過那些地方，尤其不要因為她描述那段長長的、黑暗混亂的失序時期，感到不耐、感到離譜，便把書丟到一旁。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若凡始終堅持把她所看所想，所感所悟，忠實誠摯而不憚其煩的記錄下來。只有度過這段長長的甬道，你才會恍悟曾在那裡發生過的一切如何超現實，又如何可貴。
一直看下去，若凡會帶你進入一頁頁新的風景，像走入山裡層巒起伏，最後走進「彎彎的婚禮」。二十年過去，那些偷吃自由禁果的孩子們長大了，進入社會，每一個人都揹著新的閱歷，也帶著舊的印記。若凡如此描述：
就這樣，全人中學所打造的那個自由年代，留在我們個人生命故事中的印記從來不曾消逝。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掠過腦海，在回憶中去而復返，然後盤旋、離去，接著又再度回來。
如今我們齊聚一堂，在彎彎的婚禮上。
近二十年這塊桃花源裡的夢想與實踐，路線與人事，自由與秩序，知識與非知識，理性與感性，……再加上時空在變，人在變，……若凡把這麼複雜的概念與現象，條理分明的編織成一節節好看的故事，每一節故事又處理一項引人深究的爭議。不論她的言說是不是全部的真實，細細讀完這本書，確是一種知性與感性的享受與衝激，也會領悟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啟示。
雖然她把更多的心力用在描寫理想與實踐的矛盾，描寫一層層高峰迭起的發展，描寫那些場景的細節，而未突出劇中人物的寫照，但讀完書，你還是會因桃花源裡那些傻子瘋子而心弦悸動。
在書的「後記」，若凡第一句話說：
我一直覺得成長是辛苦的，一直都是。
然後用沈重的字句，寫下她的質疑：
我一遍又一遍看著校友們的近況。看著他們付出自由的代價，看著他們拿不到好學歷，看著他們在現實和理想間泅泳。我憤怒的問我父親：「你們要給他們自由，他們得到自由了，結果呢？你有沒有問過他們，問過你的孩子說，他們到底想不想要自由？他們為你們所給的自由付出多少代價，你們有想過嗎？」
蘇迪勒颱風那天，家居農舍的左側，山邊崩塌，濁水滾滾。我讀到若凡這段沈痛的質疑。就是這段話，讓我改變主意，決定寫些字句。淚眼凝望窗外風掃雨飛，山崩水急，陷入沉思久久，我終於動起筆寫下這篇序，試圖回應若凡這本書所談的核心問題：
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
你要往下閱讀之前，最好先翻開這書本文，走入若凡的世界，因為我的回應是針對若凡的故事與分析。
六、
尼爾．耶立希校長看著岑岑的背影走出辦公室，他坐回桌邊把剛剛的談話，扼要的登錄在岑岑的個人資料，就像醫生登錄病人的病情一樣。他站起來走到櫃子前把資料歸檔。
創辦這所自由學校已將近三十年，耶立希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相信一個受到肯定、尊重又擁有充分自由的孩子，長大後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做自己喜歡的事，過愉快正面的生活，也自然會承擔起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當然，有些必備的基礎知識，學校必須替孩子打好基礎。
耶立希是社會心理學家，童年在貧民窟長大。他非常了解人在世間生存不易，也長年在思索人存在的意義。人要擁有自由，必須具備足夠的能力與知識視野，這點無庸置疑。沒有能力就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選擇的自由，就不能「做自己」。
從創辦這所住宿學校，耶立希便讓孩子們擁有充分的自由，慢慢孕育自由的精神，以了解自由。他譲孩子們擁有自己的時間空間，做自己的事，管理自己的生活。六十多個從十二到十八歲的孩子，自己組織自治會，討論群體的生活規範，履行他們的決議，處理他們自己違規的問題。當然十一、二個教師也參加自治會，發言討論，但一人一票，教師是絶對少數。
青少年精力無窮，而且充滿熱情，一心想參與並挑戰世界。他們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家庭，爭吵胡鬧調皮搗蛋的事，層出不窮，偶而也會發生欺凌與偷竊。但這些行為在聆聽、了解、自由與寬容的環境中，過了半年一年都會慢慢消失，頂多兩年就會融入學校的環境。出狀況的，經常只是那些新來的孩子。
耶立希相信自由與知性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知性激發深刻的創造，而創造是人類天賦的趣向。每一個人天生都會喜歡自己做出一些有趣或有用的東西，從中取得愉悅和滿足。少了知性的創造，不容易深刻。少了創造，自由會變得無所事事，生命會停頓。
他也深深認同Catalonia那位人道主義的大提琴家所說：「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知性、創造與自由，是生命的循環三角。他認為一旦孩子開始嚮往，並一步步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就不再令人担心，他把「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作孩子通往自由與美麗世界的一把鑰匙。
因此他找來的教師，總有幾位是對知識充滿熱情，或投身於某些創造工作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這些教師的知性熱情與創造工作，自然會感染學生，為孩子打開視野，並激發孩子學習與創造的熱情。這種傳承並不只在課堂，更在生活之中。
七、
耶立希很清楚，知道他聘不到那麼多具備這種特殊條件的教師。現實的各級教育培養出來的多數教師，都只懂一定程度的專業。他對那些教師沒有太多期待，只安排他們在課堂教他們本身的專業，或對孩子做個別學科指導。其中包含培養孩子「讀寫算」的能力。
讀寫算是孩子長大，進入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能力。換句話說，孩子進入文明社會必須懂得兩種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中文、英文），另一為自然語言（數學）。耶立希領悟到數學不只是人想了解自然必要的語言，同時也孕育人的抽象能力。數學教育這個主要功能經常被人們忽略。
抽象能力是人尋找普遍性的能力，用來整合紛雜的特殊經驗，使這些分殊的經驗對自己產生意義，從而促發心智的成熟。可是誰也不知道抽象能力怎麼教。人類文明的特徵是抽象，抽象能力是切入文明社會最關鍵的能力。耶立希知道人浸淫於數學，而非只學習解題技巧，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這是做為心理學家的耶立希很清楚知道的事實。
當然，學習各民族的語文、學習哲學歷史、物理化學、甚至藝術音樂，也都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但數學本身抽象度高[5]，語言清晰，系統嚴謹，若浸淫其中最容易培養抽象能力。
無論如何，中英文與數學，可用來訓練讀寫算的能力，同時培養抽象能力。這是自由學校不能輕忽的事。沒有這種基本能力，自由會流於空談。孩子長大進不了文明社會，更遑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然也做不了自己。
學校成立初期，耶立希就與教師們編製一套「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及相應的教材。學生只要通過其中八到十二階的評鑑，不論是修課或自主學習都可以畢業（例如，人文：自然＝12：8或8：12），其他學科、社團或藝能課程完全自由選修或自主學習。學校不做任何限制。
八、
岑岑是單親爸爸帶大的孩子，爸爸酗酒，媽媽改嫁，富裕的外婆送他來耶立希的學校住宿。初來一兩年，時常鬧事。現在不鬧了，被選為自治會幹部，變得積極開朗，可是他還不想進課堂，每天在校園或附近自由晃盪，偶爾拿著畫本在樹底下或水塘邊畫畫。學校沒有人會管他。
上個月耶立希與岑岑談話，他把「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向岑岑説明，告訴岑岑：他的語文能力，依學校的評鑑，中文第五階，英文與數學都才第二階。岑岑距離畢業前還有七個學期去完成十二階的要求，他可以進課堂修課，也可以自學。萬一沒完成十二階的水準會畢不了業。耶立希這樣清楚的提醒岑岑。
即使沒完成十二階的要求，學校還是會發給他一張結業證書。日後隨時可以回來補修或補鑑定，取得畢業證書。岑岑有什麼打算呢？耶立希問岑岑，同時向岑岑說明讀寫算對岑岑未來的重要。
不過，我們會等待。路你選，由你自己做決定，我們幫助你，這是我們的工作。說不定有一天你長大，也會想回來這所學校，做我與你的敎師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那時候你會覺得幫助孩子們很酷，可是你要先儲備你的能力，就像我們年輕時要儲備我們的能力一樣。
今早郵差送過信，岑岑從洗手間出來，手上拿著剛拆開的信，眼睛紅腫。耶立希正在花園澆水，放下灑水器，邀岑岑進來辦公室聊天。外婆於幾天前過世，已辦完喪事，媽媽來信這樣告訴岑岑。
耶立希在學校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與孩子單獨聊天，有時在辦公室，有時在校園，偶而約孩子到附近的山路散步。他是毎個孩子的朋友，孩子們都很喜歡他、相信他。
今天耶立希靜靜聽著這個孤單的孩子談些外婆與媽媽的事。他不多說什麼，只拍拍這個孩子的肩膀，抱抱他，送他走出辦公室。
平常他會多問孩子的種種想法，包括學習的興趣與困難。孩子也會主動告訴他在學校遇到的大小事。然後他把孩子的學習情況記録下來，一一告知孩子的教師，也請教師針對孩子的學習，向他回報如何做特別處理。比如說，要為那孩子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啓發、引導或補救？教師在學校擁有完全的教學自主權，但用這樣的方式，教師向耶立希負責。
學校除了自治會，沒有多少正式會議要開，平日教師們有個舒適的空間叫做「老鳥沙龍」，大家沒事在那裡喝茶聊天，許多共識自然形成，事情誰負責誰就去做，但他在行動之前，有義務細聽別人的意見與背後的想法。這樣學校很多事情在進行，不必事事開會解決。老鳥們在學校一樣在享受知性與思考的生活，不會為大小事疲於奔命。
九、
耶立希在與孩子單獨聊天時，會提醒孩子，讓每個孩子清楚知道：自己現在處於讀寫算十二階的什麼位置，也問問孩子有什麼規劃或想法。但他不會讓孩子感到囉嗦，甚至感到壓力，因為他的自在樸素，與他天生的幽默感，再嚴肅的事也不會讓孩子感到神經緊繃。
六十多個孩子，每個孩子幾乎每個月會有一次與耶立希聊天。聊天的時間與順序很有彈性，原則上由孩子自己填選，但偶而孩子會提前來串門，耶立希也會臨時邀請。與孩子例行談話，然後轉知教師，這幾乎是耶立希在學校最主要的工作。以這樣的互動方式，耶立希變成校內師生的軸心，他是大家的朋友，三十年來都這樣。當然有時副校長也會接手協助耶立希。
人格教育由自治會處理，知識教育除了讀寫算的要求之外 ，學校完全放任孩子自由學習。
但知性的熱情，隨時在空氣中飄盪。有時會聚集一群人在黒板上討論潮汐的原理、天文或粒子世界。最近的一次颱風過後，他們談了很多氣候與氣候變遷的問題，隨後還開了一門氣候的課。
另一群人在草地上討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與卡繆的《瘟疫》。偶而還會看到樹下有幾個人為了討論基督教史與東西文化的差異，而爭得面紅耳赤。
某些角落有人全神貫注在做木工、繪畫或雕刻。舞蹈、戲劇、練團練琴的聲響也此起彼落。孩子們在學校一點都不會無聊。
學校會出現小波折，但沒有什麼大紛擾。
十、
耶立希的自由學校標榜全人精神（whole man）。他不贊同資本主義社會製造出大批大批「片面的人」。但這不意味著他反對專業訓練，或反對孩子後來變成「專家」。正好相反，他認為全人加上專家最為理想，因為既廣又深。他自己是社會心理學家，但他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學家必須先是一個人。
某些倡導自由教育者，反對升學，認為知識學習若為了升學，為了特定的「功利」目的學習，會使人失去自由。但耶立希從不懷疑升學，他鼓勵學生深造，去取得紮實的專業訓練，當然升不升學由學生自己決定。他說：
為了升學才學習知識當然不好。但在這裡，升學不是因，升學是衆多的果之一，由孩子自由選擇。到快畢業或甚至畢業之後，也就是升學前一兩年，自己努力去自學，去熟悉知識的操作。這樣就不會造成孩子的束縛，反而因升學之前有自學與專注操作的經驗，升學之後又有了專業訓練，人可以自由無礙的投身於他的興趣，參與文明的創造工作。人要有選擇一生志業的自由，而不是被選擇。
