旬前漢寶德先生回應拙文「十二年國教與教育複製」，指出紓解升學壓力也許有助於發展孩子們的探索熱忱，但未必能傳承文明社會的價值。
這點我當然同意，所以我在文中強調教育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孩子身上天生的創造性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
可是據此漢先生質疑我對教育複製的說法，把教改等同於放任教育來批評，則有點離題。
拙文的論點並無一句話反對文明傳承，我一生用一半以上的精力，做的無非是這件事，到今天猶日日寫書，想把前人艱深而美麗的數學成就盡量白話，讓下一代領悟。但我主張要傳承的是文明中那些好的、令人讚嘆的東西，而非封閉的心智、扭曲的價值，與平庸的見識。
所以拙文提到「教改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 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也期望這一代人，尤其掌握教育權的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像台灣這一代人普遍的知識倦怠，只為附加利益才接觸知識的學習態度，是不值得複製的。漢先生所提台灣社會普遍的不信任他人的防弊態度，也不值得複製。
我們的教育並沒有提倡人與人互信的價值，我們的社會並沒有在營造這種人性化的氛圍；相反的，我們這一代人不斷在告誡下一代不要相信陌生人，甚且用日日考試的排名，在朝夕相處的同學中加強惡性競爭，造成相互疏離。從十多年前自學案的五等級，到近日主張高中分發採計國中在校量化的成績，都是沿依這種思維。
這樣的思維不值得複製。這種惡性競爭的教育政策不會在西方國家，諸如漢寶德先生所提的丹麥出現，正好佐證拙文所說教育複製的本質，因為西方國家這一代人認為人自小就要學習互信互助，不相信小孩應在考試掛帥的評比排名中長大。
許多人對教改都存著錯誤的刻板印象。把教改與放任教育畫上等號，便是其一。漢先生這篇文章也是這種刻板印象的反映。漢先生關心藝術教育與品德教育，但兒童原有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是藝術創作的關鍵因素，一個由家庭與學校聯手，對孩子不斷施加升學壓力的社會，產生不了好的藝術家。藝術教育最多也只能在技巧上打轉，無法薰陶出敏感的藝術心靈。大提琴家卡薩爾斯講：「自由是一切創造的根本」。紓解升學壓力，只是還給小孩自由想像與探索的時間。這是讓孩子自然成長的必要條件，（注意不是充分條件），與放任教育如何劃上等號？
沒有自由之外，我們的生活空間，從校園、街道、建築、到鄉野建設，處處沒有美感，也使得藝術教育大打折扣。
至於品德教育，靠言教（加打罵）是沒有用的。身教則涉及我們這一代作為父母及教師的每一個人，是否夠誠實。我從來不奢談品德教育，因為我們沒有身教的條件，除非這一代人有高度自覺，先面對自己。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在學校塑造人性化的教育環境，小班小校，讓教師與孩子做朋友，陪伴孩子成長，學習對孩子說理，不打不罵，不施展權威，鼓勵並帶領孩子發展自己的興趣（這事最難），以投入他們各自喜歡的工作：木工、繪畫、下棋、打球無一不可。人因自己的興趣而投入工作，從中體會出來的價值，經常蘊含著品德。善與美時常座落於真之中。漢先生所期望的「坦然接受失敗，不會因而憤世嫉俗的生活態度」，是在「人與事爭」的工作中自然建立的，而非來自「人與人爭」的惡性競爭。
從十五年前發動四一O教改迄今，主流菁英對塑造這樣的教育環境，一直不屑一顧。大家關心的還是言教，還是如何將孩子早早分等分級。前日寫〈教育複製〉一文，無非要喚起這一代人重新檢視本身的思維。只有大人肯虛心自我檢視，才能辦好教育。
(本文寫於 2009 年 8 月 6 日)
2009年8月6日 星期四
2009年7月13日 星期一
十二年國教芻議 ─ 菁英高中私校化是什麼意思？
近日十二年國教大遊行，如能引發公共論述，集思廣益討論如何實施，便是一大成就。報載我提菁英學校私營化之議，因未詳敘緣由，故顯得突兀而且冒進。2003年我寫〈教改怎麼辦？〉的長文中，其實已明列此議。今將該議的脈絡，再做說明。
十二年國教重要目的之一，在於釋放學生心智，使國中教育正常化。其方案必須堅持「一（學）區一校」。大學區包含眾多學校，大家爭破頭還是要擠進其中一兩所較優質的學校，升學壓力不得紓解，其理至明。但現實的限制，一區一校不易達成，此因目前公私立高中職，分佈不均而且素質不一。問題固然錯綜複雜，但必需大刀闊斧，逐步解決。我先丟出最素樸、卻最激進的想法，請方家審慎斟酌，進一步擬出可行方案。
既為十二年國教，各學區應有一個一般水準的公立高中。教育部目前推動高中優質化的努力，深值肯定。這些公立高中日後都應開設技職課程，供學生選修，增進學生實用生活的能力，並促發手腦並用。現有高職若轉型為高中，其原有技職師資，可至各高中開設技職課程。至於私立高中職，則依其意願，或由政府收購、或公辦民營、或公私合營。當然也可維持原來純粹私營，自外於國教系統，完全自由化，政府不得限制其學費上限，亦不涉入其招生方式，鼓勵它發展本身特色。同時進入純粹私立的高中職學生，政府應發放教育券，數額相當於花在公立學校學生之平均費用。
實施十二年國教，不能不考慮少數菁英高中的存續。我雖反對菁英主義，但對菁英學校的價值則持肯定，因為這正是多元社會的現象。尤其台灣這幾所菁英學校擁有優良的歷史傳統，不能輕言廢置。但十二年國教要提供給國民的，是學區內的平民學校，若依目前方式保留這幾所菁英學校，改為學區高中，那麼這些學校將繼續維持明星學校的地位，吸引優秀學生越區就讀，結果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
為解決這個矛盾，須回歸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前，可考慮將目前這幾所菁英學校私營化，鼓勵其校友會出面，組織基金會優先接辦，向政府以便租金借用原校地。菁英學校私營後，學費不受政府管制，致力於發展學校特色，亦可著力於培育特殊資優人才。我們不能排除它發展成菁英的貴族學校，但政府可以設置半額或全額獎學金，供特殊資優但家境不寬裕的學生就讀。至於多數九年級學生，在學區內的公立高中，免試直升十年級，不受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的影響。當然，學區內公立高中優質化的工作，同時要快馬加鞭，使多數國民皆可得到水準以上的高中教育。
十二年國教若依上法實施，目前高中入學方案的種種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每個學生都直升學區內的高中，就像今日小學畢業直升學區內的國中一樣。只有少數不想讀公立高中的學生，須準備去報考特殊的私校（特殊職校或菁英學校）。這些私校各自用它們的方式招生，政府不必介入。國中的升學壓力將大幅度紓解，今日的國中基測變得可有可無，至於要不要採計在校成績的爭議，亦自然化解。
(本文寫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
十二年國教重要目的之一，在於釋放學生心智，使國中教育正常化。其方案必須堅持「一（學）區一校」。大學區包含眾多學校，大家爭破頭還是要擠進其中一兩所較優質的學校，升學壓力不得紓解，其理至明。但現實的限制，一區一校不易達成，此因目前公私立高中職，分佈不均而且素質不一。問題固然錯綜複雜，但必需大刀闊斧，逐步解決。我先丟出最素樸、卻最激進的想法，請方家審慎斟酌，進一步擬出可行方案。
既為十二年國教，各學區應有一個一般水準的公立高中。教育部目前推動高中優質化的努力，深值肯定。這些公立高中日後都應開設技職課程，供學生選修，增進學生實用生活的能力，並促發手腦並用。現有高職若轉型為高中，其原有技職師資，可至各高中開設技職課程。至於私立高中職，則依其意願，或由政府收購、或公辦民營、或公私合營。當然也可維持原來純粹私營，自外於國教系統，完全自由化，政府不得限制其學費上限，亦不涉入其招生方式，鼓勵它發展本身特色。同時進入純粹私立的高中職學生，政府應發放教育券，數額相當於花在公立學校學生之平均費用。
實施十二年國教，不能不考慮少數菁英高中的存續。我雖反對菁英主義，但對菁英學校的價值則持肯定，因為這正是多元社會的現象。尤其台灣這幾所菁英學校擁有優良的歷史傳統，不能輕言廢置。但十二年國教要提供給國民的，是學區內的平民學校，若依目前方式保留這幾所菁英學校，改為學區高中，那麼這些學校將繼續維持明星學校的地位，吸引優秀學生越區就讀，結果無助於紓解升學壓力。
為解決這個矛盾，須回歸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定位：公立學校提供國民充分的就讀機會，私立學校則發展特色，甚至可以專門培育菁英人才。在實施十二年國教之前，可考慮將目前這幾所菁英學校私營化，鼓勵其校友會出面，組織基金會優先接辦，向政府以便租金借用原校地。菁英學校私營後，學費不受政府管制，致力於發展學校特色，亦可著力於培育特殊資優人才。我們不能排除它發展成菁英的貴族學校，但政府可以設置半額或全額獎學金，供特殊資優但家境不寬裕的學生就讀。至於多數九年級學生，在學區內的公立高中，免試直升十年級，不受這幾所私立菁英學校的影響。當然，學區內公立高中優質化的工作，同時要快馬加鞭，使多數國民皆可得到水準以上的高中教育。
