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日子，我對教改極端失望。等待了幾十年的機構，眼看便要流逝。台灣粗廉而一條鞭式的教育，積弊半個世紀已由根腐爛。到這幾年，要大力改革的呼聲，終在民間匯成風潮，並由下而上的形成全國共識。這是著手全面改造千載難逢的時機。可惜主導教改的知識菁英，無法從大社會的角度去分析台灣教育的病源，以謀求解決的方法，反而天真的試圖避開社會重建，避開政治。自我設限的結果，是蹉跎良機，辜負民間深切的期待。
民間教改的力量可能再聚集嗎？我不知道。台灣社會最大的隱憂是無法形成持續的民間力量。這是長年中央集權與政治控制的結果。四十多年的戒嚴解除了，但台灣並沒有出現過一段時期的社會重建，讓社會復原；更沒有開放過公共領域，讓人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去建立新社會的價值觀；從解嚴，經國家認同的紛擾，便跳過社會重建，直接進入今天政黨彼此分配權力的階段。民眾始終是觀眾。國家新秩序的重建，沒有民眾參與，便發展不出民間力量。沒有民間力量的所謂民意，是虛假的民意，可以隨時被操弄或製造。沒有民間力量的國家運作，必然失去有效的監督。近年來資本主義在台灣急速膨脹，沒有民間力量的監督，二、三十年內台灣將發展成全世界最惡質的資本主義國家。
我對教改的悲觀，只是對政治悲觀的一面。兩年半前，我曾寄望以教育重建去推動部份的社會重建，釋放出台灣社會的生命力。例如藉由中小學社區化，成立資源豐沛的社區中心、社區大學與社區圖書館、體育場等社區公共空間，來促進社區參與，型形成社區意識，作為未來建立民間社會的基礎。於今看來，掌握教改方向的菁英，並沒有認識到台灣社會的大脈動。連順應民間需求，廣設高中大學這樣低調的訴求，都被凍結不顧。
什麼是國家的教育改革？國家教育改革不是個人講道、宣揚觀念重整或心靈革命，而是透過國家資源與權力的再分配（此即政治），使人在教育領域內擁有更充分的機會，因參與、批判、回饋與反思，而打開知識視野、釋放個人心智，增進人民才能，進而提升整個社會的生命力。教育社會學家 Rolland Paulston（註二）指出，所謂教育改革（Education reform）是國家教育政策的根本變革，這變革必然伴隨著：(1)國家教育資源的大幅度增加或再分配，(2)各級教育人數在總人口的百分比有顯著改變，(3)各階級、族群與性別進入各級降教育的百分比做大幅度的變動，或(4)課程目的與內容有重大的變革。
這類較高層次的議題是國家教育改革起碼該碰該做的事。可是教改會的總報告與吳京部長的教改措施都怕牽動國家資源與權力而避口不談。事實上現階段的台灣教育，還不能只限於上述改革。教育領域內的權力亦須下放到學校與社區。這點是基於台灣的特殊背景而不容忽視的改革。近半世紀的戒嚴，使人失去自主，由上而下的管制，必須徹底打破，以「自主-監督」取代「防弊-管制」，來發展新世紀的教育。同時台灣長期被漠視甚而被打壓被遺忘的社會正義，亦應列為教育改革的重心。近月四一O 教改聯盟的新書《民間教改的藍圖》(時報文化)，便提出以社會正義為主軸的教改路線。
但是從教改會到教育部的主流教改思維裡，我們找不到這些根本變革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小格局的考試方案多元化、小規模鬆綁，建立證照制度等這類沒有遠景的願景。
在這不得不悲觀的時刻，我增訂了去年夏初版付梓的書《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以備另一次民間教改的力量再度匯集的時候，增添一些討論思辨的議題。
但民間教改的力量還可能再度匯集嗎？我不知道。也許今年明年，也許再半個世紀。
黃武雄
一九九六年歲暮
（註一）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官方成立跨部會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輿論簡稱為「教改會」。該會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提出後，宣布解散。
（註二）參見 I. Fägerlind and L. J. Saha， “Educ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Pergamon, 1983, pp.139-