耶立希說，不是當了專家就不是全人。一個全人可以同時也是專家。但比起一般學校來說，這所自由學校的學生，知識方面的操作訓練較弱，因為學生花費更多的時間在探索、討論、做夢與吵架，學校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去發展種種興趣。但作為一個「全人」，耶立希說，
他不必具備太多現成的知識，可是他需要具備「自學的能力」。有一天當他想去學什麼，他便有能力去學會什麼。
這一點耶立希的學生做到了，他們若想升學，只要在畢業前後，多用一年的時間發奮自學也多半如願以償。這些學生成年之後，仍時常透過自學進入他們感到興趣的領域。相對於眾多「片面的人」與無數知識倦怠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全人」。
這些曾在自由學校長大的孩子們，有的後來平凡知足但樸實真誠，認真生活。有的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物。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在平凡中呈現偉大。很多年後，岑岑成了重要的繪本作家，他流浪世界各地，當工人、貨車司機……，最後回到他的家鄉定居。那時耶立希已經過世。他沒有如耶立希所說回到那所自由學校，去帶像他過去一樣的孩子，但他的作品遍佈世界各地，激發了無數小孩自由的夢想。
十一、
我虛構耶立希自由學校的故事，回應若凡書上的核心問題。虛構的故事，有些時候比個人現身說法呈現更多的真實。好的小說是這樣，我也期望耶立希的故事帶來更多的真實。這樣我避開了自己的主觀評斷，也避免介入過去全人學校的紛擾，讓全人的讀者可以跳脫具體經驗的牽絆，讓一般讀者可以回到原點：以若凡的書作為很好的文本，加上我的虛構故事，重新思考：「完全自由的學校有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我替故事主角取名為尼爾．耶立希( Neill Erich) ，是有一些背景的。一九二○年代，A.S.Neill 創辦著名的夏山學校，他主張快樂、自由與尊重。在A.S.Neill 的書《夏山學校》（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中，出版家Harold Hart邀請社會心理學家Erich Fromm為那本書寫一篇長序。Fromm 在書中試圖為A.S.Neill的教育理論補足知性教育，並指出夏山承繼西方人文傳統中的「理性、愛、正直與勇氣」。 「尼爾．耶立希」這個名稱，正好是他們兩人教育理論的合體。
若凡的書中談起一九九五年全人成立之初，老鬍子如此詮釋全人：
全人就是全方位發展的人，要從不同學科來看待內在外世界。對我來說，全人和專家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專家」專精於單一學科，「全人」則應跨越學科的藩籬，全人教育不同於拼裝出來的分科教育，而是一種通識教育，將學生當成整體來教育。
三位創辦者老鬍子、興樑與敏瑋都相信孩子的潛能。潛能是學生先驗的稟賦，無法先被預設。所以，教育者不能用任何強制手段來壓迫學生，只有學生自我覺察，才能決定自己的成長。
關於潛能，老鬍子他們與故事中耶立希的觀點一致。但對老鬍子來說，全人與專家不只概念上是對立，在實踐面也是。例如對於升學，老鬍子及早期部分教師相當抗拒。全人創辦期間，作為教育委員，我有幾次與老鬍子及全人教師談到全人，曾明確提起耶立希的看法：學校必須養成孩子的「自學能力」，畢業之後，孩子才能擁有選擇的自由，擁有選擇志業與人生的自由，包括進大學，而不是被選擇。
十二、
一九九九年大雄接任全人第二任校長，在教育委員會上，他表明對於那些已經畢了業的校友，因為基本學科的能力不足，無法選擇自己想走的路，他有強烈的愧疚。他上任後不斷尋求與校內師生達成共識，企圖規定學生修習基本學科，以儲備日後進入社會的能力。
大雄的不安，我當然認同。我一直主張孩子們不能輕忽基本知識，但我不贊成統一規定修課。這期間我多次建議大雄採用耶立希的做法，經常與孩子個別聊天。對於抽象知識的學習，學生應該以個人分殊的立場，與學校商量他自己的意願與進度，而非以學生群體的立場，開會決定是否統一修課。
個體與群體是不一樣的，必須細膩的區分。當阿努無奈的說出：「可是學校是我們的。」我也深有同感。但這句話不表示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應該主宰學校教育的方向，只是表示學生可以主宰自己個人要走哪一條路。
耶立希的精神是把學生看成個體，由學生自覺本身的處境去調整自己知識學習的步調。他把每一個孩子的處境充分告知孩子：「路你選，我們來幫忙。」這是耶立希對於自由的立場。自由與知識沒有道理相互拉扯。
創辦期間，先出現的是自由與秩序相互拉扯，隨後便是自由與知識的對抗。老鬍子最早只立「三大天條」：一、不可使用暴力，二、不打電動，三、不發生性行為。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關鍵在於「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這句話。
為了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創校之後第二、三年，學校進入叢林法則的失序狀態，老鬍子還堅持所承諾的完全自由，不干涉孩子們的行為，他、大雄與教師們在耐心等待。不論這樣做有無爭議，要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他們需要高度的勇氣，與對自由強烈的信念。
另一個矛盾，是自由與知識的拉扯。老鬍子本人是優秀的藝術教育家，在他任內，他的藝術教育是成功的[6]。早期的全人畢業生多半走上與藝術相關的路途，一方面是受惠於老鬍子藝術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因孩子沒有其他選擇。做為藝術創作者，老鬍子關於自由的想像是浪漫的。但把這樣浪漫的想像，放在辦學，會簡化自由與知識的辨證關係。
大雄則傾向知性，他也認為知性與自由密不可分，而知識的基本能力是知性的基礎，一如耶立希的信念。可是全人學校一代代的教師並不這樣認為，很快知識變成自由的對立面，這不同的認知是全人多年紛擾的源頭。
我藉由耶立希的故事，試圖在實踐面上把知性、知識與自由整合起來，並多次以此提醒大雄，學生修課的事，應改用個別聊天由孩子自己決定，代替由學校正式規定。這樣也可以避免自由與知識對立的誤解。[7]
夏山學校的樣本被西方自由教育學者認為無法複製，最關鍵的原因可能是A.S.Neill的人格特質。我勾繪了耶立希學校，但同樣的，耶立希有獨特的人格，他對孩子有深刻的認識，來自貧民窟，深諳人性與實際，而天性自然樸實、寬厚成熟，又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幽默感。每一個自由學校都需要這樣的靈魂人物，如果自由學校無法複製，那不是因為孩子，而是因為大人。
十三、
手邊一本數學書稿，探討「彎曲的空間」。這是一本約七、八百頁的大書，我已經寫了幾年，近月接近完工。這些年幾乎每天都在想、在寫、在校對編排，朋友笑問：這書出版會轟動嗎？我說：「不會。」
「每年大概會有幾個人讀你這本書？」
「三到五個吧！」
「什麼？！」朋友瞪大眼。
「三到五個研究生；也許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之中，會有人跨行過來認真的讀，說不定一個暑假他就有機會進入這個研究領域。」
「三到五個！那你幹嘛拚著老命在寫？」朋友腦筋還在那微小的數字打轉，無暇多聽我的解釋。
前天清晨張開眼，我湧起一個念頭，想在自己這本數學書稿的前言放進去這樣的字眼：「詩一樣的數學」，解釋我如何把複雜艱難的內容變得有感覺，這過程是美，其美如詩。
「原來你是菁英主義者。」朋友如此喟嘆。
不，我不是菁英主義者[8]。 所謂菁英主義是有排斥性的，只重視培育菁英，不重視一般孩子。我重視毎一個孩子，也重視菁英。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孩子慢慢長大，變成菁英，他們之中，有些人是踩過別人的身上，踏著軍樂的步伐前進。但另一些人，是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投身人類文明的創造，為這世界留下美好的東西。我必須為這些孩子鋪路。
每一個孩子都有無限可能。他有可能變成「菁英中的菁英」，為人類的文明做出創造性的重要貢獻。當然，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選擇他的人生，他可以選擇平凡或平庸，快樂知足的過日子，他也可以選擇偉大。莎士比亞選擇了偉大，杜思妥也夫斯基選擇了偉大，梵谷、蕭邦、瑪麗亞．居禮、甘地、愛因斯坦……選擇了偉大。但他們選擇了偉大，並不是因為選擇偉大而變得偉大；是因為他們投身人類的創造文明，使文明富麗風華，並滋潤後來無數孩子的心靈，而自然變成偉大。
賦以孩子們種種可能，不只讓他們有權選擇平凡或平庸，而安心的生活，也讓他們有能力有機會選擇偉大，投身於人類的創造文明。
當我們陪伴孩子長大，我們不能因自己喜歡平凡知足而限制他們，讓他們失去「變成偉大」的能力。我們也不能因自己期望他們變得偉大，而用力揠苗助長，不讓他們選擇「平凡知足」。我們希望孩子們比我們過得快樂，也鼓勵他們步入文明創造的行列，遠遠超越我們。
每一位教育者都要這樣真誠的告訴自己。
十四、
不僅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自由學校也有無限的可能。對於未來，我始終相信存在不同的可能。耶立希學校是一種可能，而歷經滄桑正日趨成熟，且呼應國際民主學校風潮的全人學校，也是一種新的可能。
若凡針對全人學校向他父親提出的質疑，來自她對人的同情，正如當年大雄的愧咎，並非斷言自由學校不可能。她的書，可貴的正是勇於面對全人曾發生過的負面經驗：失序與某種意義的反智。但她也指出正面的的事實：全人培養出來一批批不人云亦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人。
這與我長年的觀察不謀而合：由於全人的孩子能獨立思考，所以他們不媚俗，更對自己誠實。在漢文化，這尤其難得。
雖說全人孩子在學校不太上課，不太做功課，但他們每天在進行思辨。學校沒有不能挑戰的權威。孩子對教師校長直呼其名，你要孩子做什麼或相信什麼，一定要好好講道理，接受孩子的質疑。
孩子們日夜相處，他們之間也天天在相互辯詰，相互吐糟，對於一般人慣性的掩飾與虛偽十分敏感。因為那樣自由的環境，無需謊言，無需掩飾，孩子們不用像現實社會的人那樣，一層層把自己包裝起來。於是他們很容易看到原來的自己，看到原來的同伴，知道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尤其那樣的環境沒有太多的競爭，唯一的壓力來自自己：如何自我肯定。
文學藝術的創作，最需要的是這種「看到自己」的特質。漢文化的文學藝術經常陷入純技巧的表現，缺乏深刻的內涵，就因創作者自己的面目被自己、被他所屬的文化一層層掩蓋，而看不到自己。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漢文化有反省，但無反思。
「反省」是省察自己言行有無違反社會規範，從前人講「吾日三省吾身」指的只是：自省有無違反儒家教義。「反思」則是考察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是誰？我真正要的是什麼？我願意做什麼，有無能力做什麼？考察自己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係，從而變得真誠成熟。「看到自己」是一種能力，最後變成一種自然樸實的品德。
當然人要「看到自己」很不容易，它是每個人一生永遠的功課。人只要活著，隨時還會有新的東西、新的顧慮在蒙蔽我們。但全人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跨出去的這一步，是很大的一步。他們遠遠走在我們前面，因為他們曾經擁有完全的自由。
自由是艱辛的，經常會頭破血流，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自由不是一般人空想中的純粹享受。現實社會的人大半在逃避自由。
海禮[9]兩三年前寫了一篇文章〈看見自己，全人〉。他的觀察與我相近。獨立思考、不媚俗與看見自己，這些特質在全人孩子的身上是一體的。
如果海禮與我的觀察具有普遍性，那麼這項成就是全人學校那些曾經堅持自由的瘋子儍子們，重要卻被忽略的貢獻，也是那些嚐過自由禁果的孩子們，經過長時間摸索、嬉鬧、迷惘、歡笑、哭泣與困頓，最後為這世間帶來的珍貴禮物。
我希望若凡的書對嚮往自由的教育者來說，只是一個驛站，打點行裝重新上路。她的書標誌著自由學校更多可能的開始。
二十年來，或遠或近，我一直看著這所自由學校走在荒野步履蹣跚，看著孩子們長大成人，步入悲歡人生；也時而與全人的大大小小，或魚雁往還，或談笑聊天。以這樣的方式，我一直維持著全人的第五個身份：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近日若凡來信寫道：
