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 (《地圖上最美的問號》，徐銘謙，野人文化（2008）。本書獲得中國時報 2008開卷好書獎。)書序／黃武雄 2008/9/25
[全文下載 (pdf)]「2003年我參加『刷青苔，救步道』的抗議活動，心中留下很多不解的問題。」台上的演說者這樣解釋她的背景。「幾年後我申請了客委會的築夢計畫，去了美國阿帕拉契山徑…。」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徐銘謙。2006年11月千里步道籌畫中心邀請她來「智庫沙龍」演講，那時她剛從阿帕拉契山做完步道修建的工作回來，身上還未脫去野外的氣息，語調裡猶帶著興奮。「演講之前，我想先問大家，」她隨即走下講台，提出問題：「步道怎麼來的？你覺得什麼樣的步道是最好的？」 這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演說者，我心裡嘀咕著。「一開始是農業社會，」社區大學的大樑張森田先生，用他平靜的語調說：「農產品是用挑的，走的是人工開闢的小徑，凹凸不平的，很難走，這些小徑有的變成了後來的產業道路。應該說，步道是人走出來的。最好的步道要搭配當地的人文與環境。若將山路用花崗岩鋪上石階，會與周圍環境相抵觸，好像兩個世界。」森田先生對問題一向深思熟慮，見解也常一針見血。「謝謝這位大哥，你已經把我今天要講的都說完了！」銘謙話未說完，全場浮起一片笑聲。 這是我認識銘謙的開始。她在演講中解釋說，由於早先那些存留心中的問題一直未解，為了尋找答案，她隻身遠走阿帕拉契山，去到另一個世界，在行動與實踐中打開她的視野、深化她的思維。這些問題不只涉及修建步道的工法，更叩觸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兩者之間辯證糾結的大問題，背後不免牽涉到價值與現實之間的衝突。兩年之後銘謙把她去阿帕拉契的經驗寫成了書。但它不像一般旅遊札記，只浮光掠影的記載所見所聞。也許是她心中一直存留著那些大問題，她不只在書中細膩的描寫她如何融入異國一個陌生的義工團隊、描寫她如何拉長她知覺的天線，探觸周遭風吹草動的聲息，也在書中反覆說明事情的歷史背景，闡述相互衝突的觀點，並碰觸較深層的社會問題。讀她這本書，宏觀與微觀兩個按鈕，切換自如，好像鏡頭伸縮忽遠忽近，讓你身歷其境，卻來回翻越時空，不拘於一時一地。書已經呈現在讀者眼前，怎麼閱讀一本書，應由讀者依自己的經驗，直接去體會或評論。我無意為讀者「導讀」，讓自己扮演仲介者的角色，荒繆的杵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寫這篇序，我的定位比較像是一名讀者，因為這本書蘊涵很多惹人深思的問題，我選擇其中一二，試圖切入核心，談些自己的看法，也趁機與作者深度對話。一、
翻開幾頁書，我馬上被「Walt-Mart 大戰 REI」的標題吸引，華倫‧杜耶（Warren Doyle）的個性與思想躍然紙上。他反對阿帕拉契腳行者攜帶很多 REI 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去山裡。走入三千五百多公里的山徑，他認為連帳棚（tent）也不用，只帶一條防水布（tarp）就夠了，請看看他在白板上畫的比較圖（見本書 p.40）： 
經過對兩者一長串的比較，最後關於 ”野生動物” 那一欄他寫著：帳棚─看不見，防水布─看得見
……啊！可愛的黑色幽默。台灣登山界也有這兩種觀點之爭。在苗栗山裡卓蘭東郊的的大坪頂上，有一個被附近居民稱為「森林中學」的全人學校，近年因學生一連幾次登上阿拉斯加的麥肯尼（Mt. McKinley,6194M）及南美阿空加瓜（Mt. Aconcagua,6959M）而享譽國內。1995年成立之初，校內就存在這兩種看法：到底登山需要配備昂貴的高科技用品，還是使用簡陋的輕裝？原住民終日與高山為伍，上下自如，為什麼我們的年輕學生不能向他們學習？銘謙在書中也提到：過後我慢慢認識到台灣的山岳界，也存在同樣的爭論，比如早期台大登山社的前輩們，穿著雨鞋像原住民一樣背上竹簍子，帶著鹽巴在山上吃苦克難，激發人類的極限；另一方面，以歐陽台生老師為山頭，主張選擇高科技的登山裝備，強調登山安全。（本書p.44） 苗栗全人中學自創校以來，每一學期登上一座大山，是全校師生的重頭戲，而一直帶領學生登山、啟發學生愛好自然的老師，便是銘謙所提到的，台灣登山界的重量級人物─歐陽台生。歐陽老師在登山與緊急救難方面，受過一流的現代訓練，二十年來對台灣貢獻卓著。 銘謙又提到：在美國…，另外還有林‧惠爾登（Lynne Whelden）代表中間派，主張蒐集各個資深山行者不同的私房秘訣，達到輕量化，並學習辨認山中可食用的植物，就地採食以減少負重。這一派比較接近台灣的生態登山學校、五二三登山會。(本書p.45) 在我看來，這類問題的爭論，永遠莫衷一是，事實上也很難說誰是誰非，但多面思考總是好的，思考清楚之後，再歸個人選擇。登山要加強安全才能推廣，這項策略思考很有說服力，而且人的生命無比珍貴。但高科技產品不只昂貴，而且製造過程增加環境污染、增加消費，即使強調 LNT（Leave no trace: 山林無痕），淨結果也不見得有利於生態環境。談到這裡，我們必得先問：登山的價值是什麼？除了靠山吃山的需求之外，為什麼人類要走入山林？甚至要為此冒著生命的危險？既然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生態環境，若非登山本身有什麼正面價值，就不應該讓人類走入山林。 事實上，這正是激進環境派的立場。激進環境派乾脆否定人類走入山林活動的價值。他們認為人接近山林，只會破壞自然，影響生態，因此應該阻止人類接近山林，至少不應該如此鼓勵。這種說法一旦成立，Walt-Mart 大戰 REI 之爭，也就消失於無形。反正人類不走入山林，那麼用什麼裝備走入山林，便無需爭論。但我們總還念念不忘山林之美。我們從心底相信，人類走入山林並非百害而無一利，人類走入自然，終歸是有正面的價值吧？ 那麼正面的價值是什麼？談人類接近自然的正面價值之前，須先回應激進環境派的質疑。從它的反面來說明：阻止人類走入山林，並不一定就有利於環境。該阻止的是：不斷開發柏油路，提供人類用汽機車「進入山林」去消費自然、糟蹋自然。如果連人們用雙腳走入山林都被禁絕，那麼人們的一切活動，將被禁錮在已經過度開發的市鎮。禁錮人們於市鎮生活，人們窮極無聊，必然會進一步加強消費、刺激開發，引發更大規模的環境衝擊。阻止人們的雙腳走入山林，最可能的結果是，換來怪手剷平一個接另一個山頭，因為人們需要水泥，蓋更多更大的房子；也會換來快速道路一條接另一條穿越山野，因為人們要貨暢其流，把消費商品從一個城市送到另一個城市。 談環境保護、生態保育，必須整體的看，而且辯證的看，得失要一齊考慮。例如這些年各地登山團體極力提倡LNT運動。對於登山熱門路線，主張LNT無疑是對的：所有人把所有垃圾都帶回家，不要在山林留下一點多餘的痕跡，因為垃圾會積少成多，破壞生態。但在人跡較少的山徑，有必要連穀物果皮都一一攜帶回家嗎？攜帶回家的垃圾，如果是送到垃圾車，帶到垃圾場焚化，不是更浪費能源、增加污染，增加 entropy（自然秩序的亂度）？直接將穀物果皮丟在樹叢裡，由土地分解，多少會微調附近生態，但對環境的衝擊，比送交垃圾車，浪費汽油，開去焚化爐焚化，污染大氣，究竟孰輕孰重？這些成本都應當詳細評估，而非停留於對 LNT的絕對信仰。又例如近年流行一些綠色科技產品，包括各式各樣使用綠色燃料的新型汽車、太陽能板，也有類似問題。這些產品的製造過程，所增加的污染，以及所消耗的能源資源，都要一併考慮。不管是什麼樣的商品，刺激消費本身，便不利於環境，這是不能輕忽的事。 Jeremy Rifkin 在1980年代寫一本標題為《Entropy》的科普經典，他指出環境問題不能仰賴科技去解決。人類消耗資源，便會增加entropy。所謂 entropy，用淺顯（但有誤導嫌疑）的話來說，指的是一種亂度，一種打破自然秩序，把可用的能量轉變成不可用的能量，所產生的亂度。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打破自然秩序，是不可逆的過程。他歸結出來的論點是，任何科技處理的方法本身，都會製造新的亂度，增加新的污染。人類要真正愛護環境、愛護地球，唯一的出路，還是回歸儉樸、在能夠維持基本生活的基礎上，盡量減少消費。近年很多標榜綠色的產品上市，使人誤以為消費那些產品，有助於保護環境，甚至為地球貢獻心力，便是被誤導的概念。 二、