十二年國教若依上法實施，目前高中入學方案的種種問題將迎刃而解，因為每個學生都直升學區內的高中，就像今日小學畢業直升學區內的國中一樣。只有少數不想讀公立高中的學生，須準備去報考特殊的私校（特殊職校或菁英學校）。這些私校各自用它們的方式招生，政府不必介入。國中的升學壓力將大幅度紓解，今日的國中基測變得可有可無，至於要不要採計在校成績的爭議，亦自然化解。
(本文寫於 2009 年 7 月 13 日)
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教育就是不要複製
為什麼連紓解升學壓力這樣明白不過的事，都無法在台灣社會的主流菁英中形成共識？推動十二年國教、廣設高中大學，這些釋放學生心智的訴求，十多年來不是一波三折，窒礙難行，便是一實行就半調子。
原因無他。我們社會的主流菁英，從心底就不相信紓解升學壓力是件好事。反過來，他們相信的是：要有升學壓力，人才會讀書，社會國家才會有競爭力。這是問題的關鍵。
教育的本質是複製：這一代人設法把他們的思想、願望、價值與經驗複製在孩子的大腦皮質上。如果複製完全成功，結果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時代在變，以不變無法因應萬變。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於是教改便須面對最尷尬的處境，亦即：這一代人，尤其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因為他們掌握教育的支配權。偏偏這件事最難。
想想一位主流菁英，如果他早年的經驗是：在外在壓力的催逼下，通過一關關的考試篩選，才躍居今日社會菁英的位置，他如何相信：追求知識的熱情，才是學習的主要動力？縱使他曾靠知識熱情，開啟了自己的世界，但如果他自以為高人一等，認為自己不用逼，別人則要逼，那麼他也會反對紓解升學壓力的訴求。
事實上，對天地萬物好奇，是每一個人類幼兒天生的稟賦。反而是長大了，人才變得只重實用與名利，不再好奇。小孩一進入學校，我們便用一套難懂的、規範性的抽象語言，以及一連串排比競爭的外在壓力，直接施加在他們的身上，澆熄了他們內心對世界好奇的動力。於是人被迫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學習變成被動，只靠名利的外在壓力，才能驅策人學習。他們長大了，把這樣經驗內化，也跟著相信：只有外在壓力，人才會讀書，才有學習。於是知識倦怠，變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徵。
一個知識倦怠的社會，唯一能刺激它保持活力的誘因，是利潤刺激，經濟發展是它最耀眼的成績。至於在科學、文化、藝術、社會的大半領域，除了極少數人的傑出成就之外，我們應該承認這一代人的表現，普遍是平庸的，因為這一代人普遍失去了逼視真實世界的熱情。
平庸的這一代人要複製自己的思維在下一代身上，這是教改的死結，除非我們願意誠實的面對自己，樸素而且認真的重新認識自己，努力瞭解小孩成長的真相。
每一個人本身都是一個「複雜」系統，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不是線性的。孩子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心，就是探索知識的熱情，這是人最可貴的創造性特質，也是人創造力、想像力的根源。教育者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每一個孩子身上，這個上天賜予的最最珍貴的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打開知識視野，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但這項職責的前提是：紓解孩子們身上的外在壓力，啟動他們追求知識的內在熱情。把這件事做好，社會國家就會有競爭力。
不要倒果為因。不要一天到晚藉口提高競爭力，急著把人「分級分等分類」，反而壓抑了人內心最珍貴的知識熱情。
十多年來教改的困境，就在於教育複製。因為太多人基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只相信外在追求功名的壓力、不相信內在追求知識的熱情，所以十多年的教改，實行起來不是半調子，就是一波三折，面目全非。一九九五年我看到教改路線偏離正軌，曾悲觀的在中時寫了一篇〈再等半個世紀〉，期待民間力量再起。
事實的發展比我所估計的樂觀。才十四年，民間教改的聲音便又重現街頭。
(本文於 2009/7/12 發表於中國時報)
原因無他。我們社會的主流菁英，從心底就不相信紓解升學壓力是件好事。反過來，他們相信的是：要有升學壓力，人才會讀書，社會國家才會有競爭力。這是問題的關鍵。
教育的本質是複製：這一代人設法把他們的思想、願望、價值與經驗複製在孩子的大腦皮質上。如果複製完全成功，結果必然一代不如一代，因為時代在變，以不變無法因應萬變。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降低複製的成功率，讓下一代超越這一代。於是教改便須面對最尷尬的處境，亦即：這一代人，尤其主流菁英，必須先有自覺，願意調整自己習慣的思考模式及價值，因為他們掌握教育的支配權。偏偏這件事最難。
想想一位主流菁英，如果他早年的經驗是：在外在壓力的催逼下，通過一關關的考試篩選，才躍居今日社會菁英的位置，他如何相信：追求知識的熱情，才是學習的主要動力？縱使他曾靠知識熱情，開啟了自己的世界，但如果他自以為高人一等，認為自己不用逼，別人則要逼，那麼他也會反對紓解升學壓力的訴求。
事實上，對天地萬物好奇，是每一個人類幼兒天生的稟賦。反而是長大了，人才變得只重實用與名利，不再好奇。小孩一進入學校，我們便用一套難懂的、規範性的抽象語言，以及一連串排比競爭的外在壓力，直接施加在他們的身上，澆熄了他們內心對世界好奇的動力。於是人被迫失去了對知識的熱情，學習變成被動，只靠名利的外在壓力，才能驅策人學習。他們長大了，把這樣經驗內化，也跟著相信：只有外在壓力，人才會讀書，才有學習。於是知識倦怠，變成了這個社會的普遍特徵。
一個知識倦怠的社會，唯一能刺激它保持活力的誘因，是利潤刺激，經濟發展是它最耀眼的成績。至於在科學、文化、藝術、社會的大半領域，除了極少數人的傑出成就之外，我們應該承認這一代人的表現，普遍是平庸的，因為這一代人普遍失去了逼視真實世界的熱情。
平庸的這一代人要複製自己的思維在下一代身上，這是教改的死結，除非我們願意誠實的面對自己，樸素而且認真的重新認識自己，努力瞭解小孩成長的真相。
每一個人本身都是一個「複雜」系統，每一個孩子的成長都不是線性的。孩子對天地萬物的好奇心，就是探索知識的熱情，這是人最可貴的創造性特質，也是人創造力、想像力的根源。教育者要做的是：小心翼翼愛護每一個孩子身上，這個上天賜予的最最珍貴的特質，幫助他們打開經驗世界，打開知識視野，引領他們溶入文明創造，進入文明社會。但這項職責的前提是：紓解孩子們身上的外在壓力，啟動他們追求知識的內在熱情。把這件事做好，社會國家就會有競爭力。
不要倒果為因。不要一天到晚藉口提高競爭力，急著把人「分級分等分類」，反而壓抑了人內心最珍貴的知識熱情。
十多年來教改的困境，就在於教育複製。因為太多人基於自己的成長經驗，只相信外在追求功名的壓力、不相信內在追求知識的熱情，所以十多年的教改，實行起來不是半調子，就是一波三折，面目全非。一九九五年我看到教改路線偏離正軌，曾悲觀的在中時寫了一篇〈再等半個世紀〉，期待民間力量再起。
事實的發展比我所估計的樂觀。才十四年，民間教改的聲音便又重現街頭。
(本文於 2009/7/12 發表於中國時報)
2009年6月16日 星期二
台大數學系的自由傳統 (黃武雄)
（2009/6/16秉仁針對1970年代系裡同事參與社會的情況，以錄影對作者進行簡短的系史訪談，隔日作者以文字整理訪談內容，寫成下文）
台大數學系有個重要的特點，就是非常自由而且individual, 有時自由得散漫，系內沒有派系，六七十年來，幾乎沒有人對權力發生過興趣。
這應該歸功於創系時期的元老，沈施許項幾位先生1，是他們建立了這種個人自由的傳統。
這個特點在台灣的學術界，尤其難得。
因為台灣所有的大學，都經歷過那麼長時期的政治污染。
政治勢力介入很多系所，是普遍現象。
由於這個珍貴的傳統，我有幸在數學系享受這種自由的氛圍，在這裡自在愉快的工作，度過了我的大半生。
如果說，沈施許項是數學系的第一代，那麼賴繆洪姚幾位先生2，則算第二代，他們一樣承繼了這個傳統。
以他們的個性來說，維護這個傳統也是自然天成的。
其實數學研究本身就非常individual（個人性），數學研究只需同行之間有適當的交流就好，無需講求效率的團隊合作，也無需太多的經費購買設備或做實驗。
所以資源、權力與組織，相對來說並不重要。
而且數學的研究與教學，都要投入很大的精力才能做好。
認真想做好數學，必須心無旁騖，自然而然就會認同個人自由的價值。
1970年代初期，開始回來系裡的人，可以說是第三代。
這些人包括楊維哲、我、張秋俊、李白飛…及其他同事。
數學系這種注重個人自由的傳統，在1976年左右，
經由第三代的努力，進一步也有了制度性的支撐。
台大數學系，恐怕是台灣第一個在制度上確立民主參與的系。
1976年，系裡便創建「委員會制」。
系主任及各個委員會的成員
都由系裡所有教員選舉產生，共同經營系務。
原先重視個人自由的傳統，因為有了民主參與的制度，更形鞏固。
就這樣一直延續到今天。
七零年代，內在外在的情況，比起過去，有了很大的轉變。