你看著我們忽然長大，我們看著你慢慢變老。
大概是這樣吧，世事與歲月。
[1]大雄（黃政雄）在〈全人實驗教育計畫2.0版〉一文中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把理性定義
為一種追求一致性（unity）的意志，與無限溝通的意願，…。這段話值得再三咀嚼。
[2]幾位教育學者盡皆一時之選：謝小芩、馮朝霖、陳佩英、鄭同僚、孟子青…。成虹飛則是原來全人教育委員會召集人。他們對教育不只熱誠公正，並經常參與教育改革的實務，累積很多珍貴的經驗。2009年全人立案之後，大雄邀邱守榕任董事長。十多年間董事人選迭有更替。
[3] 「家長」是個奇怪的字眼，恕我不用。1999年春年詢十一歲，進全人讀小六，創校期全人招收的學生是10到18歲的孩子。
[4] 全人這幾年開始加入國際民主學校的活動，在歐洲與各國另類的民主學校交流。明年2016將在內灣承辦世界民主學校年會。我一直認為全人往下走入草根，往外走向國際是好的。理想教育的學校最忌封閉。這些年匯入國際進步學校的潮流，對全人無疑是正面的。
[9] 余海禮係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全人家長，後期董事。在全人義務講物理課多年，深入觀察全人學校及學生。
延伸閱讀：
一、
全人是個另類學校，1995年秋創辦，在苗栗內灣。
若凡一度是全人學校的學生，那一年她還是十一、二歲，跟在父親興樑身邊，一個可愛的小女孩。沒想到一下子長大了，碩士論文寫的是全人，她永難忘懷的少女經驗。
興樑是全人的創辦人之一，與創校校長老鬍子、同事許敏瑋共同開闢了這塊桃花源。無論這塊地方發生過什麼紛擾，孕育過多少夢想，它是幾百個曾在那裡探索、迷惘、爭吵、思辨，度過年少歲月的孩子們永遠的鄉愁。
若凡再度出現在我面前時，已是二十多歲的青年女性，思考縝密、真誠熱情，又工作勤奮。地球轉得真快，十幾年忽焉而過。上大學不久，她曾與全人孩子們來看過我。後來聽說她在做全人與自由學校的研究，採訪過許多還在、或已不在全人的學生與教師。然後寫成碩士論文，還找到衛城出版。
見面時我只讀了前面幾章，陪她來訪的，是衛城的瑞琳與晏甄。此前我沒答應要替這本書寫點什麼，但聊過之後我變得猶豫不定。
書的起頭，若凡就以現代作家擅長的舖陳，揭開了她尋訪青春的序幕，穿插在不同的時空，小女孩的若凡與青年若凡交迭出現，場景切換、節奏分明，字裡行間流露出她對童年歲月深深的懷念。好的文學手法瞬間吸引我，譲我一口氣讀了好幾章。
但帶著動感與韻律的故事，一邊也鍵入書中嚴肅的教育主題：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亦即，學校教育有無辦法落實青少年完全的自由？
若凡把全人作為她觀察的場域，去尋找這個謎題的答案，尋找她的往昔。她以驚人的毅力，蒐集了豐富的第一手的資料，並用犀利的洞察力，抽絲剝繭，一層層切入這世外桃源內部的矛盾與紛擾。
她寫下這樣的字句，開始她的剖析：
另類是全人的主流。
我一邊尋訪全人校友們的自由青春，一邊在他們身上找尋自己的影子。自青春期起始，到成年的重逢。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著不同校友，想知道我們是如何長大成人的？又成為了怎樣的大人？逐一拼湊這些零散的資訊，我驚訝的發現，我們身上共同顯現一種面對規範的姿態，一種看待知識的態度，一種對權力關係的判斷，以及一種生涯規畫的價值觀。而所有的對話，都將這種姿態的成因，指向我們共同的成長環境――全人中學。
全人中學給了我們肆無忌憚的自由青春。
那夜送走三人，我一次次翻開書稿，走入若凡的世界。終於在蘇迪勒颱風來襲的清晨，讀完書稿與「後記」。
二 、
當若凡試圖以她局內／局外兩種身份的研究者，去剖析全人近二十年跌跌撞撞的經驗，我們首先遇到了一個根本的哲學問題：
歷史的重構，如何呈現真實？
什麼是歷史的真實？每一個認真誠實的人，所看到、所經歷、所主張的，都是真實。我們絲毫不會懷疑他敍述的真實性。但那真實只是「相對於敍述者的真實」，只是真實的片斷，不是真實的全部。沒有一片這樣的真實，是全部的真實。
舉個例子說，一位學生或一位教師，曾經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他根據自己經驗，所重述的全人就是真實的全人？不，因為你會遇到另一位同樣在全人待過五年八年的學生或教師，聽他重述全人，你驚訝的發現，這兩片關於真實的敍述，不只有落差，有些事甚至南轅北轍，可是他們都同樣認真而誠實。
像若凡這樣透過大量的採訪與資料蒐集分析，加上她童年在全人當過幾年學生的經驗，無疑的，她的描述與分析，也許會指出五年八年身歷其境的人所看不到的盲點。尤其每個人自己的某些價值或立場，會使他看不到對立的事實。
但即使若凡這樣努力在尋找真實、重構真實，她的書與真實的全部仍有一段距離。
更一般的說，人不能是全觀點的——即使他身歷其境，因為每個人時時刻刻，都有他不在場的角落，有形或無形的不在場的角落。對於要擁有全觀點，不在場的限制是致命的。更何況每個人都帶著他的信念與經驗在看待世界。
沒有人是上帝。這正是人本主義的起點，至少是我個人認為的人本主義的起點。
當然，我們不致因此落入俗套，變成絶對的「相對主義者」，不致因此斷定世間沒有客觀真實，而只承認各自表述的假多元論斷。
但全部的真實不易追尋，必須在開放的、自由論述的公共領域中，不斷相互論證、相互聆聽，這一片片真實才能一步步整合，編織成更大範圍的真實。[1]
若凡這本書是一部很好的文本，用來編織更大的真實。
我強調這樣的論點，無非是希望所有曾經與全人近身接觸、甚至身歷其境的大人小孩，能以開放的態度，以廣濶的心智（broad mind），細細讀完若凡這本書，再注入自己的觀點，去拼湊出更大範圍的真實。同時希望一般讀者把這本書視為一個好的文本，從中得到啟發，卻不必把它當作完全客觀的真實，對它說長道短。不論有無可能，客觀的真實還在發掘、在整合中。
不只是歷史的重構太難，即使在當時，全部的真實也不容易發現。
三、
1995年春，全人籌設時期，創校校長老鬍子來找我，興奮的提起，他已經找到卓蘭內灣山上的一塊地，即將開始他偉大的辦學計畫。那幾年我在台中城郊大肚山邊養病。老鬍子陸續帶了敏瑋、興樑、瑤華、大雄、及幾位早期的創校教師來訪。
我們坐在家前庭園的草地，天南地北無所不聊。對全人來說，那是做夢的年代，未來是理想與瑰麗的彩虹。每一個人都在訴說夢想，打造他心中的桃花源。
1995年秋，全人開辦，老鬍子請我當教育委員。教育委員會是早期董事會的雛形，只提供諮詢，沒有監督的權責。那段日子我還在大病、死神不時在窗下徘徊。我只能偶而造訪內灣，旁觀他們從闢路整地、一區區蓋起校舍、密集討論課程、招生開學，到原始的夢想終於進入實踐、迎接一波波現實的挑戰。
1999年老鬍子因養病淡出，大雄接任校長。為了幫學校立案，我才找了幾位教育學者，併入原來的教育委員，一起成立董事會。[2]我還請了律師詹文凱加入。他是卓蘭在地人，熱心為全人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我認識他，是因一九九○年前後的學運。
由於全人學校屬於理想教育，不是一般公私立學校，辦學者有強烈的理想色彩，董事會需多加尊重，不宜直接介入學校辦學，只延續原來教育委員會提供諮詢的功能，不做實質監督，對外則扛起責任。唯有重大爭議，有仲裁權，校內師生可向董事會申訴。
十多年來，我在全人學校的身份是多重的，從教育委員、駐校觀察、學生的父親 [3]、董事會負責人、最後變成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某種意義下，我也看到了全人真實的片斷，看到它美好的年代，看到叢林法則、夢想的困頓，看到它再起、浮浮沉沉，紛紛擾擾，到今日逐漸穩定，尋找到它的身份認同：堅持完全自由的民主學校（大雄的豪語）[4]。
若凡說的沒錯，全人不只孩子在探索在成長，大人也在探索在成長。
四、
若凡這本書太好看了，雖然我不盡然同意她的詮釋，有些地方的分析，也稍嫌冗長。但你要度過那些地方，尤其不要因為她描述那段長長的、黑暗混亂的失序時期，感到不耐、感到離譜，便把書丟到一旁。作為一個社會學研究者，若凡始終堅持把她所看所想，所感所悟，忠實誠摯而不憚其煩的記錄下來。只有度過這段長長的甬道，你才會恍悟曾在那裡發生過的一切如何超現實，又如何可貴。
一直看下去，若凡會帶你進入一頁頁新的風景，像走入山裡層巒起伏，最後走進「彎彎的婚禮」。二十年過去，那些偷吃自由禁果的孩子們長大了，進入社會，每一個人都揹著新的閱歷，也帶著舊的印記。若凡如此描述：
就這樣，全人中學所打造的那個自由年代，留在我們個人生命故事中的印記從來不曾消逝。它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掠過腦海，在回憶中去而復返，然後盤旋、離去，接著又再度回來。
如今我們齊聚一堂，在彎彎的婚禮上。
近二十年這塊桃花源裡的夢想與實踐，路線與人事，自由與秩序，知識與非知識，理性與感性，……再加上時空在變，人在變，……若凡把這麼複雜的概念與現象，條理分明的編織成一節節好看的故事，每一節故事又處理一項引人深究的爭議。不論她的言說是不是全部的真實，細細讀完這本書，確是一種知性與感性的享受與衝激，也會領悟生命中一些重要的啟示。
雖然她把更多的心力用在描寫理想與實踐的矛盾，描寫一層層高峰迭起的發展，描寫那些場景的細節，而未突出劇中人物的寫照，但讀完書，你還是會因桃花源裡那些傻子瘋子而心弦悸動。
在書的「後記」，若凡第一句話說：
我一直覺得成長是辛苦的，一直都是。
然後用沈重的字句，寫下她的質疑：
我一遍又一遍看著校友們的近況。看著他們付出自由的代價，看著他們拿不到好學歷，看著他們在現實和理想間泅泳。我憤怒的問我父親：「你們要給他們自由，他們得到自由了，結果呢？你有沒有問過他們，問過你的孩子說，他們到底想不想要自由？他們為你們所給的自由付出多少代價，你們有想過嗎？」
蘇迪勒颱風那天，家居農舍的左側，山邊崩塌，濁水滾滾。我讀到若凡這段沈痛的質疑。就是這段話，讓我改變主意，決定寫些字句。淚眼凝望窗外風掃雨飛，山崩水急，陷入沉思久久，我終於動起筆寫下這篇序，試圖回應若凡這本書所談的核心問題：
完全自由的青少年教育，如何可能？
你要往下閱讀之前，最好先翻開這書本文，走入若凡的世界，因為我的回應是針對若凡的故事與分析。
六、
尼爾．耶立希校長看著岑岑的背影走出辦公室，他坐回桌邊把剛剛的談話，扼要的登錄在岑岑的個人資料，就像醫生登錄病人的病情一樣。他站起來走到櫃子前把資料歸檔。
創辦這所自由學校已將近三十年，耶立希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相信一個受到肯定、尊重又擁有充分自由的孩子，長大後自然會找到自己的出路，做自己喜歡的事，過愉快正面的生活，也自然會承擔起該承擔的社會責任。當然，有些必備的基礎知識，學校必須替孩子打好基礎。
耶立希是社會心理學家，童年在貧民窟長大。他非常了解人在世間生存不易，也長年在思索人存在的意義。人要擁有自由，必須具備足夠的能力與知識視野，這點無庸置疑。沒有能力就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選擇的自由，就不能「做自己」。
從創辦這所住宿學校，耶立希便讓孩子們擁有充分的自由，慢慢孕育自由的精神，以了解自由。他譲孩子們擁有自己的時間空間，做自己的事，管理自己的生活。六十多個從十二到十八歲的孩子，自己組織自治會，討論群體的生活規範，履行他們的決議，處理他們自己違規的問題。當然十一、二個教師也參加自治會，發言討論，但一人一票，教師是絶對少數。
青少年精力無窮，而且充滿熱情，一心想參與並挑戰世界。他們每一個人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家庭，爭吵胡鬧調皮搗蛋的事，層出不窮，偶而也會發生欺凌與偷竊。但這些行為在聆聽、了解、自由與寬容的環境中，過了半年一年都會慢慢消失，頂多兩年就會融入學校的環境。出狀況的，經常只是那些新來的孩子。
耶立希相信自由與知性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知性激發深刻的創造，而創造是人類天賦的趣向。每一個人天生都會喜歡自己做出一些有趣或有用的東西，從中取得愉悅和滿足。少了知性的創造，不容易深刻。少了創造，自由會變得無所事事，生命會停頓。
他也深深認同Catalonia那位人道主義的大提琴家所說：「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知性、創造與自由，是生命的循環三角。他認為一旦孩子開始嚮往，並一步步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就不再令人担心，他把「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作孩子通往自由與美麗世界的一把鑰匙。
因此他找來的教師，總有幾位是對知識充滿熱情，或投身於某些創造工作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這些教師的知性熱情與創造工作，自然會感染學生，為孩子打開視野，並激發孩子學習與創造的熱情。這種傳承並不只在課堂，更在生活之中。