用雙腳走入山林，有沒有正面價值？很多人走山路，是為了健身。近年中文用「健行」代替英文的“hiking”，也是在這意義下出現的字眼。活化身體機能、呼吸清新空氣，常走山路會帶來身心健康，對個人與家庭是幸福，對社會亦節省龐大醫療費用，這是眾人皆知的價值。雖然 “hiking” 譯成「健行」兩字，本身便反映了華人這種功能化的取向，但走入自然，換取健康，仍然是值得珍視的正面價值。更深一層看，走入山林與自然互動，不只是功能性的為了健身，而是人本身存在的原始趣向。半世紀來，人經常被禁錮於城市，追求商業的生活機能，離不開城市，讓自己變成城市的宅男宅女，其實是工業化都市化的後遺症。人遠離自然，便會忽略自然，邈視自然、壓迫自然，甚至只知剝削自然，把自然工具化。 自然是孕育文明的母體，是人心智的歸依、創造力的泉源。文學藝術的偉大作品，甚至科學家的重大成就，無一不源於自然。接近自然，尤其用兩腳走入自然，去體會自己身體與自然合而為一的脈動，是人生命的原始價值，也是人生命的本來面目。走回山林，回歸自然，這是人生命本質的一部份。也只有用雙腳走回自然，體驗自然，人才會回過來珍惜自然，愛護自然。這樣的價值，是不證自明的。 我不知道銘謙迢迢千里跑去阿帕拉契參與步道工程，心裡有無意識到這層生命本質，但不論如何，是這樣的生命動力驅使一代代的人，包括銘謙與我，走入山林，並喜愛自然。很多人批評人類中心主義，說眾生平等，認為人類的利益不該凌駕於其他物種，更不能奴役其他物種。這種批評的正面功能是，提供人類反思，其反思的意義遠大於實行，例如引發人類關懷動物的處境，或鼓勵溫熱帶地區的人們素食，以降低人類於食物鏈中居高的位置。 嚴格說來，並沒有所謂「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依存於自然，與萬物共存共榮，環境一旦破壞，生態一旦失去平衡，第一批遭到反撲的便是人類本身，因為人類是地球各種生物中最脆弱的物種之一。人類滅絕之後，地球依然在轉，無數的生物還會欣欣向榮。如果真的以整體人類（不是以少數人）的利益為中心，便只能珍愛自然，保護生態與環境。所謂「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其實就是為人類的存活本身，盡一份心力。在這樣的脈絡下，我會鼓勵人有機會用雙腳走入山林，接近自然，從而喜愛自然、保護自然。同時減少消費，並注意人類接近自然時，要減少對自然環境所造成的衝擊。即使使用標榜綠色的科技產品時，都要一一審慎評估。 以這樣的論述作為基礎，進一步回來檢視 Walt-Mart 與REI之間的爭議，問題便明朗得多。REI 強調高科技的裝備，刺激消費，並付出污染環境的代價，這是它負面的影響。但一般說來，它會加強登山者的安全。就經濟條件來說，REI 派是貴族主義，Walt-Mart 派為大眾主義。但在安全層面上，卻反過來，REI 派是大眾主義，因為他考慮的是更多人的安全，Walt-Mart 派則變成菁英主義，因為只有少數人在山野中能擁有華倫‧杜耶與原住民的膽識。自然千變萬化，若裝備簡陋，面對自然時，更需要豐富的自然知識、靈活判斷、沈著、決心與勇氣。銘謙提到早期台大登山社學原住民吃苦克難的精神，想起來令人敬佩，但三四十年前，台灣山難頻傳，就因為登山者不瞭解自然的變化，沒做好準備功課，又無安全的裝備，便貿然上山。而惠爾登派，依銘謙描述，所做的也許在彌補這道缺口，增進登山者活用的自然知識，擴大登山的菁英群，而不直接排斥REI的裝備。至於要相信哪一派，終究是個人的選擇。對我來說，攀登風雪覆蓋的高山，高科技的裝備維繫攀登者生命的安全，REI 的貢獻不容忽視。但一般山裡的腳行，原住民矯健的身手、華倫‧杜耶的防水布與九紀山人提到的自製酒精爐，更能吸引著我。在銘謙的書中，我自己動手為這樣深具創意的酒精爐描繪插畫（見本書p.32），為的是對這些無名的發明者，表達自己由衷的敬意。 三、
銘謙在書中（見本書p.239）談到：阿帕拉契山徑的發起人班頓‧麥凱（Benton MacKaye）在1921年提出規劃的藍圖時，並不主張阿帕拉契山徑周邊成為無人的荒野。相反的，他描繪出一幅勞工脫離工業生產壓力，紛紛重返土地的圖景；（他指出）山徑的設計並非要滿足挑戰自我的全程腳行者，而是要讓人們體驗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合作的精神。根據銘謙的描述，麥凱主張在每隔一天腳程的營地，由義工們修建夜宿小屋；圍繞著小屋，還進一步規劃與山徑共生的聚落。這些聚落的居民在經濟上也能自給自足，因為他們可以用一些與山徑共生的方式，賺取生活所需。例如，一方面提供腳行者的用品補給與食宿，另一方面提供附近農場的勞動力，必要時還可以取代大型的林木業公司，直接與林務署簽約，取得沿山徑伐木的許可。這些聚落的組織有幾分是公社(commune)的型態，尋求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一起在土地上生活與工作，並藉以紓緩工業社會的緊張壓力。把公社的理想與自然生態結合，套句今天的術語，就是把「紅」和「綠」結合在一起。我不知道班頓‧麥凱有沒有直接受到十九世紀初聖西蒙（Sanit-Simon, 1760-1825）公社思想的影響。但自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以來，不斷有人主張對抗工商業非人性的壓迫，反對階級剝削，倡導成立互助合作、自給自足的公社。公社思想可以說是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繼聖西蒙之後，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法國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 1771-1837）與英國的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公社其實是人類構築新社會的理想，但實行起來卻跌跌撞撞。從十九世紀以來，無數公社成立又覆亡，前仆後繼，難以數計。歐文於1824年去美國，捲起歐文公社旋風，繼之美國各地便有十多個歐文式的公社，紛紛成立。同時，傅立葉式的公社在《紐約論壇報》（The New York Tribune）專欄作家Albert Brisbane的鼓吹之下，到1840年代也高達四十多個。Morris Hillquit 在《美國社會主義史》的書中，估計美國在這兩世紀中成立的公社至少一百七十八個。到二十世紀六零年代，公社運動再度掀起一陣旋風。九零年代，新澤西州還有早期的傅立葉公社在拆除。（公社運動的歷史，參見 Edmund Wilson：《The Finland Station (到芬蘭車站)》中譯本劉森堯譯,麥田出版）。 傳奇數學家A. Grothendieck 就在 1970年當他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忽然放棄數學，去組織公社。Grothendieck 被譽為二十世紀數學界的莫札特，他是代數幾何學的泰斗。但他宣稱人類存在的問題，比做數學急迫。公社失敗之後，他的足跡消失在庇里牛斯山中。公社運動是人們批判工商社會扭曲人性，想找桃花源，打造新社會的嘗試。傅立葉構想中的公社，仍肯定私有財產制與階級差別，只要求工商利潤所得，必須重予分配。歐文則要實現更進一步的平等主義。為了凝聚內部的向心力，各式各樣的公社，各自標榜自己不同的信念。例如，許多公社都與某一宗教的教派緊密聯繫，作為公社的精神支柱，也有主張無神論或自然神論的公社。其他有些追求「自由的愛」，有些則施行全面素食、愛護動物。他們都受盧梭人性觀點的影響，對人性的善良深具信心，也對資本主義抱持強烈的批判。可是人類社會畢竟存在太多的變因，無法聽從少數高尚心靈善良而主觀的設計。就像自然界的物種千奇百怪、富麗多變的演化一般，世界是發散的，社會結構隨時在演化，甚至突變。它不會一直停留在人的主觀意志所規劃出來的軌道上。唯心主義在現實世界中難有立錐之地。公社運動猶如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至今已所剩無幾，殘存的像以色列的 Kibbutz 與美國喀爾文教派的 Amish，也都搖搖欲墜。 我無意要對公社的理想、對錯或它的命運下任何註腳。在歷史時空中，公社有它可能生存的區位，也許在本世紀或下一個世紀，當同樣的區位出現，會再興起另一波的公社運動。但一般說來，多數的環境（太豐裕或太匱乏）都不利於它的生存。 四、
公社運動在1848年巴黎公社失敗之後，便逐漸轉向，由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把早期素樸的社會主義，變成科學的社會主義。它的哲學基礎從唯心主義翻轉成唯物論，試圖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去建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改頭換面建立了唯物辯證法，拿來剖析不同歷史階段的人類社會，並預言資本主義必然崩潰，取而代之的必然是共產社會。可是反諷的是，歷經一個多世紀人類社會的滔天巨變，由1917年蘇聯革命之後逐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已逐一覆亡，反而是資本主義存留下來，並加速發展，通過全球化，達到今日的顛峰狀態。其癥結在於：以唯物論為其哲學基礎的共產主義，在實行的過程中卻是唯心的，因為計畫經濟與共產社會的理想都是主觀的設計，不隨社會發展而適時調整腳步。反過來，以唯心主義為其哲學基礎的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則為唯物，因它不斷因應社會變遷的需要，而修正自己。結果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年，共產主義崩潰，資本主義成為統治全世界唯一的意識型態。 如果說，共產主義（包括早期公社主義）的剋星，是人的自由與創造，那麼資本主義的敵人則為自然蓄勢待發的大反撲。如果說共產主義的救星，是早期Antonio Gramsci與青年馬克思的人道主義，那麼解救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使免於崩潰的，將會是自然生態主義。「紅」與「綠」是一對雙生子。紅對抗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階級剝削；綠則對抗資本主義社會外部對自然的剝削。