我們這第三代對自由的渴求，比上一兩代更為急切。
自由是一切研究創造的根本。
我們希望自由不只是侷限在數學系裡；
在系外，在社會與政治的大環境中，
自由與人權也必須得到起碼的保障。
數學系這第三代，是完全在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第一代，
雖因不懂日文，與台灣的過去有著嚴重的文化斷層，
但反過來因習於中文，瞭解漢文化，又多少接觸過西方不同的近代思潮，
所以比起上一代，更勇於介入社會，介入政治。
二二八、四六事件與白色恐怖的陰影，
對我們來說，已沒有像上一兩代
那樣慘痛那樣鮮明那樣沈重。
七零年代回來的人，或多或少都存在
參與社會，追求民主自由的的嚮往與熱情。
如果純粹只想做好數學研究，
我們之中很多人會選擇留在美國。
當然那時候政治控制還是極端嚴厲。
哲學系事件還沒有發生，當局還在鋪線佈局之中，但已黑雲密佈，
台大成大淡江也陸續有些學生被抓。
我們只能選擇不同的方式參與社會，
例如參與數學教育、做農村調查、寫評論文章、
或明或暗支持黨外民主運動。
到後來，像台語文保存，甚至本土戲劇都成了選項。
台灣在戒嚴那幾十年是文化沙漠，市面上能拿到的書，
都經過嚴格的思想檢查，很多書進不來。
帶有一點自由思想，或帶有一點批判性的書都被禁止，
更不用提那些具有左派色彩的東西。
數學文獻的流通，也一樣困難。
1970年代，台灣還處於國際學術研究的邊陲。
數學研究只能用「荒原」來形容。
我在1972年回來之後，只有Blaine Lawson, 陳省身先生及幾位同行，還零星的寄給我一些他們的新論文，研究的整體環境是封閉的。
文章在期刊上刊登出來，總要晚了一兩年。
很快你會感到自己完全孤立。
數學家的書信，包括陳先生給我的私人信件，也都明顯有被拆封檢查過的痕跡。
那種隨時被監視被監聽的感覺，讓我們心中非常氣憤又無奈。
那段時期，唐文標也兩度來數學系訪問。
他學的是統計，在Sacramento, California State U. 教書。
但才氣縱橫，人文社會的知識涉獵廣泛，經常寫文學評論，格局很大，在港台各地發表。
對於參與社會，尤其熱情十足。
農村調查計畫，他也是我的協同主持人。
有一天他對我說：
“黃某，A傢伙一天到晚關起門來做數學，躲在象牙塔裡，未免太自私了。”
他竟用「自私」兩個字。
今天回去想他那句話，會覺得十分離譜，做數學能心無旁騖，潛心研究，最為難得。
可是唐的這種看法，對1970年代我們這些人來說，並不陌生。
其實我們心裡也多少這樣告誡自己，不能把心力只放在數學。
那些年，我自己的研究一樣荒廢，只把過去所做的幾篇文章發表，並努力將所學教給學生。
直到1978年回Berkeley訪問之後，才慢慢又回來做數學。
關於這層徘徊在數學研究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心理掙扎，我在幾年前寫的那篇長文〈我的數學生涯〉裡，有比較細緻的描述。
對我來說，數學的特質，除了自由與 “個人性”之外，
就是它本身秉賦一種 “根本性”。
因為數學所面對的是，蘊涵於自然中的理性，數學家所追求的是，這種自然理性的根本，
所以數學訓練會使人不輕易相信權威，尤其不相信非理性的、世俗的或統治者的權威。
連帶的，數學家身上，也難免帶有叛逆的性格。
1981年系友陳文成教授不幸被害，對他的親人是巨大的悲痛，對台灣社會是永遠的創傷；
而對數學系七零年代那些想藉由介入社會，追求自由的第三代人來說，則是無情的反諷，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1沈璿、施拱星、許振榮、項黼宸等四位教授，為本系初設系時的創始元老。在台北帝大時代，只有數學教室；1945年改國立台灣大學，才獨立成數學系。四位教授的事蹟，見台大數學系網站。
2指賴東昇、繆龍驥、洪成完、姚景星等教授。參考資料同上。
2009年1月12日 星期一
尋找太平歲月─五十年維和方案初議
那麼什麼是真議題？真議題是：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民主如何深化、文明與自然的矛盾如何面對、社會力如何提昇、還有人們的創造力與反省力能否切入人類存在問題的核心，引導人們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平衡，追求安定永續的福祉。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文/黃武雄（2009.01.12, 全文下載（pdf））
不管你支持藍或綠，你會不會擔心台灣沒有明天？擔心我們的社會不斷撕裂，不斷內耗，政治惡鬥絲毫沒有緩和的跡象？
不管你認同統或獨，你會不會擔心台灣內部政情的混亂，在對岸中國的警戒下，某年某月會擦槍走火，導致動亂與悲劇？
如果你同我一樣擔心，同我一樣心底藏著這層憂慮；如果你同我一樣，期望台灣能翻轉過來，期望我們，尤其我們的孩子們，能望向未來，能看到一點希望的曙光，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好好想個辦法？
你或許會覺得好笑，台灣內部的撕裂那麼嚴重，藍綠的對立那麼尖銳，大家怎麼可能坐下來好好談，好好想個辦法？也許你是對的，我不敢期望深藍與深綠會坐下來談，但淺藍與淺綠可以，中間選民可以。因為深藍與深綠各有一種信念，有一種堅持，堅持或統或獨，甚至各有一種使命感。我知道有信念、有堅持、有使命感的人，很難相互妥協。
可是淺藍、淺綠、以及中間選民，心裡都有著共同的，比起那些信念那些堅持，更為強烈的願望：不希望吵鬧不休，不希望暴戾殺伐，不希望社會一直內耗下去。他們是真正的多數，他們希望和平，希望安居樂業，希望維持已有的民主，希望人權與自由能得到起碼的保障。如果這種聲音能夠匯聚起來，共同提出一個願景，那麼圍繞著這個願景，便會形成一股龐大的中間力量，轉移統獨的爭議，壓縮深藍深綠的分貝，改變十幾年來無休無止的惡鬥。
對於有政治使命感、有信念、有堅持的人，我一向深為敬佩，只要他不濫用權力，打壓異己。他們各自的堅持，值得肯定。一個社會，存在這些有使命感的人，才不致平庸化。但一個社會也不能任由兩個對立的政治使命撕裂成兩半，相互攻伐，耗盡所有資源，叫人民或隨之起舞，或無所選擇，或只能任由綁架。
一個社會難免因為信念不同，背景不同，出現對立，甚至撕裂。但對立與撕裂，持續一年、兩年可以，持續三年、五年也還可以，若持續十年、二十年，就真的要想想辦法了。
我不是假裝中立，認為深藍與深綠都一樣對錯。在許多議題上，我確實有我的判斷、我的立場。二、三十年來，我也寫過很多文章，出版過一些書，談論過我的政治主張[1]。但時至今日，我的標籤是藍是綠，已經不重要，就像你的標籤是藍是綠一樣。台灣不能一直被藍綠兩極二分對立、被統獨兩種政治使命，繼續撕裂，繼續內耗下去。除了國家定位之外，我們還有無數重要的問題必須攤開來陽光下處理，像資源分配、社會福利、經濟發展、環保生態、國土規劃、教育文化、生產與消費、弱勢權益、人權與自由的保障，這些無一不深刻影響每個人生活的內容、影響我們生活環境的面貌、甚至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
國家定位確實影響人民的生活至深且鉅，但國家定位不能孤立於人民的生活來談，國家定位不是一切（馬可仕的菲律賓、蘇哈托的印尼、朴正熙的南韓，都是完整的主權國家，但人民的生活卻痛苦不堪）。台灣目前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可以一起經營其他重要的問題。這些重要的問題，固然與國家定位有著難以切割的關聯，但不一定要有確切的國家定位才能經營。
我們應該一起想想辦法，看看能否達成國內共識，共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的具體方案。在現有主權架構之內，對內消弭兩極對立暴戾殺伐之氣，讓人心安定，讓社會正常運作，讓台灣向前發展；對外則合力爭取台灣五十年和平生存的空間。
如果找得到這個辦法，那麼它便會得到台灣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多數人，不論是藍是綠的支持者，最關心的是免於戰爭、免於恐懼、擁有差強人意的民主、擁有人權與自由。多數人最關心的是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奢談公平正義，可以打造美麗家園、可以讓孩子望向未來、快樂長大的太平歲月。
我起個頭，提個辦法，請大家一起討論、一起修正，為台灣尋找一條出路，尤其需要有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專業背景的人士提供意見。這個辦法中的某些概念，先前已有很多人都提過談過[2]。正因為這個辦法並不是什麼非凡的方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我相信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各種政治主張的最大公約數，我只是把它延伸，加入和平主義的精神，並兼顧台灣最低限度的主體意識。不妨讓我把這辦法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它的目的是
（當你往下讀著方案的具體內容之時，請你不要因看法不同便立即否定，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完這篇文章的說明再做論斷，更希望你能接著讀完續篇〈冬日書信〉，充分了解方案的精神。）