七、
耶立希很清楚，知道他聘不到那麼多具備這種特殊條件的教師。現實的各級教育培養出來的多數教師，都只懂一定程度的專業。他對那些教師沒有太多期待，只安排他們在課堂教他們本身的專業，或對孩子做個別學科指導。其中包含培養孩子「讀寫算」的能力。
讀寫算是孩子長大，進入文明社會最基本的能力。換句話說，孩子進入文明社會必須懂得兩種語言：一為人文語言（中文、英文），另一為自然語言（數學）。耶立希領悟到數學不只是人想了解自然必要的語言，同時也孕育人的抽象能力。數學教育這個主要功能經常被人們忽略。
抽象能力是人尋找普遍性的能力，用來整合紛雜的特殊經驗，使這些分殊的經驗對自己產生意義，從而促發心智的成熟。可是誰也不知道抽象能力怎麼教。人類文明的特徵是抽象，抽象能力是切入文明社會最關鍵的能力。耶立希知道人浸淫於數學，而非只學習解題技巧，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這是做為心理學家的耶立希很清楚知道的事實。
當然，學習各民族的語文、學習哲學歷史、物理化學、甚至藝術音樂，也都有助於發展抽象能力。但數學本身抽象度高[5]，語言清晰，系統嚴謹，若浸淫其中最容易培養抽象能力。
無論如何，中英文與數學，可用來訓練讀寫算的能力，同時培養抽象能力。這是自由學校不能輕忽的事。沒有這種基本能力，自由會流於空談。孩子長大進不了文明社會，更遑論溶入人類的創造文明。當然也做不了自己。
學校成立初期，耶立希就與教師們編製一套「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及相應的教材。學生只要通過其中八到十二階的評鑑，不論是修課或自主學習都可以畢業（例如，人文：自然＝12：8或8：12），其他學科、社團或藝能課程完全自由選修或自主學習。學校不做任何限制。
八、
岑岑是單親爸爸帶大的孩子，爸爸酗酒，媽媽改嫁，富裕的外婆送他來耶立希的學校住宿。初來一兩年，時常鬧事。現在不鬧了，被選為自治會幹部，變得積極開朗，可是他還不想進課堂，每天在校園或附近自由晃盪，偶爾拿著畫本在樹底下或水塘邊畫畫。學校沒有人會管他。
上個月耶立希與岑岑談話，他把「讀寫算十二階能力表」向岑岑説明，告訴岑岑：他的語文能力，依學校的評鑑，中文第五階，英文與數學都才第二階。岑岑距離畢業前還有七個學期去完成十二階的要求，他可以進課堂修課，也可以自學。萬一沒完成十二階的水準會畢不了業。耶立希這樣清楚的提醒岑岑。
即使沒完成十二階的要求，學校還是會發給他一張結業證書。日後隨時可以回來補修或補鑑定，取得畢業證書。岑岑有什麼打算呢？耶立希問岑岑，同時向岑岑說明讀寫算對岑岑未來的重要。
不過，我們會等待。路你選，由你自己做決定，我們幫助你，這是我們的工作。說不定有一天你長大，也會想回來這所學校，做我與你的敎師們現在正在做的工作，那時候你會覺得幫助孩子們很酷，可是你要先儲備你的能力，就像我們年輕時要儲備我們的能力一樣。
今早郵差送過信，岑岑從洗手間出來，手上拿著剛拆開的信，眼睛紅腫。耶立希正在花園澆水，放下灑水器，邀岑岑進來辦公室聊天。外婆於幾天前過世，已辦完喪事，媽媽來信這樣告訴岑岑。
耶立希在學校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天與孩子單獨聊天，有時在辦公室，有時在校園，偶而約孩子到附近的山路散步。他是毎個孩子的朋友，孩子們都很喜歡他、相信他。
今天耶立希靜靜聽著這個孤單的孩子談些外婆與媽媽的事。他不多說什麼，只拍拍這個孩子的肩膀，抱抱他，送他走出辦公室。
平常他會多問孩子的種種想法，包括學習的興趣與困難。孩子也會主動告訴他在學校遇到的大小事。然後他把孩子的學習情況記録下來，一一告知孩子的教師，也請教師針對孩子的學習，向他回報如何做特別處理。比如說，要為那孩子做些什麼樣的工作：啓發、引導或補救？教師在學校擁有完全的教學自主權，但用這樣的方式，教師向耶立希負責。
學校除了自治會，沒有多少正式會議要開，平日教師們有個舒適的空間叫做「老鳥沙龍」，大家沒事在那裡喝茶聊天，許多共識自然形成，事情誰負責誰就去做，但他在行動之前，有義務細聽別人的意見與背後的想法。這樣學校很多事情在進行，不必事事開會解決。老鳥們在學校一樣在享受知性與思考的生活，不會為大小事疲於奔命。
九、
耶立希在與孩子單獨聊天時，會提醒孩子，讓每個孩子清楚知道：自己現在處於讀寫算十二階的什麼位置，也問問孩子有什麼規劃或想法。但他不會讓孩子感到囉嗦，甚至感到壓力，因為他的自在樸素，與他天生的幽默感，再嚴肅的事也不會讓孩子感到神經緊繃。
六十多個孩子，每個孩子幾乎每個月會有一次與耶立希聊天。聊天的時間與順序很有彈性，原則上由孩子自己填選，但偶而孩子會提前來串門，耶立希也會臨時邀請。與孩子例行談話，然後轉知教師，這幾乎是耶立希在學校最主要的工作。以這樣的互動方式，耶立希變成校內師生的軸心，他是大家的朋友，三十年來都這樣。當然有時副校長也會接手協助耶立希。
人格教育由自治會處理，知識教育除了讀寫算的要求之外 ，學校完全放任孩子自由學習。
但知性的熱情，隨時在空氣中飄盪。有時會聚集一群人在黒板上討論潮汐的原理、天文或粒子世界。最近的一次颱風過後，他們談了很多氣候與氣候變遷的問題，隨後還開了一門氣候的課。
另一群人在草地上討論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與卡繆的《瘟疫》。偶而還會看到樹下有幾個人為了討論基督教史與東西文化的差異，而爭得面紅耳赤。
某些角落有人全神貫注在做木工、繪畫或雕刻。舞蹈、戲劇、練團練琴的聲響也此起彼落。孩子們在學校一點都不會無聊。
學校會出現小波折，但沒有什麼大紛擾。
十、
耶立希的自由學校標榜全人精神（whole man）。他不贊同資本主義社會製造出大批大批「片面的人」。但這不意味著他反對專業訓練，或反對孩子後來變成「專家」。正好相反，他認為全人加上專家最為理想，因為既廣又深。他自己是社會心理學家，但他認為一個好的社會學家必須先是一個人。
某些倡導自由教育者，反對升學，認為知識學習若為了升學，為了特定的「功利」目的學習，會使人失去自由。但耶立希從不懷疑升學，他鼓勵學生深造，去取得紮實的專業訓練，當然升不升學由學生自己決定。他說：
為了升學才學習知識當然不好。但在這裡，升學不是因，升學是衆多的果之一，由孩子自由選擇。到快畢業或甚至畢業之後，也就是升學前一兩年，自己努力去自學，去熟悉知識的操作。這樣就不會造成孩子的束縛，反而因升學之前有自學與專注操作的經驗，升學之後又有了專業訓練，人可以自由無礙的投身於他的興趣，參與文明的創造工作。人要有選擇一生志業的自由，而不是被選擇。
耶立希說，不是當了專家就不是全人。一個全人可以同時也是專家。但比起一般學校來說，這所自由學校的學生，知識方面的操作訓練較弱，因為學生花費更多的時間在探索、討論、做夢與吵架，學校賦予學生充分的時間去發展種種興趣。但作為一個「全人」，耶立希說，
他不必具備太多現成的知識，可是他需要具備「自學的能力」。有一天當他想去學什麼，他便有能力去學會什麼。
這一點耶立希的學生做到了，他們若想升學，只要在畢業前後，多用一年的時間發奮自學也多半如願以償。這些學生成年之後，仍時常透過自學進入他們感到興趣的領域。相對於眾多「片面的人」與無數知識倦怠的人，這才是真正的「全人」。
這些曾在自由學校長大的孩子們，有的後來平凡知足但樸實真誠，認真生活。有的成為有影響力的人物。還有為數不少的人，在平凡中呈現偉大。很多年後，岑岑成了重要的繪本作家，他流浪世界各地，當工人、貨車司機……，最後回到他的家鄉定居。那時耶立希已經過世。他沒有如耶立希所說回到那所自由學校，去帶像他過去一樣的孩子，但他的作品遍佈世界各地，激發了無數小孩自由的夢想。
十一、
我虛構耶立希自由學校的故事，回應若凡書上的核心問題。虛構的故事，有些時候比個人現身說法呈現更多的真實。好的小說是這樣，我也期望耶立希的故事帶來更多的真實。這樣我避開了自己的主觀評斷，也避免介入過去全人學校的紛擾，讓全人的讀者可以跳脫具體經驗的牽絆，讓一般讀者可以回到原點：以若凡的書作為很好的文本，加上我的虛構故事，重新思考：「完全自由的學校有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我替故事主角取名為尼爾．耶立希( Neill Erich) ，是有一些背景的。一九二○年代，A.S.Neill 創辦著名的夏山學校，他主張快樂、自由與尊重。在A.S.Neill 的書《夏山學校》（Summerhil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中，出版家Harold Hart邀請社會心理學家Erich Fromm為那本書寫一篇長序。Fromm 在書中試圖為A.S.Neill的教育理論補足知性教育，並指出夏山承繼西方人文傳統中的「理性、愛、正直與勇氣」。 「尼爾．耶立希」這個名稱，正好是他們兩人教育理論的合體。
若凡的書中談起一九九五年全人成立之初，老鬍子如此詮釋全人：
全人就是全方位發展的人，要從不同學科來看待內在外世界。對我來說，全人和專家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專家」專精於單一學科，「全人」則應跨越學科的藩籬，全人教育不同於拼裝出來的分科教育，而是一種通識教育，將學生當成整體來教育。
三位創辦者老鬍子、興樑與敏瑋都相信孩子的潛能。潛能是學生先驗的稟賦，無法先被預設。所以，教育者不能用任何強制手段來壓迫學生，只有學生自我覺察，才能決定自己的成長。
關於潛能，老鬍子他們與故事中耶立希的觀點一致。但對老鬍子來說，全人與專家不只概念上是對立，在實踐面也是。例如對於升學，老鬍子及早期部分教師相當抗拒。全人創辦期間，作為教育委員，我有幾次與老鬍子及全人教師談到全人，曾明確提起耶立希的看法：學校必須養成孩子的「自學能力」，畢業之後，孩子才能擁有選擇的自由，擁有選擇志業與人生的自由，包括進大學，而不是被選擇。
十二、
一九九九年大雄接任全人第二任校長，在教育委員會上，他表明對於那些已經畢了業的校友，因為基本學科的能力不足，無法選擇自己想走的路，他有強烈的愧疚。他上任後不斷尋求與校內師生達成共識，企圖規定學生修習基本學科，以儲備日後進入社會的能力。
大雄的不安，我當然認同。我一直主張孩子們不能輕忽基本知識，但我不贊成統一規定修課。這期間我多次建議大雄採用耶立希的做法，經常與孩子個別聊天。對於抽象知識的學習，學生應該以個人分殊的立場，與學校商量他自己的意願與進度，而非以學生群體的立場，開會決定是否統一修課。
個體與群體是不一樣的，必須細膩的區分。當阿努無奈的說出：「可是學校是我們的。」我也深有同感。但這句話不表示學生作為一個群體，應該主宰學校教育的方向，只是表示學生可以主宰自己個人要走哪一條路。
耶立希的精神是把學生看成個體，由學生自覺本身的處境去調整自己知識學習的步調。他把每一個孩子的處境充分告知孩子：「路你選，我們來幫忙。」這是耶立希對於自由的立場。自由與知識沒有道理相互拉扯。
創辦期間，先出現的是自由與秩序相互拉扯，隨後便是自由與知識的對抗。老鬍子最早只立「三大天條」：一、不可使用暴力，二、不打電動，三、不發生性行為。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關鍵在於「除此之外完全自由」這句話。
為了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創校之後第二、三年，學校進入叢林法則的失序狀態，老鬍子還堅持所承諾的完全自由，不干涉孩子們的行為，他、大雄與教師們在耐心等待。不論這樣做有無爭議，要堅持這樣的完全自由，他們需要高度的勇氣，與對自由強烈的信念。
另一個矛盾，是自由與知識的拉扯。老鬍子本人是優秀的藝術教育家，在他任內，他的藝術教育是成功的[6]。早期的全人畢業生多半走上與藝術相關的路途，一方面是受惠於老鬍子藝術課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因孩子沒有其他選擇。做為藝術創作者，老鬍子關於自由的想像是浪漫的。但把這樣浪漫的想像，放在辦學，會簡化自由與知識的辨證關係。
大雄則傾向知性，他也認為知性與自由密不可分，而知識的基本能力是知性的基礎，一如耶立希的信念。可是全人學校一代代的教師並不這樣認為，很快知識變成自由的對立面，這不同的認知是全人多年紛擾的源頭。
我藉由耶立希的故事，試圖在實踐面上把知性、知識與自由整合起來，並多次以此提醒大雄，學生修課的事，應改用個別聊天由孩子自己決定，代替由學校正式規定。這樣也可以避免自由與知識對立的誤解。[7]
夏山學校的樣本被西方自由教育學者認為無法複製，最關鍵的原因可能是A.S.Neill的人格特質。我勾繪了耶立希學校，但同樣的，耶立希有獨特的人格，他對孩子有深刻的認識，來自貧民窟，深諳人性與實際，而天性自然樸實、寬厚成熟，又有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幽默感。每一個自由學校都需要這樣的靈魂人物，如果自由學校無法複製，那不是因為孩子，而是因為大人。
十三、
手邊一本數學書稿，探討「彎曲的空間」。這是一本約七、八百頁的大書，我已經寫了幾年，近月接近完工。這些年幾乎每天都在想、在寫、在校對編排，朋友笑問：這書出版會轟動嗎？我說：「不會。」
「每年大概會有幾個人讀你這本書？」