在1980年代，我試圖歸結近代人類社會兩個主要的矛盾：一為人類社會內部個體與集體之間的矛盾，另一為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矛盾。人因為反對階級壓迫，而興起社會主義。但潛藏在社會主義裡頭的集體主義，卻反過頭來壓迫個人，限制人的自由與創造。可是，創造是人活著的原始動力，是人存在的原始趣向，而「自由則為一切創造活動的根本」（Pablo Casals語，見《白鳥之歌》）。當壓迫稍見鬆懈，尤其當計畫經濟帶來的貧窮與官僚一手遮天的腐敗，日夜嚙蝕著早期社會主義的理想之時，人自由與創造的內在動力，便會匯集成江河，推翻依附於集體主義的共產社會。人因為維生的需要，而發展資本主義。由於資本主義以經濟自由做為社會發展的核心力量，當經濟水準提高到一定程度，人自由與創造的需求便隨著釋放出來，得到相對的滿足。可是，這次輪到自然受到壓迫，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是，不斷開發、不斷擴張、鼓勵消費，甚至以刺激消費當作經濟成長的命脈。過去節約儉樸的美德，現在被嗤之以鼻。不斷開發的結果，便是壓迫自然、剝削自然。資本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中期，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的躍進，伸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改變了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包括行為舉止、甚至思想。另一方面，藉由科技與大企業經營，成本降低，生產力大幅提高。馬克思所強調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因而減輕。社會一旦豐裕，社會內部的階級衝突也因而緩和。但生產力大幅提高，也意味著自然要提供千百倍的資源，餵養人類無盡的奢求。於是原來的矛盾轉嫁到文明與自然之間：無數物種快速滅絕，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冰山瓦解、全球溫度一寸寸上昇。 這一次，自然在變臉。當資本主義繼續大肆擴張、破壞自然、挑釁自然之時，人類社會內部有沒有足夠的反省力量，在大自然反撲，人類物種面臨滅絕之前，來得及猛踩煞車？這股反省力量，便是自然生態主義。如果自然生態主義不能在短時間內壯大，遏阻資本主義無限膨脹，那麼，自然的大反撲便進入倒數計時，資本主義終將崩潰，而伴隨著它一起崩潰的，卻是人類物種的滅絕。這一次，覆亡的是人類，以及人類整部珍貴的文明。 五、
班頓‧麥凱繪製阿帕拉契山徑的藍圖成功了一半：綠的那半成功了，紅的那半失敗。換句話說，山徑的開闢成功了。半個多世紀過去，現今每年有成千上萬的人走入山徑，五百多人走完全程三千五百多公里，一千多名義工志願守護山徑，並維持它順暢運作。但山徑沿線的公社並沒有建立起來。理由不難猜測：山徑沿線的公社牽連生活資源的經營、私有財產權與階級制度，以及既有體制塑造出來的人性。這是人類社會最難由外部去撼動的領域。班頓‧麥凱藍圖中的山徑公社，猶如一百多年來曇花一現的其他公社，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外的新生事物，在現有體制內不易建立。至於山徑的闢建、串連與守護，則是體制內的東西。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休閒健身、遁入自然、暫時抒解工商社會生活壓力的需求，這些都是山徑成功運作的基礎。開闢山徑，加以串連與守護，正好因應這些需求，調和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加上美國二十世紀市民社會日趨成熟，阿帕拉契山徑便有了今日的面貌，而且往北往南繼續延伸至加拿大與佛羅里達。不過猜測的理由究竟只是猜測，真實而具體的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當銘謙進一步談到山徑穿越私有地時，她碰觸到的正是美國這個極致的資本主義社會最牢固的私有財產權觀念。在美國，穿越私有地是違法的，由於地主一般都合法擁有槍枝，穿越者所冒的險不只是移送法辦，有時更會惹來殺身之禍。銘謙2006年在紐約近郊，站名叫「阿帕拉契山徑」(Appalachian Trail)的車站下車，走入山徑時，她這樣寫道：接下來就是一條農用產業道路。按照指標，我得攀越一座農場的圍籬…。…爬上圍籬時，（我）一眼瞥見圍籬的鐵絲網上掛著字牌，上面寫著『警告！通電圍籬，危險勿觸』。我縮了一下手，掃視遠方農場的耕耘機，忖度自己此去是否有生命危險。我走入農場，依循路徑與指標，在平坦的農場中繞過大直角的路線…（我）再度翻越圍籬木梯，進入下一個農場地界…。（我再度必須繞個直角的大彎）沿著圍籬往北走到底，再循著農場邊界往西走到底。八月初的太陽很大，我眼見遠方（左拐）的指標，卻不能切斜角走直線穿越農場…。偶而不懷好意的主人會把農機駛到附近，丟過來一種監視我不得『越雷池一步』的眼光。我只能噤聲不語，躡手躡腳快步通過。（見本書p.262） 銘謙這段敘述，喚起我的記憶。1960年代中期，我初抵美國，便驚覺私有財產權如何突兀的分割這片美麗的新大陸，壯闊的原野、清澈的翠湖經常可望不可即。遠眺山巒起伏的草原牽引著你，吸引著你移步走近，不久你嚮往變成了沮喪， 因為橫梗在你胸前的，是無限兩側伸展又不得穿越的鐵絲網。只有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你可以自由自在的走路，其它地方除了既有道路，處處都是私人土地，都是鐵絲網與書寫「不得穿越」的告示牌。有時你在地圖上看到北方荒野裡的一座湖，你午后到達那裡，沿著湖岸繞行，想找個缺口切入水邊。你一夜未眠，順著湖邊奮力前行，碰到的不是鐵絲網，就是住家的圍籬，到凌晨你才找到缺口，是一個小不丁點的公園，還不到一分地，幸好靠岸有兩張木桌椅，終於你躺了下來，靜靜聽著水聲，看著星光燦爛的夜空。閤上眼，你想起印地安酋長對白人的控訴：「你不斷佔領土地，但你能擁有天空嗎？」你在無奈與疲憊中終於入夢，但一道強光直直照在你的臉上，你以為是第一道晨曦，卻被一陣喝叱聲驚醒：「這裡不是營地，不准在這公園過夜！」旁邊停著一部警車嗚嗚的叫。「哪裡是營地？」你睡眼惺忪的問。「這座湖沒有公共的營地！」警車嗚嗚的叫。 在美國，除了國家或州郡的公園，不只是湖濱，海邊山野處處都是不得穿越的私有土地。除非你人在公園，你能腳行的地方，只有與汽車並行的公路。 六、
銘謙在書中指出：喜好散步的英國人主張歷史上固有的穿越權，要求地主不得在步道旁設置圍籬或毀損步道。在地主「私有財產權」（private porperty right）與人民「漫步權」（right to roam）兩者之間，英國政府承認人民可以無害的通過農村鄉野的步道…，同時也保障地主生活不受干擾…，這是源自英格蘭古老律法…。(見本書 p.247 ) 台灣在1990年之前，比較像英國，政府雖沒有立法處理兩種權利的平衡點，但約定成俗，台灣鄉村與山野的居民素性淳樸大方，陌生人經過他們的私有地，「人來就是客」，總是把陌生人當客人一樣善待，招呼陌生人喝茶休息。就像社大張森田回答銘謙時所說的，許多人的足跡，沿山路或鄉間小徑穿越私有土地，積年累月，終於變成了既有道路。這樣的事從未引起爭議。因此台灣在1990年代之前，執政者雖無心設置城鎮或國家公園，但人民猶有廣大的土地可以到處遊走。自1960年代中期，工業國家為降低其國內工資的成本，把勞力密集的產業外移。台灣與其他亞洲三小龍，因應這股跨國代工的風潮，大力發展加工業，另一方面也拜越戰之賜，發了戰爭財。歷經1970年代的經濟起飛，到1980左右，新興的中產階級已經成形，自用汽車大量增加。有人開始攜家帶眷開車進入山林海濱遊嬉，把鄉村山野當作消費對象。1980年夏天，我在花蓮天祥山上寫了一篇長文，標題為〈糟蹋〉，對人們糟蹋自然有強烈的感慨與批評。休閒人口搭自用車湧入山野，隨手採摘水果作物，烤肉、丟垃圾、輾草坪，引發鄉民憤慨。鄉民原來的淳厚好客，慢慢轉化為對立。同時城市人口下鄉休閒，其中比較有錢的，便到鄉村置產買別墅。經房地產業炒作，鄉民的私有財產觀念因而強化，到處開始設圍牆搭圍籬，劃地自擁。影響所及，許多公有地也不斷被私人（尤其地方角頭）侵佔。基於政治考量，執政者怕招來民怨，不主動取締，公權力徒具形式。到1990年代中期，政府開放農地經營休閒農業，圈地圍籬的現象尤變本加厲，無數既有的山路小徑被地主用圍籬阻斷，而公有地被私人侵佔的情況，亦日益嚴重，同時國家土地也開始大量拋售給私人與財團。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一度萌芽而隱約浮現的社會力，並沒有持續成長，繼而發展出現代民主國家最重要的公眾力量，帶領國家導向公與義的正軌。相反的，政治權力的鬥爭，加上統獨的對立，消耗了台灣社會很大部分的能量。沒有公眾力量監督，土地私權化的現象便無從遏止。2000年政黨輪替，新執政者往右靠攏，持續大力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其實所謂「民營化」，便是「私營化」；國營事業私營化的理由，是要提高營運的績效，國土拋售則為增加政府財源，大量投入所謂公共建設。 國家的財產（含土地）屬全體人民所共有。