第一階段，透過中間選民的認同，透過公民投票，催生「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入憲。同時為了展現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也必須達成「台灣非軍事化」的共識，將它明列於憲法中。催生的過程可以通過公民投票，形成公民力量。
第二階段，以「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已經入憲，作為基礎，要求與中美雙方坐下來談判，簽署「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並以過渡時期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例如以「過渡時期台灣」Taiwan in Transition或「過渡時期中華民國」ROC in Transition）。
第三階段，五十年後台灣主權歸屬的問題，可以完全交由那一代人視當時情況決定，我們這一代人心結太深，不必再為這個盤根錯節的問題煩惱。如果大家有共識，當然也可以加註但書：「五十年後由當時台灣地區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是否歸併中國，或變成永久中立國。」不過目前加不加這個但書，實質的差別不大，五十年後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預知或加以限制的。關鍵在於，以今天這樣複雜的內外困境，去煩惱五十年後的歸屬問題，只是徒增困擾。
只有相信歷史荒謬劇的人，才會去爭什麼歷史定位。讓我們誠實的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解決統獨爭議。
現狀下的台灣，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那麼大家就好好合作，好好經營台灣這塊上天賜予的美麗之島，把統獨爭議留給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去決定。
想想看，如果你我能一齊推動「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讓它明列於憲法，台灣便會興起一股龐大的公民力量。統獨問題便可以長時間擱置，不需爭這一朝一夕，也因此統獨雙方相互的疑懼，便會大幅減輕，幾年之後，每個人身上藍綠的色彩都會變淡，人與人之間會恢復原有的信任：反正對方是統是獨、是藍是綠，已不致影響大局，就像一個人喜歡喝茶或喝咖啡一樣，大家和而不同，相安無事。騰出的空間，大家便能就事論事，談論這五十年如何好好經營台灣；又因為非軍事化，可以節省很多軍費，把資源放在民生、福利、文化與環保。
因統獨造成的紛紛擾擾將大幅降低，政黨很難再綁架人民，它是否能吸引選票，要看它的政策、它的作為是否有益於人民。這時「牛肉」便比「口水」重要。這時政黨輪替，就有實質的、正面的作用，不再是有恃無恐，只靠醜化對手、打壓對手便能吸取選票的政治惡鬥。政治人物必須提出願景，好好經營這塊土地，才能贏得選票。
漢人文化裡，還存在著太強烈的泛道德主義與太簡化的二分對立思維（either/or thinking），這是許多人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的原因。只要挖對方瘡疤、把對方打成壞蛋、我們就不禁隨之起舞，因為罵別人壞，就顯得自己高尚。這種不探討實情，便下道德論斷的習性，使人民容易被操弄與動員。
如果我們也能面對自己的文化，有了反省，有了這層自覺，那麼人民的主體性便會浮現，台灣社會將因「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開拓出一大片新的發展空間，而變得清明、變得理性。
因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所凝聚的這股龐大的公民力量，自然會關心、會參與台灣各方面的重建，台灣會因此形成進步的公民社會。
台灣會向前走。
你會說，這怎麼可能？事情不會那麼樂觀吧！？
我想也是，但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出路。而且，我們實在沒有太多其他的的出路。我們不能再掉進藍綠拉扯的漩渦。你還是可以談統、可以談獨，但那是你個人或一個團體的政治主張。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政治主張都可以公開拿來談，只要不施暴，不濫用權力，不強迫或打壓他人。
你會說，中國一定不會答應。我也知道現在的中國不會答應[3]。可是世界是變動的，今天中國固然不會立即答應，但等到台灣人民有了共識，藉由憲法中明列「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對她釋出絕對的誠意，並據此要求維持現狀要求和平，中國慢慢會明白這樣做，對她最為有利，對兩岸人民，對全世界都是最為有利。
我們也要明白，中國內部的意志慢慢會日趨多元，她不只有官方，也有人民，其中還有許多有識之士。兩岸人民要透過交流，透過相互了解而相互支持。
尤其當台灣提出的是「不統不獨」，並已明列於憲法，這時中國擔心分離主義的疑慮也就消失，台灣會相對安全。又因為台灣這五十年只處於過渡階段，未來是統一或變成永久中立，要留給下一代人決定，這時國際社會若支持台灣以過渡時期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也無干涉內政的疑慮，台灣的外交空間會因此逐步打開。
況且「非軍事化」明列於憲法，充分顯現出台灣人民貢獻於世界和平的決心，把目前台灣這個威脅東亞和平的火藥庫，一夕之間轉化成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緩衝地區，台灣在國際社會將贏得尊敬，並因此擁有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中國對台灣也只能另眼看待，尋求兩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又中國標舉「祖國統一」的基礎，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凝聚的動力，固然回溯於百年來列強諸國的侵略，近因則為冷戰時期美日的圍堵。中國極力打擊台獨，不惜為此動武，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台獨背後有美日撐腰。如果台灣只要求維持現狀，又主張非軍事化，則這五十年內便無劃歸美日勢力的顧慮。況且兩岸維持和平，正常交流，無須爾虞我詐，不用擔心流血衝突，各自又可以節省龐大的軍費及外交耗用，轉而致力於經濟文化建設。衡諸實際，於此情況下簽署兩岸和平協定，比起長時期兩岸僵持對立，對中國顯然是利多。
你會說，美國呢？美國會願意與我們、與中國坐下來簽署「五十年和平協定」？
從常識判斷，我看不出美國為什麼會反對。這些年不論是柯林頓或布希的台海政策，都顯示出最希望維持現狀的是美國。民進黨執政期間，美國已充分表明它不會支持台灣片面獨立。美國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沒有任何道理要為台灣獨立付出戰爭的代價，尤其美國歷經越戰、伊拉克戰爭之後，國內反戰的聲音不容忽視，歐巴瑪就在這個立足點上崛起，而獲得人民支持，貴為今日美國總統。美國不會為了台灣獨立而驅使她的子弟流血。
中美兩國軍事強權的均衡線，就在太平洋西緣。美國不支持台獨，也不願看到台灣急統。因為台灣一旦劃歸中國，這條均衡線便要被破壞。1996年李登輝提「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引起台海緊張，美國艦隊立即異常移動，守防局勢生變，也證實它不支持立即統一的立場。
台灣位在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均衡線上，一旦台灣非軍事化，局勢將有利於這條均衡線長久維持，化解流血衝突。唯一的顧慮是：美國軍火商對美國政府的壓力一向巨大，但歐巴瑪政府將比布希政府更能抵擋這股壓力。
台灣保證五十年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其實對中、美、台三方的利益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當台灣人民主動提出非軍事化的主張，就會因提倡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而突出自己的國際形象；又因為台灣站到中美兩大勢力之間，居中緩衝，美國對台灣也會加以重視，不致像現在貶低台灣的角色，以保護國的老大姿態，忽視台灣人民的國際地位。
如果你是深綠，也許你會說：這個五十年維和方案就是投降方案，當台灣「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中國正好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只靠經濟、文化、社會力各方面的滲透，鯨吞蠶食，便可以統一台灣。