「三到五個吧！」
「什麼？！」朋友瞪大眼。
「三到五個研究生；也許數學家或物理學家之中，會有人跨行過來認真的讀，說不定一個暑假他就有機會進入這個研究領域。」
「三到五個！那你幹嘛拚著老命在寫？」朋友腦筋還在那微小的數字打轉，無暇多聽我的解釋。
前天清晨張開眼，我湧起一個念頭，想在自己這本數學書稿的前言放進去這樣的字眼：「詩一樣的數學」，解釋我如何把複雜艱難的內容變得有感覺，這過程是美，其美如詩。
「原來你是菁英主義者。」朋友如此喟嘆。
不，我不是菁英主義者[8]。 所謂菁英主義是有排斥性的，只重視培育菁英，不重視一般孩子。我重視毎一個孩子，也重視菁英。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孩子慢慢長大，變成菁英，他們之中，有些人是踩過別人的身上，踏著軍樂的步伐前進。但另一些人，是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投身人類文明的創造，為這世界留下美好的東西。我必須為這些孩子鋪路。
每一個孩子都有無限可能。他有可能變成「菁英中的菁英」，為人類的文明做出創造性的重要貢獻。當然，每一個孩子都有權利選擇他的人生，他可以選擇平凡或平庸，快樂知足的過日子，他也可以選擇偉大。莎士比亞選擇了偉大，杜思妥也夫斯基選擇了偉大，梵谷、蕭邦、瑪麗亞．居禮、甘地、愛因斯坦……選擇了偉大。但他們選擇了偉大，並不是因為選擇偉大而變得偉大；是因為他們投身人類的創造文明，使文明富麗風華，並滋潤後來無數孩子的心靈，而自然變成偉大。
賦以孩子們種種可能，不只讓他們有權選擇平凡或平庸，而安心的生活，也讓他們有能力有機會選擇偉大，投身於人類的創造文明。
當我們陪伴孩子長大，我們不能因自己喜歡平凡知足而限制他們，讓他們失去「變成偉大」的能力。我們也不能因自己期望他們變得偉大，而用力揠苗助長，不讓他們選擇「平凡知足」。我們希望孩子們比我們過得快樂，也鼓勵他們步入文明創造的行列，遠遠超越我們。
每一位教育者都要這樣真誠的告訴自己。
十四、
不僅每個孩子都有無限的可能，自由學校也有無限的可能。對於未來，我始終相信存在不同的可能。耶立希學校是一種可能，而歷經滄桑正日趨成熟，且呼應國際民主學校風潮的全人學校，也是一種新的可能。
若凡針對全人學校向他父親提出的質疑，來自她對人的同情，正如當年大雄的愧咎，並非斷言自由學校不可能。她的書，可貴的正是勇於面對全人曾發生過的負面經驗：失序與某種意義的反智。但她也指出正面的的事實：全人培養出來一批批不人云亦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人。
這與我長年的觀察不謀而合：由於全人的孩子能獨立思考，所以他們不媚俗，更對自己誠實。在漢文化，這尤其難得。
雖說全人孩子在學校不太上課，不太做功課，但他們每天在進行思辨。學校沒有不能挑戰的權威。孩子對教師校長直呼其名，你要孩子做什麼或相信什麼，一定要好好講道理，接受孩子的質疑。
孩子們日夜相處，他們之間也天天在相互辯詰，相互吐糟，對於一般人慣性的掩飾與虛偽十分敏感。因為那樣自由的環境，無需謊言，無需掩飾，孩子們不用像現實社會的人那樣，一層層把自己包裝起來。於是他們很容易看到原來的自己，看到原來的同伴，知道自己是什麼，不是什麼。尤其那樣的環境沒有太多的競爭，唯一的壓力來自自己：如何自我肯定。
文學藝術的創作，最需要的是這種「看到自己」的特質。漢文化的文學藝術經常陷入純技巧的表現，缺乏深刻的內涵，就因創作者自己的面目被自己、被他所屬的文化一層層掩蓋，而看不到自己。我們所生活其中的漢文化有反省，但無反思。
「反省」是省察自己言行有無違反社會規範，從前人講「吾日三省吾身」指的只是：自省有無違反儒家教義。「反思」則是考察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是誰？我真正要的是什麼？我願意做什麼，有無能力做什麼？考察自己與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係，從而變得真誠成熟。「看到自己」是一種能力，最後變成一種自然樸實的品德。
當然人要「看到自己」很不容易，它是每個人一生永遠的功課。人只要活著，隨時還會有新的東西、新的顧慮在蒙蔽我們。但全人的孩子在成年之前，跨出去的這一步，是很大的一步。他們遠遠走在我們前面，因為他們曾經擁有完全的自由。
自由是艱辛的，經常會頭破血流，必須有足夠的勇氣去面對。自由不是一般人空想中的純粹享受。現實社會的人大半在逃避自由。
海禮[9]兩三年前寫了一篇文章〈看見自己，全人〉。他的觀察與我相近。獨立思考、不媚俗與看見自己，這些特質在全人孩子的身上是一體的。
如果海禮與我的觀察具有普遍性，那麼這項成就是全人學校那些曾經堅持自由的瘋子儍子們，重要卻被忽略的貢獻，也是那些嚐過自由禁果的孩子們，經過長時間摸索、嬉鬧、迷惘、歡笑、哭泣與困頓，最後為這世間帶來的珍貴禮物。
我希望若凡的書對嚮往自由的教育者來說，只是一個驛站，打點行裝重新上路。她的書標誌著自由學校更多可能的開始。
二十年來，或遠或近，我一直看著這所自由學校走在荒野步履蹣跚，看著孩子們長大成人，步入悲歡人生；也時而與全人的大大小小，或魚雁往還，或談笑聊天。以這樣的方式，我一直維持著全人的第五個身份：全人大大小小的老朋友。近日若凡來信寫道：
你看著我們忽然長大，我們看著你慢慢變老。
大概是這樣吧，世事與歲月。
[1]大雄（黃政雄）在〈全人實驗教育計畫2.0版〉一文中提到，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把理性定義
為一種追求一致性（unity）的意志，與無限溝通的意願，…。這段話值得再三咀嚼。
[2]幾位教育學者盡皆一時之選：謝小芩、馮朝霖、陳佩英、鄭同僚、孟子青…。成虹飛則是原來全人教育委員會召集人。他們對教育不只熱誠公正，並經常參與教育改革的實務，累積很多珍貴的經驗。2009年全人立案之後，大雄邀邱守榕任董事長。十多年間董事人選迭有更替。
[3] 「家長」是個奇怪的字眼，恕我不用。1999年春年詢十一歲，進全人讀小六，創校期全人招收的學生是10到18歲的孩子。
[4] 全人這幾年開始加入國際民主學校的活動，在歐洲與各國另類的民主學校交流。明年2016將在內灣承辦世界民主學校年會。我一直認為全人往下走入草根，往外走向國際是好的。理想教育的學校最忌封閉。這些年匯入國際進步學校的潮流，對全人無疑是正面的。
[9] 余海禮係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全人家長，後期董事。在全人義務講物理課多年，深入觀察全人學校及學生。
延伸閱讀：
《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劉若凡，衞城出版社，2015.09.11
那裡有條界線(繪本)
這是1996年以筆名黃南，嘗試畫作的繪本"那裡有條界線"，由遠流出版。其後經多次再版改版。去年2014重修幾張舊圖，近日配上台語發音，摯友公視導演林冰友協助配樂及製作，並上傳到YouTube.
創作此繪本時，我人在加州Stockton二姐家養病，年詢才十歲，日夜暱在我身邊。我作畫時他坐在我對面，或爬到桌底下玩耍，時而上來瞄瞄我的畫，講兩句他的意見。二十年忽焉而過，孩子一眨眼就長大了。重翻這繪本，想起作畫的那個令人懷念的夏天。
上文「自由的禁果」多次提到全人學校創校校長老鬍子。老鬍子本名程延平，為台灣畫家。這繪本首次在誠品發表時，由老鬍子與林真美講評，紙風車演劇。
其後出版國際版時，老鬍子幫忙我找秋雨物流特助蘇國慶協助。蘇亦畫家，與老鬍子藝專同學，擅長捕捉晨昏四季，光影流轉。國際版有台、中、英、日四國語言。Tamy Wu 英譯、林真美日譯。
這次上傳至YouTube者，僅台語配音，我自己朗讀，氣不很順。遠流初版附光碟，台語由劉森雨配音，惜已絶版多年。
二十年來，這繪本一路有很多友人相助，包含遠流諸友。今日製作網路版，上傳YouTube，尤思故人。
/黃武雄 2015/09/11
創作此繪本時，我人在加州Stockton二姐家養病，年詢才十歲，日夜暱在我身邊。我作畫時他坐在我對面，或爬到桌底下玩耍，時而上來瞄瞄我的畫，講兩句他的意見。二十年忽焉而過，孩子一眨眼就長大了。重翻這繪本，想起作畫的那個令人懷念的夏天。
上文「自由的禁果」多次提到全人學校創校校長老鬍子。老鬍子本名程延平，為台灣畫家。這繪本首次在誠品發表時，由老鬍子與林真美講評，紙風車演劇。
其後出版國際版時，老鬍子幫忙我找秋雨物流特助蘇國慶協助。蘇亦畫家，與老鬍子藝專同學，擅長捕捉晨昏四季，光影流轉。國際版有台、中、英、日四國語言。Tamy Wu 英譯、林真美日譯。
這次上傳至YouTube者，僅台語配音，我自己朗讀，氣不很順。遠流初版附光碟，台語由劉森雨配音，惜已絶版多年。
二十年來，這繪本一路有很多友人相助，包含遠流諸友。今日製作網路版，上傳YouTube，尤思故人。
/黃武雄 2015/09/11
2015年8月7日 星期五
教育手札 (2015.08.07)
昨晚知道孩子們已經安全撤離教育部，終於鬆了一口氣。我們要擁抱孩子們，為他們喝采，歡迎他們平安回家，同時在心底永遠懷念冠華。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關於成立「全民檢視教科書平台」，我的呼籲，早先是對孩子們的，譲他們有個不同的選擇，不必艱苦的死守在抗爭現場，尤其不要再發生任何悲劇。那時是希望平台由他們來主導。
這項呼籲也對社會，看看有沒有大人願意幫忙孩子們做。尤其一些社會科學的學者、教師與文化工作者。
現在孩子們已安全撤離，他們會不會考慮，我不知道，由他們來主導，最有正當性，也最能引起共鳴。
不過本質上，平台是分眾的，誰都可以成立一個分站。我正在詢問某社大，能否成立一個平台的「某社大站」。
雖然反課綱的抗爭，已暫時落幕，但全民檢視教科書的運動，仍然可以持續，它在文化層面的影響會更深遠。
兩月前在「曽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一文中，我寫過：「講道理的時代終於來臨」。全民檢視教科書，會提供講道理的材料，深化講道理的內涵。
吳部長8/2在座談會上，不是一直要逃避課綱人選的爭議，要求只談微調課綱的內容嗎？
人選的爭議，是程序性的道理，不能不講，但直入課綱內容更好。內容是實質性的道理，大家一起來講歷史的、社會的、事實的與思想的道理，誰是誰非，誰真誰假，誰在編造謊言，誰在還原事實，譲全民一起講道理，一起來檢視。
檢視的過程，不只讓在學的眾多孩子們分辨事實，學會講道理，也讓眾多大人們（包括孩子們的父母）有機會看事實講道理，掏出自己腦袋裡被裝進去的一大堆東西，拿出來細看一番，比對事實。
台灣史的主體性，涉及一個地方人民的文化認同。多元文化的精神，則譲台灣人走向世界。我們所講的道理在這兩者之間游移，這個社會的文化就會逐漸成熟。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換一場嘉年華會 (2015.08.06)
颱風要來，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還在第一線抗爭，令人擔心。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本文同步刊登於自由評論網、民報。
這場運動孩子們已經付出夠多。要糾正敎育部的違法，對抗顢頇的政府，不是孩子們承擔得起的。
事實上，執政者要把政治介入教育，早在2012年就已開始啓動。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企圖（見旺報2012/07/13；亦見吳介民：「教科書背後」）。讓小蝦米來對抗大鯊魚，社會不會對孩子們有過度期待的。
孩子們不肯接受洗腦教育的聲音，已經喚醒社會。這樣的成就已經够好了。
現階段無法讓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承認錯誤回心轉意，這絶不是孩子們的責任。
此時此刻，孩子們不妨考慮改變形式：先譲眼前的艱苦抗爭落幕，把運動訴求轉向民間，與大人們一起成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平台」，透過分析新教科書的內容，讓全國學生一起來檢視對錯，破除謊言，反洗腦。
這樣的做法，更能啓發數十萬中學生發展獨立思考的能力，達成實質的反洗腦教育的效果。
這個全民檢視新教科書的平台，以目前大家熱切關注課綱的情勢來看，很容易就可以成立，並架設起來，而與新敎科書同步上路。當然平台不只是一個，而且或有形或無形，或現實或虛擬。
平台的成員包括學生、教師與學者。許多歷史、社會、教育的學者與教師都會樂意參與，只要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登髙一呼，大家都會群起響應。
這樣的文鬥，對全民反洗腦的效果會更好。這才是教育部長在8/3座談會上夸夸其談的「多元討論」。
然後發動「學兄姐給我書」的行動，請擁有舊教科書的學兄姐們，捐書或借書給下一屆的學弟妹，譲學弟妹比對新舊教科書的矛盾，從而思索其間涵意。這將蔚為一場有趣的又深刻的啓蒙運動。
