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6日 星期六

修改鳥籠公投法的重點不在門檻

目前運動訴求有點分散,且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只限於核四,不及於服貿或其他重大爭議的議題,這是不智的。當前民氣昌旺,不趁此時修改鳥籠公投法更待何日?況且,單純要求降低二分之一的門檻其實不是重點。理由如下文。

此刻公民運動若能集中:

1、要求修改鳥籠公投法;

2、要求核四及服貿版本公投,

就可以把力量整合起來,不致像現在,運動的訴求被迫分散在反核與反服貿兩頭。(也許自經區也一併考慮。)

據聞:若修改鳥籠公投法並進行核四公投,林義雄先生亦會同意停止絕食。

不過修改鳥籠公投法,重點不在二分之一的門檻,而在其第30條第二款之否決條文。公投主文若為同意或不同意並列,就無否決的問題,亦即:此時有效投票數不達投票權人數二分之一,不代表否決,只代表「未決」。

未決狀態不論是核四或服貿,對執政黨都不利,因事情就必須延宕下去。這時二分之一的門檻是否要下降,就會被執政黨認真看待。

當然二分之一的門檻若能提早下修也很好,但那不是重點。要注意即使下修到三分之一,若不改第二款的否決條文,正反兩方仍非公平競爭。

舉例說明如下:以目前台灣投票權人共 1,800 萬計算,如果為了核四議題,原本願意出來用投票表示意見的人有一半,即 900 萬,其中同意停建核四與不同意者各為550萬:350萬。照理,同意停建核四應獲壓倒性的勝利,可是投票前,不同意停建的那方,可以呼籲它的支持者不去投票,屆時 350 萬之中,也許有 310 萬嚮應,用「不出來投票表示不同意停建」。此時,真正出來投票的 590 萬 (=550+(350-310)) 並未達到 1,800 萬的三分之一,依據第二款否決條文,停建之議被否決。這樣的公投仍會是荒唐無比。

所以說,重點在於:把第二款之「否決」條文要改成「未決」;必要時並加註:「未決狀態期間,暫以簡單多數之結果行之」。

再說,第二款否決條文在實際運作時,會違反憲法所保障「秘密投票的自由」,因為不同意的一方用「不投票」表示不同意,但選民去不去投票是外顯行為,可以被監控,所以否決條文違反秘密投票的自由。顯然當初立法不當,必須修改,否則便有違憲之虞。

當然,能達成 DPP所提的「核四公投特別條例」的簡單多數決最好,但迄今DPP無法有效回應馬江所云:「重大議題不能不設門檻」的說法;另一方面,特別條例無法普遍化,無法適用於服貿公投。

黃武雄2014/4/24

附:公民投票法第30條(通過或否決之門檻)
[第一款]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市)投票權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即為通過;

[第二款]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者,均為否決。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記桃李舘1990年代

文 / 陳蘭亭(專訪黃武雄)

初秋微冷的雨,讓通往桃李館的斜坡路潮濕帶著苔綠,透過桃李館西側的玻璃格窗,看見黃老師沿著斜坡走來。他戴著毛帽,身穿厚質棉布襯衫。原本因為下雨而顯得濕冷的空氣,因為黃老師的到來,帶進了一股暖意。已經病了一年多的身體還未復原,這也解釋了他那看似入冬的打扮。即使是帶著病容,他還是一開口就講了兩個小時,竭力挖掘腦中的記憶,希望為社區和社會留下更多的史料。