但請注意，台灣經過這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努力，已具備反映相當民意的民主制度，同時本土意識亦已崛起。四年一次總統大選，人民會選擇最符合台灣利益的政府。由於統獨爭議已非當前關鍵性問題，人民從藍綠對立的情緒中跳脫出來，便會就事論事，盯著看哪個政黨最能代表台灣利益，才作選擇，不會像今日陷於對立的藍綠立場中，被口水、被相互攻擊的激情言詞淹沒理智。
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雖然還不完備，但已經是一道維護台灣利益的防火牆。
這道防火牆[4]是人民共同選擇台灣最佳利益的有效機制，不致像現在這樣，因統獨爭議而模糊人民的判斷。當政府往中國傾斜太厲害，以致損害台灣人民的整體利益，人民會選擇其他政黨。但假設政府推動與中國交流，反而符合台灣利益，那麼兩岸逐漸統一，也是台灣人民的理性選擇。這時候謀求台灣獨立的政治使命也只能尊重人民的選擇，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想要吸引台灣人民支持統一，也應瞭解台灣這道民主防火牆對中國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中國應該拿出真正的誠意，由「台灣同胞」透過民主與理性，檢視兩岸利益是否一致，而非祭出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施以武力威脅，來使「台灣同胞」噤聲。
中國如果有真正的「同胞愛」，應該明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誠意遠比教條訓誡或武力恫嚇重要。「五十年維和方案」如果變成台灣人民的共識，「不獨不統，非軍事化」，這便是台灣人民無上的誠意，中國也應以相對的誠意回應，才能讓台灣人民感受到兩岸的利益一致。
兩岸的思維、制度與文化，目前有相當落差，急著合併必導致巨大的創傷與災難。五十年維持現狀，讓兩岸的交流回歸善意而正常，讓兩岸不同的思維與文化相互回饋、相互提升，對中國人民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如果你是深藍，也許你會說，「五十年維和方案」不就等於提供台灣一個沒有外力警戒的環境，讓台灣有五十年從容的時間，慢慢把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深藍的這種疑慮也是多餘，經過五十年兩岸正常交流，人民將習以為常，說不定五十年後會覺得兩岸統一（包括合併成中華邦聯），才是最佳的選擇。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五十年後，局勢可能傾向獨立，也可能傾向統一。深綠擔心「五十年維和方案」讓台灣五十年不統不獨，又不設防，正好方便中國黥吞蠶食，最後變成統一；深藍則擔心這方案到頭來會讓台灣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代表它們只不過是藍綠雙方不安全感的直接反應，並非深思的結果。進一步說，因為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所以「五十年維和方案」恰好是雙方願望的均衡點（equilibrium）。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說，這個方案是當前情勢的最佳解，也是藍綠雙方的最大公約數。
換句話說，「五十年維和方案」是統獨兩股勢力均衡牽制的辦法，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最可能的共識。
另一方面，讓我們換個角度想：今天當我們主張統一或獨立，都宣稱是為了兩岸人民好，那麼為什麼不讓兩岸人民在沒有戰爭、沒有恐懼的情況下，正常來往五十年，那時候的人，不是顯然會比我們這時候的人，更知道什麼狀態對兩岸人民好？
「五十年維和方案」正是要開創這樣的環境，讓兩岸人民正常交流。事實勝於雄辯，讓後來的事實決定一切，會比今天一直吵吵鬧鬧，健康得多。以今日藍綠對立，兩岸疏離、甚至混雜著恫嚇與疑懼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人民即使開放交流，亦不易建立起互信。基於雙方人民對未來兩岸定位的認知落差，彼此反感會加深[5]，甚至相互歧視仇恨，造成難以意料的衝突。
如果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簽署期間，中國肯釋出相對的誠意，與台灣建立起平等互惠的關係，五十年後「統一的形勢，自然一片大好」。所以關鍵還是出在誠意與態度。
當統獨爭議褪色之後，台灣人民便會冷靜下來，逐漸看到什麼是台灣的未來。老實說，這些年的統獨爭議，在政治現實的操作之下其實是個表象的議題，尤其背後所牽涉的國家主義是好是壞，迄未攤開到陽光下來討論。
那麼什麼是真議題？真議題是：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民主如何深化、文明與自然的矛盾如何面對、社會力如何提昇、還有人們的創造力與反省力能否切入人類存在問題的核心，引導人們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平衡，追求安定永續的福祉。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台灣應該從兩個愛國主義（台灣與中國）的鐘擺中跳脫出來，走向世界主義。熱愛母文化與「視人類為一家」的世界主義並不衝突，反過來它們是相因相生、相輔相成。一個人認同的母文化也許是台灣，也許是中國。人們的心理認同不只不能勉強，而且應該相互瞭解與尊重。對母文化的認同，不必然導致愛國主義。就愛國主義的思維，或統或獨只能二選一，非此即彼，無法相容。愛國主義的本質是向心而排外，所效忠的是唯一的國家。它經常引發人類世界的紛擾，也是人民容易被國家機器動員，步向戰場的心理動機。
這些年的統獨爭議，藍綠對立，是因我們把對母文化的認同，與愛國主義相混淆。台灣可以容許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正因為有了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我們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一起合作，一起經營這塊美麗的土地。
把母文化認同迅速轉變為愛國主義，牽涉到我們文化底層的集體主義。剛從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轉型為現代民主社會，我們還來不及公開思辨「自由平等博愛」的深刻內涵，還來不及發展個人自主及批判懷疑的精神。集體主義還黏附在我們的身上，潛藏在我們的家庭與教育。因為欠缺對這層集體意識的自覺，我們在尚未思索自身與社會的辯證關係之前，便急著要變換、或找尋一個絕對的國家（中國或台灣）來效忠。
急著要把母文化認同轉化成愛國主義，是今天台灣社會撕裂的原因：認同台灣文化變成主張台灣獨立，認同中國文化變成擁護中國統一，於是兩者剎那之間變得絕不相容，其間再滲入政治勢力細膩的操作，泛道德主義與二分對立思維的推波助瀾，於是台灣社會就撕裂成兩半沒有交集、無法對話的大板塊。
但母文化認同原本不是單一的。認同台灣文化與認同中國文化，不只可以並立於這塊土地；就文化的層面來說，同一個人也可以一方面認同台灣文化，另一方面又認同中國文化，就像你可以愛你的家，又同時愛你的鄰里街巷一樣，這兩件事原本相容不悖，甚且相因相生，才見真實。
愛自己的家，可以擴及愛鄰人、擴及人類一家，變成人類愛。這是從「戀我故土」的母文化認同，走向世界和平的一條陽光大道。但因為愛自己的家而仇恨鄰人，則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經常導向戰爭，摧毀世界和平，這條幽微陰暗的小徑，每隔一段時候便會帶領人類通向無比悲慘的災難。
「五十年維和方案」便是要為台灣、為兩岸開創出兩種母文化的認同可以相容、可以共生、甚至相互激盪，相互提升的太平歲月。
「五十年維和方案」所牽涉的層面錯綜複雜，本文所談只是它的大意。也許你贊同它的精神，也許你還充滿懷疑。兩個多月來，為了深入而細緻的呈現它的內容，讓更多人贊同，我試著用書信體寫了一篇長文〈冬日書信〉。老實說，唯和方案本身不只是策略，更是一種價值，一種世界觀。因此我在〈冬日書信〉中，必須改用自由、鬆散的、閒話家常的文體，讓大家願意繼續下去。原諒我一動筆，便寫了兩、三萬個字，可是仍然言不盡意，論述也不夠周延。許多遺漏的重要議題，因心力或能力不足，無法涵蓋，只能留待方家補正。
〈冬日書信〉與本文所述，有多處重複，內容則較為細緻而生活化。就內在價值的層面來說，閒散的文體反而可以談得深入。
我把〈冬日書信〉附在本文之後，作為續篇，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補議」，歡迎一併流傳，並提供意見。我深盼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的過程，會啟動一股進步的公民力量，取代目前藍綠二分對立的思維。
也許你會質疑：這股力量會有機會長大嗎？這個方案能夠得到人民共識嗎？