反課綱運動經過月來孩子們的犠牲與傷痛，已經打開了新局面。第一線的孩子們，不妨考慮：從悲壯走出來，轉向種種創意的、喜劇的、互動的，又有實質「反洗腦」效果的草根運動。
走過幽暗的、艱苦的、孤寂的夜路，換個幽默的心情，在草原辦場嘉年華會，可以洗滌傷痛，開啓新的契機。
---謹致冠華、他摯愛的爸媽及他的伙伴們。
來源：黃武雄教授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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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3日 星期一
多元文化與新舊課綱 (2015.08.01)
一、
新舊歷史課綱內容的爭議，真是所謂「台獨史觀」與「中國史觀」之間的差異嗎？
去年二○一四元月，爭議初起，我仍在病中。為了弄清楚癥結，用心對照兩種課綱。那時我看到的，並不是所謂統獨之爭，而是兩種世界觀的不同。說新課綱是「微調」，其實是「大調」，因為世界觀完全不一樣了。舊課綱所重視的「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內容，在新課綱中被拿掉。例如，第四主題「當代台灣」，舊課綱的第四章「台灣文化的多元發展及其與世界文化的交流」，與「教育發展」全部刪除。其他地方再也看不到有多元文化或公民社會的歷史題材。
然後，新課綱只強調「經濟發展」。在同一主題第二章中，原來舊課綱中，「經濟發展與挑戰」的「挑戰」兩字，也被拿掉。原來「討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與環保問題」，當然也刪除了。在新課綱中，只留下「經濟起飛」作為重點，並不斷凸顯當時政府帶動經濟起飛的功勞。
二、
當代人類最主要的兩個課題，一為處理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平衡文明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引入「多元文化」與「公民社會」的觀念，用來處理第一個矛盾，是進步的，是人類到二十世紀中葉，歷經專制統治、各種壓迫與戰亂的痛苦，才找到的一條掙脫集體主義的出路。這是現代文明國家的教育，最核心的精神。新課綱完全無視它的重要性，大筆一揮，全部刪除。令人匪夷所思。
另一方面，只向經濟發展傾斜，無視於它對環境與社會的衝擊，也是難以理解的偏頗。新課綱的立足點，就是這種反動落伍的世界觀。倒是我很佩服當時擬訂舊課綱的歷史學者們，能夠把現代文明社會主張「多元文化與環保」的世界觀融入課綱中。新舊課綱之爭，就是落伍與進步的兩種世界觀之爭。這才是關鍵的差異。
三、
在舊課綱中，看不到所謂的「台獨史觀」。泛政治人喜歡製造名詞，亂扣帽子，真令人啼笑皆非。
舊課綱有台灣的主體性，這點無庸置疑。任何人談自己的歷史，一定是從自己的身邊談起，這就是主體性。一個人寫家族史，也有其家族的主體性。一個小孩要認識世界，當然先認識母親、親人、鄰里、縣市、國家，再逐步擴及世界。教育不能違反這個最自然的，由近及遠，由內而外的認知程序。在台灣實施歷史教育，當然要從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出發，談他們的生活、社會、苦難與歡樂，追尋他們的共同記憶，這就是主體性。這樣的主體性，其實是多元文化的一環，也是公民社會的出發點。舊課綱強調台灣與世界的歷史互動，這是為下一代打開視野與胸懷做好準備。台灣主體性則是它的基礎。
人充份認識自己的家園，進入世界才遊刃有餘。主體性不是地域性，正好相反，主體性與世界性是雙生子。詩人馬拉嘉講：
欲邀遊天地
還戀我故土
正是這樣的寫照。而進入世界，則是尊重多元文化，欣賞異民族的起點。
相對的，新課綱處處強調中國角色與漢族中心主義，並割裂台灣與世界的互動。例如在第一主題「早期台灣」第二章，把「說明……漢人、日本人與原住民的接觸，進而敘述荷西及鄭芝龍時期台灣與世界體系的互動」整段刪除。講台灣史，可以不好好談原住民與來台漢人早期的接觸嗎？在新課綱中，「漢族中心主義」不僅貶低台灣對外的互動，也漠視原住民的存在與貢獻。輕蔑多元文化，一直貫穿於新課綱的思維。
四、
如果要套上史觀兩字，舊課綱的史觀，比較接近「多元史觀」。這是目前世界各文明國家，在歷史教育中所採用的世界觀。至於新課綱，該用什麼字眼來界定它的史觀？我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漢族中心主義的、一元的、落伍的、沙文的、不符合世界潮流的史觀。把「多元史觀」中，有關台灣的主體性，硬拗成「台獨史觀」，然後與「中國史觀」對立起來，模糊焦點，再度撕裂台灣社會，這是極為不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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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為了堅持信念，為了不接受反動落伍的洗腦教育，反課綱運動的孩子們猶在烈日與暗夜中奮戰。他們看得比大人清楚，他們熱情真誠，台灣所有人都應該為他們驕傲，為他們的獨立判斷、為他們的堅持信念而驕傲。但他們已歷經難以名狀的磨難與傷痛。手銬、束帶、羞辱與死別，這些煎熬對於大人都難以承受，我們何忍還讓他們在街頭受苦？
教育為的是未來，他們代表未來，未來的世界屬於他們。他們知道，他們的未來是多元的世界。他們有權利選擇沒有遮掩、沒有謊言的多元史觀。手握大權的大人們，放手吧，他們不是別人的政治工具，就是因為他們不想當政治工具，才挺身出來抗議。是你們想把他們當政治工具，才有今日的抗議與永遠的傷痛。記得冠華最後的吶喊嗎？記得嗎？……。
孩子們是對的，請聽聽他們的規勸。撤回新課綱，讓他們早點平安回家。
本文刊登於「自由共和國」(2015.08.03)。
參考資料：歷史課綱到底改了什麼？─ 新舊版本比較 (2014)
2015年6月29日 星期一
曾柏瑜與講道理的時代 (2015.06.22)
一、 全文下載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知道柏瑜要代表綠黨，出來競選新北市的立委，心中但覺不忍。
她啊，才二十三歲！就決心要步入複雜艱苦的政治生涯。
去年太陽花學運中，我注意過一個女孩，站在麥克風前，肩披微紅的長髮，穿著一襲草綠色的夾克，眼神堅定、口才清晰。她也出現在電視的時論節目中，面對眾人，有條有理的論述什麽才是對的政治觀點。
半個多月前，她來到我僻居山中的農舍。那是一個下過春雨的午后，陪同前來的，有綠黨的老友根政與東漢。在陽台坐定，我看到的不是去年學運時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來回折衝的女將，而是一位清純的少女，稚氣未脫，僅僅山谷繚繞的美麗雲霧，已足夠叫她興奮久久。
她已決意出來參選，純然為著理想。我自願為她寫這篇推薦文，支持她，但也帶著慚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沒有替下一代打造一個像樣的環境，她們就已匆匆長大。慚愧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一個是非不明的社會，卻要她們以血肉之軀去對抗國家機器，來喚醒我們的良知。現在她們更選擇政治作為志業，為了相對美好的明天。
我記得二十年前1994/4/10一次教育改造的大遊行中，我們的T恤背後寫著一句標語「為下一代而走」。今年2015，眼前的年輕人就是當時的下一代。現在他們已經長大，正在告訴我們什麽才是對的道理、什麼才是好的社會，並且勇敢的走到我們的前面。
柏瑜便在這行列的第一線。
二、
當然，慚愧不會是我支持柏瑜的關鍵。關鍵是年輕世代已經帶領台灣社會開始講道理。柏瑜與她的同伴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一個社會開始講道理，這個社會就有了希望。
我並不是說，此前沒有人講道理。正好相反，歷史的任一時刻，都有一批人大聲或小聲的在講道理，只是通常他們是絕對少數。社會多數人聽不到他們的道理。但太陽花學運一夕之間點燃了台灣社會的理智。忽然有接近一半，甚至多於一半的人，用心在聼，在想，甚至自己也講起道理來。這是重要的成就，也是希望。
講立場容易，講道理難。很多人整天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侃侃而談，講的都是立場，不是道理。講立場只要人云亦云就可以談個不休。但講道理，則需要來回辯證，從不同的立場，相互駁斥，尋找事實，客觀分析。
只有大家開始看事實，講道理，民主才有了內容，也才有機會深化。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台灣社會並沒有因此開始講道理，大家在迷霧中摸索的只是抽象的民主。主流媒體仍然壟斷輿論的平台、壟斷資訊、掩蓋甚至歪曲事實。記得嗎？1988那年五二O農民運動[2]，無數人民被鎮暴警察打得遍體鱗傷，主流媒體卻誣指農民預謀暴力，載整車石頭上台北來丟警察，還準備火把、汽油彈。中研院與清大教授費心用科學方法求證，發覺這些指控皆子虛烏有。但求證的結論無法在主流媒體出現。那時還沒有網路可以突破主流媒體的謊言。人們只依賴主流媒體的報導在論斷是非。這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天天都在發生，五二O農民運動只是一個例子。統治者控制媒體，媒體捏造事實，控制輿論。
一個社會能講道理的基礎是根據事實，可是事實被扭曲、被掩蓋、被謊言取代，人們如何能做出正確的評斷？「雪亮的眼睛」終究是少數。即使到1990年代末期，甚至2010，戒嚴已經解除多年，統治者猶能依靠媒體、依靠謊言控制人們的大腦與喜惡，而贏得多數的選票。
記得嗎？更早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自由中國事件、柏楊事件、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每一事件發生，報紙與電視鋪天蓋地的輿論，盡是獨裁者的一言堂。即使在解嚴之後，勞工、農民、學生、婦女、環保人士…提出種種社會改革的民主訴求，一次次走上街頭…。這些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仍被指控為暴力，或以其他荒謬的名目構陷或嘲弄，藉此轉移焦點，避開訴求本身的討論。「講道理」這樣理所當然的事，在那樣的時代，沒有一點機會萌芽。民主只有空的殼子，徒具形式。
三、
時序推移，距離解嚴二、三十年過去。去年2014發生太陽花學運。3月18日學生們和平佔領立法院，目的在喚醒國人關注黑箱服貿的危機，並抗議統治者指令立委違法二讀服貿闖關。本身不守法的統治者仍然以「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譴責學生不守法。僵持六天之後，學生進佔行政院，統治者見獵心喜，下令血腥鎮壓，並試圖炮製過去那套方法，指控學生暴力，模糊學生嚴正的訴求。
「什麼是暴力？！」曾柏瑜悲切而肅穆的質問。作為太陽花學運的媒體發言人，她出現在主流媒體的政論節目上。
躺在地上手無寸鐵抗拒驅離的學生是暴力；用警棍盾牌把學生打得頭破血流的鎮暴警察不是暴力？！打破幾塊門窗進入行政院靜坐的學生是暴力；但先驅趕媒體記者、後關起門來，對學生動用私刑的霹靂小組不是暴力？！
翌日行政院長高分貝譴責學生暴力，而對於鎮暴警察的血腥鎮壓，則公開宣稱：「不這樣做，愧對國人」。
注意這已經是解嚴二十七年後、經歷「民主先生」所誇耀的寧靜革命與兩次政黨輪替的2014年。
當千萬隻眼睛屏息靜氣澈夜不眠盯著血與哭喊的電視畫面，當曾柏瑜隔天帶著疲憊、痛苦與哀戚的神情要求重新定義暴力，一個講道理的時代正悄悄來臨。
四、
經過2009年以來，學生與一些NGO團體一連串衝撞保守勢力反民主的行動：從反媒體壟斷、野草莓、大埔事件、洪仲丘事件…到太陽花學運反黑箱服貿，年輕世代的抗議行動，配合他們透過網路講道理的聲音，突顯出統治者的顢頇，也喚醒了大眾。那些聲音指出台灣正快速在沉淪的民主，主張公開討論兩岸關係、財團暴利與社會正義，同時提出由下而上的人民監督與直接民主。這些論述經由一次次發生的事件，引起社會廣大的迴響。
到2014年3/23統治者濫用國家機器血腥鎮壓之後一個禮拜，五十萬人民身穿黑衣，手持太陽花靜黙的走上台北街頭，其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世代。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公民運動。謊言失效了，這次多數人民眼睛已經擦得雪亮。主流媒體迫於商業利益的需要，不再像過去一味體察上意，而必須開放民主討論的平台。同時網路是重要的介面。多年來年輕世代在網路上討論問題、分析事理、尋求證據、發現事實。
無遠弗屆、相互辯證的結果，年輕世代學會講道理。更因為講道理而容許不了謊言，他們付諸行動，帶領社會講道理。
終於多數人民不再相信統治者的一言堂，不再相信謊言。講道理的時代來臨了。