當專制政權解體，政治民主化之後，國家的權力與資源不再掌握在少數人或某一特定政黨的手中，國家的財產名符其實，便是人民共有的財產。一旦私營化，人民公眾便無緣享用，尤其土地歸諸某些私人，則人民公眾永遠不得再接近。過去在獨裁統治時期，官方與人民是對立的，國營便是官營，人民無權置喙，「民營」（其實是私營），反而是好的，至少辦事比較開通，人民不會老是受官僚們的氣。但國家民主化之後，國營反意味著民營，在全體人民的共同監督之下營運。將國營事業轉讓給私人財團，其實是私營化，不是民營化，而是「反民營化」。國土一旦讓售給私人，則世世代代人民公眾將無法接近、無法利用，這是極為嚴重的事。台灣過去幾十年間，極少規劃大片公園作為公眾用途，鄉鎮更為短缺。人們接近自然，經常穿越私人土地，引以為習，如同英國，變成民間的傳統。可是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圈地圍籬之時，政府並沒有針對地主片面封閉既有道路，依法加以取締，更沒有像英國那樣，進一步立法保護人民穿越權。加上大量國土又讓售給私人財團，日後公眾能在自己的國土上自由活動的範圍，將嚴重緊縮。 相對於台灣，美國雖一面倒保護私有財產，但它一直保留大片公園。銘謙書上也指出：阿帕拉契山徑周邊許多土地，反由國家撥款從私人手中買回，還給公眾使用。人們雖不能進入私有土地，仍有相當的空間可以活動，可以接近自然。但台灣的情況則因：1. 原有公園甚少，幅地亦窄。2. 近年私人土地大幅度架設圍籬，公眾不得穿越。許多傳統的既有山徑因此被阻絕，劃歸私人產權。3. 國家原有公用土地大量讓售給私人。許多公有地亦在公權力不彰，以及地方勢力藉政商關係巧取豪奪的情況下，不斷被私人吞蝕。.人們接近自然的空間將急速緊縮，較之美國更為嚴重。這也是2005年千里步道運動興起的背景原因。 七、
如何維護步道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使不致遭到開發者無盡的破壞？這也是愛好自然、一心想接近自然的人最關心的焦點。假若這些景觀因一波波的開發，而逐一被破壞，那麼走上步道，只剩運動健身的價值，像在健身房練腳踏車或跑步機一樣，缺乏自然的洗滌。 銘謙談美國對步道景觀的維護，她寫道：英國的步道系統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置於整體鄉野景觀維護的概念底下…。在英國，所謂『步道（footpath）』指的是腳行者的足跡，並不特指既定路線。在英國鄉村法案（countryside law）的文字裡，『步道』指公眾在鄉村通行的權利。英國政府劃設41個『美麗風光保護區』（Area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簡稱AONB），以及規劃無動力車輛通行的鄉村綠廊（GreenWay），以維護鄉村美麗的景觀。（見本書p.247）這段話宣示了一種關鍵性的抉擇。今日人類正站在一個岔路口，往右是延續百年來以開發為主，把人類的生活環境工具化、萬物為我所役的擴張主義（expansionism）；往左則是放慢腳步，回歸人的存在價值，重新思量人如何融入自身生活的環境，追尋真善美的保留主義（conservationism）。 美麗風光保留區的規劃，在步道的議題上，選擇了往左的道路。這在美國與台灣這樣的國家都是不可思議的事。2006年4月，一些朋友合力啟動了「千里步道」計畫，企圖從這計畫衍發一場大地倫理的運動。英國AONB的概念，在這運動發起不久，便由東華大學蔡建福教授引介給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希望當作千里步道的一個目標去推動。以台灣的現狀，AONB很難被社會接受，因為以開發及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擴張主義，一直是台灣社會的主流。考量現實的困難，銘謙在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執行長周聖心的邀請下，去年花了半年到雲嘉南，想利用台糖已廢棄不用的舊鐵道，規劃為千里步道西南段，順此保留沿線廣袤的糖廠腹地，作為台灣AONB的一個帶狀地區。千里步道計畫，在具體層面上，是想闢建一條環島的步道，穿越山邊海岸甚至通過平原城鎮，專供腳行者（含腳踏車騎士）使用，並保留沿線的自然與人文景觀。工作內容繁重複雜，從探勘路線、經營地方與社區、收集各方意見，發展公共論述，並組織步道義工，到最後說服政府與民代支持，與公部門合作闢建步道。每一樣工作都需龐大的人力與熱情。 兩年半過去，千里步道計畫在許多朋友不計報酬的熱情與努力中，慢慢凝聚了一些力量，路線探勘已逐漸成形，地方經營也取得一定成績。由於眾人的投入，原來的構想與前行的腳步不斷在修正，例如原來一條的環島步道，現在變成了「千里步道路網」，大體的形狀是：在西部平原沿山與靠海各一條南北向的步道，其間則由許多東西向的河濱道路連結。台灣河流大體東西走向，所以闢建河濱步道難度不高。東部平原亦如此規劃。這樣的特點是：千里步道路網含有許多長方形的迴路，可供一至兩天行程使用，提高千里步道的使用率。兩年半來的地方經營，千里步道籌畫中心及各籌畫站，深度結合很多地方文史、自然觀察、生態保育、古蹟保護、健康休閒、青年旅舍等團體，一起擴展運動的幅員。有朝一日，千里步道路網闢建完成，就像一張大網攤開在台灣大地，網上串連無數文史古蹟與自然生態等景點，這些景點就像鑲嵌在漁網上的珍珠一樣，將變成台灣人珍貴的共同記憶，並以此做為台灣的觀光賣點。千里步道路網也許慢慢會越織越密，進入村莊、進入城鎮，將現有汽機車處處獨佔的路權，分一部份出來，轉移給腳行者與自行車，從而改變我們生活的面貌。 這又是個大夢，但這個路網的大夢是大家在千里步道運動中，共同築起的夢，起點是宜蘭社區大學藍浩偉規劃宜蘭路網，經由台南社大吳成茂帶年輕人走東西河岸，…，概念一點一滴，由眾人參與，慢慢發展成形的。 八、
拿到銘謙的書稿，答應為她的書寫序時，我正在為步道的義工組織煩惱。千里步道的工作繁重，但人力有限，義工組織應進一步紮根而且擴大規模。銘謙的書適時提供了有趣的參考。她用了很大篇幅談到了阿帕拉契山徑，千百個義工從各方來參加修步道、建木屋、架橋、導覽的工作。阿帕拉契山徑如果不是有這樣龐大而運作自如的民間力量在守護，不可能有今日這等規模的面貌，也不可能吸引世界各地的人迢迢千里跑去山徑腳行。當然，銘謙談的不是硬梆梆的組織問題，她談的是生動有趣又感人的個人體驗。她筆下的人物，從華倫‧杜耶、副領隊克莉絲汀、大鬍子泰德、老人A、B、D，到比爾、小約翰，每一個人的樣貌與工作態度都讓人印象深刻。但這些人物只是阿帕拉契山徑龐大義工體系的一個分支，卻能主動找到自己的區位而踏踏實實的運作。它背後的動力是什麼？在台灣有無可能發展出像這樣的義工體系？千里步道即使到闢建完成之後，若沒有像這樣一群熱愛步道的義工持續在認養、維護，並對外營運，不久便會頹敗或變質。當然核心人員的主觀條件不能輕忽，但客觀條件呢？ 台灣也有某些民間團體擁有同等規模的義工體系，成就令人矚目，例如慈濟功德會、荒野保護協會與社區大學所展現的充沛民間力量，使我對千里步道運動抱持樂觀。可是翻開銘謙的書，拉近距離觀察她筆下的人物、閱讀阿帕拉契山徑的出版資料、思索阿帕拉契的義工組織，我還是看到了重要的文化差異。 去中心化與長期實事求是的訓練，鎔鑄在一起的質素，不時表現在阿帕拉契義工的身上。這種質素來自於西方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我這裡所說的「去中心化」，指的是人有較強的主體性與懷疑精神。「實事求是」則指：講道理、重視並活用知識與經驗，於現實生活之中。相對的，在台灣幾個大規模民間團體的義工組織中，這種質素並未充分彰顯。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在不同團體之間，或多或少都呈現不同的份量。千里步道運動能否成功，要看眾人自主創造的力量，能否匯集。雖然它的遠景已經成形，但亟待開拓的工作內容，千變萬化，相當比例的義工必須具備開疆拓土的能力；而所開拓的工作，也要朝向那遠景，逐步逼近，很多判斷必須扣緊實際。這些在在都需要人較高的自主性及切入核心問題的能力。因此，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便成為必要的質素。可是潛藏在台灣社會底層的集體意識，使人不善於主動去開拓新的工作；而慣有的唯心主義，又使人一旦從經濟領域抽離，便容易脫離實際，避開困難而空談理想。這種文化慣性既不利於公民社會的形成，也會使千里步道的組織，因不易分眾化而難以擴大，終至整體工作遲滯不前。 限於篇幅，我以這個文化差異衍生的問題，結束這篇序文。某些文化質素，例如上述去中心化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對NGO組織的推展與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不能忽視的影響。無疑的，文化質素與公民社會，是交互作用，而且來回辯證的。但以台灣與西方的差異來說，到底什麼樣的文化差異，會是關鍵性的差異？哪些文化質素，是形成公民社會關鍵性的因素？兩者交互作用的機制究竟是什麼？這是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問題。 九、