坦白說，我不知道。這是一項浩大的民主工程，必須依賴你的參與。我初步的構想是：先廣泛討論並透過網路進行連署。如果參加連署的人數累積到百萬人[6]，表示此案有廣大的支持度，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獨不統，非軍事化」的公民投票，便可望成案。屆時將有機會讓全國人民進入投票前的全面討論。第一階段工作的完成，會帶大這股公民力量。
過去許多人憂慮公民投票會導向台獨，帶來政局動盪，甚至引發兩岸戰爭。反諷的是，這次「五十年維和方案」的公民投票，卻可以導向穩定的政局、導向兩岸和平。人民對公民投票的疑懼可望因此解除，讓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
維和方案能否達成共識，不只在網路、在各種媒體，進行公開討論，甚至草根式的公共論壇也應該經營。例如在各縣市交通便捷處，像台北捷運沿線，藉由民間與企業捐款贊助，成立公民論壇或教室，提供課程與討論班，開放人民一起討論，抒發意見，同時吸收政治、歷史、法律、兩岸及國際社會的相關知識，深入問題。過去藍綠支持者因為立場迥異，相互疑忌，不會有機會對話，現在維和方案的推動者既然共同目標是「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便無須再顧慮被貼標籤，大家可以放開胸懷，一起合作，討論怎麼推動最好。
朝著和平主義，發展公民力量的進程中，女性與年輕人必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年輕人沒有統獨的歷史包袱，而熱烈希望看到未來，身上又有一股創新的朝氣；女性則從來是和平反戰的主力，沒有女性真心願意自己的兄弟或兒子流血犧牲。她們直視生命、珍愛生命。這兩股力量加乘，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沒落與災難，常因人們在它走下坡的時候習焉不察、或執迷不悟，而錯過了再也無法回頭的關卡（no return point）。只有清明、理智而自我節制的面對艱厄，才能找到逆轉的契機。
[2] 例如當今的總統馬英九曾提過類似的和平願景，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也談過相近的和解共生，大選前還有曹興 誠亦有維持現狀之議。近日清大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創設人吳介民教授，更為文提出維持現狀與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概念。相關的和平論述，這些年有些學者與和平運動者，像徐斯儉、范雲、簡錫堦、徐銘謙等人，都有深刻的探討：參見http://www.peace.org.tw/crossstrait/index.htm
[4] 關於這道防火牆，亦即四年一次總統大選的民主制度，其作用甚為弔詭，目前四年一次大選是大震盪，全民幾乎都被動員，社會撕裂成兩半，國力消耗殆盡；而且往後這四年一次的大震盪，會不會擦槍走火，引起變亂而帶來悲劇，今日甚難預料。但五十年維和方案一經實施，這四年一次的大選， 因統獨的激情沖淡，人民便有機會善用理智，看緊台灣整體利益，反而扮演起積極正面的作用，還原為道道地地的民主防火牆。
[5] 例如毒奶粉事件，原本只是黑心商品威脅消費者安危的事件，就像台灣過去的毒酒案一樣。但台灣人民的反應卻激化，認為中國人民普遍黑心，罔顧他人生命。反之，張銘清事件則招來大陸網友對台灣人民的強烈抨擊。
這些事件會越來越多，演變成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立與歧視。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文/黃武雄（2009.01.12, 全文下載（pdf））
一、
不管你支持藍或綠，你會不會擔心台灣沒有明天？擔心我們的社會不斷撕裂，不斷內耗，政治惡鬥絲毫沒有緩和的跡象？
不管你認同統或獨，你會不會擔心台灣內部政情的混亂，在對岸中國的警戒下，某年某月會擦槍走火，導致動亂與悲劇？
如果你同我一樣擔心，同我一樣心底藏著這層憂慮；如果你同我一樣，期望台灣能翻轉過來，期望我們，尤其我們的孩子們，能望向未來，能看到一點希望的曙光，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坐下來好好想個辦法？
你或許會覺得好笑，台灣內部的撕裂那麼嚴重，藍綠的對立那麼尖銳，大家怎麼可能坐下來好好談，好好想個辦法？也許你是對的，我不敢期望深藍與深綠會坐下來談，但淺藍與淺綠可以，中間選民可以。因為深藍與深綠各有一種信念，有一種堅持，堅持或統或獨，甚至各有一種使命感。我知道有信念、有堅持、有使命感的人，很難相互妥協。
可是淺藍、淺綠、以及中間選民，心裡都有著共同的，比起那些信念那些堅持，更為強烈的願望：不希望吵鬧不休，不希望暴戾殺伐，不希望社會一直內耗下去。他們是真正的多數，他們希望和平，希望安居樂業，希望維持已有的民主，希望人權與自由能得到起碼的保障。如果這種聲音能夠匯聚起來，共同提出一個願景，那麼圍繞著這個願景，便會形成一股龐大的中間力量，轉移統獨的爭議，壓縮深藍深綠的分貝，改變十幾年來無休無止的惡鬥。
對於有政治使命感、有信念、有堅持的人，我一向深為敬佩，只要他不濫用權力，打壓異己。他們各自的堅持，值得肯定。一個社會，存在這些有使命感的人，才不致平庸化。但一個社會也不能任由兩個對立的政治使命撕裂成兩半，相互攻伐，耗盡所有資源，叫人民或隨之起舞，或無所選擇，或只能任由綁架。
一個社會難免因為信念不同，背景不同，出現對立，甚至撕裂。但對立與撕裂，持續一年、兩年可以，持續三年、五年也還可以，若持續十年、二十年，就真的要想想辦法了。
二、
我不是假裝中立，認為深藍與深綠都一樣對錯。在許多議題上，我確實有我的判斷、我的立場。二、三十年來，我也寫過很多文章，出版過一些書，談論過我的政治主張[1]。但時至今日，我的標籤是藍是綠，已經不重要，就像你的標籤是藍是綠一樣。台灣不能一直被藍綠兩極二分對立、被統獨兩種政治使命，繼續撕裂，繼續內耗下去。除了國家定位之外，我們還有無數重要的問題必須攤開來陽光下處理，像資源分配、社會福利、經濟發展、環保生態、國土規劃、教育文化、生產與消費、弱勢權益、人權與自由的保障，這些無一不深刻影響每個人生活的內容、影響我們生活環境的面貌、甚至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
國家定位確實影響人民的生活至深且鉅，但國家定位不能孤立於人民的生活來談，國家定位不是一切（馬可仕的菲律賓、蘇哈托的印尼、朴正熙的南韓，都是完整的主權國家，但人民的生活卻痛苦不堪）。台灣目前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可以一起經營其他重要的問題。這些重要的問題，固然與國家定位有著難以切割的關聯，但不一定要有確切的國家定位才能經營。
我們應該一起想想辦法，看看能否達成國內共識，共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的具體方案。在現有主權架構之內，對內消弭兩極對立暴戾殺伐之氣，讓人心安定，讓社會正常運作，讓台灣向前發展；對外則合力爭取台灣五十年和平生存的空間。
如果找得到這個辦法，那麼它便會得到台灣多數人的支持。因為多數人，不論是藍是綠的支持者，最關心的是免於戰爭、免於恐懼、擁有差強人意的民主、擁有人權與自由。多數人最關心的是可以安居樂業，可以奢談公平正義，可以打造美麗家園、可以讓孩子望向未來、快樂長大的太平歲月。
三、
我起個頭，提個辦法，請大家一起討論、一起修正，為台灣尋找一條出路，尤其需要有政治、軍事、經濟、法律等專業背景的人士提供意見。這個辦法中的某些概念，先前已有很多人都提過談過[2]。正因為這個辦法並不是什麼非凡的方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所以我相信它是當前台灣社會各種政治主張的最大公約數，我只是把它延伸，加入和平主義的精神，並兼顧台灣最低限度的主體意識。不妨讓我把這辦法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它的目的是
避免台灣內部繼續撕裂，避免未來可能的悲劇發生；
讓大家好好經營台灣，讓兩岸正常交流、和平相處；
堅定和平主義的立場，對世界和平做出貢獻；爭取國際社會支持台灣五十年維持現狀，支持台灣以過渡時期的名義參與國際社會。維持台灣起碼的主權，讓台灣人民在國際上擁有起碼的尊嚴。
（當你往下讀著方案的具體內容之時，請你不要因看法不同便立即否定，希望你能耐心的看完這篇文章的說明再做論斷，更希望你能接著讀完續篇〈冬日書信〉，充分了解方案的精神。）
第一階段，透過中間選民的認同，透過公民投票，催生「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入憲。同時為了展現台灣人民追求和平的決心，也必須達成「台灣非軍事化」的共識，將它明列於憲法中。催生的過程可以通過公民投票，形成公民力量。
第二階段，以「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已經入憲，作為基礎，要求與中美雙方坐下來談判，簽署「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並以過渡時期的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例如以「過渡時期台灣」Taiwan in Transition或「過渡時期中華民國」ROC in Transition）。