花園新城是台灣開發得最早,也最被看好的山坡地社區,但是很快地1980年代開始從絢爛步向沒落,由於新城公司的財務問題,房地產的發展是停滯的。但在黃老師的記憶中,那反而是這社區最美麗的年代,沒有初期的玩樂設施與大批遊客,沒有現在那麼多的水銀燈、不銹鋼欄杆和水泥化。到處是開闊的草地與幽祕的角落,一時興起就可以坐下來,看蟲鳥花草,看雲霧看夕陽。人和環境相容,不會像今天這樣格格不入。那時社區雖然擁有這麼優美的環境,但社區事務完全由新城公司主導,居民的社區意識還沒有凝聚起來。這時期,幾項攸關居民權益的社區議題正在發生,第一是交通的問題,當時社區唯一對外公共運輸是新城公司營運的交通車,一小時才一班,除了經常拖班誤點,車況因年久失修,時而半途拋錨,也叫人擔心。後來發生了交通車撞死居民洪文堯的事故。洪文堯是陶藝家,吳菊的先生,經常帶著兩個可愛的幼女(洪玄穎姐妹)在社區內散步,他的過世譲人傷情。新城公司的善後處理誠意不足,引起居民的不平,也因此引發居民長達七、八年,要求新店客運進入社區的陳情活動;第二是水管處監督下的「新城土地細部規劃」正在進行,這事對其後新城土地會如何開發影響深遠,再加上長期以來水權和產權不時有爭議,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凝聚新城居民的動因開始浮現。

黃老師認為經營社區不能每次有甚麼爭議,就靠大家臨時上陣,這樣的力量沒有辦法累積,效果零散,大家也疲於奔命。社區意識應該是慢慢孕育出來的,但當時社區沒有一個能夠讓居民意見相互交流的場所,所以先要有個據點。據點也要座落在社區的中心,才能吸引大家經常來走動。黃老師隨即看上了公車站旁一棟洋房閒置的車庫,並拜訪住在台北市溫州街的屋主陳連生醫師的家人,陳家很認同成立社區中心的構想,樂意出租。於是黃老師寫了一封信,動員幾位社區朋友,一一投遞到全社區所有信箱,號召大家一起出錢出力,動手整修。因為前述提到的背景,居民反應熱烈,很快便募集到27萬的捐款。再經過藝術、建築、設計各有專長又具有熱情的居民通力合作,於是在1991年秋天出現了今日的桃李館。黃老師從記憶中唸出一長串開創者的名字:唐香燕、梁祥美、邱惠瑛、吳菊、陳瑞妶、郭譽孚、楊孟惠、許琳英、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孟子青、史英、龔金標、Coco媽媽張淑貞、蔡素貞、威寶媽媽、卓媽媽……「還有一個默默做事,尤其熱心為社區做資源回收的女性,大家都很喜歡她,叫她黃媽媽。我提這些人名的時候,一定會漏了誰……。」

桃李館開創不久,姚添富、趙和賢、蕭嘉慶、蔡萬益、趙惠敏……這些日後將在社區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逐一出現在桃李舘。「對姚添富,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有次為了一起去參加立法院公聽會,大家在桃李館聚會,熱烈討論細部規劃的事。會場上坐滿了人。座中有個人面孔陌生,忽然舉手發言:" 這件事對社區未來發展非常重要,事情推動起來一定很費力氣,總要一些經費。我願先捐兩萬"。他就是姚添富。後來他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當了兩、三仼主委,憑藉他的熱心與毅力,終於突破法令及重重障礙,正式成立了有法定地位的社區管理委員會,改變了過去公司獨大的局面。這在1990年代初期社區居民的心目中,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依據黃老師的原始草圖,桃李館的大門應開向西側的斜坡,也就是今日大玻璃格窗的位置。這寓意著桃李館開放的原則,直接伸向外界;把桌椅擺在戶外,天晴的日子,大家可以在那裡看書喝茶聊天,也吸引公車站等車下車的居民,隨時走下來使用桃李館。雖然後來大家採用了吳菊的意見,在面向斜坡的方向用美麗的白框玻璃格窗裝飾起來,而改設大門於北側,但「我也從善如流,不固執己見」,黃老師笑著說。這只是開始,從日後館務的經營,我們更能感受黃老師所倡議的開放、廣納。

黃老師認為社區意識的凝聚,應以文化作為起點,因此將桃李館定位為社區文化中心兼社區圖書館。「桃李舘開幕那天,雖然不是冠蓋雲集,卻是熱鬧非凡,創意十足。屋主陳醫師夫婦也蒞臨與會並捐了一些錢。」黃老師這樣補充。成立之初,向社區居民募書,很快便募到一大堆藏書,塞滿了七、八個書架,其中包括許多有價值的老書,甚至一些重要的絕版書。有了空間和書,人們來到桃李館,喝咖啡、共餐、閱讀、說故事、開讀書會、辦演講,悠閒的交談,在這樣人與人之間啟發互動中,許多有趣的事物開始孕育。