當我寫到這段結語，我才有機會讀到銘謙早已寫好，並放在我書桌上的最後一節書稿。我很高興與這位年輕作者，有這樣來回往返的書面對話；更高興看到在整本書稿中，她無拘無束的思緒扣緊勇敢堅毅的生命實踐如翻山越嶺一幅幅不斷變化的風景在你眼底開展。細讀銘謙的書稿，只因其中兩三幅風景吸引我駐足，便讓我夢囈似的喃喃自語，寫下一萬三千多個字。書稿中還有許多幅風景，風景中留有惹人深思的問題，我無暇停下來思索與回應。銘謙的書，就是這樣一本令人玩味又讓你手忙腳亂的書。 [全文下載 (pdf)]
嗨！不要難過，親愛的朋友：
昨夜我接到 Z 的簡訊：寫著
「禁不住落淚，台灣的運命何處去？」
讓我記錄一點自己此刻的想法，作為回應。
一
世上有兩種東西，一種是Macro-X (大局的事物)， 另一種是 Micro-X (細部的事物)。像政權轉移與隨之而來的權力資源的再分配，屬於前者，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與工作，則屬後者。Macro-X 發生的時候，Micro-X 經常還在遠處，而且無聲無息。等這幾天熱潮過後，我們自然回復正常。我們的生活與工作，不會有什麼影響。希望朋友們不要難過，還是要高高興興的過日子。當然，隨著時日推移，Macro-X的影響會逐漸浮現，變成Micro-X，一點一滴的滲入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而一般人不是健忘，就是沒有足夠的分析力，去追溯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確實，當Micro-X浮現的時候，這層因果關係，已經被其他現象覆蓋，也變得不易辨認。這也是唯心主義盛行，人類很難窺見事物結構，而把種種難解的現象歸之於上蒼，歸之於先天，歸之於文化的緣因。舉個身邊的例子說明因果回溯的困難，人對敗壞的食物，十分敏感，很容易從經驗中學到教訓，因為吃了立即顯現效應。但對癌症之類的的病變，由於病因與發病，兩者時間差距太久，人很難回溯當初促成病變的真實原因。政治也是這樣。若說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行，包括我們的選舉行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想想有多少救國團文化殘留在這一整代人的身上！)。當我們說，要遺忘過去的時候，我們就無法瞭解今日的自己。當然，我不是決定論者，正好相反，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可以相當程度的擺脫Macro-X的影響，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我寫《童年與解放》，寫《學校在窗外》，所寫的無非是圍繞著人的主體性。人的主體性，需建立在人的自覺，與面對問題的誠意、理性與批判的能力。這是當前台灣社會，所最欠缺的東西。半個世紀前的Macro-X, 幻化成今日我們文化裡的Micro-X。這些Micro-X，又凝聚成今日的Macro-X，在塑造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半個世紀之後的Micro-X。這大概就是Z所感嘆的「台灣的運命」吧。二
我既不是決定論者，也無能預言將來。有時我悲觀，有時我樂觀。我處於矛盾之中，尤其此刻。但也因為矛盾，所以不全然是絕望。我總還心存希望，就像我們中的每一個人。我相信人的主體性，人是活的，不會就此蟄伏於Macro-X籠罩的陰影。我悲觀的是：(1) （環境）我擔心在拼經濟的美名之下，台灣會加速開發，環境會加速破壞。從都市到鄉野，到處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想想北縣市年來容積率的開放管制)。消費主義更加抬頭，公共空間更加萎縮。台灣的公共環境會變得更醜。而且這條路走下去，以後更難回頭。(2) （公共性）人民公共參與的熱情，會被導向往休閒化的方向傾斜。台灣表面上看來會更多元活潑，但距離公民社會卻越行越遠。(3) （教育）教育會走回頭路，回到教育工具化、單元化的老路；用表象的活潑創意，取代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讓競爭、謀求較好的個人出路，又變回教育的目的。原來教育現實亟待解決的結構問題，更是無人聞問。(4) （兩岸問題）：雖然台海的緊張會紓緩，但台灣的主體性會被逐日蠶食，開放大量中資進來購買土地，開放大量對岸人民進來工作或居住，對岸在台的發言權將大幅增加。開放學歷認證是早晚的事 (我自己並不特別反對開放，但要有先有配套及相關共識)。如昨夜JB所言，十年之後，留中的學生一批批回台，進入菁英階層，加上兩岸文物交流頻繁，人才相互為用，台灣歸屬中國的意識與文化，將成為絕對主流。(5) 這裡我無法深談：接下來這些年，從地方到中央，會有多少不當的利益，在無人監督的地帶，大規模的流入如飢似渴的私囊。這些利益是人民的血汗錢，是發展公共利益，建立社會福利的資源。今天砲火密集的媒體，明天可能用同樣的標準檢驗新政府嗎？ 唉！ (6) 我也無法預知，一二十年前，奔走門路找關係的風氣，會不會死灰復燃，這些年，公務機關與學校單位，的確冒出一些肯做事，有擔當的人。但從今天起，台灣會不會又走回「人才反淘汰」的時代？我祈禱不會，但毫無把握。三
我樂觀的是：(1)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都會有一批人保持清醒，努力追求較好的社會。這批人通常也是那些 ”有能力洞悉Macro-X 與Micro-X 之間那層層因果關係” 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不管在什麼樣的社會，人究竟是活的，人的主體性，是人與生俱來的，只是後來慢慢被社會馴化，才導致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對於人，我總是抱持這樣的信心。如果社會向下沈淪，自然會有一批人發聲，甚至站出來批評，也會有更多的人因甦醒而響應，於是一股新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公眾力量，便會形成，沛然而莫之能禦。(2)這次大選，看到新生代，不管是藍或綠的支持者，都有很多人在網路，在各個場域討論問題。大家都希望我們生活在一個較好的社會，只因所接收的資訊不同，每個人的經驗不同，而造成對事物的詮釋不同，以致所支持的對象迥異。大選之後，熱情慢慢冷卻，證諸新的事物一件件發生，也許有機會冷靜下來，重新思省與深入討論，由於這次沒有各擁其主的包袱，因而聽得到不同的聲音，對事情全貌慢慢有了更深入的瞭解。(3)民進黨又變回在野黨，這次面對的是掌控行政、立法，甚至囊括司法與媒體的執政黨。這回，國民黨對日後施政必須負起完全的責任。這回，民進黨必須在徹底反省之後，重新出發，站在人民整體利益的立場上發聲，日後才會有轉機。這比兩黨共治，兩黨合作直直往右傾斜會好些。台灣需要發展出中間偏左的政黨，左右制衡，政黨政治才具有民主的實質。台灣民主的歷程，在2008年的挫敗，說不定反而是個轉機，也許從此有了空間，發展出一個真正中間偏左，能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黨。經營基層民主與發展公共力量，這兩件事是台灣深化民主，今後最重要的課題。我總還心存希望。天佑台灣。
從一九八七年解嚴到今天，台灣的社會有沒有向前走？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慎重評估，不能人云亦云。基本上，人民的自由度提高了，在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方面，都已百無禁忌。過去政府普遍的官僚作風也改善了好多，例如今天警察對人民的態度，客氣多了，不像戒嚴期間，隨時要管束人民，甚至隨時把人民都看成嫌犯或小偷；公家機構對老百姓也親切得多。這是台灣政治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很多紛擾不斷湧現，台灣經過四十七年戒嚴，累積很多問題，解嚴之後，這些問題勢必會一一浮現。大家都很擔心，政情時而騷動不安、是非曲直搞不清楚，國家無法穩定而持續的發展。尤其近年來，台灣內部藍綠立場兩極分裂，讓人不安，也讓國力嚴重內耗。在這樣的情境中，讓我回想十多年前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 一、