曾柏瑜是少數因研究服貿而看到服貿後果嚴重的人。早在太陽花學運之前，她便與伙伴們認真分析服貿，並深入討論民主與憲政的種種議題。學運二十三天，立法院現場不只成為民主抗爭的核心，它的四周更變成一所露天的民主學校。各方湧入的學生、教師與不同年齡層的人們在那裡熱絡的學習與討論、相互辯證。這些講道理的熱忱，散發開來，經由耳語、電視與網路，走進家家戶戶的客廳，滲入大街小巷的飯館與咖啡店。
服貿的利弊是什麼？服貿一旦實施，台灣經濟就會更好？以後會不會變成「老板是中國人，員工是台灣人？」服貿怎麼變成黑箱？為什麼擬訂過程不譲各行業的人知道？政府本身可以不守法？「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便是義務」不會太激進嗎？
暴力是什麽？國家暴力就不是暴力？一個國家的法律，公民可以不服從嗎？「公民不服從」是什麽意思？什麼是世代正義？經濟與民主，什麼該優先？什麼是自經區？可以只有代議民主而不要直接民主嗎？無數的公共議題在每一個角落被談論、被分析。
一個社會一旦開始講道理，日子就回不去了。這股巨大的講道理的力量，在去年年底九合一大選時匯成江河，展現了人民的理智與判斷，保守勢力潰敗。終於台灣的社會開始有了希望。這是年輕世代用他們的熱情、理智與血肉之軀作出的重要貢獻。
五、
318太陽花學運之前，我對服貿與自經區一無所知，是318之後我才懂得這些即將改變台灣命運的政策，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次是講道理的年輕世代教育了我。
打過太陽花那場苦戰，曾柏瑜與她的同伴，又要一肩挑起另一場苦戰：代表綠黨參選新北市第11選區的立委。我不會勸柏瑜參選，因為我沒有道理叫年輕人再度犧牲自己安定平靜的生活，走上政治第一線。
但日前她來訪時，已下定決心參選。既已決意，我當然支持，因為尊重年輕人的志氣，更因為她們年輕世代的政治熱情，會帶來希望，讓台灣社會從講道理開始，把民主深化。
柏瑜在這選區競選的對手是羅明才，羅福助的兒子。這一選區是羅家的鐵票區，無疑的這將是一場艱苦的選戰。
「有沒有勝算？」我無法預判選情。但這是講道理的時代了，誰的志向與才智高，誰講的道理對，誰就有當選的機會，只要講道理的聲音能夠傳播出去。僅僅一年多前，誰料得到台灣的政治版圖會變成今日這樣生氣蓬勃？
只要是一對一，在野進步的力量不要分裂，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一些原來太相信舊勢力那套說辭的人，在這段時候，願意好好講道理，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有更多年輕人出來投票，她的機會是有的。只要愛護自然的人，也關心政治，她的機會是有的。
環境與生態維護，指向土地的永續經營，我們怎麼使用這塊土地，這塊土地就會變成什麼樣子。政治決定我們怎麼使用土地，所以環保與政治密不可分。如果柏瑜代表綠黨當選立委，意謂環保將會受到國家更多的重視。
多少年來，許多愛護自然、支持永續經營的人們，為了維護生態與環境，不分藍綠作了很多努力，但成就極其有限，因為主政者從來就側重開發。民進黨（DPP）是妥協黨，國民黨則是百分之百的開發黨。台灣從城鄉到山野，開發之快，令人喟嘆。讓綠黨在立法院有幾個席次，扮演關鍵少數影響政策，對生態環保無疑的，是有積極的作用。
六、
朋友們一聽到柏瑜要參選立委，第一時間的問題是：「會不會太年輕？」
一般人普遍會有這種反應，尤其台灣社會一向是否定年輕人的。雖然外表上大家都怕老，喜愛打扮得年輕，但本質上這是個愛說教的老大社會。年輕的特質：好奇、冒險、創新與理想不被真正重視。好多年來，「現在的年輕人只會⋯」這類輕蔑加喟嘆的語句，經常掛在中老年人的口中。「草莓族」一度是年輕人的印記。直到這一兩年，年輕人仗著熱情與勇氣，闖出一片天，這類眨抑的話才稍見收斂。
對於年輕人不宜參選立委，一個比較持平的理由是：「年紀大一些，社會經驗多，待人處世比較週延。」但老實說，年紀大有利也有弊。利是週延甚至圓融，弊是傾向保守、顧慮多、利害糾葛深。如果不回到個人本身的條件，很難一概而論。
我認為真誠、理智、視野開闊，重視公益、又兼社會熱情，才是關鍵條件。
幾所重要大學人文社會的系所，近年培養出一批會思考又有淑世情懷的人才。曾柏瑜是其中之一。尤其社會學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直指核心，柏瑜來自社會學的科班，她的知識訓練更厚實了她看問題的基礎。
她的真誠、理智、視野、熱情都不成問題，遠遠好過檯面上許多中老年的政治人物。雖然與她，只有一面之縁，但學運期間我密切注意過她的言論及表現，在323學生處境最困厄的時刻，她心繫同伴安危，態度真摯，令人感動。面對保守勢力的圍勦，更沈著冷靜，說理清楚又切中要點。我在附註中列出幾個節目的連結，讀者不妨自行判斷[3]。
。。。。
事實上，相對於上一個世代的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真誠的。英文說："Don't trust over twenty five." 意思是：二十五歲以上的人不能太相信。
但同樣是二十五歲以前，上一個世代與這一世代，人的心理品質還是不一樣。時常有人問我：「這個世代的台大學生，與之前的台大學生有什麼不同？」他們的眼神告訴我，他們想由我口中確認現在的學生太不用功，軟弱又缺乏毅力。但我看到的是另一個更深層的面向：真誠。
過去學生上台講專業的功課，講得好，台下學生通常沒有表情，有人心中還不服氣；講得差，台下偶而會有暗笑的聲音。但這一代學生不一樣，同學講得好，大家會高興的鼓掌，講得差，大家會相互支援，相互打氣。
這現象不難解釋。在資源匱乏的時代，人比較勤奮，但競爭相對激烈，人比人，明爭暗鬥是普遍現象。今天社會逐漸富裕，人變得比較寬容，而且會相互欣賞，相互合作。也因為這樣，人的品質提升，人際關係變得真誠。
回頭看看上一代的政治人物，有幾人能真誠的相互欣賞？像曾柏瑜這樣的年輕一代若參與政治，帶進來的是真誠，是講道理，台灣政治的格調也會提升。
就這個意義來說，年輕正好是加分。事實上不只在國內，近年世界各國年輕人問政有普遍化的趨勢。理由很簡單，由於網路普及，年輕人心智早熟，理想色彩鮮明，又少有利益糾葛。尤其今年五月，才20歲的英國女大學生Mhairi Black 擊敗工黨重量級人物，當選國會議員，最為人津津樂道。
七丶
「說年輕人有理想，但有理想的人有必要急著要競逐權力，追求名利？太陽花世代參選，會不會污染學運的淸純與理想？」這是朋友們質疑的第二個問題。
沒錯，下焉者藉政治追逐權力，中焉者獨善其身與政治保持距離，只有上焉者才把政治當作一種志業。
今天我們仍習慣把參與政治，尤其參選公職當作追逐權力與名利。這種看法是舊時代的遺緒。在獨裁統治之下，重要公職如中央官員民代或縣市長，是由上面分派或輔選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獨裁者的意志、不能有所作為，好處則是分享社會地位與特權。戒嚴中期之後，雖開放極少數的增額中央民代，亦只聊備一格，無濟於政事。在那樣的時代，人民自然把爭取重要公職，當作是追逐權力與名利。
但在民主社會，公職可以影響國家決策，為人民謀福利，所以透過參選，政治可以是一種志業。台灣社會的民主才剛起步，優秀人才參政的效果還未顯現，多數人對於參選難免負面。但民主要深化，一定要靠一大批有理想有視野又有思考力的人才進入政界，以政治為志業，民主政治才會逐步健全。
太陽花學運之後，年輕人體認到要改革政治，就要投身政治。看著曾柏瑜與她的同伴決心走上這條艱苦的漫漫長路，我們只有感謝她們，黙黙祝福她們，何忍以競逐權勢名之？
八、
新近崛起的第三勢力：時代力量、基進側翼、社會民主黨，加上原有的綠黨，試圖結盟，介入政治參選立委，給台灣人民帶來一股清新的希望。大家對第三勢力會賦予期待的原因是：這些人有理想。
但1970、1980年代許多人的理想凋落，今日第三勢力的人難道不會重蹈覆轍？」 這是朋友們擔心的第三個問題。
沒有人能替未來保證什麼。我們只能比較兩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從這裡去尋找信心。
早年的黨外人士與DPP黨員年輕時也都有崇高的理想。要注意：他們那時理想的高度，並不遜於今日第三勢力。
在獨裁的年代，理想背後還要有巨大的勇氣。刑求與牢獄之災，甚至家破人亡，是隨時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必須肯定當年的黨外與DPP對台灣民主的貢獻，是他們的理想、堅持與犧牲，突破戒嚴，造就了今日台灣的民主。只是那樣爭來的民主迄今沒有深化，他們之中有些人早年的理想失落，甚或變質，無法符合人民的期待。為什麼？
我從來不喜歡拿道德量尺去品評人，不喜歡動輒開口閉口藉「人性」兩字去數說人。因為談到道德就沒什麼好再談下去了；談到道德，大家就只搖頭感嘆，感嘆世風日下，同時暗示自己品格高尚。
其實人性不盡然只有醜陋。每一個人的心中都有聖與魔、善與惡、美與醜、正面與負面的兩種力量。這是古來東西方宗教的信念。上帝按照祂的形象造人，因此「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神性」這個概念衍義成基督教的人文傳統。佛教亦承認每個人都有佛性，所以禪宗講「直指人心，立地成佛」。
好的客觀環境激發出人性中的正面力量，為社會帶來希望。「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意涵，便是創造出這樣的政治環境。
相應的，理想凋落甚或變質，結構性的外在環境通常是主因。個人反而不是無意識，隨波逐流，就是無奈。在歷史的某些時刻，特定位置的個人，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他可為而不為，並非人性醜陋的道德問題，而是認知上的局限。沒有足夠廣闊的視野，沒有足夠深刻的了解，他的言行格局就會停留在一定層次。
跳開道德批評，而就事論事，探討結構性的政治環境、辯證的看待歷史的細微，才能看到問題關鍵。
回顧二、三十年來民主運動的起落，直視其內因，多少是第三勢力未來之路的借鏡。
九丶
2015年的台灣社會已開始講道理，不同立場的聲音都可以攤開來相互對話，相互辯證。這提供了一個好的政治環境，使得深化民主的理想，有條件可以日益茁壯。固然社會本身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同利益的糾葛、不同價值的交錯、不同認知的溝通，隨時都會使民主變調，使理想腐蝕。但講道理的政治環境至少是一個好的起點。這是今日第三勢力堅持理想的有利條件。
早期的DPP，即使到解嚴之後，每天都還在抗爭在救火，未有講道理的民主平台，雖自稱「民主進步黨」，但民主只是抽象，進步徒托空言。到了2000年僥倖取得政權，仍不幸是少數執政。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DPP取得政權，可是總統得票與立委席次皆未過半，絶對多數仍掌握在保守勢力的手中。這樣的少數執政無法貫徹民主改革，只好沿用舊勢力的陋習，透過底下利益交換才能推動一點政策。原來進步的政策，不是妥協就是胎死腹中。
可是為什麼造成少數執政？其背景是解嚴之後，DPP未曾深耕民主訴求，就急於執政。
1990年初，DPP的黨領導人公開宣稱：成立政黨的目的在於取得政權。可是DPP的民主理想是什麼？要改革什麼？要把台灣帶往何處？黨內沒有深入討論達成共識，人民也一無所知。當時很多人質問：「民進黨與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黨領導人說：「只有品質問題，沒有本質問題」。加上媒體仍然控制在舊勢力的手中，沒有公開講道理、討論民主改革的平台，民主的面目是模糊的[4]。對多數人民來說，民丶國兩黨只在爭奪權力，唯一的差異是統獨立場似乎不同。國民黨明白主張「統」，DPP好像傾向「獨」，但什麼是「獨」？怎麼「獨」？在1990年代，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還未經深思，慣性的偏向大中國意識，DPP無法公開表明「獨」的政治立場。
由於民主改革的訴求不清不楚，解嚴十多年，DPP並未取得多數人民支持。只因國民黨內部分裂，鷸蚌相爭，2000年DPP僥倖取得政權，但落得少數執政而寸步難行是必然的結果。這是DPP執政時期客觀環境的限制。
十丶
當人民再度將希望放在第三勢力與DPP的整合，更必須把時間拉長，檢視這幾十年來DPP從在野到執政所走過的路，也循此進一步探究理想凋落的背景。
事實上，從1986年突破黨禁建黨以來，DPP有三件事該做而沒做：
(1) 草根經營：1990年代開始，DPP為了早日執政，把選舉當成首要之務，因此無力深入基層發掘問題、解決問題，從而得到草根支持；也未曾把具體明確的民主理想帶到基層，透過對話，提升基層的民主水平。有很長一段時間，DPP所謂「基層經營」只是仿效國民黨的老套，經營樁腳，目的在吸取選票；而非由下而上，健全民主基層細胞。一個政黨的民主訴求，重要的泉源來自草根。沒有好好經營草根，民主改革與人民需求脱節，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也停滯不前，政黨的志業窄化成吸取選票，理想內容淘空，日久自然變質。