第三階段，五十年後台灣主權歸屬的問題，可以完全交由那一代人視當時情況決定，我們這一代人心結太深，不必再為這個盤根錯節的問題煩惱。如果大家有共識，當然也可以加註但書：「五十年後由當時台灣地區公民投票，決定台灣是否歸併中國，或變成永久中立國。」不過目前加不加這個但書，實質的差別不大，五十年後這世界變成什麼樣子，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能預知或加以限制的。關鍵在於，以今天這樣複雜的內外困境，去煩惱五十年後的歸屬問題，只是徒增困擾。
四、
只有相信歷史荒謬劇的人，才會去爭什麼歷史定位。讓我們誠實的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沒有足夠的智慧與能力，解決統獨爭議。
現狀下的台灣，對內已經擁有完整的主權，那麼大家就好好合作，好好經營台灣這塊上天賜予的美麗之島，把統獨爭議留給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去決定。
想想看，如果你我能一齊推動「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讓它明列於憲法，台灣便會興起一股龐大的公民力量。統獨問題便可以長時間擱置，不需爭這一朝一夕，也因此統獨雙方相互的疑懼，便會大幅減輕，幾年之後，每個人身上藍綠的色彩都會變淡，人與人之間會恢復原有的信任：反正對方是統是獨、是藍是綠，已不致影響大局，就像一個人喜歡喝茶或喝咖啡一樣，大家和而不同，相安無事。騰出的空間，大家便能就事論事，談論這五十年如何好好經營台灣；又因為非軍事化，可以節省很多軍費，把資源放在民生、福利、文化與環保。
因統獨造成的紛紛擾擾將大幅降低，政黨很難再綁架人民，它是否能吸引選票，要看它的政策、它的作為是否有益於人民。這時「牛肉」便比「口水」重要。這時政黨輪替，就有實質的、正面的作用，不再是有恃無恐，只靠醜化對手、打壓對手便能吸取選票的政治惡鬥。政治人物必須提出願景，好好經營這塊土地，才能贏得選票。
漢人文化裡，還存在著太強烈的泛道德主義與太簡化的二分對立思維（either/or thinking），這是許多人容易被政治人物操弄的原因。只要挖對方瘡疤、把對方打成壞蛋、我們就不禁隨之起舞，因為罵別人壞，就顯得自己高尚。這種不探討實情，便下道德論斷的習性，使人民容易被操弄與動員。
如果我們也能面對自己的文化，有了反省，有了這層自覺，那麼人民的主體性便會浮現，台灣社會將因「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開拓出一大片新的發展空間，而變得清明、變得理性。
因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所凝聚的這股龐大的公民力量，自然會關心、會參與台灣各方面的重建，台灣會因此形成進步的公民社會。
台灣會向前走。
五、
你會說，這怎麼可能？事情不會那麼樂觀吧！？
我想也是，但這是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出路。而且，我們實在沒有太多其他的的出路。我們不能再掉進藍綠拉扯的漩渦。你還是可以談統、可以談獨，但那是你個人或一個團體的政治主張。一個民主的社會，任何政治主張都可以公開拿來談，只要不施暴，不濫用權力，不強迫或打壓他人。
你會說，中國一定不會答應。我也知道現在的中國不會答應[3]。可是世界是變動的，今天中國固然不會立即答應，但等到台灣人民有了共識，藉由憲法中明列「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對她釋出絕對的誠意，並據此要求維持現狀要求和平，中國慢慢會明白這樣做，對她最為有利，對兩岸人民，對全世界都是最為有利。
我們也要明白，中國內部的意志慢慢會日趨多元，她不只有官方，也有人民，其中還有許多有識之士。兩岸人民要透過交流，透過相互了解而相互支持。
尤其當台灣提出的是「不統不獨」，並已明列於憲法，這時中國擔心分離主義的疑慮也就消失，台灣會相對安全。又因為台灣這五十年只處於過渡階段，未來是統一或變成永久中立，要留給下一代人決定，這時國際社會若支持台灣以過渡時期名義加入國際組織，也無干涉內政的疑慮，台灣的外交空間會因此逐步打開。
況且「非軍事化」明列於憲法，充分顯現出台灣人民貢獻於世界和平的決心，把目前台灣這個威脅東亞和平的火藥庫，一夕之間轉化成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緩衝地區，台灣在國際社會將贏得尊敬，並因此擁有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中國對台灣也只能另眼看待，尋求兩岸人民的共同福祉。
又中國標舉「祖國統一」的基礎，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其凝聚的動力，固然回溯於百年來列強諸國的侵略，近因則為冷戰時期美日的圍堵。中國極力打擊台獨，不惜為此動武，其中一個原因是擔心台獨背後有美日撐腰。如果台灣只要求維持現狀，又主張非軍事化，則這五十年內便無劃歸美日勢力的顧慮。況且兩岸維持和平，正常交流，無須爾虞我詐，不用擔心流血衝突，各自又可以節省龐大的軍費及外交耗用，轉而致力於經濟文化建設。衡諸實際，於此情況下簽署兩岸和平協定，比起長時期兩岸僵持對立，對中國顯然是利多。
你會說，美國呢？美國會願意與我們、與中國坐下來簽署「五十年和平協定」？
從常識判斷，我看不出美國為什麼會反對。這些年不論是柯林頓或布希的台海政策，都顯示出最希望維持現狀的是美國。民進黨執政期間，美國已充分表明它不會支持台灣片面獨立。美國在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沒有任何道理要為台灣獨立付出戰爭的代價，尤其美國歷經越戰、伊拉克戰爭之後，國內反戰的聲音不容忽視，歐巴瑪就在這個立足點上崛起，而獲得人民支持，貴為今日美國總統。美國不會為了台灣獨立而驅使她的子弟流血。
中美兩國軍事強權的均衡線，就在太平洋西緣。美國不支持台獨，也不願看到台灣急統。因為台灣一旦劃歸中國，這條均衡線便要被破壞。1996年李登輝提「特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引起台海緊張，美國艦隊立即異常移動，守防局勢生變，也證實它不支持立即統一的立場。
台灣位在中美兩大軍事強權的均衡線上，一旦台灣非軍事化，局勢將有利於這條均衡線長久維持，化解流血衝突。唯一的顧慮是：美國軍火商對美國政府的壓力一向巨大，但歐巴瑪政府將比布希政府更能抵擋這股壓力。
台灣保證五十年不統不獨、維持現狀，其實對中、美、台三方的利益來說，都是最好的選擇。當台灣人民主動提出非軍事化的主張，就會因提倡和平主義的道德高度，而突出自己的國際形象；又因為台灣站到中美兩大勢力之間，居中緩衝，美國對台灣也會加以重視，不致像現在貶低台灣的角色，以保護國的老大姿態，忽視台灣人民的國際地位。
六、
如果你是深綠，也許你會說：這個五十年維和方案就是投降方案，當台灣「不統不獨，非軍事化」入憲，中國正好可以不費一兵一卒，只靠經濟、文化、社會力各方面的滲透，鯨吞蠶食，便可以統一台灣。
但請注意，台灣經過這二、三十年民主化的努力，已具備反映相當民意的民主制度，同時本土意識亦已崛起。四年一次總統大選，人民會選擇最符合台灣利益的政府。由於統獨爭議已非當前關鍵性問題，人民從藍綠對立的情緒中跳脫出來，便會就事論事，盯著看哪個政黨最能代表台灣利益，才作選擇，不會像今日陷於對立的藍綠立場中，被口水、被相互攻擊的激情言詞淹沒理智。
換句話說，台灣的民主選舉制度，雖然還不完備，但已經是一道維護台灣利益的防火牆。
這道防火牆[4]是人民共同選擇台灣最佳利益的有效機制，不致像現在這樣，因統獨爭議而模糊人民的判斷。當政府往中國傾斜太厲害，以致損害台灣人民的整體利益，人民會選擇其他政黨。但假設政府推動與中國交流，反而符合台灣利益，那麼兩岸逐漸統一，也是台灣人民的理性選擇。這時候謀求台灣獨立的政治使命也只能尊重人民的選擇，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國想要吸引台灣人民支持統一，也應瞭解台灣這道民主防火牆對中國有積極的啟示作用，中國應該拿出真正的誠意，由「台灣同胞」透過民主與理性，檢視兩岸利益是否一致，而非祭出中華民族主義的大旗，施以武力威脅，來使「台灣同胞」噤聲。
中國如果有真正的「同胞愛」，應該明瞭「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誠意遠比教條訓誡或武力恫嚇重要。「五十年維和方案」如果變成台灣人民的共識，「不獨不統，非軍事化」，這便是台灣人民無上的誠意，中國也應以相對的誠意回應，才能讓台灣人民感受到兩岸的利益一致。
兩岸的思維、制度與文化，目前有相當落差，急著合併必導致巨大的創傷與災難。五十年維持現狀，讓兩岸的交流回歸善意而正常，讓兩岸不同的思維與文化相互回饋、相互提升，對中國人民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
七、