先談當時的背景。四十七年的軍事戒嚴，台灣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孤島，長達半個世紀。這帶給台灣社會極其嚴重的停頓與創傷。今天許多後遺症都不斷出現。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但是當時海防部隊在很多地方都嚴加戒備，怕人民接近海洋，只有少數的漁村漁民可以出去捕魚，可是也要受到海防部隊嚴密的監視。至於空中的管道，國內外郵件的往來，統治者與特務單位對人民所強加的控制與檢查，更是密不透風。在戒嚴期間，台灣不止成為文化沙漠；教育、社會、媒體、政治思想各方面都同時出了問題。像今天幾個檯面上的的政黨，雖然在左右光譜的落點不同，但都屬右派政黨。民進黨在八零年代（指西曆）崛起之初，還帶有一點中間偏左的色彩，但到了九零開始，因急於執政，便開始右靠，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而非深化民主的訴求，以博取人民的認同；及至2000年上台，更是明顯偏右。國民黨原來是極右，後來迫於情勢，做了小幅調整，變成今日典型的右派政黨。新黨還保留極右的特質。台聯自國民黨分出來，雖高舉本土旗幟，立場依然是右派，最近號稱要轉型，改走社會民主的路線，可是本身的體質絲毫沒變，還是原來的所謂本土右派。舉個明顯的例子，藍綠執政都在大量變賣國家或公有土地，售予私人財團，完全不顧公共利益。最近容積率又大幅開放，破壞環境，降低城鄉居住品質，只為討好地主與房地產業者，可是看不到有那個政黨出面反對。這些都是右派立場的特徵。藍綠所以一律右傾，源自半世紀的思想控制，斷絕左派思潮。沒有左派政黨，中低階級就沒有代言人，公眾利益與自然環境經常被犧牲。政黨政治沒有左右之間的競爭，自然會扭曲。政治立場沒有實質的差異，一到競選時，端不出不同的牛肉，以相互區隔，只好流於口水之爭。為了中間選票，連統獨的問題也不敢直接面對，政黨不敢公開向人民說明白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分析利弊，尋求人民支持，只能打高空互戴帽子，或把公共的事，轉化成個人的是非來相互攻伐。因此政黨政治變得光怪陸離，解嚴快二十年，政黨也輪替了，但台灣社會還不斷在空轉。大家都覺得無力又無奈。戒嚴後期，亦即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台灣社會各方面被壓抑的問題，像原住民、勞工、農民、環保、教育、文化、經濟、農業各方面的社會問題一一浮現。那段時期很多示威，很多社會運動陸續走上街頭，文化上也不斷抽出新芽，像實驗劇場、地方戲、各面向的紀錄片，一時百花齊放。社會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壓制與停頓，一旦壓力減輕，一些內部矛盾自然會冒出頭來。需要把這些矛盾之後隱藏的需求整理出來，想辦法解決。這便是社會運動的價值。這些社會運動、文化運動所蘊藏的的熱情與力量，原本是社會非常珍貴的生命力，可惜很快就被蹧塌掉了。台灣這一百年來，有過三個希望的年代，不幸都曇花一現。第一個希望的年代是在日據時代結束，從日本戰敗，到國民黨還沒完全掌控之前的這段期間。當時的台灣社會充滿希望，人民積極尋求合理公義的新秩序。那時候人民普遍明辨是非，無私而守法。上海大公報曾用頭版標題寫著：「台灣本是清淨土」，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台灣社會。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已經跨出現代化的腳步，擁有現代化的基礎建設，而且第一代到第二代的現代化人才也已經養成。現在很多人聽到日據時代後期，台灣的現代化，便指責是媚日忘本，這是不對的。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不斷反抗，但到了悲慘的礁吧哖及霧社事件之後，只好從武鬦變文鬦。這就像清兵入關，明末遺民經清兵血洗揚州之後，漢人也只好臣服，還順從的學著滿洲人留了辮子。那時滿清就是外族，但滿清時代的建設，後來也被歸成近代中國的建設。台灣在日據時代的建設，當然也算是台灣的建設。日本統治台灣，對台灣的正面影響是引入西方自由法治的現代思潮。戰前日本內部也有兩股勢力相互對抗，一股是大財團與封建專制勢力結合的軍國主義，另一股則是明治維新之後大量引入的西方自由與法治，甚至重視人道的現代思潮。台灣在日據後期的現代化人才，基本上是受後者影響，而反抗軍國主義的。這些人才大多數是小地主階級的子女，日本統治台灣的時間還不夠久，還不能使它的根深入到能把這些人才收編為日本人的統治工具，來欺壓台灣的勞動大眾。反過來這些人才，或明或暗都有反日思想，並崇尚自由平等與法治。他們確實在日本人施行的現代化教育中，受到啟蒙。就是在這套教育中，他們接觸到西方的現代思想與訓練，使他們有了判斷力去建立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分清楚公義與私利，追求法治、自由平等與人道。戰後日本人撤離台灣，就當時台灣的軟體與硬體的條件來說，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幾萬菁英無辜被捕殺而犧牲，使台灣陷入歷史與文化的斷層。第二個希望的年代，是一九八七年解嚴前後，那時台灣長年被壓制的社會力開始萌芽，人民關心也想參與新社會的建設，可惜當時的執政者沒有看到這股力量。解嚴之後略過社會重建的階段，沒有讓人民啟動並參與社會重建，便直接進入選舉政治，是今天政治亂象的根源。一九八七年的李登輝先生雖有心民主化，但他的侷限是，沒有跳脫菁英主義式的意識型態，未能下放權力讓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為公民社會奠定基礎，從而消弭保守勢力。相反的，他迷信於運用手上的權力，關起門來進行宮闈鬥爭，要打垮保守勢力。同時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沒有進入基層，深化民主。歷經十幾年的所謂「寧靜革命」和民主化，都把民眾當觀眾，蹉跎了社會重建的關鍵期。人民只能在臺底下看戲，社會參與感轉趨冷淡。唯在選舉期間，才被動員起來，把無奈的情緒，轉而投射在政治人物的身上。第三個希望的年代則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了，但它崛起的過程中，從未深入基層，執政的國會又只佔少數，無法主導改革的方向，面對強大的保守勢力，本身論述能力薄弱，加上不知未雨綢繆，努力經營公共論述的平台；而領導中心又缺乏遼闊的視野，以指引方向，一味相信政治謀略，用人只有術庫沒有智庫，黨的內部各派系亦短視近利，終至錯過時機，辜負人民的期待。二、
我初次倡議社區大學的時間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正值解嚴之後幾年，第二個希望年代破滅，社會力轉趨沈寂之時。我一方面批評執政者（當時還是國民黨執政）不肯下放權力給人民，無視於人民參與社會重建的重要，另一方面覺得社會學習與民主化要同時進行。人民手上有了選票，如果沒有深化對公共事務的認識，只侷限於過去戒嚴時期的封閉，民主並不見得會帶來進步。推動社區大學，便是要全面進行社會學習，深化人民對現代社會、對個人價值的進一步認識、尋求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探索文明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點，從而建立起新的世界觀。我寫了一篇文章談深化民主，才能發展新文化（在1997年底中時第四版）。台灣要深化民主，有三個東西：第一、對某些公共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用「直接民主」來彌補「代議民主」的不足，使民意還原，不致被民意代表壟斷，並藉由公投過程，就事論事，啟動公共議題的論辯，提高全民政治水平。第二、推動社區大學，全面進行社會學習。第三、辦一個獨立的、中間偏左的大報，發展深度的公共論述，突破媒體壟斷人民思維，從而帶動原有的保守媒體，轉向良性發展。三個東西環環相扣，缺一不可。為什麼要發展直接民主？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這本書的作者。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家，他的影響深遠，包括對於當時西歐的社會，甚至對於印度的甘地。如果有機會去看羅曼羅蘭寫托爾斯泰就可以知道，托爾斯泰對於當時西歐的知識份子影響有多麼深遠。托爾斯泰努力尋求所謂「人民意志」，可是要知道他是反對民主的。但他反對民主，是因為他不相信當時西歐所發展出來的代議民主。代議民主就像今天的台灣一樣，只「選人」不「選事」。他覺得人民接受代議民主，便是放棄了自己反抗不義的權力，同意委託一些人去代表自己講話。但是當這些人不替你講話的時候，你並不能說他不對，因為你自己已經同意在先。在這種意義下，他反對民主。經過了一百多年，我們再來看他的理念，會發現他當時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民主制度如果選人不選事，這樣的民主，只是假的民主。為什麼要中間偏左？偏左就是重視弱勢階級與族群的利益，重視發展公眾的力量以對抗大財團對公共資源的掠奪與操控，重視環保生態與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台灣因為半個世紀的戒嚴，偏左的思想沒有機會在社會生根。三家大報都是右派立場，四個主要政黨也都是右派立場。政黨政治若非左右競爭，必然變形。公共媒體若非左右爭鳴，也會失去輿論的正面功能。公民投票、社會學習與公共論述，三者相乘，民主才能深化，社會也才能提升。社區大學，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之下著手推動的。也因此社區大學最早標舉的目的便是：解放知識、催生公民社會。我認為社區大學是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學習機制，透過社會學習，人民可能培養出獨立判斷的能力，判斷社會該往哪一個方向的發展，看問題才不會那麼淺薄，隨時被炒作。我們常講「民意如流水」，為什麼民意會像流水？就是因為人民沒有整體判斷的能力，很容易讓一些小事情牽著鼻子走，這樣政治人物便會沈迷於打口水戰，做一些表面的功夫，因為他們只要弄出一些真假莫辨，但又聳人聽聞的東西，馬上就有一大票人會往他那邊靠攏。我們不希望台灣的民意像流水，社區大學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透過參與、思辨與知識，養成人民有獨立判斷的能力。跳脫四十七年戒嚴的魔咒，催生公民社會。為什麼要推動社區大學？推動社會學習，深化民主。這是第一個面向。三、