當時花園新城社區居民的組成,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最早住進社區的住戶,以退休的軍公教人員為主。到了1980初期,開始移入以小家庭為主的新住戶,大多居住在公寓式集合住宅,這是第二類。第三類則為單身租戶,多半棲身在翰林樓。第二和第三類的人最常使用桃李館且各有特點,需求不一,來桃李舘的時間也不同。這三類居民看待公共事務的態度時常各有立場,有些人保守,有些人基進,有些人雖然溫和但反而熱心參與一般公共事務。在桃李館這個空間裡,不同的意識形態開始相互流動,原本牢不可破的藩籬逐漸拆解。例如當時長青會的韓文祥先生,與黃老師在各方面的看法並不相同,尤其在剛解嚴的政治環境下,台灣各場域的民主意識開始覺醒。韓先生對於桃李館的經營目的有所疑慮。但經由不斷地溝通交談,逐漸消除隔閡,桃李舘媽媽們誠懇邀請韓先生來桃李舘教外丹功,韓先生也邀郭譽孚及黃老師去長青會參加活動。

黃老師主張以「開放」和「廣納」的原則經營桃李館,例如24小時開放,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進來。社區所有人都可以拿到鑰匙,不限定專人擁有;相應的,進來的人要輪班看館,輪班的時間與頻率則自由決定。黃老師說:「我不喜歡有硬性的規定,其實你讓他自主、給他彈性,沒有外來的壓力,他的參與反而更主動。」一本厚厚的「輪班本」,上面記載自由填上的輪班表和任何想討論的話題。任何值班的人都可以在上面塗鴉,或偶發的感想,或抒情的詩篇散文,或一時手癢的素描,林林總總,十分有趣。不同時間來桃李館值班,藉由「輪班本」可以分享彼此心情,可以共同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即使遇到管理上的困難,黃老師仍以廣納的態度來看待,譬如當時桃李館訂三種報紙,放在門口外的板凳上,供人閱讀。但常有報紙被取走,有些人很在意,黃老師則主張「報紙看的人多,本來就容易弄丟」;不因此而排斥特定人。廁所也一樣,24小時開放,有時難免會被弄髒,髒了就洗,當作一種勞動。黃老師說:「其實人都會轉化,人本來就有善惡兩面,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經營一種環境,讓人善的那面發展出來,惡的那面慢慢消失。我覺得這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也是這世間的希望。」

1994年黃老師生了一場大病,得了肝癌並擴散至肺部,無法再參與桃李館經營。幸而有人接棒,繼續維持桃李館的運作,像楊孟惠、吳淑姿……這樣沒幾年,由於認真的媽媽們靠辦活動、租借場地、賣咖啡,和運作跳蚤市場,把所得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最後竟湊齊了27萬,一一歸還給當初的捐款人。

桃李館成立之初,並沒有設立特定的目標。黃老師說:「基本上我與大家弄了一個底子在那邊,讓大家一直發展一直發展,發展到哪裡去是大家共同的決定。那時大家說我是火車頭,其實我只是在打底子的時候,確立了幾個無形的、抽象的原則。路是大家一起走出來的,我並沒有主導。」「我一生做了很多類似的事,例如社區大學,最早我與一些朋友打了底子,你可以看到隨後80幾所社區大學便像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冒了出來,到今天社區大學已經歷了十五年,為這社會做了很多事。底子弄好了,總有七、八成的事,能不忘初衷,這樣就很不錯了。現實的發展,難免會有兩、三成不如人意。那也是人間的常態。人生是這樣,這社會是這樣,環境議題也是這樣。我介入其他種種公共事物,也都採取這樣的態度,這是我的信念。像千里步道,像四一O教改。在很多不同的場域,我看到底子打得好的,人性中「正面的力量」便不斷浮現,逐日開花結果。社區大學最是明顯。至於千里步道後來走的路線,並不按照我原來的藍圖,但底子不錯,後來怎麼走,都很好,我也樂觀其成,尤其感佩在第一線堅持不懈,繼續打拚的朋友。至於教改,四一O早期是打開了局面,讓大家意識到教育病了,病到不能不做根本改革的地歩。就當時的運動本身,真是百花齊放。但教改政策後來的發展,並未按照四一O所提的訴求,民間沒有機會參與根本決策,只有在技術問題上面被動員。我們提出的只不過是訴求,也出版了白皮書,但沒機會去把底子打好,後來的發展自然不如理想。」