如果你是深藍，也許你會說，「五十年維和方案」不就等於提供台灣一個沒有外力警戒的環境，讓台灣有五十年從容的時間，慢慢把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深藍的這種疑慮也是多餘，經過五十年兩岸正常交流，人民將習以為常，說不定五十年後會覺得兩岸統一（包括合併成中華邦聯），才是最佳的選擇。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五十年後，局勢可能傾向獨立，也可能傾向統一。深綠擔心「五十年維和方案」讓台灣五十年不統不獨，又不設防，正好方便中國黥吞蠶食，最後變成統一；深藍則擔心這方案到頭來會讓台灣獨立變成既定事實。
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代表它們只不過是藍綠雙方不安全感的直接反應，並非深思的結果。進一步說，因為這兩種顧慮相互矛盾，所以「五十年維和方案」恰好是雙方願望的均衡點（equilibrium）。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說，這個方案是當前情勢的最佳解，也是藍綠雙方的最大公約數。
換句話說，「五十年維和方案」是統獨兩股勢力均衡牽制的辦法，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最可能的共識。
另一方面，讓我們換個角度想：今天當我們主張統一或獨立，都宣稱是為了兩岸人民好，那麼為什麼不讓兩岸人民在沒有戰爭、沒有恐懼的情況下，正常來往五十年，那時候的人，不是顯然會比我們這時候的人，更知道什麼狀態對兩岸人民好？
「五十年維和方案」正是要開創這樣的環境，讓兩岸人民正常交流。事實勝於雄辯，讓後來的事實決定一切，會比今天一直吵吵鬧鬧，健康得多。以今日藍綠對立，兩岸疏離、甚至混雜著恫嚇與疑懼的情況下，台灣與中國人民即使開放交流，亦不易建立起互信。基於雙方人民對未來兩岸定位的認知落差，彼此反感會加深[5]，甚至相互歧視仇恨，造成難以意料的衝突。
如果五十年兩岸和平協定簽署期間，中國肯釋出相對的誠意，與台灣建立起平等互惠的關係，五十年後「統一的形勢，自然一片大好」。所以關鍵還是出在誠意與態度。
八、
當統獨爭議褪色之後，台灣人民便會冷靜下來，逐漸看到什麼是台灣的未來。老實說，這些年的統獨爭議，在政治現實的操作之下其實是個表象的議題，尤其背後所牽涉的國家主義是好是壞，迄未攤開到陽光下來討論。
那麼什麼是真議題？真議題是：國家的權力與資源如何分配、民主如何深化、文明與自然的矛盾如何面對、社會力如何提昇、還有人們的創造力與反省力能否切入人類存在問題的核心，引導人們兼顧內在與外在的平衡，追求安定永續的福祉。
這些真議題，需要台灣人民展現智慧，共同去面對。
台灣應該從兩個愛國主義（台灣與中國）的鐘擺中跳脫出來，走向世界主義。熱愛母文化與「視人類為一家」的世界主義並不衝突，反過來它們是相因相生、相輔相成。一個人認同的母文化也許是台灣，也許是中國。人們的心理認同不只不能勉強，而且應該相互瞭解與尊重。對母文化的認同，不必然導致愛國主義。就愛國主義的思維，或統或獨只能二選一，非此即彼，無法相容。愛國主義的本質是向心而排外，所效忠的是唯一的國家。它經常引發人類世界的紛擾，也是人民容易被國家機器動員，步向戰場的心理動機。
這些年的統獨爭議，藍綠對立，是因我們把對母文化的認同，與愛國主義相混淆。台灣可以容許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正因為有了多元的母文化認同，我們才有源源不絕的動力一起合作，一起經營這塊美麗的土地。
把母文化認同迅速轉變為愛國主義，牽涉到我們文化底層的集體主義。剛從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轉型為現代民主社會，我們還來不及公開思辨「自由平等博愛」的深刻內涵，還來不及發展個人自主及批判懷疑的精神。集體主義還黏附在我們的身上，潛藏在我們的家庭與教育。因為欠缺對這層集體意識的自覺，我們在尚未思索自身與社會的辯證關係之前，便急著要變換、或找尋一個絕對的國家（中國或台灣）來效忠。
急著要把母文化認同轉化成愛國主義，是今天台灣社會撕裂的原因：認同台灣文化變成主張台灣獨立，認同中國文化變成擁護中國統一，於是兩者剎那之間變得絕不相容，其間再滲入政治勢力細膩的操作，泛道德主義與二分對立思維的推波助瀾，於是台灣社會就撕裂成兩半沒有交集、無法對話的大板塊。
但母文化認同原本不是單一的。認同台灣文化與認同中國文化，不只可以並立於這塊土地；就文化的層面來說，同一個人也可以一方面認同台灣文化，另一方面又認同中國文化，就像你可以愛你的家，又同時愛你的鄰里街巷一樣，這兩件事原本相容不悖，甚且相因相生，才見真實。
愛自己的家，可以擴及愛鄰人、擴及人類一家，變成人類愛。這是從「戀我故土」的母文化認同，走向世界和平的一條陽光大道。但因為愛自己的家而仇恨鄰人，則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經常導向戰爭，摧毀世界和平，這條幽微陰暗的小徑，每隔一段時候便會帶領人類通向無比悲慘的災難。
「五十年維和方案」便是要為台灣、為兩岸開創出兩種母文化的認同可以相容、可以共生、甚至相互激盪，相互提升的太平歲月。
結語
「五十年維和方案」所牽涉的層面錯綜複雜，本文所談只是它的大意。也許你贊同它的精神，也許你還充滿懷疑。兩個多月來，為了深入而細緻的呈現它的內容，讓更多人贊同，我試著用書信體寫了一篇長文〈冬日書信〉。老實說，唯和方案本身不只是策略，更是一種價值，一種世界觀。因此我在〈冬日書信〉中，必須改用自由、鬆散的、閒話家常的文體，讓大家願意繼續下去。原諒我一動筆，便寫了兩、三萬個字，可是仍然言不盡意，論述也不夠周延。許多遺漏的重要議題，因心力或能力不足，無法涵蓋，只能留待方家補正。
〈冬日書信〉與本文所述，有多處重複，內容則較為細緻而生活化。就內在價值的層面來說，閒散的文體反而可以談得深入。
我把〈冬日書信〉附在本文之後，作為續篇，稱為「五十年維和方案補議」，歡迎一併流傳，並提供意見。我深盼推動「五十年維和方案」的過程，會啟動一股進步的公民力量，取代目前藍綠二分對立的思維。
也許你會質疑：這股力量會有機會長大嗎？這個方案能夠得到人民共識嗎？
坦白說，我不知道。這是一項浩大的民主工程，必須依賴你的參與。我初步的構想是：先廣泛討論並透過網路進行連署。如果參加連署的人數累積到百萬人[6]，表示此案有廣大的支持度，而提出「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獨不統，非軍事化」的公民投票，便可望成案。屆時將有機會讓全國人民進入投票前的全面討論。第一階段工作的完成，會帶大這股公民力量。
過去許多人憂慮公民投票會導向台獨，帶來政局動盪，甚至引發兩岸戰爭。反諷的是，這次「五十年維和方案」的公民投票，卻可以導向穩定的政局、導向兩岸和平。人民對公民投票的疑懼可望因此解除，讓台灣的民主進一步深化。
維和方案能否達成共識，不只在網路、在各種媒體，進行公開討論，甚至草根式的公共論壇也應該經營。例如在各縣市交通便捷處，像台北捷運沿線，藉由民間與企業捐款贊助，成立公民論壇或教室，提供課程與討論班，開放人民一起討論，抒發意見，同時吸收政治、歷史、法律、兩岸及國際社會的相關知識，深入問題。過去藍綠支持者因為立場迥異，相互疑忌，不會有機會對話，現在維和方案的推動者既然共同目標是「五十年維持現狀，不統不獨」，便無須再顧慮被貼標籤，大家可以放開胸懷，一起合作，討論怎麼推動最好。
朝著和平主義，發展公民力量的進程中，女性與年輕人必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年輕人沒有統獨的歷史包袱，而熱烈希望看到未來，身上又有一股創新的朝氣；女性則從來是和平反戰的主力，沒有女性真心願意自己的兄弟或兒子流血犧牲。她們直視生命、珍愛生命。這兩股力量加乘，是台灣未來的希望。
一個社會或國家的沒落與災難，常因人們在它走下坡的時候習焉不察、或執迷不悟，而錯過了再也無法回頭的關卡（no return point）。只有清明、理智而自我節制的面對艱厄，才能找到逆轉的契機。
[2] 例如當今的總統馬英九曾提過類似的和平願景，前行政院長謝長廷也談過相近的和解共生，大選前還有曹興 誠亦有維持現狀之議。近日清大教授兼中國研究中心創設人吳介民教授，更為文提出維持現狀與發展公民社會的重要概念。相關的和平論述，這些年有些學者與和平運動者，像徐斯儉、范雲、簡錫堦、徐銘謙等人，都有深刻的探討：參見http://www.peace.org.tw/crossstrait/index.htm
[4] 關於這道防火牆，亦即四年一次總統大選的民主制度，其作用甚為弔詭，目前四年一次大選是大震盪，全民幾乎都被動員，社會撕裂成兩半，國力消耗殆盡；而且往後這四年一次的大震盪，會不會擦槍走火，引起變亂而帶來悲劇，今日甚難預料。但五十年維和方案一經實施，這四年一次的大選， 因統獨的激情沖淡，人民便有機會善用理智，看緊台灣整體利益，反而扮演起積極正面的作用，還原為道道地地的民主防火牆。
[5] 例如毒奶粉事件，原本只是黑心商品威脅消費者安危的事件，就像台灣過去的毒酒案一樣。但台灣人民的反應卻激化，認為中國人民普遍黑心，罔顧他人生命。反之，張銘清事件則招來大陸網友對台灣人民的強烈抨擊。
這些事件會越來越多，演變成人民與人民之間的對立與歧視。這是非常不好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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