第二個面向是文明與自然的衝突。人為了要求取生活資源，不得不進行經濟開發，但我們能不能對自然做無止無盡的掠奪？人類不斷在糟蹋自然環境，地球暖化、氣候變遷、臭氧層破洞、森林大量砍伐、冰山溶解、海水上升、無數的物種快速滅絕。接下來二十、三十年，大自然會不會反撲？人類會不會面臨巨大的災難？甚至從此滅絕？這個問題已經非常急迫，這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在台灣，我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因為台灣經過半世紀戒嚴的封閉，人民的思維和整個世界的重要發展是脫勾的，除了經濟之外。我們的生活已經是這個樣子，習慣開車、習慣快速方便、習慣舒適的過日子。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還真是很辛苦，不像現在，夏天有冷氣、冬天有暖氣。我們已經不太可能主動放棄這些享受，但要知道這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能享用的生活，下一代怎麼辦？我們的後代會詛咒我們，這些祖先在幹什麼！幾代之內，就把地球資源消耗殆盡，使地球暖化，使萬物面臨浩劫。就像最近在網路流傳，令人感動的一個短片所說的，2070年的人們沒辦法想像，身為祖父輩的我們，曾經奢侈的用水來洗車。我們已經習慣於現在這種揮霍自然資源的生活，而且還不斷在開發，以為自然資源是取之不竭的。例如像雪山隧道、像蘇花高的問題，交通發達當然帶來便捷，但人類能這樣無止盡的追求舒適便捷嗎？這種擴張主義已根深蒂固的植入於我們的大腦皮層，要轉變它，以拯救地球，拯救我們下一代的生存環境，必須要超越目前片面的、技術的瞭解，進行整體的瞭解，瞭解人類當前的處境─在大自然中一個物種獨大，又危機四伏卻不知快走到了盡頭的處境，瞭解永續發展的重要。社區大學應該提供這樣的學習場域。為什麼藉社區大學可以翻轉擴張主義的世界觀，使轉向保留主義，讓大眾開始嚴肅的考慮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而不致只在某些具體議題的利害上面打轉？當大眾討論要不要興建蘇花高時，正反兩方已經進入短兵相接，這時誰談永續發展，不要再剝削自然，不要再無限制的開發下去，都會變成唱高調，打高空，不務實際，沒人理會他。但當你在社大修課，這時你退一步，與現實問題的利害保持距離，你整體的去想人與自然的關係，想地球能否承載這麼大的壓力，你會慢慢改變你的世界觀。三、五年之後等到有具體的爭議出現，你便不會像過去那樣只在思考眼前的利害，而會改用長遠的利害，用永續發展的眼光去對待。老實說，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自然的反撲是非常急迫的問題。我覺得社區大學應該在這上面做一些事情，尤其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的問題。從1980年代雷根與撒契爾聯手，大力推動自由市場經濟之後，整個世界就開始全面往右傾斜。但這樣發展下去，這個地球能負荷得了嗎？每次想到這裡就感到非常無奈。另外，在規劃社區大學的時候，我個人覺得有一些重要的課程一定要開，像木工、水電。現在我們生活中的小木工，水電修復，都是透過別人去做，我們已經不習慣自己動手去做一些身邊的事情，這就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大規模仲介的進駐，是資本主義化的另一個特徵。這是個仲介的時代。仲介指的是，人與真實世界的疏離。像水銀燈到處都是，我們看得到月亮，但是感受不到月光。水銀燈阻擋人溶入自然， 可是多數人對此已經麻木，毫無感覺。現在這種環境，人無法孕育出曹操、李白、葉慈或貝多芬那種感悟，去詠懷月光。今天的月光只是一個懸掛的佈景。用水銀燈作為例子談仲介，只是一個有形的表徵。其實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是這樣被代工的。更嚴重的是，我們連思想、感情都被仲介規劃，包括過情人節、母親節，怎麼表達你對情人，對母親的感情，都有商人幫你包辦。每年到某個時節，你便會看到處處出現耀眼的廣告：「情人節到了！」「今年的母親節你要怎麼過？」我們不再創造自己的生活形式，某些強大的仲介力量，已把我們團團包裹。這時候人如何呈現自己的個性？可是連你想呈現個性這點，你也被規劃好了。很多企業替你安排好種種品牌。它們還告訴你，選擇什麼品牌會讓你看來有什麼樣的品味，幫你選擇好它們設計的東西，來替你呈現你自己的個性、品味。我一直希望社區大學提供一種機會，可以讓人靜下來重新看待這些事情。來到社區大學，大家暫時離開無所不在的仲介市場，釋放自己原有的創造力，重新回到人存在的價值面，去思考人跟世界的對待關係，這是滿重要的。在這裡，我們把創造活動，重新植入我們的生活，讓我們進入真實世界，去進行創造性的生活，而非由仲介包辦一切。四、
社區大學的第三個面向，是發展人的「經驗知識」，以補套裝知識的不足。今日學校的教育，我覺得最大的差錯是用一整套標準化、抽象化的知識系統把人從真實使界隔離。人的知識，顯然不限於學校教的那些經過標準化的「套裝知識」。那些東西，不過是知識的框架，缺少了知識的血肉，人不可能因為學習套裝知識而瞭解真實世界。比如剛才提到「托爾斯泰」，今天在學校裡可能有很多學生知道這個名字，但我猜想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人看過他寫的書。但他書中的內容，才是知識的血肉，他的名字只是一個代號。知道《戰爭與和平》的作者名字叫托爾斯泰，這不是知識。進入他的書中，去讀他的東西，你才會看到十九世紀俄羅斯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過哪些重要的問題，那個時代的貴族，知識份子，工農大眾如何看待那些問題？他們用什麼樣的態度生活？作者怎麼分析這些事情？這些內容才叫做知識，光是知道托爾斯泰寫戰爭與和平，這不是知識。但是學校教的就是一大堆這樣沒有血肉的東西。我自己以前在台大負責通識教育的規劃，便因為看到這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學裡，學生受的只是專業或技術教育，不是大學教育。大學教育應該引領學生接觸、思辨並討論一些重要的現代思潮，讓他能夠獨立思考與判斷，發展他全面關照的能力。但現在大學主要在教導專業技術，背後學生學習知識的動力，是畢業後有好的出路。不只是大學教育，小孩六歲入學，一進學校，就與他原有的經驗，與真實世界切割。真實的知識和各級的學校教育，都存在很深的鴻溝，這是學校教育最大的問題。我認為社大應該倒過來，以學習經驗知識為主，從經驗出發去思考、去接觸不同時空之下人類的經驗，人的經驗世界一經打開，才能更全面、更深刻的去思考一些根本而重要的問題。關於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的辯證關係，我早在社大創立之初，寫過一篇長文，這裡不再贅述。五、
對於社區大學，最後一個我要談的面向，就是充實個人的生活。台灣百年來從封建社會轉化，逐漸步入遠為豐裕的現代社會。但由於過去生活資源匱乏，很多人還有嚴重的不安全感。於是一生戰戰兢兢，賣力打拼都為了賺錢，日子過得緊張又單調，歲月流逝，一下子人也就老了。回首前塵，難免覺得空虛。大部分老人，尤其是漢民族的老人，你問他一生日子過得怎樣？一般的回答是，從來沒去想過自己過得快不快樂。經常你聽到的是：「沒有啊！就是這樣啊！拼到今天，總算有一間房子，孩子能長大，這樣就好了，不然還要怎樣。」他的內心深層其實有一種無奈，人生漏掉了很多美好的東西。他也不再去回想，想了也沒用，就自己騙自己說，過得很滿足。這樣的人生，這樣的老人，實在非常無趣。二十幾年前，我在日本農村遊走，遇到一個年紀跟我現在一樣的婆婆，她同我聊到人生。六十幾年的人生對她是有感覺的，她對四季的變化、對花草、對人生是有感覺的。那種人到了六十幾歲，就會累積出一些生活的智慧。但是在我們的社會，這樣的人很少。因為我們都只為賺錢而活，為了家庭、為了工作，就這樣度過一生，生活智慧也相對貧乏。人越老越僵化，只會對年輕人說教，無趣得很。問題出在哪裡？我把這個問題留給大家。社區大學同時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域，讓人與人發展出友善真誠的人際關係。在這裡，沒有職場的利害關係，也沒有家庭綿密的期待與責任，大家放開心情，一起學習，一起探索，相互傾聽，相互照顧。這種互動，經常會帶引出人潛藏內心的一種，十分珍貴而正面的力量。社大運動十年，我看到無數感人的事蹟。有這些成就，要特別感謝多年來在第一線工作，努力不懈的朋友們。為了說明當時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我從發展社會力與深化民主、從人跟自然的關係、文明的永續發展，到知識的解放，還有面對真實的人生，嘮嘮叨叨談了幾點看法。當然社區大學的意義，不只限於這些面向，十年來社大經由許多朋友們辛勤的耕耘，默默的付出，已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成果遍地開花。在資源極度匱乏，社會支持度不夠的困境中，社區大學能有今日的成就，也真是難能可貴。平心而論，在跨世紀的接縫裡，一路走來跌跌撞撞的台灣社會，社區大學是眾人合力灌溉出來的一朵奇葩。（本文改寫自 2006/12/14 在宜蘭社大羅東校區演講稿，發表於2008/1/19「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