「在這個社會,保守的、開發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強大的。我常說右派的世界觀從來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我們能做的就是:相信人性中都有善的一面,堅持開放與廣納,讓人正面的力量發展開來。經營桃李館,基本上我也採取這樣的態度。」

這20年來,新城的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迄今在教育、環境保護、藝文等各方面發展出來的特色,結實纍纍。桃李館之前已有唐香燕、陳瑞妶經營的媽媽幼兒園,以及其後劉玉燕、粘峻熊、鄭世儀、陳麗寬接手的森林幼兒園。桃李舘之後,在教育方面更有通泉草家庭文庫、毛毛蟲學苑、種籽實小、通泉草幼兒園、華德福親子共學團體,以及赤皮仔自學團體, 吸引更多有志於教育的工作者和父母來到花園新城。早年新城進行土地細部規劃時,居民在立法院公聽會的訴求中,有一項是在社區內設置小學,也得到幾位立法委員的支持。不過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民間的聲音不受官方重視,因此無疾而終。現況是社區內的小孩,都得搭車趕車才能上小學,花費許多時間和環境成本。不過,在黃老師眼中,近年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逐漸形成。30至40幾歲這代是充滿潛力的,許多有趣的事、重要的事,都值得去努力、去嘗試。這真是一份很有重量的期許。

桃李館的北側,曾經是一片蔥鬱茂盛,綠意盎然的小天地,那些年庭園擺了幾套龔金標慷慨捐贈的白色戶外桌椅,大家常在那裡喝咖啡聊天,欣賞遠景。「龔金標已因肝癌過世多年,好可惜,這麼熱心的人。我也曾應一些年輕朋友要求,在那裡擺黑板教微積分。」黃老師回憶著,「對我個人來說,那是一段快樂的時光,社區孩子們在這庭園跑進跑出的笑鬧聲,現今還停留在耳際,Coco、濃濃、年詢、阿牛、玄穎姐妹、璞璞、任鈞、威寶、卓皓、宅宅……現在他們都已長大成人了……二十年過得真快。」黃老師一邊細嚼著桃李舘的往事。後來建商來了,在庭園北緣砍樹除草,架起鐵皮圍欄蓋新房子;然後建商倒閉了,鐵皮圍欄生鏽頹圮,圍欄內芒草叢生;然後颱風來了,將鐵皮吹倒,再次讓人窺見曾經的綠意。桃李館安靜地看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後記:延伸討論

「開放與廣納有什麼分別?開放對外,廣納對内;開放在思想,廣納在實踐;開放是心智的真,廣納把它體現為善。開放與廣納,所講的無非是"沒有偏見"這四個字,對事沒有偏見是開放,對人沒有偏見則為廣納。人要做到沒有偏見是很困難的,但沒有偏見不表示沒有是非、沒有作為。社會處處充滿偏見,人的紛擾與痛苦很多時候來自於偏見,人還是要努力去對抗偏見,對抗自己的或社會的偏見。但在對抗偏見的過程中,為了凝聚力道,很容易又形成新的偏見。」黃老師努力的釐清這些概念。

「不過在經營桃李館時,我從來不曾向誰提過開放與廣納這兩個原則,不會像現在這樣嘮嘮叨叨,更不會長篇大論,咬文嚼字的講抽象概念。這些話不過是講給自己聽的,作為自己一生的課業。複雜的概念一旦歸納成原則,用來宣導,很容易變成教條。只有透過實作,別人才能真正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