(2) 人才培育：幾十年來DPP追求民主與改革政治的訴求，吸引無數有理想的年輕人入黨，但DPP沒有一套人才培育的辦法與管道，譲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年輕人加入DPP之後，能否發揮抱負與潛能全憑運氣。投靠誰，誰就成了他未來的靠山。有一天靠山倒了，他先前的努力也付諸流水，因此山頭與派系林立。年輕人的民主理想被糟蹋成護主的忠誠。另外，因參政之後，除非現任公職或黨職，生活頓失著落，無法像一般人有固定薪水或生意可以養家活口，於是天人交戰，理想與麵包的矛盾易使理想變調。
(3)民主論戰：推動民主理想最關鍵的是：透過學習、思辨與對話，對內弄清楚所追求的民主，其內容是什麼；對外進行文化論戰，尋求人民支持，最後再轉成選票，變成政策。但DPP即使到2000年執政，也沒有費心去經營出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平台，在這些平台講道理、談事實，讓多數人從半個世紀的洗腦教育中醒來，同時經由對話與論戰，深化民主的內容，凝聚黨內外對民主與進步訴求的共識，當然也沒有意識到文化詮釋權的重要。相反的，保守勢力仍然控制主流媒體。民主與進步的理想，在輿論中節節敗退。舊勢力顛倒是非的保守言論，即使進入2010年仍居絶對優勢。
其他因如規範黨員政治獻金的來源，界定其流向屬公或私，也一直沒有處理，惹人物議。及至執政，遂向財團靠攏，迭有立場向右倾斜之譏。加上前述三件事該做而沒做，DPP的民主訴求虛泛無根，立場隨風搖擺，尤其遇到開發與環保之爭，經常一面倒向開發。
這些不利的政治現實，使民進黨一些擁有理想的個人，不易堅持理想，思維言行也與國民黨也漸趨一致，只是尺度深淺不一。改革者慢慢被「被改革者」同化，恰好應驗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不是本質問題，而是品質問題。」
當然，理想發霉也與個人的主觀條件有關。一個勤於思考、不斷反思的人，會更知道不忘初衷。介入政治一旦有了舞台與權力，人很容易自我膨脹。這是很多年來台灣政壇一個令人悲哀的現象。「看到自己」是唯一的藥方，也是每一個人永遠的課題，只是不限於以政治為志業的人。
持平而論，DPP黨內還是有許多令人敬重的人士，迄今仍堅持理想，努力不懈。我們探討的只是這二、三十年來民主進程內在的問題。
十一丶
今日第三勢力所擁有的條件，相對有利於理想的堅持。各政黨所標誌的民主訴求較為明確；輿論平台可以講道理的氣候也逐漸成形；而且各政黨成員所儲備的思考力與反思力，較為厚實。
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DPP士氣跌入谷底，中生代的新領導人，勇敢面對困境，試圖帶領DPP浴火重生。另一方面，國民黨重新執政，保守勢力仍驕橫如故，亂象叢生。年輕世代如夢初醒，藉由網路辯證與串連，一次次引發抗議行動，終於捲起龐大的人民力量。DPP經過七年的淬練，也重拾信心，由於新領導人的論述能力、人格特質及領導風格，與過去迥異，為黨注入新的活力。各方對2016第三次政黨輪替，期待日殷。
去年爆發318太陽花學運以來，經1129九合一大選到今天，台灣的民主運動已邁入新的紀元。第三勢力深化民主訴求，各政黨分別針對台灣主體、直接民主、公民社會、多元文化、社會民主、世代正義，以及維護自然環境等重要的進步訴求，明白表述，使民主運動的面目變得清晰，又多元生動。DPP則匯集幾十年民主運動所累積的血涙、汗水、見解與資源，想把訴求整合，把力量凝聚，並試圖以民主作為亮點，讓台灣走向國際社會。
過去台灣的政黨政治失靈，原因之一是兩大黨都是右派政黨、一為右派甚至是極右政黨，另一則為中間偏右，導致左右失衡。現今第三勢力提出中間偏左的種種訴求，多少會牽動DPP的偏右立場左移，並產生平衡的作用。
這樣的結合，不只充實DPP原先空泛的民主內容，更可以彰顯它進步的面目，使民主進步黨名符其實。
面對2016中央選舉，第三勢力與DPP必須超越本位主義，以大局為重。合則成，分則敗。2000年DPP少數執政、國民黨鷸蚌相爭的殷鑑不遠。這次若兩股在野力量整合，立委席次過半，進步的民主法案可望落實，第三次政黨輪替，便是大有可為的多數執政。這時台灣的民主才會真正步上軌道，公民社會的理想亦可逐日成形。
十二、
2015年台灣民主運動的前途出現曙光，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柏瑜與她的年輕伙伴願意投身政治，我們感激之餘，更要珍惜她們的熱情。尤其柏瑜不只關懷民主，更關懷環境運動，代表綠黨參選。環境是目前亟需特別正視的議題。
就台灣民主運動來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冷漠無力的一代，而對待自然環境而言，我們則是人類歷史上最揮霍的一代。世代正義不只是經濟條件的不對等，更是自然環境的世代剝削。人必須與自然共生。我們這一代人過度開發，享用資源，大肆污染，留給下一代殘破的自然環境。迄今毫無悔意，甚至沾沾自喜，談到發展經濟就眉飛色舞。
地球暖化、極端氣候逐年劇烈，大自然反撲的腳步直直進逼，人類這物種會不會大滅絶？很多人心中嘀咕：「如果大滅絕是世界末日，一瞬間天崩地裂，所有人一起死亡，那沒什麼大不了，想開一點就是。」可是大滅絕並不是那樣的世界末日，而是天災地變此起彼落，資源逐步耗竭。為爭奪生存條件，戰火處處，弱肉強食，文明倒退，回到遠比野蠻時代更殘酷的日子，終至人吃人。慘絕人寰的過程將延續三、五十年。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越過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步入大滅絕的不歸路？沒有人知道答案。唯一能挽救人類及自身文明的是理性。當我們已衣食無缺，就要回歸簡樸的生活，與自然和平相處。可是我們依然心存僥倖，愚昧無知的沈迷於經濟成長−再成長。
這是全球性的大問題，台灣只蕞爾一島，何能之有？或許有人這樣想。況且對於全球環境變遷，每一個國家立場不同，各有盤算，整合之事，談何容易？但地球只有一個，在自然大反撲之前，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不能仰賴大國去解決，不能推卸責任。試想：每天我們用心在撫育自家疼愛的小孩，為了什麼？不就希望他們有個平安美好的未來？可是我們又矇著眼睛，只顧揮霍與逃避，留給他們的未來一個悲慘無助的世界。到底我們在做什麼？
相對於民主運動逐日成熟，環境運動仍被主流社會視為邊陲。當前最被寄以重望的兩位民主領袖，對環境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並無警覺。一位首都市長對社會與環境的關係，似乎未經深思。另一位總統候選人，則重經濟輕環保，一如當年的「民主先生」。她的經濟專業，多少模糊了她對環境的敏感度，也阻斷她去細想迫在眉睫的環境危機；這令人擔心的事實反映出：台灣社會就人與自然的關係，還停留在幼稚階段。
少子化的議題就明白透露這一切。少子化對短期經濟不利，但對環境明顯有利。只有人口大量減少，環境負荷才能減輕，這是延緩大自然反撲斧底抽薪的關鍵，也是難得的契機。可是基於經濟掛帥，不論在民主或反民主的陣營，鼓勵生育卻無異議的成為因應少子化問題的共識。
人類的理性有無可能挽救人類免於大滅絕的悲慘災難？我是悲觀的。但即使無望，悲觀主義者，仍然要匍匐前進，奮鬥到最後一刻。這是人作為人的條件[5]。
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經濟與環境的矛盾，快速跳脫出幾十年來經濟至上的慣性思維。綠黨成立近二十年，長年為環境議題努力不懈，在太陽花學運中藉由反核議題與民主運動接軌，吸引年輕世代關注與投入。柏瑜及她的年輕伙伴，代表綠黨參選立委，是一個新的起點。
此時此刻，為了環境，我們至少能做也該做這件事：協助綠黨進入立法院，立法保護自然、節制這一代人的貪婪、防止過度開發。這樣急切的聲音在今天立法院仍然十分微弱，113席立委之中，綠黨仍然掛零，經濟開發還是絕對主流。
十三、
柏瑜一行離開我家農舍時，天已放晴，山谷雲霧亦開，青翠怡人。山景雖美，但極端氣候的陰影徘徊不散。這些年來，環境危機其實是我最擔心的事[6]。
送走一行人，途中根政私下同我說，柏瑜組織能力極強，思考力與行動力皆令人讚嘆。例如她年輕的團隊，白天行動、夜晚開會討論、分配工作，半夜該完成的就完成，做事明快，效率神速。
幾天前，台大一些學生來看我。我問：「柏瑜在新店這選區參選，你們會來幫忙嗎？」他們說會。沒錯，年輕世代已經成熟，她們有遠見，有能力，知道做什麼，又樂於合作。該是老一代交棒的時候了。
這是一條漫漫長路。祝福柏瑜與她們的政治志業。
[1] 此文依綠黨召集人李根政囑託，將推薦文放在台灣民主運動的脈絡中書寫，讓我有機會把許多思緒整合。
[2] 這是台灣解嚴後，最大的一次警民衝突。事件後據中研院許木柱，徐正光兩位教授召集組成的觀察小組報告：現場參與的民眾近一萬人。歷時十七小時，衝突不斷。尤其入夜之後，憲警失控，血光遍地，吶喊震天，哀號四起。翌日當局大肆逮捕，並藉一手壟斷之媒體指控：農民預謀暴力，在北上卡車裡預長石頭於大白菜中，而導演出一齣石頭記。經清華十一位教授，至所稱搬運石頭之二崙公墓，一指控情節現場做模擬實驗，發現指控情節不實。
[3] (1) 1. 2014/03/19 新台灣加油(約 1:1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cPsoPT16JE
(2) 2014/03/23 新聞追追追(約 7:30 開始曾之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fTIEkamD0
(3) 2014/03/24 新聞面對面(約 36:21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O9mqIIuw
(4) 2014/04/03 新聞面對面(約 3:20 開始曾的發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Fun4cEW3s
[4] 作者於1992年六至九月，在自立晚報烽火集，刊登一系列〈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的文章，分析當時急於執政的可能後果。後以〈金粉紅妝的形象〉結集於《童年與解放（左岸）》一書附錄。
[5]在日本軍國主義橫行無忌，血流成河的年代，渡邊一夫與其他有良心的日本知識份子，用這樣悲嘆的字句，寫下他們關注人類命運，反抗無知暴行的決心。
[6] 2008年，我有一篇筆談的專訪：〈教育前景與環境危機〉。全文上萬字。前半部談教育，登在中國時報。後半部談環境危機，提出動態理性的構想。http://www.tmitrail.org.tw/whunag/?p=62
2015年3月23日 星期一
兩難的取捨 (2015.03.23)
受邀參加「五十聚會在台大」，我欣然答應的下一刻，便意識到校門口因興建人文大樓，延宕四年的兩難。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文學院空間嚴重不足，學校應該盡一切可能，早早提供空間，讓同仁與學生靜下心來從事研究與教學。這是大家共同的願望。
昨深夜接主秘林達德教授寄來相關資料，其中包括人文大樓的設計說明與學生會的聲明。從林主祕苦口婆心的解釋、學生會強調尊重校內民主的立場，都可以看出大家為解決文學院師生的困境，所做的努力，令人感佩。
目前文學院燃眉之急的需要，固然要面對，但純就台大校園長遠規劃的角度來看，人文大樓經四年討論，所做出的設計，還是明顯看出空間擠壓的缺陷。
與這兩年緊鄰辛亥路，蓋起社會科學大樓一樣，人文大樓也給人一種「台大建築物在向週邊溢出」之感，只能用突兀兩字形容。社科院向北溢出，人文大樓則向西。
同時以目前定案的量體，人文大樓確實像一塊巨大的積木，硬要擠入校門口旁的有限空間；與拐個彎越過內斂的校門口，在歷史中靜靜沈思的傅園毫不相稱。
我深深了解文學院師生流離失所之苦，但美感與歷史究竟是文學的核心。在兩難之間我們如何取捨？只有把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才恍然看出今日爭議的是非，在歷史中看到真實。
台大不只是1928年的台大，也不只是2015年的台大，它還會是2115，2215年的台大。親愛的今日的或明日的校友，牛津大學有多少年了？
張小虹教授與一些同學的努力與堅持，我尤其肅然起敬。我支持她們所提出的移地興建，如果執意在校門口蓋人文大樓，量體也要再大幅縮小，想想如何與傅園相稱。
楊校長就任不久，以他的平實、務實與視野，應可寄望他以他的新作風，協調出新的可能，儘早安頓文學院師生的去處，並傳承台大在歷史中雍容的、沈思的行跡。
本文刊登於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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