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一
社大十年。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的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殫思竭慮，甚至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1]。另外，我上文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談社大的定位。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蘇縣長當場也認同「新生事物」這個概念。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這家店賣的東西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甚至這家店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開展過的東西。甚至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主義，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二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引發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修課的學員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累積經驗。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取得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達到重建個人世界觀的目標，非常困難。雖然，十年來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在著手發展某些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對於這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1）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尋找對本身專業精通又有能力轉譯的人，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 Open University 的教材、MIT 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退求其次，並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還樂觀。（2）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繫成「線」，變成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處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變成你生命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3）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作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該做而且能做的，便是「點」的啟發，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去自己連成線，延伸到面。（4）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5）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會因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或因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不易得，而沮喪。可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6）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而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7）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可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8）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最重要是先要有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 1999 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如果社區大學中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 New School 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賽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三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近幾年政府大量在變賣國家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區有一大片廣場，若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很難回轉，大家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惡化，而只能默默承受或毫無所覺，這便說明台灣社會的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幾個罕見的事例，值得提出來鼓舞大家。台北縣平溪鄉曾為國內主要煤礦礦區之一，鄉內柑仔店（雜貨店）林立，除了買賣的經濟功能外，也附帶有居民資訊交流、聯絡情感的重要社會功能。2003年台電公司曾有意將位於平溪鄉內的分處所出租給便利商店經營，但平溪鄉居民經由公眾討論，發現平溪鄉未來的發展尚不符合「便利商店帶來繁榮」的模式。其後便在平溪鄉的社區營造者與當地鄉代的奔走努力下，與台電公司達成共識，而延緩便利商店進入平溪至今。今日，平溪鄉不但是台灣唯一一個沒有便利商店與加油站的鄉鎮，平溪鄉內的柑仔店更保留其原來的面目存活下來，日夜與鄉民有真實親切的互動，成為鄉民生活的一部份。這是公民社會的特徵被成功落實的一個案例。另一個案例是2007年中埔山開發案。中埔山是台北市南邊的重要山系支脈，台北市的山系中，古來素有「北劍潭、南中埔」之稱。中埔山雖不高，卻是林相豐富原始、連結整個南港山系，甚至可連通到往昔淡蘭古道的中心點山脈。2007年台北市政府有意通過建商的開發案，在中埔山上闢建十數棟樓房及柏油道路，後在中埔山附近居民的強力關切、資料蒐集、研讀，與政策討論、奔走下，最後不但提出以中埔山為中心，結合台北市南部山系與捷運路線的「城南綠廊」旅遊概念，並成功與政府及建商達成「容積移轉」共識，保留了中埔山，達到了「民眾生活環境、政府、建商」三贏結果。這又是一個展現公民社會特色精神的一個案例。顯然，一般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某些主觀（若在居民積極關心地方事務←平溪鄉受訪的李溫泉先生所言）的條件下，還是可以突破。 （本文完成於2008年1月17日，為社大十年成果研討會而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